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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上古時代，世人所知甚少原因在於史書記錄流傳內容並非麵對庶民，甚至中等士人都不能接觸到國政具體內容，所謂參政不僅要有嫡係的血緣、親戚關係存在，而且是以自身實力及社會地位為依托作前提。在那講求‘身份’的千年歲月中，這種看上去有些固執的規則在後人看來勢必過於保守，但確實文明發展不若後日先進的時代所必須采取的舉措：在沒有這種無比穩固的社會身份固化差異存在下，受到外界短暫潮流影響而覆亡於外人之手的部落不計其數。
古老製度的變更當然會不斷進行，而到夏朝末年時，湯帶領子姓諸氏族崛起建立商朝，針對大地上林立的部族與益加繁盛的商品貿易往來，湯果斷選擇放棄夏針對不同地域勢力采取錨定過於具體的貢物、達成限製其實力增長的做法，轉向更加抽象的針對某支勢力以整體盤剝，進而保證新王朝穩定。而此法的極致便是向敵對種族采取間歇性長期戰爭的霸道做法依托武力霸道地削減其人口，並將大批俘虜以祭祀的名義血祭先祖，形成製度化的‘國家正義’人牲需求，進而依靠外戰與平叛的名義，裹挾內部各子氏族向大商朝廷、都城輸送各類資源，將所有‘親人’綁定於商王族的霸權擴張之路上。
這種做法顯而易見地會滋生出龐大的祭祀體係與宗教力量為商王行為正名，進而從玄化的思想精神方麵控製商子民；於外朝則會導致商都城中服務於世俗官僚體係的力量持續膨脹以管控內部力量、維護商中央的權威。兩股力量相爭不斷，倒黴的不僅是依托官僚體係、對抗勾結諸王子與子姓諸侯的祭司們失敗的部分商王，利益一貫受損的當然是商普通子民，他們過著艱難維生的日子，卻仍不免成為內政激烈的犧牲品；相比於並不會連累家人出征，死在異國他鄉未必不是種好的選擇，活下來立功的話，起碼能暫時穩定住自己小家庭的社會地位。
而對商王而言，唯一能解決自己繼承來的龐大軍國一體主義痼疾、削弱諸侯力量的辦法，唯有不斷開疆擴土，拓展疆域分封給宗室子弟，以自身軍功威望震懾內外勢力。所以夏商有別，夏後（夏代統治者稱謂為：後）能用幾百裏的直轄領地，距離王都遠不超千裏範圍的同宗諸侯力量統治天下——當然再遠也不過要求外族承認夏的天下霸主權威，而商朝卻建立起過小兩千裏範圍內、主要屹立於華北大平原地區的廣闊同宗子弟統治地帶。武力擴張，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終究不能徹底解決商王朝的體製病，所以紂王與父親會堅定信念稱帝，唯將天命係王身，徹底踢翻祭司階層的影響力，才能把祭司馴化為官僚一般服從命令的體係力量，杜絕對方勾結本姓諸侯限製商中央集權的陰謀得逞。
這套辦法雖然相對成功，使兩位商晚期的人間帝尊得以大力清除內外反集權勢力，將財政稅收、外交貢賦、經濟商貿、軍事武裝、各處人事任免等權力緊緊握在手中，但也將腐敗製度化嵌入商中央下轄的所有體製中，挑起在商都缺乏合作者的外地同宗諸侯們同氣連枝的反意，長期坐視王軍征討外敵不利時的巨大損失，最終與周武王這樣高仿力量暗通款曲，進入殷商別都朝歌狠狠教訓帝紂。當然，不成想周國坐大，永遠成為延續數世紀的新霸權王朝，都是後話。
這裏插入此篇，主要為說明周初從武王發到周公旦兩兄弟布下的何等棋局穩固周朝統治的，便於書迷理解這套辦法鬆動後的東周春秋戰國所謂的‘百家齊放’思想由來。
