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iquxs.info/
</p>
一橋慶喜的醉夢，此事亦然變得不美妙起來：
其實自元治元年（1864年）七月十九日禁門之變後，為難之處不是如何討伐長州——畢竟長州犯了大忌擅自動兵進攻京都，而且圍攻長州是各家聯手，這肯定是有勝無敗。
令慶喜為難的是，如何收拾殘局。
說白了，扶桑政局日後走向如何、慶喜為首的“一會桑”勢力如何維持權勢，這些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此時，據西洋曆1861年4月米人南北之戰爆發已經三年多了，歐羅巴從米人南部獲得的棉花越來越少，因此，作為輸入扶桑的主要貨物，洋布、洋紗數量也日漸降低。
再加上米人洋商的不活躍，其實扶桑的經綸危局有所緩和。
當然，慶喜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結果與幕府派出的竹內保德旅歐使團有關——雖然文久2年（1862年）的交涉中付出了減稅等嚴重代價，可畢竟順利推延了兩港兩都的開埠。
這樣的大勢下，有去年武力攘夷的失利，加上今年以來西洋人不斷集結兵船於橫濱，才是朝廷改元“元治”默許放棄武力攘夷的根本原因。
當然，諸侯們也靈醒無比，去年的八月十八日之變、今年的禁門之變，都體現出了先見之明。
可是，緩解不代表根本矛盾得到解決。
如今扶桑的兩大危機是，對外開埠造成的困局和德川幕府日薄西山帶來的騷亂。
其實這兩件事是緊緊糾纏在一起的:
開埠困局，造成了江戶幕府大失人心、愈發窘迫；
而德川幕府日薄西山，這又造成了扶桑各方無法合力對外，使攘夷始終無法實現。
算起來，自英祖家康公慶長八年（1603年）開幕以來，至今亦有二百六十二載，大大超過了鐮倉幕府、室町幕府的治政時長——鐮倉幕府（1192年—1333年）秉政二百四十二年，室町幕府（1336年-1573年）存在稍短，隻有二百三十八年。
儒者說“中華三百年治亂循環”，可憐扶桑幕府，隻有德川家才超過了二百五十年。
如今就算最強硬的幕臣，也不敢保證，在西洋諸國壓迫下，江戶幕府能安然無恙。
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看法，也是朝廷、諸侯甚至自己敢搞風攪雨的原因。
不為文王、魏武，便作光武、昭烈。
可要命的是，自己根基不深，起事太晚：
別看自家貴為禦三卿一橋家主，可一橋家十萬石領地一貫都是幕府代管，家臣也與旗本、禦家人一般無二，都是直接效忠於江戶。
雖然自文久二年（1862年）起，自家就任“將軍後見”後就拚命積蓄實力，可實際上，直到文久四年（1864年）三月成了“禁裏禦守衛總督”，這才開始有了根基。
天可憐見，近畿是有六十一萬石禦領，可自開埠以來就動蕩不安，而且呢，這些還得通過京都守護容保、京都所司代定敬操控。
另外朝廷公卿、江戶幕臣也不是好相與的:
一方死命要權要錢，要不到就搗亂；
而另一方呢，則處處掣肘——說一千道一萬，家茂是名正言順的德川宗家正朔，若自己侵占近畿禦領的利益太多，就會引來幕府老臣們的反擊。
現如今，因水戶天狗黨作亂，自己的水戶一係招致了幕臣集體惡感，甚至連自己最重要的盟友，“政事總裁”鬆平直克，他也在六月被迫辭職。
算起來，自己在幕府內大大失勢。
