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庭筠（約812 - 約870），唐代詩人、詞人。以下是對他的具體介紹：
1. 出身背景：
溫庭筠或作庭雲、廷筠，原名岐，字飛卿，太原祁縣人。他是唐初宰相溫彥博後裔，出身於沒落官宦之家。
2. 文學成就：
詩詞風格：
詩歌方麵：其詩辭藻華麗，穠豔精致，內容多寫閨情、羈旅、詠史等題材。比如《商山早行》：“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迴塘。”通過細膩的景物描寫，生動地展現了旅途中的孤獨與思鄉之情，成為唐詩中的經典。
詞作方麵：他是“花間詞派”的鼻祖，詞風香軟豔麗，多描寫女子的容貌、體態、情感等，對後世婉約詞的發展影響深遠。代表作有《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麵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文學地位：溫庭筠與李商隱並稱“溫李”，與韋莊並稱“溫韋”，文筆與李商隱、段成式齊名，三人都排行十六，故稱“三十六體”。
3. 科舉經曆：溫庭筠天資聰敏，才思敏捷，走筆千言，在考試中本應遊刃有餘，但他卻屢次落第。因他品行不端，不修邊幅，常與公卿子弟裴誠、令狐縞等人飲酒賭博，由此聲名不佳，導致在科舉中受阻。此外，他還因在考場幫助他人作弊，嚴重擾亂科場秩序，遭到禦史彈劾。
4. 人生結局：溫庭筠一生坎坷，終身潦倒。他曾被貶為隨縣縣尉、方城尉等小官，最終約於鹹通十一年（870 年）流落而終。
總的來說，溫庭筠在文學上有著很高的成就，但他的性格和行為使他在仕途上曆經挫折，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的詩詞作品對後世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是唐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
韋莊（公元836年 - 公元910年），京兆杜陵人，字端己，別名“秦婦吟秀才”，是晚唐詩人、詞人、五代前蜀宰相，花間派代表作家。以下是對他的具體介紹：
1. 身世背景：
韋莊出身京兆韋氏東眷逍遙公房，是文昌右相韋待價七世孫、蘇州刺史韋應物四世孫。然而，到韋莊出生時，韋氏家族已然中衰，他父母早亡，家境貧寒，但韋莊自幼勤敏刻苦、奮發好學。
2. 生平經曆：
科舉失意與戰亂漂泊：韋莊成年後參加科舉考試，屢次落榜。廣明元年（公元880年），44歲的韋莊再次落榜，同年十二月，黃巢起義軍攻占長安，韋莊陷於戰亂之中，還與弟妹失散。之後他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江南避亂生涯，在此期間，他創作了大量詩詞。
《秦婦吟》成名：中和二年（公元882年），韋莊離開長安奔赴洛陽，將滯留長安時所見所聞寫成長篇敘事詩《秦婦吟》，以一位女子之口描繪黃巢起義時長安城的戰亂情景，震撼了當時的文壇，在民間也廣為流傳，韋莊也因此被稱為“秦婦吟秀才”。
入蜀為官：乾寧四年（公元897年），韋莊受唐昭宗之命，以判官身份隨諫議大夫李詢入蜀，緩和西川節度使王建和東川節度使顧彥暉的矛盾。入蜀時，韋莊受到王建的賞識。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宦官發動宮廷政變，唐昭宗被囚禁，韋莊對唐王朝複興的希望徹底幻滅，於是決定投靠王建。此後，他一直輔佐王建，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
3. 文學成就：
詩歌方麵：
題材廣泛：韋莊的詩題材豐富，有對個人身世的感慨，如《與東吳生相遇》“十年身世各如萍，白首相逢淚滿纓”；有對百姓苦難的同情，像《憫耕者》《汴堤行》等對戰亂中人民的苦難深表同情；還有對曆史事件的思考等。他的詩歌較為廣闊地反映了唐末動蕩的社會麵貌。
風格獨特：其詩圓穩豐滿，情感真摯深沉，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清代翁方綱稱他“勝於鹹通十哲（指方幹、羅隱、杜荀鶴等人）多矣”，鄭方坤把他與韓偓、羅隱並稱為“華嶽三峰”。
詞作方麵：
