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寬的在野外的撒野，並不代表著陶寬盡是害人的事，農村裏自己種的瓜果蔬菜，家家都有，如果誰家連自己吃的菜都種不到了，要麽就極其的懶，不願出力，要麽就是極其的困難，連基本的生活都不能做到。家裏種的瓜果蔬菜多了，又不能變出錢來，自己又吃不完，要麽就是喂豬，要麽就是任由爛在地裏。與其說喂豬或者任由爛在地裏，像陶寬這樣的孩子能吃點，人家都不以為是偷盜行為了。淳樸的民風，家裏有的，不管是在地裏的瓜果蔬菜，還是搬到家裏番薯包穀，人家來拿點就不算偷盜了。不光是孩子，大人在外麵幹活的時候，因為口渴了，迴家喝水又不方便，看見誰家的番薯或者是瓜果，順手摘個能算偷盜嗎？陶寬也就是這樣的行為，家裏有飯吃，隻是在外麵玩累了，玩餓了，摘個黃瓜也不能算偷盜行為。在村莊裏既定的民約鄉規裏，算得上偷盜的：自己吃不完，到別人的地裏整筐整筐得往家裏搬，導致了本來的主人家自己吃都不夠了，那才是偷盜了。或者沒有搬到自己家裏，而是搞到能換錢的地方去換錢了，這才是偷盜行為。陶寬有著這樣的思想，甚至有些根深蒂固，這樣的想法一直伴隨著陶寬的一生，隻是碰到同學以後，吃了同學的番薯，同學告到老師那裏去了，老師給陶寬說了：把別人的東西，不和別人說就自己拿，這就是偷盜行為，這才體會到自己的家裏淳樸的民風，也讓陶寬學會了和同學相處方式的改變。再個就是金錢問題，陶寬對於錢沒有太多的感覺，那個時候的農村，別說孩子，就是大人也難得看到錢，辛辛苦苦做了一年的工分，結果除了領口糧的錢外，能到手的就是幾十塊錢了，有了幾十塊錢收入的人家，那可是大戶人家了，那些家裏勞動力不夠的人家，能不欠生產隊裏的錢就不錯了，村莊的林家就是這樣子，家裏孩子多，吃飯的多，做事的少，林家的女人又是一個紮了小腳的女人，在家裏做個家務多有些困難，就更提去幫林家的男人做工分補貼家用了。家裏都沒有錢，大人要辦點事都得出一身汗，何況是孩子呢，就算是過年了，給孩子的壓歲錢，就更是微乎其微了，給個一分二分的就是天大的事了，家裏的孩子更不可能去拿家裏的錢出去買東西吃，即使是去代銷店買了，代銷店的小錢也不會給孩子買，小錢幾乎知道整個村莊裏誰家的收入多少，過年能置辦個什麽，小錢都心裏清楚，哪個孩子拿了錢去買東西吃，小錢也會把錢收好，給個孩子一個豌豆大小的糖，打發孩子走了，然後就是通知孩子的大人來代銷店裏，把孩子的情況說了，然後把錢還給大人，當然會除去豌豆糖的錢，這家大人自然是對小錢感恩戴德，等到晚上，孩子就免不了一頓打。在村莊裏這才算偷盜行為，偷自己家的錢也不行。村莊裏淳樸的民風總認為：孩子是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小了偷針，大了偷金。別說孩子，就是大人也難得見到錢，最大的麵值的也估計是五分的硬幣了。在當時，五分的硬幣也算是大錢了。陶寬家是個例外，陶寬爹外出做手藝，生產隊裏又有陶寬爺爺頂著，領口糧的錢相對於陶寬爹做手藝的工錢來說，自然是少的。即使是這樣，陶寬能拿到的最大麵值的錢也還是五分一下的硬幣，陶寬對於吃沒有太多的講究，能頂饑就行，也不管味道如何，苦的，酸的，隻要沒有毒，再難吃的東西到了陶寬的嘴裏都是美味。陶寬有些私房錢，都是一分二分的硬幣，也有好幾個，但陶寬不太喜歡花錢，陶寬寧願去外麵掏些吃的，也不會拿錢去買，陶寬媽知道陶寬的性格家裏的錢並不避著陶寬，陶寬都知道家裏的錢藏在哪裏，陶寬甚至知道鎖藏錢的箱子的那個鎖平時隻是沒有鎖的，隻是掛在箱子的鎖攀上，按理說，陶寬要拿錢去買東西是很有便利的，但陶寬不會去拿，陶磊也不會去拿，用錢的隻有陶寬媽，甚至連陶寬爺爺也難得去花錢。陶寬媽知道陶寬要偷錢是很方便的，但陶寬打小從沒有去碰過藏錢的箱子，陶寬能做的隻是去外麵野，野餓了就到誰家的地裏去找吃的，或者幹脆到野外的地裏找野果吃，不會想到自己去買東西吃，更談不上去偷錢買東西吃，至於到別人家去翻箱倒櫃去找錢，幾乎沒有，這也是陶寬在村莊裏人緣好的一個基礎。陶寬的行為隻能算是害人，還沒有到偷盜行為的程度，所以，陶寬一直到自己去完小讀書了，才意識到錢的重要性，但到這時候，陶寬的意識裏，錢最多也隻是一個數字罷了，能夠花就行，沒必要去死掙，更沒有必要去為錢賣命。到了初中，就到鎮裏去讀書了，陶寬也還算班級裏有錢的主，那時候人的思想和對金錢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認識，陶寬也還是那樣，沒有太多的改變，這樣的意識持續到陶寬成家立業了，才有所改變，而這些卻是陶寬以後的故事了，自然更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