如今討伐長州在即，如何才能巧妙地周旋於朝廷、幕府及諸侯各方，既讓幕臣知道自家的“忠心”，又能安撫他們的不滿，還要鞏固親近諸侯的關係呢？
人生真是處處為難，一步也鬆懈不得啊。
事實上，之後自己確實沒做到——或者說沒做好更為恰當。
不過這也怨不得考慮不周，這誰能想到洋人居然悍然出手了呢。
七月十九日禁門之變發生，當月二十七日英、佛、米、蘭四國聯合戰船隊從橫濱出兵，總計十七艘軍艦討伐長州。
八月五日開戰，於三天內就掃平了下關，迫使長州俯首賠罪。
這之前，七月二十三日自己奉敕命要求幕府追討長州，八月二日江戶才下令諸侯準備，這剛有動靜，四國炮擊長州就發生了。
這就極其尷尬了：
本來長州毛利家是過激，但其實也是奉命攘夷。
因此在禁門之變前，公卿、諸侯甚至幕府內部，都有相當多的人建議從寬處置。
如今呢，西洋四國炮擊下關，朝野對長州的同情也泛濫起來——畢竟已經有洋夷攻擊長州了，這扶桑各家再討伐毛利家，難免有吃裏扒外、幫助外人欺負自己人的嫌疑。
甚至民間傳聞，洋人炮擊下關，乃是江戶幕府勾結外人所為。
慶喜絕對有把握，幕府不會這樣做——畢竟長州在禁門之變中犯了大忌，都已經近乎人人喊打了，這收拾起來容易的很，因此何必這樣大費周章。
洋人之貪婪，眾所周知，請其出兵，不知道要讓出多少好處！
而且雖然幕府窘迫，可畢竟還是把持扶桑大義，請神容易送神難，這洋人耀武揚威，對幕府有啥實際好處？
可惜的是，隨後發生的事，卻助漲了這種謠言的可信。
因為禁門之變中京都生靈塗炭、一片狼藉，受到驚嚇的扶桑皇帝及公卿，他們大多對長州恨之入骨。於是四國炮擊下關後，繼之前被定為“朝敵”後，八月二十三日，毛利父子又被朝廷剝奪了官位。
而幕府在江戶也沒嫌著，九月一日，居然對外宣布，將文久革新（1862年）中緩和了的參覲交代恢複原樣——也就是說，暫停參覲和三年一參，又恢複到兩年一參。
本來慶喜就很惱火，之前四國炮擊下關後，盟友會津容保、親兄弟兩池田就要求“寬典”毛利家。
這次江戶又出混招，居然這時試圖恢複幕府的威望，難道四國炮擊下關，這對幕府是啥漲臉麵的事情啊！
再說了，征伐長州立威後，再恢複參覲交代，等幾個月會死啊，非要在四國炮擊下關後不到一個月就宣布此事，真讓人無話可說。
真是“一時衣冠如雪，細看都是笨蛋”。
到了這般田地，自己也沒多少可做的了。
之後，自家攪黃了將軍家茂的親征立威企圖，並且將征伐長州的主帥，從將軍家茂出身的紀州德川家主茂承，換成了盟友德川慶勝——慶勝是高須四兄弟之一，和“一會桑”的會津容保、桑名定敬是親兄弟。
當年元治元年（1864年）十一月，征伐長州以寬典結束：
雖然毛利父子謝罪並接受了謹慎的處罰，長州還答應破棄山口城，而且三家老四參謀都切腹謝罪了，而八月十八日之變後逃往長州的攘夷五卿，他們也要移居受嚴懲。
這實際上，大戰沒有打起來，毛利家既沒有減封又沒有轉遷，更沒有分崩離析，可以說，完全是班子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實際損失其實不大。
當然，也不是就這麽輕易放過了長州。
元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幕府在橫濱與洋人簽訂了下關事件約定書，因為不肯立即開港下關或兵庫，最終約定的賠款高達300萬美元之多！
這麽一大筆賠款，最終大頭肯定還是要由罪魁禍首長州承擔。