在周初高層看來，祭司階層必然是邪惡的，膽敢屢次冒犯王本人，損害最高統治者權威鞏固自身體係‘合法’利益，便是最大的‘僭越’違法！於西戎起家的新興周族看來，這點絕不可被接受，必須繼承並發揚削祭司的帝乙帝紂兩代‘英明舉措’。所以在周代，祭祀活動雖然依舊很重要但比起商代還是差些勁，內容也被更換為天帝等玄學神明之外的祖先血緣崇拜，至於祭司人等，則大幅度降低格調，成為排名在行政官僚之後的普通小官，地位僅僅在莊重不可缺員的程度，並不能直接影響國政。涉及君主人選更換上，則由居住在都城中的主要卿士交換意見決定。
那麽看上去堅決執行商帝命令的龐大官僚體係呢？自然是大大地要得，不過針對其無情無性、唯知利上級的屬性，先是注重其內部分工、彼此平行相抗的體製特性限製其作為整體對外權力膨脹；其次通過選拔製度將用人牢牢限製於掌握六藝‘禮、樂、射、禦、書、數’之能的低等士一級貴族中，能力大小與自上而下的血緣親疏共同作為晉升的重要依據，遲滯個人發展速度，並將士人的命運與榮譽感綁定於一邦一國運數之中，強化體係而非個人的力量對時代變遷的影響。所以自西周-春秋-戰國的曆史進程中，國家興衰消亡與名人高士顯耀跌落的兩重速度才會越來越快，奧秘全在其中。
麵對限製內外諸侯實力過度膨脹這一永恆的霸權失落遂至亡國難題，則在‘撒豆成兵’的核心思想指導下，留足關西峽穀盆地作為王畿；劃黃河-崤山以東，全數作為待封領地留給功臣及曆代周王子弟，並在諸侯國等級、麵積上作出嚴格限定，一片片小小的諸侯國單個決然無法與大大的王畿能掌控的領地相提並論，這樣在抵禦蠻夷外辱一事上諸侯們首先要有意識隨時唿叫周王與鄰國支援，其次要依賴長期建設堅固的都城防禦拖延到王軍到來。這樣子，諸侯的所有災難，不再是王廷的負累，而成為新王朝大君主要挾和有效管製地方的重要砝碼。遊走在各個諸侯國居間謀利，成為西周一代安定三個世紀的法寶。當然，這種做法也是西周疆域始終變化不大的原因——倘若不是在關西開疆擴土充實王畿，對千裏之外糧草需要在諸侯國中間接籌措的費時費力又費心軍事行動，成果也不過徒增新的諸侯國，反倒頭疼得很，畢竟主動找蠻夷打攻防戰，對方處於主場優勢時並不好惹。
基於以上做法，周係諸侯們生活百事多向內求索，搭配整套合理合法的聲色享受製度，人文主義自然會生發。數個世紀積累下來，世俗人治徹底代替祭司階層借神傳意的‘玄幻版人治’，原本在商代決然不會提及的國事爭議，自然會出現在周朝。而且這種爭議會因為事務複雜、地域開闊、財富更容易積聚、商貿往來無比繁榮的關東地區華北大平原的存在而一發不可收拾。爭議不僅出於原先宗人富集密居的豐鎬兩京附近一孔，而且廣泛存在於關東遵循周禮的眾多邦之國中。因攜複製周室的強大基因，其中大國自然有從本地域霸權搞起的自強理念，這樣對某些富國-強兵思想的實踐流派自然興起：
其中兵家自有蘊於鄉黨中的民間征召力量興盛根基；法家則先出於鄭、晉之流內鬥強大，大貴族之間難為共和局麵的弱君國家；儒家自魯國這樣依托周王室才能分享霸權紅利的關東老牌諸侯國興起，當然在意維續舊製度、秉承傳承文明禮儀自居，實則立意還是落在強化官僚體製本身、擺脫魯三桓的大貴族過度幹政侵犯君權的古早思路上——在合理聲色享受蔓延下層民眾時，涉及淫逸的諸多可能保之護傘，便會成為官僚體係自清自潔的重要攻擊方向，以至於行政官僚最後會發展成淩駕於其它官職之上的存在，而那過度瘦削、大力剔除周公等先賢強塞進官僚體係而和諧國家內部生態環境的諸多職位存在，便是法家代替儒家於涇渭流域的西周故地做到的了，所