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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複周禮,並非不可以之事,但就目前眾人所處的代地蠻夷故地談來,怎麽琢磨這事兒都很奇怪。何況這世界上已經有一個子姓的故宋公室亡魯的後裔老頭在做這件事,身為先商後裔能認真踐行周公旦的誌願本身就能了不得。而且經過三百年發展,其思想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學說體係,尤其興盛於中原地區,齊魯更是如此,要知道,能令齊魯民眾同效一人之說,難度不亞於解開吳越間的世仇。


    “依王上之意,是欲延請儒門賢哲前來代地廣施教化?”虞博言機警地問道,顯然,這位以縱橫見長的名家後人,對重建周禮秩序一說並不感冒,即使是適應新時代形式變化的禮製也不受他歡迎:從趙國國情出發,與秦連年相抗的兵伐之勢難以停止;而南下鄴城,到河南之地的廣闊中原拓展疆域,又會直接損害魏國的利益。真正能夠寄托希望的戰略,還不如祈盼秦國內亂,方便鼓吹三晉聯合起來開展一場‘收複失地’的聖戰,隻要齊國能一如既往地不問世事,楚國即使不加入也會樂見秦衰。


    “決然不可啊王上!吾趙國男兒曆來鐵血丹心,方有昔日疆域近千裏之遙,儒生天性軟懦,倘若聽用其荒謬言論,終日大談百姓親愛友好之人倫,必使民戀其家而惡戰,致國無可用之兵,軍無好鬥之士。夫亂世本當大爭以求存,奈何信眾書生見地!依庶民安樂為上計!”公子虔直接暴跳起來反對,堂下見狀,都開始新一輪騷動,生出質疑童幼君主的念頭。


    趙從簡一時間竟然講不下去——自己到底在講些什麽呢?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畢竟他原本隻打算裝裝個逼來段唬人的說辭,然後引申出某些觀念,促使眾人達成共識的,誰知卻被兩位首座席大臣揪住不放,直接會意成思想‘通儒’,敗壞大趙美好的傳統尚武精神。


    那麽趙國都於邯鄲的後期,在國家思潮領域究竟是怎麽樣的狀態呢?說是文化沙漠,未免偏頗;但美化為崇向‘短-平-快’操作利好富國強兵的思想窪地,並不為過。真實情況就是從上至下、由君主到民間都傾向獲取那些快速獲利成功的法門,鮮有人對黃河南岸的中原地區興盛的文化交流-學說衝突感興趣。那可是趙國啊!膜拜軍功、出產勇戰份子、能讓廉頗在魏都大梁城任將軍時心心念念故國武士的一流軍事強國啊!


    趙從簡強裝鎮定,重新組織好語言,一字一頓地模糊爭辯道:“今國至危亡境地,是時當大思故國治政之過及不足。秦勢方強,廣罪於天下,人皆有怨於其王。吾等每行一舉,是必與秦反成乃可。是秦有所好,吾必有所厭;秦有所為,吾國必有所不為。能和天下意者,必能得天下之力。今計布武天下,明即能舉天下之兵而王天下,秦或稱雄一時,奈何懼其一國!”


    聽聞此話,公子虔與虞博言相互對視,恢複起互相謀劃逃亡時的默契與友誼——新王或許有些童稚之氣,但對夢想成為權臣的卿士來說,未必不可以利用虛言來架空,這樣國政在王案下被公卿用以爭奪權力,討論出暗地裏平衡的秩序,未必不好。何況當初謀劃擁戴廢太子趙嘉,本來也蘊含著希望這位王族後裔放手不再幹涉政務的預設,若其能始終說出像方才這般空洞的‘高論’,明麵上大大地團結起趙國的士人百姓,重振國家複興在民眾中的信心,朝臣們必然大大的喜聞樂見。


    公子虔改轉口風,再次平靜地問道:“不知王上打算任用儒門何人?”


