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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延二年二月（1861年），乃辛酉革新之年，故改元“文久”，其語出自《後漢書?謝該傳》，取“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之意。
也就是說，當時京都小朝廷已經有了武力攘夷的決心。
因此，文久二年（1862年）二月十一日家茂與和宮大婚後，如何公武合體、進而怎樣武力攘夷，這兩點就成了幕政的重中之重。
公武合體也還罷了，但關於武力攘夷，其實小朝廷和幕府的觀點是大有差異的：
扶桑皇帝和大多數公卿，想的是將西洋人徹底趕走，將扶桑重新變成王道~樂土；
而幕府對西洋諸強了解頗多，知道一口吃個胖子不現實，因此隻是期望“收攏人心、整頓武備，然後遏製洋人得寸進尺而已”。
這兩者的觀念差距如此之大，自然為公務合體一事埋下了隱患。
但在文久二年（1862年）時，這公武合體的前景看起來還是蠻不錯的，幕府重臣們都在為此積極謀劃。
而此時的西洋諸強，全都被1861年4月爆發的米人南北之戰所吸引，哪還有心思關注遠東偏遠島國的內政，因此扶桑諸使節沒啥壓力，粗心之下也並未發現此時的異樣。
和曆三月二十八日，將要離任的米人公使哈裏斯，在老中安藤信行的安排下，拜見了新任公方樣家茂。
按理說，將軍新任後接見外國使者，這是題中應有之意。
可問題是，造成幕府如今權威大降的禍根就是開國通商，而安政五年（1858年）的第一份通商約定就是哈裏斯一手促成的，此人是罪魁禍首啊！
因此事後有人彈劾安藤，認為其“欺主媚外”，結果好麽，四月十一日安藤的老中被罷免。
直到此時，老中首座久世廣周才愕然發現，中樞對他和安藤不滿的人居然這麽多！
人貴自知，既然雲“貴”，那就是難以做到了，因此久世、安藤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落得如此下場，基本上可以用“眾叛親離”來形容。
直秀此時還在江戶，他聽到此消息也很愕然：
因為他的亂入，文久元年（1861）二月到八月的對馬事件並未發生，怎麽安藤還是落入這般田地了呢？
按理說，沒有魯西亞強占對馬島的咄咄逼人，主持外事的老中安藤也沒有因此受到廣泛非議，那他的位置應該穩固許多才是，可如今安藤卻依然被罷免了，這真是古怪。
外事不明可以問英人箱館知事約翰，這內事不明嘛，那就隻能靠打聽了。
結果留守居堀利堅和小栗忠順退隱的老爹忠高告訴他，這不是很正常嘛：
第一，公務合體為何如此大的聲勢啊？
除了齊昭一係的推動，最主要的原因還不是萬延鑄幣的鍋嘛。
萬延元年（1860年）五月，幕府鑄新幣，導致銀價劇跌，近畿和西國無數人受損，諸多譜代大名、外樣大名因此和幕府離心，這事不正是是久世、安藤主持幹的嘛。
第二，小朝廷一直能打著堅決攘夷的旗號瘋狂撈聲望,說到底，還是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對外通商後民不聊生，因此誰攘夷誰就能得到民間支持。
可同樣是萬延元年，幕府在六月、十二月分別與佛朗基、普魯士簽署了新的通商約定，這不是自
毀根基麽。
尤其是最近，這批評沒有敕許就簽約的聲音又高漲起來。
而這是齊昭一係對抗政敵的大義之所在，眼看公武合體在即，自然沒有人願意站出得罪眼看要翻身的他們，甚至還有人主動投靠，推波助瀾指責幕府在敕許事上一直“大不敬”！