謂漢代會實行‘儒皮法骨’的治政策略，根本不需要奇怪；再說到老聃這類思想上更接近商周交際時知識分子所思所想的沒落貴族，自‘自行選擇仿周儀製’而飛速野蠻發展的半蠻夷楚國去往周王室尋找機會，最終不甚得誌地從事了一輩子守藏吏之職，意外與周公等先賢從精神上共鳴，依靠自身所具備的楚地古道思想遺流，結合周王室書庫，再度思定周禮製定背後的先哲輩高明布局，究極黃帝時代治理天下的更古之道，從泛道概念中，二度綻放作道家黃老流派，實屬閑雲野鶴的不甘之為。
百家出乎道，即是如此，根源上要歸因於天下治理這件大事的時代理解不同上，周初先賢製禮所相對形成的‘超穩定’模式，當然會成為對照研究新治理形式的必需品。也就是說，拋開周禮及其深遠影響地談百家，根本就是在耍流氓。正如現代社會動輒以百家對應西方某些理論成果，且不說後者超越一兩千年的時代優勢，衍生後者的思想母體：古羅馬-古希臘文明，便相當不同於東亞實情，和談平行借鑒？不過是商業文明雇募學者進行的欲蓋彌彰式洗腦罷了。
倒是墨家那套兼愛非攻的‘普世價值觀’，搭配自成一體的墨钜權力體係，儼然一幅獨立於君主集權的民間力量存在，這種名義上抵製通過血緣傳承財富、權力、地位的模式，實際上資助者多離不開隱於史書的民間豪富階層，除了按照血緣傳承的各國國內政治地位沒法被獲得、不能避免受曆次政務運動波及而有效鞏固權勢，他們遊走在各國萬域之間獲得商貿差額的巨大利益，眼界廣闊，勾連勢力盤根錯節，有足夠能力蓄養私人武裝，支持鬱鬱不得誌的士人貴族，同行彼此間相互合作形成遍布天下的貿易網絡控製利差，當然不喜歡蜷居在一國統治之內，更不會太過尊重法令的限製，在意一邦一國的興衰。所謂墨家能代表的人背後，絕非俯首工作於‘變相的田地間’的手工業者利益，而是擁有手工業產業的古代企業主利益，他們形同在勢的主政貴族，隻是不得不間接依附後者的門庭獲得庶民和士人承認其存在罷了。墨家並不憎惡王權，隻是代表所處亂世中背後的支持力量，有意地去抑製包括王權在內的所有專行製的、自成一體而形成理論閉環的、霸占商貿利益大頭的勢力。倘若享有此種利益大頭的正是民間大企業主，拉攏有名望的人、塑造周邊良好的輿論環境，適度尊重缺乏明確產業所有權但擁有技術的手工業普通從業者，才是這些墨家金主的常規手段。
對比錨定君王公卿等巨大利益紐結者遊說的陰陽家和縱橫家門生們，墨家人的行動動力反而是萬世不竭的，陰陽與縱橫兩門人，反而不過為時代留給後世的遺珠，僅僅是表麵上會顯得彌足珍貴，實際施行中，紛亂的環境往往會阻止其癡迷者最終實現夢想，還不如投身兵家效忠某國的成效來得快捷。
而記錄和評議時代萬象的權力，自官僚體係成製度性壯大後，當然存於各國史官手中，尤其腹黑的魯國史官會倨傲認為公旦伯禽之後，有足夠資格別於古樸刻板的周室記錄新題材的褒貶說辭，算得上有淵源和特定權力繼承資質的，《春秋》也由此出，至於為其作注講解的《左氏傳》、《公羊傳》和《穀梁傳》三部衍生文，則純屬站在巨人肩膀上自稱‘公旦周禮’一派的遺誌繼承者，有儒家在形成後出麵相輔相成互吹抬高身份，搶占史官工作內容、將本當思想保持客觀中立的古史官吏遺風徹底顛覆，純屬官僚集團的內部傾軋行為：即在缺乏主政參政話語權時，想方設法地通過占據日益喧囂的民間雜議盤口，依托自身搶占的民間話語權與少許公權力，最大化勾兌出士人階層對國政的影響力。此計之毒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夠使不諳世事的書呆子們，不自覺生出司馬遷公也是儒家或儒家同路人潛意識的。