等西洋諸國正式批複了此約定後，總計近二百六十萬萬延小判金的數目，雖然是於十八個月分六次付清，相信長州絕不會好過。
不過這並不能讓自己滿意——
按慶喜的打算，肢解長州才是好結果。因為不管是分封盟友，還是借機在西國建立橋頭堡，這都是難得的擴張機會。
但事已至此，也隻能如此了。
果然，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征長大軍十一月撤兵，結果十二月十五日就發生了功山寺之變，幕府扶持的長州恭順派，很快被高杉春風等人帶領的奇兵隊打倒在地。
之後的慶應元年（1865年）三月，雖然長州繼續對外恭順，可暗地裏卻開始積極重整軍備。
最讓慶喜暴怒的是，之前下關事件善後中，洋人要求開港下關，居然就是之前高杉春風等對外主動提出的。
雖然自文久二年（1862年）幕府千歲丸出訪唐人鬆江後，九州、西國諸大名就開始偷偷展開密貿易。可長州如此放肆，明目張膽地勾結洋人開國，這不是反了天麽！
於公，扶桑開埠以來的動蕩世人皆知，長州這麽做，是喪心病狂的吃裏扒外。
於私，就算不得不繼續開港，下關開港和兵庫、大阪開港能一樣麽？這關稅可是一筆大進項，慶喜組建“一會桑”控製了近畿，這好處豈能落入外人口中。
於是，慶應元年四月，自己挑動幕府再次發起征伐長州，而理由則是“暴徒再起”和“私自與外國交易”。
不過此時可不如第一次征伐長州時順利了：
首先，朝廷、諸侯開始警惕幕府。
去年幕府宣布恢複參覲交代，在抵製之餘，外樣大名們開始警惕幕府威權再振，因此對再次征長都不積極。
而自文久三年（1863年）公武合體以來，朝廷雖然明麵上恢複了不少權威，可實際上獲得的好處卻不多。
特別是公卿們，一直沒有撈到實權，如今對原本的尊王首領慶喜也開始懷疑起來。
其次，開埠引發的扶桑動蕩又開始惡化了。
元治元年（1864年）至今年的慶應元年（1865年），糧價又開始迅速上漲，而民間的一揆和米騷動又重新層出不窮。
對此，朝野各方將此歸罪於幕府鎖港不成和元治元年初開始執行的倫町改稅約書。
本來各家經綸都不好，因此不願意再助軍役，而幕府有本事再征長州卻無意約束洋商，也讓朝野對此非議增多。
另外，以薩摩島津家為首，一些在去年第一次征伐長州出過大力的諸侯，對卻沒有得到足夠的迴報也甚為不滿，因此反對二次征長並拒絕出兵相助。
因此，盡管慶應元年四月，幕府和慶喜就挑起再征長州之議，可直到慶應元年九月才得到了再征長州的敕許——如今糧價高昂引發扶桑再次劇烈動蕩，幕府不敢輕易舍棄公武合體的名頭，因此隻能苦求征長敕許。
而對自己（慶喜）來說，沒有拿到敕許就征長也是不可接受的：
作為朝廷的“禁裏禦守衛總督”，得不到敕許，無疑是顯示自己開始失勢，這樣如何能在朝廷、幕府及諸侯之間繼續左右逢源？
而且當年七月，在諸國公使的逼迫下，幕府已經支付了第一批下關事件的賠償。而因為長州對此無動於衷、百般抵賴，結果這筆五十萬美元最後是由幕府墊付的。
如果處罰這樣的惡行還得不到朝廷支持，幕府支持公武合體的意義何在？
而如果幕府沒有敕許就征長，公武合體這一破裂的話，那“一會桑”得以控製近畿和左右時局的大義和根基何在？
可好不容易，等九月拿到再征長州的敕許後，幕府卻無法啟動二次征長了。
原因是什麽呢？
因為在英人新任公使帕克斯的鼓動下，慶應元年（1865年）九月十七日，西洋四國聯合戰船隊威逼攝海，做出一副談不攏就要攻擊大阪的姿態。
