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二次創業的煩惱
如今的海州，利益關係錯綜複雜。在渡過最初的創業艱難後，大多數人都不免要迴歸世俗討生活。
海州終究不是天外飛地，它也無法抗拒大宋腐爛製度帶來的誘惑，或者說影響。
現在安寧想要二次創業，就必然要再一次凝聚人心。給大家畫出更大的餅，描繪更崇高的理想使命。順手剔除那些附著在海州機體上的墮落，以及種種的不合時宜。
海州再也不是當初的一無所有了。那時大家都沒有多少本錢，就可以輕易談犧牲。
現在？每個人都是肩負著重重利益的糾結，再要和他們談改良、進步、犧牲，就要找到足夠的利益交換才行。
宋應辰過於理想，王大猷嫉惡如仇。他們看世界，非黑即白，所以才會因為理念、利益點的不同，才要互相攻翰，一度水火不相容。
嚴格地說，他們都不是合格的領導者。真正被安寧看好的主政海州之人，卻是他的同年朱倬。而吳敏願不願意的，都要被“選”為聯合議會的議長。
王大猷和宋應辰的反複過招，對海州發展已經帶來了不少影響。這中間，全靠朱倬這個海州通判居間長袖善舞，才算暫時保持了一團和氣。
今年宋金之戰時，金兵南下，河北之民求避海州，當時王大猷主張關閉密州、沂州之境，防止奸細侵擾海州。宋應辰卻主張收容河北災民到密洲安置，二人在議會上拍著桌子爭吵。
朱倬卻以為關閉邊境或者開放災民來密州都不現實。海州缺人呢，關閉邊境無疑把海州與大宋百姓隔閡了，此後再也不要想著人家來投海州。
可是真要開放來海州，就不但是奸細叢生的問題，海州又要多少錢糧、人力過去接引？他就提出就近安置災民到兗州、徐州等地，由水泊梁山的張榮所部負責具舟、給食。
結果不但河北災民賴以為濟，張榮所部的水泊梁山也是實力大增，這才有了此後在清河與斜卯阿裏搞摩擦的本錢和戰績。
“朱倬拜相，太祖扶其背曰：人皆不知朱卿之卓越，而朕獨知卿也。卿以朕親擢而出為相者，務要鹹知內外任均之事。
朱倬以為人主任為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要上合天心也。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核軍食，率焚稿不傳。
後金兵犯徐州，朱倬陳戰、備、應三策，上深然之。又曾料敵三策：上為漠北計，中者守遼東，下則攻海州，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也。”《大明史-文昌侯世家》
吳敏是大宋幹練之臣，他來海州編管卻是因為與郭藥師的交易。他讓位郭藥師，郭藥師忠於大宋，這是雙方的底線。
隻是吳敏也沒想到，他居然會被安寧盯上，死纏爛打地非要把他上位聯合議會的議長。
宋應辰究竟該與藍細禾一起北去經略金州郡，還讓他執掌羽山大學？安寧還在猶豫。因為羽山大學的祭酒胡鬆年已經內定了禦史台的職務。
最後還是決定老宋去羽山大學教書育人最好，了不起再把內閣禮部尚書職銜給他掛了。都是一心一意的老夥伴，該照顧就要照顧，安寧可不打算作甚的“大公無私”。
無論怎樣的冠冕堂皇，任誰在用人上都免不掉要任人唯親。首先，所謂個人才具等等，其實是最難度量的一件事情。既然用誰都要用，那麽最後就免不了要“用熟”。
劉邦打天下，天下人材多出豐沛間？朱元璋立國大明，他手下的功勳人物就出身壕州、兩淮最多！乃至後世的湘軍、淮軍，湖南多出將帥，也無非都是“用熟”而已。
不然哪有那麽多巧合，在某個時代裏，天下英才、帝王將相全都紮堆在某個地方出生？
其實在一個成熟的體係內，用誰，不用誰，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此後的海州變法一定要用體係和製度去作保障才行。
甚至製度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為製度也會僵化、變形。人與製度的結合才是最重要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在靖康元年時候，安寧就曾發現，在海州地方治理方麵，明社的地方自治製度，在青州、河北的地方執行中，已經存在明顯問題。
