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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我”，是五四時期具有進步傾向的知識分子。雖然不能將其判定為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確實有著許多體現出革命民主主義者思想情緒的特點：關心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痛恨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尤為厭惡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但他身上也有一定弱點，對勞動人民尚缺乏深刻的認識和正確的判斷。然而，車夫的所作所為卻使他極為震驚“我”在進行自我審視、自我省察、自我靈魂拷問中發現了“我”作為知識分子自身的“小”來。
《頭發的故事》講述了主人公n先生剪掉辮子後的一係列遭遇。n先生是一個有覺悟、有理想的人，因為覺得不方便而剪去了辮子，卻遭到了周圍人的蔑視和厭惡，因此他深感中國的守舊和頑固一一“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支毫毛。”
《風波》寫朝廷上換了皇帝沒換皇帝對村裏人思想的風波。揭示了農村人，也就是在封建思想摧殘下的中國人安於現狀、不問世事、沒有拯救自己命運的思想，沒有人的價值的認識。
《故鄉》描寫魯迅冒著嚴寒迴到了他闊別七八年的故鄉的所見所聞，深刻揭露出封建等級製度給人的心靈造成的傷害。20世紀20年代中國農村日甚一日的破產景象在這個最初的印象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但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在這種生活背景下生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靈魂上的疏遠，心靈上的毀滅。
《阿q正傳》，阿q，姓名籍貫不詳，以做短工度日。阿q自尊又自卑，對受居民尊敬的趙太爺和錢太爺獨不崇奉，不是想自己“先前闊”，就是想“兒子會闊多了”，他總能在精神上獲勝。被王胡揍了一頓，又被“假洋鬼子”打了一棍，想著“兒子打老子”便忘卻了；調戲小尼姑便覺晦氣全消。但這卻勾起了他的欲望，盡管嚴守“男女之大防”，但又壓不住自然的本能，就對吳媽叫著“我和你困覺”，被秀才的大竹杠打了一頓，阿q的愛情夢被打破，隨即生計又成問題，於是打定進城。迴來時獲得村裏人一時的敬畏，但人們探聽底細後又對他“敬而遠之”。得知革命黨進村，本是“深惡痛絕”，但一看舉人和村裏人都怕他們，便有些神往，然而阿q卻一直沒弄懂革命，直到被抓、被殺。臨死前的遺憾是畫押的圈不圓。小說深刻地表現了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國國民的劣根性，阿q則是這種國民性弱點的集中表現。“精神勝利法”是阿q的主要特征。
《端午節》的主人公方玄綽是小官吏又兼做教員，早年也曾覺醒過，後來卻消沉了。他嚴於責人，寬於責己，思想嚴重退坡，喜歡“差不多說”的“精神勝利法”。
《白光》是描寫沒落的舊式知識分子的小說。主人公陳士成參加科舉考試，考了十六迴，迴迴落榜，也沒有撈到秀才，終於變得精神失常，最後投湖自盡，了結了自己的一生。魯迅通過對這個人物的描寫揭露了封建科舉製度和封建教育的本質，對人物本身也作了徹底的否定。
《兔和貓》描寫一個家庭主婦三太太在夏天給她的孩子們買了一對小白兔，小說就圍繞著兔的出現和消失展開起伏曲折的故事情節，表達了作者對弱小的同情，對隨意欺淩弱小者的憎恨。
《鴨的喜劇》以魯迅與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住在一起時的生活為素材，表現出兩人深厚的友誼，同樣也是愛的抒情。
《社戲》所敘“我”的三次看戲。開篇用近三分之一篇幅寫“我”在北京的兩次看京戲，後用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寫“我”小時候在故鄉去趙莊看一場社戲。兩次看京戲都窩窩囊囊心緒極壞，而看社戲卻是意趣盎然永生難忘。三場戲發生在兩個地點：都市和鄉村。有意味的是，三場戲都枯燥乏味，三場戲都沒看到什麽，看戲的“我”三次都中途告退，但作者的心情卻截然相反。北京的兩次看戲敘述中，透露的是一種沉重的壓抑感。整篇小說的感情基調就是都市和鄉村的對立，表現了作者對農村生活的衷心向往和對農民的深厚感情。
創作背景編輯
20世紀初，中國正遭受世界列強的侵略，人民生活艱苦。以szs為首的革命派，漸漸確立了徹底推翻清王朝統治的政治路線，青年魯迅則正致力於建構自己的思想啟蒙綱領。szs領導的辛亥革命深入人心，青年魯迅也認識到革命的重要性，並且以各自的語言、各自的表述方式響應革命，隨後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專製統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魯迅應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政府遷到北京。但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各派軍閥竊取了革命成果，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魯迅本希望能為教育事業的革新貢獻力量，但根本無事可做，內心無比的孤獨和苦悶。