這個光景，如何能繼續征長。
</p>
一橋慶喜的醉夢，此事亦然變得不美妙起來：
其實自元治元年（1864年）七月十九日禁門之變後，為難之處不是如何討伐長州——畢竟長州犯了大忌擅自動兵進攻京都，而且圍攻長州是各家聯手，這肯定是有勝無敗。
令慶喜為難的是，如何收拾殘局。
說白了，扶桑政局日後走向如何、慶喜為首的“一會桑”勢力如何維持權勢，這些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此時，據西洋曆1861年4月米人南北之戰爆發已經三年多了，歐羅巴從米人南部獲得的棉花越來越少，因此，作為輸入扶桑的主要貨物，洋布、洋紗數量也日漸降低。
再加上米人洋商的不活躍，其實扶桑的經綸危局有所緩和。
當然，慶喜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結果與幕府派出的竹內保德旅歐使團有關——雖然文久2年（1862年）的交涉中付出了減稅等嚴重代價，可畢竟順利推延了兩港兩都的開埠。
這樣的大勢下，有去年武力攘夷的失利，加上今年以來西洋人不斷集結兵船於橫濱，才是朝廷改元“元治”默許放棄武力攘夷的根本原因。
當然，諸侯們也靈醒無比，去年的八月十八日之變、今年的禁門之變，都體現出了先見之明。
可是，緩解不代表根本矛盾得到解決。
如今扶桑的兩大危機是，對外開埠造成的困局和德川幕府日薄西山帶來的騷亂。
其實這兩件事是緊緊糾纏在一起的:
開埠困局，造成了江戶幕府大失人心、愈發窘迫；
而德川幕府日薄西山，這又造成了扶桑各方無法合力對外，使攘夷始終無法實現。
算起來，自英祖家康公慶長八年（1603年）開幕以來，至今亦有二百六十二載，大大超過了鐮倉幕府、室町幕府的治政時長——鐮倉幕府（1192年—1333年）秉政二百四十二年，室町幕府（1336年-1573年）存在稍短，隻有二百三十八年。
儒者說“中華三百年治亂循環”，可憐扶桑幕府，隻有德川家才超過了二百五十年。
如今就算最強硬的幕臣，也不敢保證，在西洋諸國壓迫下，江戶幕府能安然無恙。
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看法，也是朝廷、諸侯甚至自己敢搞風攪雨的原因。
不為文王、魏武，便作光武、昭烈。
可要命的是，自己根基不深，起事太晚：
別看自家貴為禦三卿一橋家主，可一橋家十萬石領地一貫都是幕府代管，家臣也與旗本、禦家人一般無二，都是直接效忠於江戶。
雖然自文久二年（1862年）起，自家就任“將軍後見”後就拚命積蓄實力，可實際上，直到文久四年（1864年）三月成了“禁裏禦守衛總督”，這才開始有了根基。
天可憐見，近畿是有六十一萬石禦領，可自開埠以來就動蕩不安，而且呢，這些還得通過京都守護容保、京都所司代定敬操控。
另外朝廷公卿、江戶幕臣也不是好相與的:
一方死命要權要錢，要不到就搗亂；
而另一方呢，則處處掣肘——說一千道一萬，家茂是名正言順的德川宗家正朔，若自己侵占近畿禦領的利益太多，就會引來幕府老臣們的反擊。
現如今，因水戶天狗黨作亂，自己的水戶一係招致了幕臣集體惡感，甚至連自己最重要的盟友，“政事總裁”鬆平直克，他也在六月被迫辭職。
算起來，自己在幕府內大大失勢。
如今討伐長州在即，如何才能巧妙地周旋於朝廷、幕府及諸侯各方，既讓幕臣知道自家的“忠心”，又能安撫他們的不滿，還要鞏固親近諸侯的關係呢？