直秀聽了後一臉問號，當年這些決策可不是久世、安藤兩人獨斷的——這兩位可沒有大老井伊掃部頭的魄力，那當年參與此事的重臣就不出來支持？
結果不管是堀利堅和小栗忠高都很詫異，這逢高踩低不是很正常嘛，有啥可驚訝的？
兩人分別暗示直秀，家茂新任公方樣，自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難道留著久世、安藤過年嘛。
當時直秀就震驚了，久世、安藤退位，那新上來的就能保證忠心，這鬧呢！
再說了，齊昭一係的一橋慶喜和家茂爭過世子之位，這憑啥就由著齊昭一係發威。
但先是堀利堅後有小栗忠高，這兩位都是千山千水的老江湖，說的話直秀不能不信啊。
眼看久世、安藤兩人的樓要塌，可從內心來說，直秀是想保留久世和安藤的。
為啥呢？
一個是他知道，自安政五年（1858年）大老井伊執政後，這幕府中樞就走馬燈一樣換人，如果真按原本的軌跡讓久世、安藤今年退位，那到幕府倒台，也是從今年1862年開始到1868年初，除了1865年，那是年年老中大換血，頻率和吃飯喝水一樣，這對扶桑政局大大不利。
直秀倒不是對幕府有啥真感情，可他一聽到皇室萬世一係就頭疼——感情“無窮匱的子子孫孫，天生高人一等”，這都是爹生嗎樣的，憑啥呀。
再說了，直秀一係和扶桑皇室又沒啥淵源，就算上杆子投靠也找不到門路啊。
因此，穩定幕政是直秀一係的定計。
二嘛，自然是久世、安藤兩人的施政頗得直秀欣賞了。
倒不是他們是內政高手，在這方麵兩人隻能說勉勉強強：
萬延鑄幣雖然是大老井伊在世時決策的，可真正實行還是久世、安藤，這貨幣一下貶值三倍，多缺德啊。
哪怕啥都不做，直接躺倒宣布金銀比率改成1比15都被這樣強——最起碼幕府有個與民共苦的態度不是。
而且，萬延鑄幣還可以勉強說是前人遺禍，可文久（1861年）正月，發行一當四的銅錢，這就徹徹底底是他倆借機搜刮百姓了——盡管有銅幣外流的壓力，可活也不能幹的這麽糙啊。
當然了，直秀也能理解，這銅幣外流立馬躺倒也解決不了，捫心自問，他也沒啥好招——發行紙幣當然好了，可一是執行力可疑、二是也可能搞成通貨膨率。
至於萬延元年（1860年）閏三月的五品江戶迴令，雖然是想控製出口，但統購統銷搞的確實也不咋地。
無論如何，這兩位對經濟是沒啥特長就是了。
可“人有一短必有一長”，這兩位的施政水平還是不錯滴：
首先，1860年櫻田門外之變後沒有出現大的動蕩，今年阪下門安藤遇刺後也沒有大動幹戈，不管是出於啥原因、啥壓力，這以大局為重的胸襟還是不是滴。
其次，這兩位還是想有所作為的。
先是講武所擴建，雖然也是井伊籌備的，可落地是在這兩位手裏，也算不易。
至於和宮下嫁和公武合體，更是兩人一手操辦至今的。
而且久世、安藤對外也不是一味屈從——雖然在1860年新簽了兩個通商約定，可為了推遲江戶、兵庫、大阪開埠，他倆不是在當文久元年（1861年）十二月也派竹內保德、小栗忠順等人出使歐羅巴去了嘛。
而且同月，這兩位也派從米國迴來的鹹臨丸特意去了小笠原諸島，立了界碑留了人手，以示這是扶桑領地，免得洋人一直窺伺。
至於今年四月，更是任命了牧野忠恭為高麗信使用掛，試圖擴大彼此的貿易甚至聯手對付洋人。
而千歲丸拜訪中華香江一事，估計也會在四月底啟程。
就是第一批公派留學生，也在等蘭國方麵的消息，一旦確認，那總計15人就會前往蘭國，監督購買的戰船製造並順便學習西洋學術——本來從1860年使團訪米就想買船，但去年南北之戰爆發，這船隻好改從它國買了。
德川幕府成立以來，這可是第一次主動派人前往西洋深造，沒點魄力幹不出這個。