事實上呢？作為漢朝建立半個世紀後，在漢廷與地方諸侯王修書之間，能廣泛收集民間資料，匯編為一書的治史興趣偏好人士，司馬遷絕非會選擇站隊某家思想的非中立人員。尤其在遭受宮腐刑法後，其思想中對民間百姓和非傳統力量的關注與同情，絕然不同於以充任官僚為大任、基本以忠君為首義的西漢儒家門徒那般立場偏向分明。史、儒本分兩家，隻是後者刻意利用官僚內部爭鬥優勢侵蝕前者的生存空間而已。
總而言之，儒法皆為大一統理論而生，前者更能綜合地適應新時代，其主張作為周禮體製的得意門生，當然是合適的；至於後者那套明顯屬於‘吃飽了側重分配問題’而生出的學說，本該惠及全體貴族共同統治國家，方便弱君、虛君甚至類似古希臘-古羅馬前期那樣相當多數無君主專行製時間存在的貴族共和體製建立，最終卻隻能變成利君王、卑貴族、製權臣、一思想的專行製統治利器，就連大家韓非子也是通過強君間接強國思路的忠實走狗。實在些說，也太侮辱出具刑書刑鼎的子產與範宣子先賢了——後輩更低微的出身，導致其思想與身為大貴族視政的前輩顯得迥異得多，若是質疑吳起、衛鞅與韓非之流的法家子弟資格，又不那麽合適……
那麽法家不能適應一國兩製甚至一國多製的主張，最終惠及了哪些人呢？起碼在宗室與世卿沒能大得勢的秦王國、秦朝來說，那些迥異於華北大平原、涇渭平原、汾水流域平原的非農耕地區，邊地與山區地帶特色經濟地帶利益，主要流入官僚集團手中，成為其弄權、晉升、逢迎君主心意的活力源泉，更不用提農耕區商貿往來限流的利益存在了——直接被收入國家財政體係甚至王室內府私庫中供應王族奢靡的生活揮霍。所以專行製思想絕對不能成為中大型國家的選擇。
關於‘小大之辯’的層麵，問題其實更明顯，要跨越過於漫長的地理單位促進不同經濟形式互惠互利，無論何種形式的策略施加，小的國家行使其策略的弊端必然小於大的國家，這種差異絕非與國家麵積成倍增加那麽簡單，惡政往往隨地理範圍擴大，更偏向指數級的增長。那麽在秦二世時代，本該被民眾理解的戍邊行為，經過法家思想武裝下的官僚體係一通惡性操作後，連往行都已變成極大恐慌，造成亡國的陳勝吳廣大起義，也就不那麽難理解了。所謂對農民首義的曆史地位肯定，是為了反對極端化的法家思想；而暴露陳勝與一幹要臣行為的醜態和其它行為缺憾，則是儒家赤裸裸地在誇張缺乏自身存在情況下民間‘必然’會出現的混亂；須知，覆亡秦朝的項氏家族和最終安定天下漢高祖劉邦，其思想對因於出生楚地的原因，對道家的態度才更重一時。沒有道家思想加成下的漢初修養生息，儒家那套嵌入官僚體係的學說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有機會推行的。
而漢武帝時代捧起儒家，實際因為其能將先商祭司階層與官僚集體融於一身、合教化-管理在乎一體的能力，而這項能力自然離不得爭奪民間輿論的學說特長，加上長期刻意地褒貶各類社會人物給予持續定性，貼上臉譜化的標簽，絕大多數民眾都會被蒙蔽倒地，長醉不醒，卻又以為自己還活在具備公旦遺風的美好社會環境下，實際性地迷茫著：一旦官僚內部出現重大分歧，民眾立馬會在各種宣傳造勢中陷入不知所措的可憐境地。