人生真是處處為難，一步也鬆懈不得啊。
事實上，之後自己確實沒做到——或者說沒做好更為恰當。
不過這也怨不得考慮不周，這誰能想到洋人居然悍然出手了呢。
七月十九日禁門之變發生，當月二十七日英、佛、米、蘭四國聯合戰船隊從橫濱出兵，總計十七艘軍艦討伐長州。
八月五日開戰，於三天內就掃平了下關，迫使長州俯首賠罪。
這之前，七月二十三日自己奉敕命要求幕府追討長州，八月二日江戶才下令諸侯準備，這剛有動靜，四國炮擊長州就發生了。
這就極其尷尬了：
本來長州毛利家是過激，但其實也是奉命攘夷。
因此在禁門之變前，公卿、諸侯甚至幕府內部，都有相當多的人建議從寬處置。
如今呢，西洋四國炮擊下關，朝野對長州的同情也泛濫起來——畢竟已經有洋夷攻擊長州了，這扶桑各家再討伐毛利家，難免有吃裏扒外、幫助外人欺負自己人的嫌疑。
甚至民間傳聞，洋人炮擊下關，乃是江戶幕府勾結外人所為。
慶喜絕對有把握，幕府不會這樣做——畢竟長州在禁門之變中犯了大忌，都已經近乎人人喊打了，這收拾起來容易的很，因此何必這樣大費周章。
洋人之貪婪，眾所周知，請其出兵，不知道要讓出多少好處！
而且雖然幕府窘迫，可畢竟還是把持扶桑大義，請神容易送神難，這洋人耀武揚威，對幕府有啥實際好處？
可惜的是，隨後發生的事，卻助漲了這種謠言的可信。
因為禁門之變中京都生靈塗炭、一片狼藉，受到驚嚇的扶桑皇帝及公卿，他們大多對長州恨之入骨。於是四國炮擊下關後，繼之前被定為“朝敵”後，八月二十三日，毛利父子又被朝廷剝奪了官位。
而幕府在江戶也沒嫌著，九月一日，居然對外宣布，將文久革新（1862年）中緩和了的參覲交代恢複原樣——也就是說，暫停參覲和三年一參，又恢複到兩年一參。
本來慶喜就很惱火，之前四國炮擊下關後，盟友會津容保、親兄弟兩池田就要求“寬典”毛利家。
這次江戶又出混招，居然這時試圖恢複幕府的威望，難道四國炮擊下關，這對幕府是啥漲臉麵的事情啊！
再說了，征伐長州立威後，再恢複參覲交代，等幾個月會死啊，非要在四國炮擊下關後不到一個月就宣布此事，真讓人無話可說。
真是“一時衣冠如雪，細看都是笨蛋”。
到了這般田地，自己也沒多少可做的了。
之後，自家攪黃了將軍家茂的親征立威企圖，並且將征伐長州的主帥，從將軍家茂出身的紀州德川家主茂承，換成了盟友德川慶勝——慶勝是高須四兄弟之一，和“一會桑”的會津容保、桑名定敬是親兄弟。
當年元治元年（1864年）十一月，征伐長州以寬典結束：
雖然毛利父子謝罪並接受了謹慎的處罰，長州還答應破棄山口城，而且三家老四參謀都切腹謝罪了，而八月十八日之變後逃往長州的攘夷五卿，他們也要移居受嚴懲。
這實際上，大戰沒有打起來，毛利家既沒有減封又沒有轉遷，更沒有分崩離析，可以說，完全是班子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實際損失其實不大。
當然，也不是就這麽輕易放過了長州。
元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幕府在橫濱與洋人簽訂了下關事件約定書，因為不肯立即開港下關或兵庫，最終約定的賠款高達300萬美元之多！
這麽一大筆賠款，最終大頭肯定還是要由罪魁禍首長州承擔。
等西洋諸國正式批複了此約定後，總計近二百六十萬萬延小判金的數目，雖然是於十八個月分六次付清，相信長州絕不會好過。