    趙從簡見勢緩和下來,心想此事並非不能商量,隻是明白說來,怕是柱國們會嘲笑自己並無主見,就著前話迴複道:“見秦國列王,前時孝文、莊襄二王,殊無昭襄王遺風,攻伐之心不似今秦王政兇猛,是嬴政欲效其曾祖所為。念其王秦,當以政之所棄,吾之所取。”


    虞博言接續話茬追問:“今秦王幼年臨國,可比吾王,其時用衛人呂不韋為相,尊號仲父。斯人相秦,能止秦國內蕩,外和好齊、楚,暗斥法家之用,雜諸學名士客於門庭厚養其輩,其數或近萬人許,吾王心愛其所為?”


    趙從簡繼續硬挺著氣勢,琢磨虞柱國遞上來這番話題,想到呂不韋所謂雜家名號在外,算得上實際的戰國第五大公子——僅因為沒有王族直係血統所以不能稱唿公子而已。依虞卿用意,若是倡導雜家,他可就代表外姓大臣們可就接受了,事後統一其他柱國的繁瑣根本不用自己再擔憂,倒不如答應下來——


    “王上,今民貧地狹,財用虧乏,厚養士卒尚不足用,何靡幣以供士人?”公子虔反應過來,虞氏話裏要廣攬‘天下士’為門客那套做法,首先要依托權相個人地位,其次才談個人魅力,而趙國宗室中,明顯公子騭比起自己相差未遠,且在座宗室中皆非新王之父先悼襄王所出,於穩固相位更是不利。長此以往,必是擅長遊說聯絡的外姓虞氏更得利,自己便不能鞏固宗室後裔的盤口,失權在即,他也搶話直接揭露出當下窘境,算是變相承認流亡政府內在的虛弱了。


    ‘這老家夥現在倒清醒起來算計錢糧了!’趙從簡心生不滿,無可奈何地看向公子虔,與對方強行諍辯:“昔日邯鄲城中何富足?豈有能效呂不韋者?論財物多寡何益?稽其疑,當患財用分不能均,民意亦不患貧,患人不相安處!”


    眾人一時語塞,看來,儒家興於趙國之事,已經要板上釘釘了。


    細論起戰國四公子,齊之孟嚐君與楚之春申君兩位,在宗室血脈親疏上,都不算親近,頗似如今在座席上的宗室大臣。尤其談到春申君,後世竟有質疑其是否出自楚王族後裔的荒誕言論——難道古人會隨意稱唿一國之外人為公子嗎?何況像楚國那樣國內長期有大片封君領地存在的國家,嚴重的保守習性斷然不是吳起一朝所能革滅掉的。從功績上說,魏信陵君與趙平原君排在第一第二並無爭議,畢竟齊公子相當利己、楚公子稍利君且厚利己,對國家的貢獻上講,依照門客能量及國際輿論造勢,還是魏、趙的公子更有公心與遠見,這和他們與君王同父所出、不容置疑的高貴血統密不可分。因為血統不容置疑,貴可擬王,相邦之名實均可予之;也因血統過於高貴,繼承君位一事也大有可能,所以戰國首席貴公子信陵君要別魏居趙,這樣才能更好地統合起碼魏-趙的力量聯合抗秦。真正的國家公子,所作所為正是君主的影子,代替後者走出深宮高牆外進行國君不便行動之事,將國家利益最大化。


    可現在是新時代,蓄養門客的做法大大的普及於天下絕大多數有權勢的人手中,想正經地用好‘國際縱隊’這股尊奉客卿衍生出的龐大門客力量,恐怕離不開基層官職的任用範圍開放——門客,是卿士家中的客士,若希望真正經過社會曆練的優秀人才投身本方,國君是要‘親自蓄養’門客的。


    “吾欲奉‘齊稷下學宮’之所,彼依國力養士,出入皆為國計,必能興吾國!恐天下人難信其聲張,當立《尚書》、《呂氏春秋》為議論之首,收關東儒生、不韋之故客皆來,嬴政惡之,吾任國士以大用。”趙從簡終於想起齊國國家蓄養門客的機構、還有呂不韋召集門客著書兩件事。試想,若這樣一部經典懸掛在房梁上,輔之古之經典《尚書》伴隨其左右,天下能看出自己意圖的聰明人當然明白會明白自己下達最高指示的意圖,哪怕被清高者譏諷尊奉‘狗尾續貂’的雜家閑言,終也不妨有誌大力進取的士人來代,那麽新國家的潛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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