再說了，別人不知道直秀能不知道嘛，原本應該在去年發生的魯占對馬事件裏，久世、安藤可一直沒妥協，而且靠以夷製夷，最終請英吉利出麵解決了這個難題。
因此可以看出，久世、安藤對外的策略還是相當大膽和務實的。
而且這兩位對直秀還算不錯了，不說尚德川公主一事，1860年特許北地大肆發展西洋產業，這也算青眼有加不是。
總結起來，執政幕府的久世、安藤，算是延續了以前阿部正弘的策略，“對內調和，鼓勵蘭學產業、整頓武備；對外一致，但不開無謀之兵。”
因此，直秀一直覺得:
“保住久世和安藤，對扶桑和北地更好！”
但沒想到，陰差陽錯，四月十一日安藤的老中還是如期被罷免，這可讓直秀上了火。
等從堀利堅和小栗忠高兩位前輩確定跟腳後，直秀就想毅然出手，不過嘛，他如今的身份比較尷尬：
原來他是幕府的遠國奉行，作為重臣願意說還是能對政局上表提意見的；
可如今，他是白主鬆平家的陪臣，雖然人人都知道他是家主鬆平茂敏的親爹，可君臣名義已定，從幕府和各家諸侯那邊看，“你個陪臣想對外指手劃腳，憑啥啊。”——雖然堀利堅和小栗忠高知道直秀的實力，對他身份變化不以為意，但別人不行啊。
為啥幕府上下對兒子福太郎（鬆平茂敏）立國沒啥大反對，原因就在這呢：
既賞賜、安撫和拉攏了崛家，又實際上讓直秀父子對立，從大義上將他駕到了一個不尷不尬的位置——崛家是立國了，但以後直秀自身要參預幕政，反而要通過兒子進行。相當權臣嘛，在自己家玩可以，在幕府這邊路已經被斬斷了。
可直秀是開掛的，能不對此有所準備嘛。
因此，文久二年（1862年）五月，原本要被卸磨殺驢的老中首座久世廣周，突然發現畫風突變，本來近乎人人喊打的局麵居然緩和了。
直秀是怎麽做到這一點的呢？
無外乎兩招，“混水摸魚”、“圍魏救趙”，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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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延二年二月（1861年），乃辛酉革新之年，故改元“文久”，其語出自《後漢書?謝該傳》，取“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之意。
也就是說，當時京都小朝廷已經有了武力攘夷的決心。
因此，文久二年（1862年）二月十一日家茂與和宮大婚後，如何公武合體、進而怎樣武力攘夷，這兩點就成了幕政的重中之重。
公武合體也還罷了，但關於武力攘夷，其實小朝廷和幕府的觀點是大有差異的：
扶桑皇帝和大多數公卿，想的是將西洋人徹底趕走，將扶桑重新變成王道~樂土；
而幕府對西洋諸強了解頗多，知道一口吃個胖子不現實，因此隻是期望“收攏人心、整頓武備，然後遏製洋人得寸進尺而已”。
這兩者的觀念差距如此之大，自然為公務合體一事埋下了隱患。
但在文久二年（1862年）時，這公武合體的前景看起來還是蠻不錯的，幕府重臣們都在為此積極謀劃。
而此時的西洋諸強，全都被1861年4月爆發的米人南北之戰所吸引，哪還有心思關注遠東偏遠島國的內政，因此扶桑諸使節沒啥壓力，粗心之下也並未發現此時的異樣。
和曆三月二十八日，將要離任的米人公使哈裏斯，在老中安藤信行的安排下，拜見了新任公方樣家茂。
按理說，將軍新任後接見外國使者，這是題中應有之意。
可問題是，造成幕府如今權威大降的禍根就是開國通商，而安政五年（1858年）的第一份通商約定就是哈裏斯一手促成的，此人是罪魁禍首啊！
因此事後有人彈劾安藤，認為其“欺主媚外”，結果好麽，四月十一日安藤的老中被罷免。