白描手法與清麗風格：韋莊寫詞善用白描手法，減少辭藻修飾，直接傳達真實的情感，減少了詞的穠豔、浮華色彩，具有清麗疏朗的審美特質。比如“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菩薩蠻》），“蜀國多雲雨，雲解有情花解語”（《清平樂》）等詞句，語言平易流暢，意象清新。
詞化傾向：韋莊是古代文人詞詩化傾向表現最早、影響深遠的詞人之一。他的詞作中雖大多寫男女之情，但部分詞作能以疏朗的筆觸直抒胸臆，與溫庭筠綺羅萎靡之態大相徑庭，開啟了一條具有詩化傾向的新詞風。
4. 作品流傳：詩集今傳《浣花集》十卷，詞集散錄於《花間集》《尊前集》《草堂詩餘》等。其詩《秦婦吟》與《孔雀東南飛》《木蘭詩》並稱“樂府三絕”。
牛李黨爭是發生在唐代中晚期的文官集團間的政治鬥爭。以下是關於牛李黨爭的詳細介紹：
1. 起因：
元和三年科舉案是其導火索。唐憲宗元和三年（808 年），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科舉對策中批評朝政，尤其是對朝廷出兵藩鎮的做法提出異議，這引起了朝中用兵派的不滿。在內朝宦官的幹涉下，唐憲宗貶斥了出策人及一批支持采取姑息措施的廷臣，牛僧孺等人也未被任用。同年秋，裴均汙蔑宰相李吉甫，稱是他指使牛僧孺等人批評朝政，李吉甫因此被罷免相位，貶為淮南節度使。此事件暴露了朝中文官集團的分裂，被視為牛李黨爭的開端。
2. 主要人物及黨派構成：
牛黨：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牛黨人多是沒有門第背景的寒門，雖有少數人出身山東舊士族，但都以進士入仕為目的。他們支持科舉製度，主張取士“地胄詞彩者居先”，重文采，沒有傳統禮法的約束。
李黨：以李德裕、鄭覃為首。李黨代表南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反對科舉製度的考試內容，認為應該主要考經義策問，而非隻講究浮華詞藻的詩賦。他們受傳統家法影響，不利用進士身份而攀附主考官。
3. 黨爭過程：
公開衝突：長慶元年（821 年）的科舉案是牛李兩黨公開衝突的開端。段文昌上奏唐穆宗，稱當年的科舉取士中存在禮部采納不公的現象。當時的翰林學士元稹、李德裕、李紳等人與段文昌交好，迴應稱確有其事。唐穆宗任命王起、白居易主持覆試，結果禮部所錄 14 人中有 11 人在覆試中落第。唐穆宗於是貶主考禮部侍郎錢徽為江州刺史、楊汝士充開江令，李宗閔等因疏通作弊而刺配。
相位之爭：此後，兩黨之間的鬥爭主要圍繞相位展開。長慶年間，牛僧孺與李逢吉結派，共同針對宰相李吉甫、裴度、李紳、李德裕等人。牛黨和李黨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大體上是兩黨交替進退，一黨在朝，便排斥對方為外任。
三黨並立及甘露之變的影響：唐文宗深感內朝宦官勢力擴大後對皇權的威脅，尋求外朝文官的支持意圖削減宦官的權勢。在宦官王守澄的推薦下，唐文宗開始重用李訓、鄭注二人。李訓、鄭注為奪取相位，引入李宗閔，汙蔑李德裕暗中勾結漳王，李德裕被貶。之後，李訓、鄭注又打擊牛黨。大和九年（835 年），李訓、鄭注以觀露為名將宦官首領仇士良引入宮內刺殺，計劃敗露，仇士良帶領禁軍對參與計劃的文官進行無差別的屠殺，這就是“甘露之變”。甘露之變後，牛李兩黨在朝的苟安祿位，在野則明哲保身。
各自專政時期：開成五年（840 年），唐武宗即位，任李德裕為相，李黨在朝堂上占據絕對地位。李德裕積極進行政治改革，平澤路、驅迴鶻，試圖重新樹立朝廷的權威。唐宣宗即位後，因與武宗素有嫌隙，厭惡李德裕，將其罷相並貶為荊南節度使，隨後又接連貶斥。牛黨趁機上位。
4. 影響：
政治方麵：牛李黨爭對唐代晚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較大影響。黨爭使得政權在兩黨之間不斷交替，政策難以得到貫徹，人士任用不穩定，導致朝堂風氣敗壞。同時，牛黨多次阻撓朝廷對藩鎮的出兵，對李黨進行的諸多朝政改革也一概廢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晚唐時期中央權威衰微，藩鎮擁兵自重的現象。
文學方麵：在鬥爭最為激烈的時期，兩黨都創作了許多以汙蔑、誹謗對方為目的的作品，將許多的文人卷入政治鬥爭之中。黨爭結束之後，隨著文官集團的勢微，大批文人的心態由中唐時強調濟世複興的積極樂觀轉而變為避禍自保，促成了晚唐文學以傷感、消極、沉鬱為基調的現象。
