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台詩案”發生在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 年），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獄之一，也是事涉新舊黨爭的一大要案。以下是其具體情況：
1. 背景：
政壇黨爭：熙寧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開展了“王安石變法”。朝廷上下展開了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逐漸形成新舊兩黨，兩黨紛爭不休。王安石等製定的均輸、青苗、免役諸法在不同程度上損害了豪紳大地主的利益，且實施過程中顯現不少弊病，遭到朝野各界的反對。在王安石變法期間，一些有能力的大臣因為同他政見不同，紛紛離開朝廷。王安石罷相後，變法派內部矛盾尖銳，政局不太穩定。“新進”在王安石罷相後執掌了朝廷大權，開始排斥、打擊那些執不同政見的人。
人物性格因素：蘇軾生性率性，對於他認為不合理的事便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在多地為官時，其詩文有很大一部分是譏諷時事，尤其是新法，這為後來的“烏台詩案”埋下了隱患。
2. 起因：
蘇軾調任湖州任太守時，例行公事給皇帝宋神宗上《湖州謝上表》。表中出現了“新進”與“生事”等詞語，被一些想找他麻煩的人抓住把柄。
當時《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問世，給禦史台提供了搜集材料的機會。
3. 經過：
官員彈劾：監察禦史何正臣摘引蘇軾的“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要求對蘇軾“大明刑賞，以示天下”。舒亶彈劾蘇軾更為具體，把蘇軾的詩句與王安石新法的條例一一對照，認為蘇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罪行嚴重，“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而應以“大不恭”論處。國子監博士李宜之也上表彈劾蘇軾，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禦史中丞李定也彈劾蘇軾，說他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急於獲得高位，譏諷權要。
皇帝下詔審訊：在接二連三的表章麵前，宋神宗下令禦史台將蘇軾押來京城審訊。朝廷派特使皇甫遵赴湖州緝拿蘇軾。
入獄審訊：蘇軾入獄後，朝廷下令，凡是他做過官的地方，都要收集他的詩文送審，李定等人便從詩文中斷章取義，肆意誣陷。
4. 結果：
經過多方營救，蘇軾免於一死。當年十二月結案，蘇軾被貶黃州。從元豐三年到七年，蘇軾居留黃州五年。
此案牽連人員眾多，有蘇軾的手足蘇轍，也有蘇軾的恩師張方平、歐陽修、範鎮等，還有蘇軾的密友王鞏、王詵、錢世雄、李常、孫覺、文同、黃庭堅等，以及一些與蘇軾關係不甚密切的人員。
“烏台詩案”是曆史上通過文字治罪的典型，也是朝廷黨爭的產物。這一事件讓蘇軾經曆了一百三十餘天的牢獄之災和黃州之貶，但也對他的心態和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黃州期間，蘇軾的創作更加深刻和內省，留下了許多著名的作品。
張方平（1007 年 - 1091 年），字安道，號樂全居士，原名為善，應天府南京（河南商丘）人，北宋政治家。他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以下是對他的具體介紹：
1. 早年經曆與才華：
張方平少年時聰敏絕頂，家庭貧寒但勤奮好學，讀書過目不忘。他曾向別人借三史讀，十來天就歸還並表示已讀完。他考取茂才異等，任校書郎、知昆山縣，又考中賢良方正科，逐步升遷至翰林學士和禦史中丞等高職。宋仁宗天聖年間，他以才智被譽為“天下奇才”。
2. 政治作為：
建言獻策：在西夏趙元昊準備叛亂時，他提出暫時忍讓、加強戰備的策略，認為這樣可使西夏師出無名且難以與宋朝決戰，但當時朝廷未采納。後來他又獻上《平戎十策》，提出屯兵河東等戰略構想。
出使契丹：張方平曾以修起居的身份出使契丹，契丹王對他讚賞有加，還將坐騎送給他。
治理地方：他在益州任刺史期間，通過冷靜的分析和果斷的決策，穩定了蜀地局勢，成功抵禦南詔大理儂智高的侵擾，贏得了民眾的敬重。
3. 對蘇軾的幫助：
張方平對蘇洵及其子蘇軾、蘇轍有知遇之恩。在蘇家父子名不見經傳時，張方平把他們推薦給了歐陽修，並給他們提供了從家鄉赴京師趕考的盤纏、路費。
在“烏台詩案”發生後，已退休在家的張方平不顧自身安危，為蘇軾辯護，率先四處奔走，想方設法營救他。蘇軾視張方平為親人、摯友、恩師，在得知張方平去世後，為他服孝三個月，並撰寫了《張文定公墓誌銘》。
4. 文學成就：他編著了四十卷的《樂全集》。
總的來說，張方平是北宋時期一位有重要影響力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的政治才能、品德以及對蘇軾的幫助都為後人所稱讚。
《湖州謝上表》是蘇軾於元豐二年（1079）調任湖州知州時，向宋神宗上的謝表。
原文如下：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
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這份謝表本是例行公事的公文，但其中“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語句被新黨抓住把柄。“新進”一詞被解讀為蘇軾對王安石變法後當政的新黨的諷刺，他們認為蘇軾是在表達自己不願與新黨合作，並且暗諷新黨“生事”。