周禮究竟該被如何繼承，依舊是說不清的事，而‘不服周’的自行仿用周禮、猥瑣發育的大國楚，其分庭抗禮下長期衍生的各類思想，更像是如今民間百姓所親好實踐的生活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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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上古時代，世人所知甚少原因在於史書記錄流傳內容並非麵對庶民，甚至中等士人都不能接觸到國政具體內容，所謂參政不僅要有嫡係的血緣、親戚關係存在，而且是以自身實力及社會地位為依托作前提。在那講求‘身份’的千年歲月中，這種看上去有些固執的規則在後人看來勢必過於保守，但確實文明發展不若後日先進的時代所必須采取的舉措：在沒有這種無比穩固的社會身份固化差異存在下，受到外界短暫潮流影響而覆亡於外人之手的部落不計其數。
古老製度的變更當然會不斷進行，而到夏朝末年時，湯帶領子姓諸氏族崛起建立商朝，針對大地上林立的部族與益加繁盛的商品貿易往來，湯果斷選擇放棄夏針對不同地域勢力采取錨定過於具體的貢物、達成限製其實力增長的做法，轉向更加抽象的針對某支勢力以整體盤剝，進而保證新王朝穩定。而此法的極致便是向敵對種族采取間歇性長期戰爭的霸道做法依托武力霸道地削減其人口，並將大批俘虜以祭祀的名義血祭先祖，形成製度化的‘國家正義’人牲需求，進而依靠外戰與平叛的名義，裹挾內部各子氏族向大商朝廷、都城輸送各類資源，將所有‘親人’綁定於商王族的霸權擴張之路上。
這種做法顯而易見地會滋生出龐大的祭祀體係與宗教力量為商王行為正名，進而從玄化的思想精神方麵控製商子民；於外朝則會導致商都城中服務於世俗官僚體係的力量持續膨脹以管控內部力量、維護商中央的權威。兩股力量相爭不斷，倒黴的不僅是依托官僚體係、對抗勾結諸王子與子姓諸侯的祭司們失敗的部分商王，利益一貫受損的當然是商普通子民，他們過著艱難維生的日子，卻仍不免成為內政激烈的犧牲品；相比於並不會連累家人出征，死在異國他鄉未必不是種好的選擇，活下來立功的話，起碼能暫時穩定住自己小家庭的社會地位。
而對商王而言，唯一能解決自己繼承來的龐大軍國一體主義痼疾、削弱諸侯力量的辦法，唯有不斷開疆擴土，拓展疆域分封給宗室子弟，以自身軍功威望震懾內外勢力。所以夏商有別，夏後（夏代統治者稱謂為：後）能用幾百裏的直轄領地，距離王都遠不超千裏範圍的同宗諸侯力量統治天下——當然再遠也不過要求外族承認夏的天下霸主權威，而商朝卻建立起過小兩千裏範圍內、主要屹立於華北大平原地區的廣闊同宗子弟統治地帶。武力擴張，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終究不能徹底解決商王朝的體製病，所以紂王與父親會堅定信念稱帝，唯將天命係王身，徹底踢翻祭司階層的影響力，才能把祭司馴化為官僚一般服從命令的體係力量，杜絕對方勾結本姓諸侯限製商中央集權的陰謀得逞。
這套辦法雖然相對成功，使兩位商晚期的人間帝尊得以大力清除內外反集權勢力，將財政稅收、外交貢賦、經濟商貿、軍事武裝、各處人事任免等權力緊緊握在手中，但也將腐敗製度化嵌入商中央下轄的所有體製中，挑起在商都缺乏合作者的外地同宗諸侯們同氣連枝的反意，長期坐視王軍征討外敵不利時的巨大損失，最終與周武王這樣高仿力量暗通款曲，進入殷商別都朝歌狠狠教訓帝紂。當然，不成想周國坐大，永遠成為延續數世紀的新霸權王朝，都是後話。
這裏插入此篇，主要為說明周初從武王發到周公旦兩兄弟布下的何等棋局穩固周朝統治的，便於書迷理解這套辦法鬆動後的東周春秋戰國所謂的‘百家齊放’思想由來。