1. 出身背景：
溫庭筠或作庭雲、廷筠，原名岐，字飛卿，太原祁縣人。他是唐初宰相溫彥博後裔，出身於沒落官宦之家。
2. 文學成就：
詩詞風格：
詩歌方麵：其詩辭藻華麗，穠豔精致，內容多寫閨情、羈旅、詠史等題材。比如《商山早行》：“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迴塘。”通過細膩的景物描寫，生動地展現了旅途中的孤獨與思鄉之情，成為唐詩中的經典。
詞作方麵：他是“花間詞派”的鼻祖，詞風香軟豔麗，多描寫女子的容貌、體態、情感等，對後世婉約詞的發展影響深遠。代表作有《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麵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文學地位：溫庭筠與李商隱並稱“溫李”，與韋莊並稱“溫韋”，文筆與李商隱、段成式齊名，三人都排行十六，故稱“三十六體”。
3. 科舉經曆：溫庭筠天資聰敏，才思敏捷，走筆千言，在考試中本應遊刃有餘，但他卻屢次落第。因他品行不端，不修邊幅，常與公卿子弟裴誠、令狐縞等人飲酒賭博，由此聲名不佳，導致在科舉中受阻。此外，他還因在考場幫助他人作弊，嚴重擾亂科場秩序，遭到禦史彈劾。
4. 人生結局：溫庭筠一生坎坷，終身潦倒。他曾被貶為隨縣縣尉、方城尉等小官，最終約於鹹通十一年（870 年）流落而終。
總的來說，溫庭筠在文學上有著很高的成就，但他的性格和行為使他在仕途上曆經挫折，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的詩詞作品對後世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是唐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
韋莊（公元836年 - 公元910年），京兆杜陵人，字端己，別名“秦婦吟秀才”，是晚唐詩人、詞人、五代前蜀宰相，花間派代表作家。以下是對他的具體介紹：
1. 身世背景：
韋莊出身京兆韋氏東眷逍遙公房，是文昌右相韋待價七世孫、蘇州刺史韋應物四世孫。然而，到韋莊出生時，韋氏家族已然中衰，他父母早亡，家境貧寒，但韋莊自幼勤敏刻苦、奮發好學。
2. 生平經曆：
科舉失意與戰亂漂泊：韋莊成年後參加科舉考試，屢次落榜。廣明元年（公元880年），44歲的韋莊再次落榜，同年十二月，黃巢起義軍攻占長安，韋莊陷於戰亂之中，還與弟妹失散。之後他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江南避亂生涯，在此期間，他創作了大量詩詞。
《秦婦吟》成名：中和二年（公元882年），韋莊離開長安奔赴洛陽，將滯留長安時所見所聞寫成長篇敘事詩《秦婦吟》，以一位女子之口描繪黃巢起義時長安城的戰亂情景，震撼了當時的文壇，在民間也廣為流傳，韋莊也因此被稱為“秦婦吟秀才”。
入蜀為官：乾寧四年（公元897年），韋莊受唐昭宗之命，以判官身份隨諫議大夫李詢入蜀，緩和西川節度使王建和東川節度使顧彥暉的矛盾。入蜀時，韋莊受到王建的賞識。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宦官發動宮廷政變，唐昭宗被囚禁，韋莊對唐王朝複興的希望徹底幻滅，於是決定投靠王建。此後，他一直輔佐王建，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
3. 文學成就：
詩歌方麵：
題材廣泛：韋莊的詩題材豐富，有對個人身世的感慨，如《與東吳生相遇》“十年身世各如萍，白首相逢淚滿纓”；有對百姓苦難的同情，像《憫耕者》《汴堤行》等對戰亂中人民的苦難深表同情；還有對曆史事件的思考等。他的詩歌較為廣闊地反映了唐末動蕩的社會麵貌。
風格獨特：其詩圓穩豐滿，情感真摯深沉，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清代翁方綱稱他“勝於鹹通十哲（指方幹、羅隱、杜荀鶴等人）多矣”，鄭方坤把他與韓偓、羅隱並稱為“華嶽三峰”。
詞作方麵：
白描手法與清麗風格：韋莊寫詞善用白描手法，減少辭藻修飾，直接傳達真實的情感，減少了詞的穠豔、浮華色彩，具有清麗疏朗的審美特質。比如“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菩薩蠻》），“蜀國多雲雨，雲解有情花解語”（《清平樂》）等詞句，語言平易流暢，意象清新。