直到此時，老中首座久世廣周才愕然發現，中樞對他和安藤不滿的人居然這麽多！
人貴自知，既然雲“貴”，那就是難以做到了，因此久世、安藤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落得如此下場，基本上可以用“眾叛親離”來形容。
直秀此時還在江戶，他聽到此消息也很愕然：
因為他的亂入，文久元年（1861）二月到八月的對馬事件並未發生，怎麽安藤還是落入這般田地了呢？
按理說，沒有魯西亞強占對馬島的咄咄逼人，主持外事的老中安藤也沒有因此受到廣泛非議，那他的位置應該穩固許多才是，可如今安藤卻依然被罷免了，這真是古怪。
外事不明可以問英人箱館知事約翰，這內事不明嘛，那就隻能靠打聽了。
結果留守居堀利堅和小栗忠順退隱的老爹忠高告訴他，這不是很正常嘛：
第一，公務合體為何如此大的聲勢啊？
除了齊昭一係的推動，最主要的原因還不是萬延鑄幣的鍋嘛。
萬延元年（1860年）五月，幕府鑄新幣，導致銀價劇跌，近畿和西國無數人受損，諸多譜代大名、外樣大名因此和幕府離心，這事不正是是久世、安藤主持幹的嘛。
第二，小朝廷一直能打著堅決攘夷的旗號瘋狂撈聲望,說到底，還是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對外通商後民不聊生，因此誰攘夷誰就能得到民間支持。
可同樣是萬延元年，幕府在六月、十二月分別與佛朗基、普魯士簽署了新的通商約定，這不是自
毀根基麽。
尤其是最近，這批評沒有敕許就簽約的聲音又高漲起來。
而這是齊昭一係對抗政敵的大義之所在，眼看公武合體在即，自然沒有人願意站出得罪眼看要翻身的他們，甚至還有人主動投靠，推波助瀾指責幕府在敕許事上一直“大不敬”！
直秀聽了後一臉問號，當年這些決策可不是久世、安藤兩人獨斷的——這兩位可沒有大老井伊掃部頭的魄力，那當年參與此事的重臣就不出來支持？
結果不管是堀利堅和小栗忠高都很詫異，這逢高踩低不是很正常嘛，有啥可驚訝的？
兩人分別暗示直秀，家茂新任公方樣，自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難道留著久世、安藤過年嘛。
當時直秀就震驚了，久世、安藤退位，那新上來的就能保證忠心，這鬧呢！
再說了，齊昭一係的一橋慶喜和家茂爭過世子之位，這憑啥就由著齊昭一係發威。
但先是堀利堅後有小栗忠高，這兩位都是千山千水的老江湖，說的話直秀不能不信啊。
眼看久世、安藤兩人的樓要塌，可從內心來說，直秀是想保留久世和安藤的。
為啥呢？
一個是他知道，自安政五年（1858年）大老井伊執政後，這幕府中樞就走馬燈一樣換人，如果真按原本的軌跡讓久世、安藤今年退位，那到幕府倒台，也是從今年1862年開始到1868年初，除了1865年，那是年年老中大換血，頻率和吃飯喝水一樣，這對扶桑政局大大不利。
直秀倒不是對幕府有啥真感情，可他一聽到皇室萬世一係就頭疼——感情“無窮匱的子子孫孫，天生高人一等”，這都是爹生嗎樣的，憑啥呀。
再說了，直秀一係和扶桑皇室又沒啥淵源，就算上杆子投靠也找不到門路啊。
因此，穩定幕政是直秀一係的定計。
二嘛，自然是久世、安藤兩人的施政頗得直秀欣賞了。
倒不是他們是內政高手，在這方麵兩人隻能說勉勉強強：
萬延鑄幣雖然是大老井伊在世時決策的，可真正實行還是久世、安藤，這貨幣一下貶值三倍，多缺德啊。
哪怕啥都不做，直接躺倒宣布金銀比率改成1比15都被這樣強——最起碼幕府有個與民共苦的態度不是。