不過這並不能讓自己滿意——
按慶喜的打算，肢解長州才是好結果。因為不管是分封盟友，還是借機在西國建立橋頭堡，這都是難得的擴張機會。
但事已至此，也隻能如此了。
果然，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征長大軍十一月撤兵，結果十二月十五日就發生了功山寺之變，幕府扶持的長州恭順派，很快被高杉春風等人帶領的奇兵隊打倒在地。
之後的慶應元年（1865年）三月，雖然長州繼續對外恭順，可暗地裏卻開始積極重整軍備。
最讓慶喜暴怒的是，之前下關事件善後中，洋人要求開港下關，居然就是之前高杉春風等對外主動提出的。
雖然自文久二年（1862年）幕府千歲丸出訪唐人鬆江後，九州、西國諸大名就開始偷偷展開密貿易。可長州如此放肆，明目張膽地勾結洋人開國，這不是反了天麽！
於公，扶桑開埠以來的動蕩世人皆知，長州這麽做，是喪心病狂的吃裏扒外。
於私，就算不得不繼續開港，下關開港和兵庫、大阪開港能一樣麽？這關稅可是一筆大進項，慶喜組建“一會桑”控製了近畿，這好處豈能落入外人口中。
於是，慶應元年四月，自己挑動幕府再次發起征伐長州，而理由則是“暴徒再起”和“私自與外國交易”。
不過此時可不如第一次征伐長州時順利了：
首先，朝廷、諸侯開始警惕幕府。
去年幕府宣布恢複參覲交代，在抵製之餘，外樣大名們開始警惕幕府威權再振，因此對再次征長都不積極。
而自文久三年（1863年）公武合體以來，朝廷雖然明麵上恢複了不少權威，可實際上獲得的好處卻不多。
特別是公卿們，一直沒有撈到實權，如今對原本的尊王首領慶喜也開始懷疑起來。
其次，開埠引發的扶桑動蕩又開始惡化了。
元治元年（1864年）至今年的慶應元年（1865年），糧價又開始迅速上漲，而民間的一揆和米騷動又重新層出不窮。
對此，朝野各方將此歸罪於幕府鎖港不成和元治元年初開始執行的倫町改稅約書。
本來各家經綸都不好，因此不願意再助軍役，而幕府有本事再征長州卻無意約束洋商，也讓朝野對此非議增多。
另外，以薩摩島津家為首，一些在去年第一次征伐長州出過大力的諸侯，對卻沒有得到足夠的迴報也甚為不滿，因此反對二次征長並拒絕出兵相助。
因此，盡管慶應元年四月，幕府和慶喜就挑起再征長州之議，可直到慶應元年九月才得到了再征長州的敕許——如今糧價高昂引發扶桑再次劇烈動蕩，幕府不敢輕易舍棄公武合體的名頭，因此隻能苦求征長敕許。
而對自己（慶喜）來說，沒有拿到敕許就征長也是不可接受的：
作為朝廷的“禁裏禦守衛總督”，得不到敕許，無疑是顯示自己開始失勢，這樣如何能在朝廷、幕府及諸侯之間繼續左右逢源？
而且當年七月，在諸國公使的逼迫下，幕府已經支付了第一批下關事件的賠償。而因為長州對此無動於衷、百般抵賴，結果這筆五十萬美元最後是由幕府墊付的。
如果處罰這樣的惡行還得不到朝廷支持，幕府支持公武合體的意義何在？
而如果幕府沒有敕許就征長，公武合體這一破裂的話，那“一會桑”得以控製近畿和左右時局的大義和根基何在？
可好不容易，等九月拿到再征長州的敕許後，幕府卻無法啟動二次征長了。
原因是什麽呢？
因為在英人新任公使帕克斯的鼓動下，慶應元年（1865年）九月十七日，西洋四國聯合戰船隊威逼攝海，做出一副談不攏就要攻擊大阪的姿態。
這個光景，如何能繼續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