在周初高層看來，祭司階層必然是邪惡的，膽敢屢次冒犯王本人，損害最高統治者權威鞏固自身體係‘合法’利益，便是最大的‘僭越’違法！於西戎起家的新興周族看來，這點絕不可被接受，必須繼承並發揚削祭司的帝乙帝紂兩代‘英明舉措’。所以在周代，祭祀活動雖然依舊很重要但比起商代還是差些勁，內容也被更換為天帝等玄學神明之外的祖先血緣崇拜，至於祭司人等，則大幅度降低格調，成為排名在行政官僚之後的普通小官，地位僅僅在莊重不可缺員的程度，並不能直接影響國政。涉及君主人選更換上，則由居住在都城中的主要卿士交換意見決定。
那麽看上去堅決執行商帝命令的龐大官僚體係呢？自然是大大地要得，不過針對其無情無性、唯知利上級的屬性，先是注重其內部分工、彼此平行相抗的體製特性限製其作為整體對外權力膨脹；其次通過選拔製度將用人牢牢限製於掌握六藝‘禮、樂、射、禦、書、數’之能的低等士一級貴族中，能力大小與自上而下的血緣親疏共同作為晉升的重要依據，遲滯個人發展速度，並將士人的命運與榮譽感綁定於一邦一國運數之中，強化體係而非個人的力量對時代變遷的影響。所以自西周-春秋-戰國的曆史進程中，國家興衰消亡與名人高士顯耀跌落的兩重速度才會越來越快，奧秘全在其中。
麵對限製內外諸侯實力過度膨脹這一永恆的霸權失落遂至亡國難題，則在‘撒豆成兵’的核心思想指導下，留足關西峽穀盆地作為王畿；劃黃河-崤山以東，全數作為待封領地留給功臣及曆代周王子弟，並在諸侯國等級、麵積上作出嚴格限定，一片片小小的諸侯國單個決然無法與大大的王畿能掌控的領地相提並論，這樣在抵禦蠻夷外辱一事上諸侯們首先要有意識隨時唿叫周王與鄰國支援，其次要依賴長期建設堅固的都城防禦拖延到王軍到來。這樣子，諸侯的所有災難，不再是王廷的負累，而成為新王朝大君主要挾和有效管製地方的重要砝碼。遊走在各個諸侯國居間謀利，成為西周一代安定三個世紀的法寶。當然，這種做法也是西周疆域始終變化不大的原因——倘若不是在關西開疆擴土充實王畿，對千裏之外糧草需要在諸侯國中間接籌措的費時費力又費心軍事行動，成果也不過徒增新的諸侯國，反倒頭疼得很，畢竟主動找蠻夷打攻防戰，對方處於主場優勢時並不好惹。
基於以上做法，周係諸侯們生活百事多向內求索，搭配整套合理合法的聲色享受製度，人文主義自然會生發。數個世紀積累下來，世俗人治徹底代替祭司階層借神傳意的‘玄幻版人治’，原本在商代決然不會提及的國事爭議，自然會出現在周朝。而且這種爭議會因為事務複雜、地域開闊、財富更容易積聚、商貿往來無比繁榮的關東地區華北大平原的存在而一發不可收拾。爭議不僅出於原先宗人富集密居的豐鎬兩京附近一孔，而且廣泛存在於關東遵循周禮的眾多邦之國中。因攜複製周室的強大基因，其中大國自然有從本地域霸權搞起的自強理念，這樣對某些富國-強兵思想的實踐流派自然興起：
其中兵家自有蘊於鄉黨中的民間征召力量興盛根基；法家則先出於鄭、晉之流內鬥強大，大貴族之間難為共和局麵的弱君國家；儒家自魯國這樣依托周王室才能分享霸權紅利的關東老牌諸侯國興起，當然在意維續舊製度、秉承傳承文明禮儀自居，實則立意還是落在強化官僚體製本身、擺脫魯三桓的大貴族過度幹政侵犯君權的古早思路上——在合理聲色享受蔓延下層民眾時，涉及淫逸的諸多可能保之護傘，便會成為官僚體係自清自潔的重要攻擊方向，以至於行政官僚最後會發展成淩駕於其它官職之上的存在，而那過度瘦削、大力剔除周公等先賢強塞進官僚體係而和諧國家內部生態環境的諸多職位存在，便是法家代替儒家於涇渭流域的西周故地做到的了，所