1915年9月，《青年雜誌》（即《新青年》）創刊，是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標誌。當時《新青年》的編輯錢玄同來向魯迅約稿。魯迅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中看到“新世紀的曙光”，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魯迅受到極大鼓舞。魯迅相信隻要“大嚷”起來，就有“希望”喚醒“熟睡”的人們，就有毀壞那關著“熟睡”人們的黑暗的“鐵房子”的希望。魯迅答應了錢玄同的邀請開始寫文章，魯迅對《新青年》的編輯們懷著尊敬與讚賞，又感到他們“或許是感到寂寞”，所以他要“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隨後又連續寫了十幾篇短篇小說，1923年魯迅將1918年至1922年創作的15篇小說輯成《呐喊》，其中《不周山》一篇後收入《故事新編》中。作者魯迅曾說：“既然是呐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因而，《呐喊》是聽革命前驅的將令的作品，也就是服從於“五四”反帝、反封建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遵命文學”。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一看這裏麵的人物吧。
狂人
《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最先覺醒的叛逆者，革新者形象。“狂人”實際上是一種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號，是作者魯迅運用雙層建構的特殊藝術方式塑造的具有“雙象性”特點的藝術形象。《狂人日記》中的“狂人”，一方麵的確有著生理和心理病態，是一個受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另一方麵，“狂人”又是一個叱吒風雲的反封建的“精神界戰士”、獨醒的清醒者。兩種層次的藝術形象在“吃人”這一核心點上互相扭結，互相依存，互相滲透，形成藝術疊影，將“病狂”和“清醒”統一起來。
孔乙己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封建科舉製的殉葬者形象。孔乙己是一個善良而誠懇的知識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他從科舉的階梯上跌落下來，又不屑於同勞動者為伍，成為不上不下的“穿長衫而站著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窮而偷，由偷而被打斷腿，最後悲慘地被黑暗社會所吞沒。孔乙己被封建意識腐蝕，完全喪失了自我意識，沒有覺悟。不思振作，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作者魯迅雖寄以無限的同情和哀憐，但不得不把他作為封建科舉製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撻。
阿q
《阿q正傳》中的阿q——中國國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他的性格是充滿著矛盾的。魯迅後來曾經說過：阿q“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遊手之徒的狡猾”。一方麵，他是一個被剝削了勞動的很好的農民，質樸，愚蠢，長期以來受到封建主義的影響和毒害，保持著一些合乎“聖經賢傳”的思想，也沒改變小生產者狹隘守舊的特點。另一方麵，阿q又是一個失掉了土地的破產農民，到處流蕩，被迫做過小偷，沾染了一些遊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國一般封建農村裏普通農民所沒有的，即瞧不起城裏人，又瞧不起鄉下人；從自尊自大到自輕自賤，又從自輕自賤到自尊自大，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樣典型環境裏典型的性格。出現在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是其最為典型的性格。
七斤
《風波》中的七斤——毫無民主主義覺悟的落後農民的典型。他是當地著名的見過世麵的“出場人物”，甚至於受到眾人尊敬，有“相當的待遇”的。然而他聽到皇帝坐龍庭的消息後的垂頭喪氣，對妻子責罵時的隱忍，遷怒於女兒時的內心鬱悶，實際上卻顯示著他是一個麻木膽怯，愚昧鄙俗的人。
閏土
《故鄉》中的閏土——為苦難的生活現實和森嚴的封建等級製度碾碎了的農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借助於三個對比，透過肖像、衣著、心理、神態、語言、動作等方麵的描寫，刻畫出前後兩個不同時期裏閏土的不同形象，展示了中國農民的多災多難、淒苦悲涼的不幸厄運。少年閏土：健康、活潑、天真、勇敢、機智、無憂無慮、聰明伶俐，且飽含著生命力。而三十年後，閏土變得呆滯、麻木、沉默、遲鈍、早衰、自卑。