海州是首善之地，有陳顒、藍細禾、呂子曰那麽多人每天盯著，它的地方自治發展得還算理想。但是到了金州、青州、河北等地方時，所謂的地方自治，就滿不是那麽迴事。
在這個皇權威嚴的時代裏，指望那些鵪鶉一樣的地方鄉紳組織議會完成監督轄域內的“父母官”，達到地方自治的目標，無異緣木求魚！問題主要出在三個方麵：
其一是地方人才的不均衡，沒法選出最合適的人擔任地方管理的重任。而有些地方卻又人才泛濫，由此帶來了嚴重的人才浪費。
地方官吏中，除了明社派駐的少量人員外，州府縣鄉保甲的多數人選，都是大宋官僚係統的原班人馬打散編製後，又重新委任的。
所謂縣官不如現管，這些官吏不敢對抗明社組織。他們在明社發布的官員考核製度下，的確也能發揮其能動性。但同時，這也讓他們更加漠視地方議會的監督做用。
州府縣鄉的地方議會，也沒有真正監督官員的權力和膽氣，它就漸漸地淪為配角。因為相比明社組織的強大，地方上不但人才匱乏，而且議員的私人利益也在那裏擺著。
如果這些議員們不能發揮出對地方官吏的絕對監督能力，那他們就要設法保護自己的利益不會受到官吏的報複。最終能做的就使奉承官吏，把自己擺在權力的吹捧者位置上。
久之惡性循環，這些地方的議會組織、議員們甚至會爭相成為地方官吏的打手、幫兇，轉而對那些底層的百姓利益訴求進行壓製或出賣！
其二是明社借助救災等機會，買斷了地方百姓的土地私產。然後再重新分配下去，編訂保甲，收取賦稅，征發徭役、兵役等等。
這固然是解決了土地不斷向豪強集中的弊端，但也在法理上確認了，本地多數的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人口，其主權都歸明社所有，地方議會甚至無權管轄它們。
而且他們也不敢啊！這個時代，皇權至上的觀念早已深入骨髓。昔日大宋在河北等地施行的“西城所”製度，這才廢棄幾年？地方議會又怎敢與明社“爭利”？
尤其在這兩年快速發展後，本著開發便捷、成本控製的思路，地方官府總是避開那些有自己地契的私人田宅，優先選在征用成本更低、操作流程更快的明社產業上開發項目。
於是一個讓安寧目瞪口呆的趨勢就是：
“城鄉二元化”這種後世讓他深惡痛絕的不公平現象，開始在海州特區大規模地發生了。那些擁有私產的人家，逐漸被排斥在海州發展的收益之外，日趨沒落，淪為新的社會底層。
其三是在一些縣鄉級別的議會中，議員們既然轉而奉承地方官吏，那麽地方官吏也要投桃換李，給這些議員們的家族發展開些小口子。
這樣一來，鄉紳豪強家族開始發力。為了避開“五戶為伍”的家族切割，一些勢力較大的家族開始有意識地把“宗祠”變成執行家法的場所。
他們試圖利用家族的團夥勢力，綁架那些有離散傾向的家族成員，許多平民百姓的安全已經開始遭到威脅。
而且因為這些鄉紳惡勢力的逐漸成長，他們不可避免地伸出觸角，逐漸開始掌控一些地方的議會、刑獄係統，使受到冤屈的百姓無處說理。
安寧才真正開始反思自己的治政失誤，並重新審視這個時代的科舉利弊。科舉未必是最好的製度，但卻是這個時代最需要的製度。
它能把天下的人才源源不斷地聚集起來，然後再合理地分配下去。科舉的弊端在於它的選材方法及選材方向出了問題，而非科舉本身。
其實在安寧認識到自己錯誤之前，呂子曰就在不動聲色地開始修補這些漏洞了，他的辦法很簡單：
既然明社在每個地方上都擁有不菲的私產，那麽從法理上講，明社就有權向這些產業派駐更多的“管事人員”。
於是，早在靖康元年的時候，明社就開始把大批網羅來的人才，以“明社管事人員”的身份派駐各地監督、管理“明社資產”。
這些“管事人員”擁有對明社資產的監督、管理權力，別說地方議會、豪強了，甚至地方官吏都要被逐漸架空。
因為很多地方，在剔除了“明社資產”之後，其他資源所剩無幾。
呂子曰的“政策修正”帶來的結果，就是大大加強了明社對於各地方的控製，使地方經濟發展速度得到進一步加速提升，但也更加促進了“地方城鄉二元化”進度。
因為從法理上講，既然派出管理地方的人是明社“管事”身份，他在執政、發展地方時候，天然地就要優先使用明社的資源。
新興產業就要向明社的領地上集中，而有意無意地邊緣化那些擁有私產的地方和人群！這些人將成為新的弱勢群體，民間怨氣開始在一些人的身上重新積聚。
這樣的海州，也不是安寧想要的海州。