謂漢代會實行‘儒皮法骨’的治政策略，根本不需要奇怪；再說到老聃這類思想上更接近商周交際時知識分子所思所想的沒落貴族，自‘自行選擇仿周儀製’而飛速野蠻發展的半蠻夷楚國去往周王室尋找機會，最終不甚得誌地從事了一輩子守藏吏之職，意外與周公等先賢從精神上共鳴，依靠自身所具備的楚地古道思想遺流，結合周王室書庫，再度思定周禮製定背後的先哲輩高明布局，究極黃帝時代治理天下的更古之道，從泛道概念中，二度綻放作道家黃老流派，實屬閑雲野鶴的不甘之為。
百家出乎道，即是如此，根源上要歸因於天下治理這件大事的時代理解不同上，周初先賢製禮所相對形成的‘超穩定’模式，當然會成為對照研究新治理形式的必需品。也就是說，拋開周禮及其深遠影響地談百家，根本就是在耍流氓。正如現代社會動輒以百家對應西方某些理論成果，且不說後者超越一兩千年的時代優勢，衍生後者的思想母體：古羅馬-古希臘文明，便相當不同於東亞實情，和談平行借鑒？不過是商業文明雇募學者進行的欲蓋彌彰式洗腦罷了。
倒是墨家那套兼愛非攻的‘普世價值觀’，搭配自成一體的墨钜權力體係，儼然一幅獨立於君主集權的民間力量存在，這種名義上抵製通過血緣傳承財富、權力、地位的模式，實際上資助者多離不開隱於史書的民間豪富階層，除了按照血緣傳承的各國國內政治地位沒法被獲得、不能避免受曆次政務運動波及而有效鞏固權勢，他們遊走在各國萬域之間獲得商貿差額的巨大利益，眼界廣闊，勾連勢力盤根錯節，有足夠能力蓄養私人武裝，支持鬱鬱不得誌的士人貴族，同行彼此間相互合作形成遍布天下的貿易網絡控製利差，當然不喜歡蜷居在一國統治之內，更不會太過尊重法令的限製，在意一邦一國的興衰。所謂墨家能代表的人背後，絕非俯首工作於‘變相的田地間’的手工業者利益，而是擁有手工業產業的古代企業主利益，他們形同在勢的主政貴族，隻是不得不間接依附後者的門庭獲得庶民和士人承認其存在罷了。墨家並不憎惡王權，隻是代表所處亂世中背後的支持力量，有意地去抑製包括王權在內的所有專行製的、自成一體而形成理論閉環的、霸占商貿利益大頭的勢力。倘若享有此種利益大頭的正是民間大企業主，拉攏有名望的人、塑造周邊良好的輿論環境，適度尊重缺乏明確產業所有權但擁有技術的手工業普通從業者，才是這些墨家金主的常規手段。
對比錨定君王公卿等巨大利益紐結者遊說的陰陽家和縱橫家門生們，墨家人的行動動力反而是萬世不竭的，陰陽與縱橫兩門人，反而不過為時代留給後世的遺珠，僅僅是表麵上會顯得彌足珍貴，實際施行中，紛亂的環境往往會阻止其癡迷者最終實現夢想，還不如投身兵家效忠某國的成效來得快捷。
而記錄和評議時代萬象的權力，自官僚體係成製度性壯大後，當然存於各國史官手中，尤其腹黑的魯國史官會倨傲認為公旦伯禽之後，有足夠資格別於古樸刻板的周室記錄新題材的褒貶說辭，算得上有淵源和特定權力繼承資質的，《春秋》也由此出，至於為其作注講解的《左氏傳》、《公羊傳》和《穀梁傳》三部衍生文，則純屬站在巨人肩膀上自稱‘公旦周禮’一派的遺誌繼承者，有儒家在形成後出麵相輔相成互吹抬高身份，搶占史官工作內容、將本當思想保持客觀中立的古史官吏遺風徹底顛覆，純屬官僚集團的內部傾軋行為：即在缺乏主政參政話語權時，想方設法地通過占據日益喧囂的民間雜議盤口，依托自身搶占的民間話語權與少許公權力，最大化勾兌出士人階層對國政的影響力。此計之毒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夠使不諳世事的書呆子們，不自覺生出司馬遷公也是儒家或儒家同路人潛意識的。