而且，萬延鑄幣還可以勉強說是前人遺禍，可文久（1861年）正月，發行一當四的銅錢，這就徹徹底底是他倆借機搜刮百姓了——盡管有銅幣外流的壓力，可活也不能幹的這麽糙啊。
當然了，直秀也能理解，這銅幣外流立馬躺倒也解決不了，捫心自問，他也沒啥好招——發行紙幣當然好了，可一是執行力可疑、二是也可能搞成通貨膨率。
至於萬延元年（1860年）閏三月的五品江戶迴令，雖然是想控製出口，但統購統銷搞的確實也不咋地。
無論如何，這兩位對經濟是沒啥特長就是了。
可“人有一短必有一長”，這兩位的施政水平還是不錯滴：
首先，1860年櫻田門外之變後沒有出現大的動蕩，今年阪下門安藤遇刺後也沒有大動幹戈，不管是出於啥原因、啥壓力，這以大局為重的胸襟還是不是滴。
其次，這兩位還是想有所作為的。
先是講武所擴建，雖然也是井伊籌備的，可落地是在這兩位手裏，也算不易。
至於和宮下嫁和公武合體，更是兩人一手操辦至今的。
而且久世、安藤對外也不是一味屈從——雖然在1860年新簽了兩個通商約定，可為了推遲江戶、兵庫、大阪開埠，他倆不是在當文久元年（1861年）十二月也派竹內保德、小栗忠順等人出使歐羅巴去了嘛。
而且同月，這兩位也派從米國迴來的鹹臨丸特意去了小笠原諸島，立了界碑留了人手，以示這是扶桑領地，免得洋人一直窺伺。
至於今年四月，更是任命了牧野忠恭為高麗信使用掛，試圖擴大彼此的貿易甚至聯手對付洋人。
而千歲丸拜訪中華香江一事，估計也會在四月底啟程。
就是第一批公派留學生，也在等蘭國方麵的消息，一旦確認，那總計15人就會前往蘭國，監督購買的戰船製造並順便學習西洋學術——本來從1860年使團訪米就想買船，但去年南北之戰爆發，這船隻好改從它國買了。
德川幕府成立以來，這可是第一次主動派人前往西洋深造，沒點魄力幹不出這個。
再說了，別人不知道直秀能不知道嘛，原本應該在去年發生的魯占對馬事件裏，久世、安藤可一直沒妥協，而且靠以夷製夷，最終請英吉利出麵解決了這個難題。
因此可以看出，久世、安藤對外的策略還是相當大膽和務實的。
而且這兩位對直秀還算不錯了，不說尚德川公主一事，1860年特許北地大肆發展西洋產業，這也算青眼有加不是。
總結起來，執政幕府的久世、安藤，算是延續了以前阿部正弘的策略，“對內調和，鼓勵蘭學產業、整頓武備；對外一致，但不開無謀之兵。”
因此，直秀一直覺得:
“保住久世和安藤，對扶桑和北地更好！”
但沒想到，陰差陽錯，四月十一日安藤的老中還是如期被罷免，這可讓直秀上了火。
等從堀利堅和小栗忠高兩位前輩確定跟腳後，直秀就想毅然出手，不過嘛，他如今的身份比較尷尬：
原來他是幕府的遠國奉行，作為重臣願意說還是能對政局上表提意見的；
可如今，他是白主鬆平家的陪臣，雖然人人都知道他是家主鬆平茂敏的親爹，可君臣名義已定，從幕府和各家諸侯那邊看，“你個陪臣想對外指手劃腳，憑啥啊。”——雖然堀利堅和小栗忠高知道直秀的實力，對他身份變化不以為意，但別人不行啊。
為啥幕府上下對兒子福太郎（鬆平茂敏）立國沒啥大反對，原因就在這呢：
既賞賜、安撫和拉攏了崛家，又實際上讓直秀父子對立，從大義上將他駕到了一個不尷不尬的位置——崛家是立國了，但以後直秀自身要參預幕政，反而要通過兒子進行。相當權臣嘛，在自己家玩可以，在幕府這邊路已經被斬斷了。
可直秀是開掛的，能不對此有所準備嘛。
因此，文久二年（1862年）五月，原本要被卸磨殺驢的老中首座久世廣周，突然發現畫風突變，本來近乎人人喊打的局麵居然緩和了。
直秀是怎麽做到這一點的呢？
無外乎兩招，“混水摸魚”、“圍魏救趙”，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