如今的海州，利益關係錯綜複雜。在渡過最初的創業艱難後，大多數人都不免要迴歸世俗討生活。
海州終究不是天外飛地，它也無法抗拒大宋腐爛製度帶來的誘惑，或者說影響。
現在安寧想要二次創業，就必然要再一次凝聚人心。給大家畫出更大的餅，描繪更崇高的理想使命。順手剔除那些附著在海州機體上的墮落，以及種種的不合時宜。
海州再也不是當初的一無所有了。那時大家都沒有多少本錢，就可以輕易談犧牲。
現在？每個人都是肩負著重重利益的糾結，再要和他們談改良、進步、犧牲，就要找到足夠的利益交換才行。
宋應辰過於理想，王大猷嫉惡如仇。他們看世界，非黑即白，所以才會因為理念、利益點的不同，才要互相攻翰，一度水火不相容。
嚴格地說，他們都不是合格的領導者。真正被安寧看好的主政海州之人，卻是他的同年朱倬。而吳敏願不願意的，都要被“選”為聯合議會的議長。
王大猷和宋應辰的反複過招，對海州發展已經帶來了不少影響。這中間，全靠朱倬這個海州通判居間長袖善舞，才算暫時保持了一團和氣。
今年宋金之戰時，金兵南下，河北之民求避海州，當時王大猷主張關閉密州、沂州之境，防止奸細侵擾海州。宋應辰卻主張收容河北災民到密洲安置，二人在議會上拍著桌子爭吵。
朱倬卻以為關閉邊境或者開放災民來密州都不現實。海州缺人呢，關閉邊境無疑把海州與大宋百姓隔閡了，此後再也不要想著人家來投海州。
可是真要開放來海州，就不但是奸細叢生的問題，海州又要多少錢糧、人力過去接引？他就提出就近安置災民到兗州、徐州等地，由水泊梁山的張榮所部負責具舟、給食。
結果不但河北災民賴以為濟，張榮所部的水泊梁山也是實力大增，這才有了此後在清河與斜卯阿裏搞摩擦的本錢和戰績。
“朱倬拜相，太祖扶其背曰：人皆不知朱卿之卓越，而朕獨知卿也。卿以朕親擢而出為相者，務要鹹知內外任均之事。
朱倬以為人主任為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要上合天心也。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核軍食，率焚稿不傳。
後金兵犯徐州，朱倬陳戰、備、應三策，上深然之。又曾料敵三策：上為漠北計，中者守遼東，下則攻海州，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也。”《大明史-文昌侯世家》
吳敏是大宋幹練之臣，他來海州編管卻是因為與郭藥師的交易。他讓位郭藥師，郭藥師忠於大宋，這是雙方的底線。
隻是吳敏也沒想到，他居然會被安寧盯上，死纏爛打地非要把他上位聯合議會的議長。
宋應辰究竟該與藍細禾一起北去經略金州郡，還讓他執掌羽山大學？安寧還在猶豫。因為羽山大學的祭酒胡鬆年已經內定了禦史台的職務。
最後還是決定老宋去羽山大學教書育人最好，了不起再把內閣禮部尚書職銜給他掛了。都是一心一意的老夥伴，該照顧就要照顧，安寧可不打算作甚的“大公無私”。
無論怎樣的冠冕堂皇，任誰在用人上都免不掉要任人唯親。首先，所謂個人才具等等，其實是最難度量的一件事情。既然用誰都要用，那麽最後就免不了要“用熟”。
劉邦打天下，天下人材多出豐沛間？朱元璋立國大明，他手下的功勳人物就出身壕州、兩淮最多！乃至後世的湘軍、淮軍，湖南多出將帥，也無非都是“用熟”而已。
不然哪有那麽多巧合，在某個時代裏，天下英才、帝王將相全都紮堆在某個地方出生？
其實在一個成熟的體係內，用誰，不用誰，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此後的海州變法一定要用體係和製度去作保障才行。
甚至製度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為製度也會僵化、變形。人與製度的結合才是最重要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在靖康元年時候，安寧就曾發現，在海州地方治理方麵，明社的地方自治製度，在青州、河北的地方執行中，已經存在明顯問題。
海州是首善之地，有陳顒、藍細禾、呂子曰那麽多人每天盯著，它的地方自治發展得還算理想。但是到了金州、青州、河北等地方時，所謂的地方自治，就滿不是那麽迴事。