這一謝表成為“烏台詩案”的導火索，禦史們以此為契機，開始搜集蘇軾詩文中的其他所謂“譏諷朝廷”的證據，對他進行彈劾審訊，最終釀成了一場文字獄，蘇軾也因此遭受牢獄之災，後被貶至黃州。
1. 背景：
政壇黨爭：熙寧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開展了“王安石變法”。朝廷上下展開了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逐漸形成新舊兩黨，兩黨紛爭不休。王安石等製定的均輸、青苗、免役諸法在不同程度上損害了豪紳大地主的利益，且實施過程中顯現不少弊病，遭到朝野各界的反對。在王安石變法期間，一些有能力的大臣因為同他政見不同，紛紛離開朝廷。王安石罷相後，變法派內部矛盾尖銳，政局不太穩定。“新進”在王安石罷相後執掌了朝廷大權，開始排斥、打擊那些執不同政見的人。
人物性格因素：蘇軾生性率性，對於他認為不合理的事便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在多地為官時，其詩文有很大一部分是譏諷時事，尤其是新法，這為後來的“烏台詩案”埋下了隱患。
2. 起因：
蘇軾調任湖州任太守時，例行公事給皇帝宋神宗上《湖州謝上表》。表中出現了“新進”與“生事”等詞語，被一些想找他麻煩的人抓住把柄。
當時《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問世，給禦史台提供了搜集材料的機會。
3. 經過：
官員彈劾：監察禦史何正臣摘引蘇軾的“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要求對蘇軾“大明刑賞，以示天下”。舒亶彈劾蘇軾更為具體，把蘇軾的詩句與王安石新法的條例一一對照，認為蘇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罪行嚴重，“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而應以“大不恭”論處。國子監博士李宜之也上表彈劾蘇軾，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禦史中丞李定也彈劾蘇軾，說他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急於獲得高位，譏諷權要。
皇帝下詔審訊：在接二連三的表章麵前，宋神宗下令禦史台將蘇軾押來京城審訊。朝廷派特使皇甫遵赴湖州緝拿蘇軾。
入獄審訊：蘇軾入獄後，朝廷下令，凡是他做過官的地方，都要收集他的詩文送審，李定等人便從詩文中斷章取義，肆意誣陷。
4. 結果：
經過多方營救，蘇軾免於一死。當年十二月結案，蘇軾被貶黃州。從元豐三年到七年，蘇軾居留黃州五年。
此案牽連人員眾多，有蘇軾的手足蘇轍，也有蘇軾的恩師張方平、歐陽修、範鎮等，還有蘇軾的密友王鞏、王詵、錢世雄、李常、孫覺、文同、黃庭堅等，以及一些與蘇軾關係不甚密切的人員。
“烏台詩案”是曆史上通過文字治罪的典型，也是朝廷黨爭的產物。這一事件讓蘇軾經曆了一百三十餘天的牢獄之災和黃州之貶，但也對他的心態和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黃州期間，蘇軾的創作更加深刻和內省，留下了許多著名的作品。
張方平（1007 年 - 1091 年），字安道，號樂全居士，原名為善，應天府南京（河南商丘）人，北宋政治家。他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以下是對他的具體介紹：
1. 早年經曆與才華：
張方平少年時聰敏絕頂，家庭貧寒但勤奮好學，讀書過目不忘。他曾向別人借三史讀，十來天就歸還並表示已讀完。他考取茂才異等，任校書郎、知昆山縣，又考中賢良方正科，逐步升遷至翰林學士和禦史中丞等高職。宋仁宗天聖年間，他以才智被譽為“天下奇才”。
2. 政治作為：
建言獻策：在西夏趙元昊準備叛亂時，他提出暫時忍讓、加強戰備的策略，認為這樣可使西夏師出無名且難以與宋朝決戰，但當時朝廷未采納。後來他又獻上《平戎十策》，提出屯兵河東等戰略構想。
出使契丹：張方平曾以修起居的身份出使契丹，契丹王對他讚賞有加，還將坐騎送給他。
治理地方：他在益州任刺史期間，通過冷靜的分析和果斷的決策，穩定了蜀地局勢，成功抵禦南詔大理儂智高的侵擾，贏得了民眾的敬重。
3. 對蘇軾的幫助：
張方平對蘇洵及其子蘇軾、蘇轍有知遇之恩。在蘇家父子名不見經傳時，張方平把他們推薦給了歐陽修，並給他們提供了從家鄉赴京師趕考的盤纏、路費。
在“烏台詩案”發生後，已退休在家的張方平不顧自身安危，為蘇軾辯護，率先四處奔走，想方設法營救他。蘇軾視張方平為親人、摯友、恩師，在得知張方平去世後，為他服孝三個月，並撰寫了《張文定公墓誌銘》。
4. 文學成就：他編著了四十卷的《樂全集》。
總的來說，張方平是北宋時期一位有重要影響力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的政治才能、品德以及對蘇軾的幫助都為後人所稱讚。
《湖州謝上表》是蘇軾於元豐二年（1079）調任湖州知州時，向宋神宗上的謝表。
原文如下：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
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這份謝表本是例行公事的公文，但其中“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語句被新黨抓住把柄。“新進”一詞被解讀為蘇軾對王安石變法後當政的新黨的諷刺，他們認為蘇軾是在表達自己不願與新黨合作，並且暗諷新黨“生事”。
這一謝表成為“烏台詩案”的導火索，禦史們以此為契機，開始搜集蘇軾詩文中的其他所謂“譏諷朝廷”的證據，對他進行彈劾審訊，最終釀成了一場文字獄，蘇軾也因此遭受牢獄之災，後被貶至黃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