詞化傾向：韋莊是古代文人詞詩化傾向表現最早、影響深遠的詞人之一。他的詞作中雖大多寫男女之情，但部分詞作能以疏朗的筆觸直抒胸臆，與溫庭筠綺羅萎靡之態大相徑庭，開啟了一條具有詩化傾向的新詞風。
4. 作品流傳：詩集今傳《浣花集》十卷，詞集散錄於《花間集》《尊前集》《草堂詩餘》等。其詩《秦婦吟》與《孔雀東南飛》《木蘭詩》並稱“樂府三絕”。
牛李黨爭是發生在唐代中晚期的文官集團間的政治鬥爭。以下是關於牛李黨爭的詳細介紹：
1. 起因：
元和三年科舉案是其導火索。唐憲宗元和三年（808 年），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科舉對策中批評朝政，尤其是對朝廷出兵藩鎮的做法提出異議，這引起了朝中用兵派的不滿。在內朝宦官的幹涉下，唐憲宗貶斥了出策人及一批支持采取姑息措施的廷臣，牛僧孺等人也未被任用。同年秋，裴均汙蔑宰相李吉甫，稱是他指使牛僧孺等人批評朝政，李吉甫因此被罷免相位，貶為淮南節度使。此事件暴露了朝中文官集團的分裂，被視為牛李黨爭的開端。
2. 主要人物及黨派構成：
牛黨：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牛黨人多是沒有門第背景的寒門，雖有少數人出身山東舊士族，但都以進士入仕為目的。他們支持科舉製度，主張取士“地胄詞彩者居先”，重文采，沒有傳統禮法的約束。
李黨：以李德裕、鄭覃為首。李黨代表南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反對科舉製度的考試內容，認為應該主要考經義策問，而非隻講究浮華詞藻的詩賦。他們受傳統家法影響，不利用進士身份而攀附主考官。
3. 黨爭過程：
公開衝突：長慶元年（821 年）的科舉案是牛李兩黨公開衝突的開端。段文昌上奏唐穆宗，稱當年的科舉取士中存在禮部采納不公的現象。當時的翰林學士元稹、李德裕、李紳等人與段文昌交好，迴應稱確有其事。唐穆宗任命王起、白居易主持覆試，結果禮部所錄 14 人中有 11 人在覆試中落第。唐穆宗於是貶主考禮部侍郎錢徽為江州刺史、楊汝士充開江令，李宗閔等因疏通作弊而刺配。
相位之爭：此後，兩黨之間的鬥爭主要圍繞相位展開。長慶年間，牛僧孺與李逢吉結派，共同針對宰相李吉甫、裴度、李紳、李德裕等人。牛黨和李黨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大體上是兩黨交替進退，一黨在朝，便排斥對方為外任。
三黨並立及甘露之變的影響：唐文宗深感內朝宦官勢力擴大後對皇權的威脅，尋求外朝文官的支持意圖削減宦官的權勢。在宦官王守澄的推薦下，唐文宗開始重用李訓、鄭注二人。李訓、鄭注為奪取相位，引入李宗閔，汙蔑李德裕暗中勾結漳王，李德裕被貶。之後，李訓、鄭注又打擊牛黨。大和九年（835 年），李訓、鄭注以觀露為名將宦官首領仇士良引入宮內刺殺，計劃敗露，仇士良帶領禁軍對參與計劃的文官進行無差別的屠殺，這就是“甘露之變”。甘露之變後，牛李兩黨在朝的苟安祿位，在野則明哲保身。
各自專政時期：開成五年（840 年），唐武宗即位，任李德裕為相，李黨在朝堂上占據絕對地位。李德裕積極進行政治改革，平澤路、驅迴鶻，試圖重新樹立朝廷的權威。唐宣宗即位後，因與武宗素有嫌隙，厭惡李德裕，將其罷相並貶為荊南節度使，隨後又接連貶斥。牛黨趁機上位。
4. 影響：
政治方麵：牛李黨爭對唐代晚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較大影響。黨爭使得政權在兩黨之間不斷交替，政策難以得到貫徹，人士任用不穩定，導致朝堂風氣敗壞。同時，牛黨多次阻撓朝廷對藩鎮的出兵，對李黨進行的諸多朝政改革也一概廢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晚唐時期中央權威衰微，藩鎮擁兵自重的現象。
文學方麵：在鬥爭最為激烈的時期，兩黨都創作了許多以汙蔑、誹謗對方為目的的作品，將許多的文人卷入政治鬥爭之中。黨爭結束之後，隨著文官集團的勢微，大批文人的心態由中唐時強調濟世複興的積極樂觀轉而變為避禍自保，促成了晚唐文學以傷感、消極、沉鬱為基調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