在這個皇權威嚴的時代裏，指望那些鵪鶉一樣的地方鄉紳組織議會完成監督轄域內的“父母官”，達到地方自治的目標，無異緣木求魚！問題主要出在三個方麵：
其一是地方人才的不均衡，沒法選出最合適的人擔任地方管理的重任。而有些地方卻又人才泛濫，由此帶來了嚴重的人才浪費。
地方官吏中，除了明社派駐的少量人員外，州府縣鄉保甲的多數人選，都是大宋官僚係統的原班人馬打散編製後，又重新委任的。
所謂縣官不如現管，這些官吏不敢對抗明社組織。他們在明社發布的官員考核製度下，的確也能發揮其能動性。但同時，這也讓他們更加漠視地方議會的監督做用。
州府縣鄉的地方議會，也沒有真正監督官員的權力和膽氣，它就漸漸地淪為配角。因為相比明社組織的強大，地方上不但人才匱乏，而且議員的私人利益也在那裏擺著。
如果這些議員們不能發揮出對地方官吏的絕對監督能力，那他們就要設法保護自己的利益不會受到官吏的報複。最終能做的就使奉承官吏，把自己擺在權力的吹捧者位置上。
久之惡性循環，這些地方的議會組織、議員們甚至會爭相成為地方官吏的打手、幫兇，轉而對那些底層的百姓利益訴求進行壓製或出賣！
其二是明社借助救災等機會，買斷了地方百姓的土地私產。然後再重新分配下去，編訂保甲，收取賦稅，征發徭役、兵役等等。
這固然是解決了土地不斷向豪強集中的弊端，但也在法理上確認了，本地多數的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人口，其主權都歸明社所有，地方議會甚至無權管轄它們。
而且他們也不敢啊！這個時代，皇權至上的觀念早已深入骨髓。昔日大宋在河北等地施行的“西城所”製度，這才廢棄幾年？地方議會又怎敢與明社“爭利”？
尤其在這兩年快速發展後，本著開發便捷、成本控製的思路，地方官府總是避開那些有自己地契的私人田宅，優先選在征用成本更低、操作流程更快的明社產業上開發項目。
於是一個讓安寧目瞪口呆的趨勢就是：
“城鄉二元化”這種後世讓他深惡痛絕的不公平現象，開始在海州特區大規模地發生了。那些擁有私產的人家，逐漸被排斥在海州發展的收益之外，日趨沒落，淪為新的社會底層。
其三是在一些縣鄉級別的議會中，議員們既然轉而奉承地方官吏，那麽地方官吏也要投桃換李，給這些議員們的家族發展開些小口子。
這樣一來，鄉紳豪強家族開始發力。為了避開“五戶為伍”的家族切割，一些勢力較大的家族開始有意識地把“宗祠”變成執行家法的場所。
他們試圖利用家族的團夥勢力，綁架那些有離散傾向的家族成員，許多平民百姓的安全已經開始遭到威脅。
而且因為這些鄉紳惡勢力的逐漸成長，他們不可避免地伸出觸角，逐漸開始掌控一些地方的議會、刑獄係統，使受到冤屈的百姓無處說理。
安寧才真正開始反思自己的治政失誤，並重新審視這個時代的科舉利弊。科舉未必是最好的製度，但卻是這個時代最需要的製度。
它能把天下的人才源源不斷地聚集起來，然後再合理地分配下去。科舉的弊端在於它的選材方法及選材方向出了問題，而非科舉本身。
其實在安寧認識到自己錯誤之前，呂子曰就在不動聲色地開始修補這些漏洞了，他的辦法很簡單：
既然明社在每個地方上都擁有不菲的私產，那麽從法理上講，明社就有權向這些產業派駐更多的“管事人員”。
於是，早在靖康元年的時候，明社就開始把大批網羅來的人才，以“明社管事人員”的身份派駐各地監督、管理“明社資產”。
這些“管事人員”擁有對明社資產的監督、管理權力，別說地方議會、豪強了，甚至地方官吏都要被逐漸架空。
因為很多地方，在剔除了“明社資產”之後，其他資源所剩無幾。
呂子曰的“政策修正”帶來的結果，就是大大加強了明社對於各地方的控製，使地方經濟發展速度得到進一步加速提升，但也更加促進了“地方城鄉二元化”進度。
因為從法理上講，既然派出管理地方的人是明社“管事”身份，他在執政、發展地方時候，天然地就要優先使用明社的資源。
新興產業就要向明社的領地上集中，而有意無意地邊緣化那些擁有私產的地方和人群！這些人將成為新的弱勢群體，民間怨氣開始在一些人的身上重新積聚。
這樣的海州，也不是安寧想要的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