（就這幾章了，以後不會這麽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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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我”，是五四時期具有進步傾向的知識分子。雖然不能將其判定為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確實有著許多體現出革命民主主義者思想情緒的特點：關心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痛恨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尤為厭惡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但他身上也有一定弱點，對勞動人民尚缺乏深刻的認識和正確的判斷。然而，車夫的所作所為卻使他極為震驚“我”在進行自我審視、自我省察、自我靈魂拷問中發現了“我”作為知識分子自身的“小”來。
《頭發的故事》講述了主人公n先生剪掉辮子後的一係列遭遇。n先生是一個有覺悟、有理想的人，因為覺得不方便而剪去了辮子，卻遭到了周圍人的蔑視和厭惡，因此他深感中國的守舊和頑固一一“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支毫毛。”
《風波》寫朝廷上換了皇帝沒換皇帝對村裏人思想的風波。揭示了農村人，也就是在封建思想摧殘下的中國人安於現狀、不問世事、沒有拯救自己命運的思想，沒有人的價值的認識。
《故鄉》描寫魯迅冒著嚴寒迴到了他闊別七八年的故鄉的所見所聞，深刻揭露出封建等級製度給人的心靈造成的傷害。20世紀20年代中國農村日甚一日的破產景象在這個最初的印象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但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在這種生活背景下生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靈魂上的疏遠，心靈上的毀滅。
《阿q正傳》，阿q，姓名籍貫不詳，以做短工度日。阿q自尊又自卑，對受居民尊敬的趙太爺和錢太爺獨不崇奉，不是想自己“先前闊”，就是想“兒子會闊多了”，他總能在精神上獲勝。被王胡揍了一頓，又被“假洋鬼子”打了一棍，想著“兒子打老子”便忘卻了；調戲小尼姑便覺晦氣全消。但這卻勾起了他的欲望，盡管嚴守“男女之大防”，但又壓不住自然的本能，就對吳媽叫著“我和你困覺”，被秀才的大竹杠打了一頓，阿q的愛情夢被打破，隨即生計又成問題，於是打定進城。迴來時獲得村裏人一時的敬畏，但人們探聽底細後又對他“敬而遠之”。得知革命黨進村，本是“深惡痛絕”，但一看舉人和村裏人都怕他們，便有些神往，然而阿q卻一直沒弄懂革命，直到被抓、被殺。臨死前的遺憾是畫押的圈不圓。小說深刻地表現了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國國民的劣根性，阿q則是這種國民性弱點的集中表現。“精神勝利法”是阿q的主要特征。
《端午節》的主人公方玄綽是小官吏又兼做教員，早年也曾覺醒過，後來卻消沉了。他嚴於責人，寬於責己，思想嚴重退坡，喜歡“差不多說”的“精神勝利法”。
《白光》是描寫沒落的舊式知識分子的小說。主人公陳士成參加科舉考試，考了十六迴，迴迴落榜，也沒有撈到秀才，終於變得精神失常，最後投湖自盡，了結了自己的一生。魯迅通過對這個人物的描寫揭露了封建科舉製度和封建教育的本質，對人物本身也作了徹底的否定。
《兔和貓》描寫一個家庭主婦三太太在夏天給她的孩子們買了一對小白兔，小說就圍繞著兔的出現和消失展開起伏曲折的故事情節，表達了作者對弱小的同情，對隨意欺淩弱小者的憎恨。
《鴨的喜劇》以魯迅與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住在一起時的生活為素材，表現出兩人深厚的友誼，同樣也是愛的抒情。
《社戲》所敘“我”的三次看戲。開篇用近三分之一篇幅寫“我”在北京的兩次看京戲，後用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寫“我”小時候在故鄉去趙莊看一場社戲。兩次看京戲都窩窩囊囊心緒極壞，而看社戲卻是意趣盎然永生難忘。三場戲發生在兩個地點：都市和鄉村。有意味的是，三場戲都枯燥乏味，三場戲都沒看到什麽，看戲的“我”三次都中途告退，但作者的心情卻截然相反。北京的兩次看戲敘述中，透露的是一種沉重的壓抑感。整篇小說的感情基調就是都市和鄉村的對立，表現了作者對農村生活的衷心向往和對農民的深厚感情。
創作背景編輯
20世紀初，中國正遭受世界列強的侵略，人民生活艱苦。以szs為首的革命派，漸漸確立了徹底推翻清王朝統治的政治路線，青年魯迅則正致力於建構自己的思想啟蒙綱領。szs領導的辛亥革命深入人心，青年魯迅也認識到革命的重要性，並且以各自的語言、各自的表述方式響應革命，隨後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專製統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魯迅應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政府遷到北京。但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各派軍閥竊取了革命成果，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魯迅本希望能為教育事業的革新貢獻力量，但根本無事可做，內心無比的孤獨和苦悶。