事實上呢？作為漢朝建立半個世紀後，在漢廷與地方諸侯王修書之間，能廣泛收集民間資料，匯編為一書的治史興趣偏好人士，司馬遷絕非會選擇站隊某家思想的非中立人員。尤其在遭受宮腐刑法後，其思想中對民間百姓和非傳統力量的關注與同情，絕然不同於以充任官僚為大任、基本以忠君為首義的西漢儒家門徒那般立場偏向分明。史、儒本分兩家，隻是後者刻意利用官僚內部爭鬥優勢侵蝕前者的生存空間而已。
總而言之，儒法皆為大一統理論而生，前者更能綜合地適應新時代，其主張作為周禮體製的得意門生，當然是合適的；至於後者那套明顯屬於‘吃飽了側重分配問題’而生出的學說，本該惠及全體貴族共同統治國家，方便弱君、虛君甚至類似古希臘-古羅馬前期那樣相當多數無君主專行製時間存在的貴族共和體製建立，最終卻隻能變成利君王、卑貴族、製權臣、一思想的專行製統治利器，就連大家韓非子也是通過強君間接強國思路的忠實走狗。實在些說，也太侮辱出具刑書刑鼎的子產與範宣子先賢了——後輩更低微的出身，導致其思想與身為大貴族視政的前輩顯得迥異得多，若是質疑吳起、衛鞅與韓非之流的法家子弟資格，又不那麽合適……
那麽法家不能適應一國兩製甚至一國多製的主張，最終惠及了哪些人呢？起碼在宗室與世卿沒能大得勢的秦王國、秦朝來說，那些迥異於華北大平原、涇渭平原、汾水流域平原的非農耕地區，邊地與山區地帶特色經濟地帶利益，主要流入官僚集團手中，成為其弄權、晉升、逢迎君主心意的活力源泉，更不用提農耕區商貿往來限流的利益存在了——直接被收入國家財政體係甚至王室內府私庫中供應王族奢靡的生活揮霍。所以專行製思想絕對不能成為中大型國家的選擇。
關於‘小大之辯’的層麵，問題其實更明顯，要跨越過於漫長的地理單位促進不同經濟形式互惠互利，無論何種形式的策略施加，小的國家行使其策略的弊端必然小於大的國家，這種差異絕非與國家麵積成倍增加那麽簡單，惡政往往隨地理範圍擴大，更偏向指數級的增長。那麽在秦二世時代，本該被民眾理解的戍邊行為，經過法家思想武裝下的官僚體係一通惡性操作後，連往行都已變成極大恐慌，造成亡國的陳勝吳廣大起義，也就不那麽難理解了。所謂對農民首義的曆史地位肯定，是為了反對極端化的法家思想；而暴露陳勝與一幹要臣行為的醜態和其它行為缺憾，則是儒家赤裸裸地在誇張缺乏自身存在情況下民間‘必然’會出現的混亂；須知，覆亡秦朝的項氏家族和最終安定天下漢高祖劉邦，其思想對因於出生楚地的原因，對道家的態度才更重一時。沒有道家思想加成下的漢初修養生息，儒家那套嵌入官僚體係的學說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有機會推行的。
而漢武帝時代捧起儒家，實際因為其能將先商祭司階層與官僚集體融於一身、合教化-管理在乎一體的能力，而這項能力自然離不得爭奪民間輿論的學說特長，加上長期刻意地褒貶各類社會人物給予持續定性，貼上臉譜化的標簽，絕大多數民眾都會被蒙蔽倒地，長醉不醒，卻又以為自己還活在具備公旦遺風的美好社會環境下，實際性地迷茫著：一旦官僚內部出現重大分歧，民眾立馬會在各種宣傳造勢中陷入不知所措的可憐境地。
周禮究竟該被如何繼承，依舊是說不清的事，而‘不服周’的自行仿用周禮、猥瑣發育的大國楚，其分庭抗禮下長期衍生的各類思想，更像是如今民間百姓所親好實踐的生活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