1915年9月，《青年雜誌》（即《新青年》）創刊，是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標誌。當時《新青年》的編輯錢玄同來向魯迅約稿。魯迅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中看到“新世紀的曙光”，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魯迅受到極大鼓舞。魯迅相信隻要“大嚷”起來，就有“希望”喚醒“熟睡”的人們，就有毀壞那關著“熟睡”人們的黑暗的“鐵房子”的希望。魯迅答應了錢玄同的邀請開始寫文章，魯迅對《新青年》的編輯們懷著尊敬與讚賞，又感到他們“或許是感到寂寞”，所以他要“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隨後又連續寫了十幾篇短篇小說，1923年魯迅將1918年至1922年創作的15篇小說輯成《呐喊》，其中《不周山》一篇後收入《故事新編》中。作者魯迅曾說：“既然是呐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因而，《呐喊》是聽革命前驅的將令的作品，也就是服從於“五四”反帝、反封建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遵命文學”。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一看這裏麵的人物吧。
狂人
《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最先覺醒的叛逆者，革新者形象。“狂人”實際上是一種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號，是作者魯迅運用雙層建構的特殊藝術方式塑造的具有“雙象性”特點的藝術形象。《狂人日記》中的“狂人”，一方麵的確有著生理和心理病態，是一個受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另一方麵，“狂人”又是一個叱吒風雲的反封建的“精神界戰士”、獨醒的清醒者。兩種層次的藝術形象在“吃人”這一核心點上互相扭結，互相依存，互相滲透，形成藝術疊影，將“病狂”和“清醒”統一起來。
孔乙己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封建科舉製的殉葬者形象。孔乙己是一個善良而誠懇的知識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他從科舉的階梯上跌落下來，又不屑於同勞動者為伍，成為不上不下的“穿長衫而站著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窮而偷，由偷而被打斷腿，最後悲慘地被黑暗社會所吞沒。孔乙己被封建意識腐蝕，完全喪失了自我意識，沒有覺悟。不思振作，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作者魯迅雖寄以無限的同情和哀憐，但不得不把他作為封建科舉製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撻。
阿q
《阿q正傳》中的阿q——中國國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他的性格是充滿著矛盾的。魯迅後來曾經說過：阿q“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遊手之徒的狡猾”。一方麵，他是一個被剝削了勞動的很好的農民，質樸，愚蠢，長期以來受到封建主義的影響和毒害，保持著一些合乎“聖經賢傳”的思想，也沒改變小生產者狹隘守舊的特點。另一方麵，阿q又是一個失掉了土地的破產農民，到處流蕩，被迫做過小偷，沾染了一些遊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國一般封建農村裏普通農民所沒有的，即瞧不起城裏人，又瞧不起鄉下人；從自尊自大到自輕自賤，又從自輕自賤到自尊自大，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樣典型環境裏典型的性格。出現在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是其最為典型的性格。
七斤
《風波》中的七斤——毫無民主主義覺悟的落後農民的典型。他是當地著名的見過世麵的“出場人物”，甚至於受到眾人尊敬，有“相當的待遇”的。然而他聽到皇帝坐龍庭的消息後的垂頭喪氣，對妻子責罵時的隱忍，遷怒於女兒時的內心鬱悶，實際上卻顯示著他是一個麻木膽怯，愚昧鄙俗的人。
閏土
《故鄉》中的閏土——為苦難的生活現實和森嚴的封建等級製度碾碎了的農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借助於三個對比，透過肖像、衣著、心理、神態、語言、動作等方麵的描寫，刻畫出前後兩個不同時期裏閏土的不同形象，展示了中國農民的多災多難、淒苦悲涼的不幸厄運。少年閏土：健康、活潑、天真、勇敢、機智、無憂無慮、聰明伶俐，且飽含著生命力。而三十年後，閏土變得呆滯、麻木、沉默、遲鈍、早衰、自卑。
（就這幾章了，以後不會這麽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