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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的時候，鹹亨洋行跑路，自嘉永三年（1850年）開始與幕府進行的密貿易由此中止。
因為之前毫無預兆，所以幕府中樞聞訊後異常震驚。
經過勘定所、長崎奉行所和目付所共同努力，在折騰了約一個半月後，這才發現此事早有征兆：
第一，鹹亨洋行的人員早就開始撤離，但幕府居然遲鈍地對此毫無警惕。
於嘉永七年（1854年）成立的對馬水軍傳習所中，本來有八名西洋水軍教授，都來自鹹亨洋行。但安政四年（1857年），幕府在江戶開辦築地軍艦教授所，裁撤對馬水軍傳習所，這八名洋人就離開扶桑了。
同時，本來韭山煉鐵所還有一些西洋技工，也是鹹亨洋行提供的，但後來也都走了，時間同樣在安政四年。
至於經商的人員，因為鹹亨洋行做的是密貿易，因此采購、銷售都委托給長崎奉行所，隻在對馬島有3個常駐人員。可這些人這次也以探親的名義一起隨商船溜了。
現在看，一個人都不留，當然是極其可疑。
可之前兩邊親密無間、如膠如漆，誰能想到鹹亨洋行突然撤走呢？對此，幕府嚴加懲處了監管的人員，可依然與事無補。
另一個征兆就是雙方交易商品種類的變化。
本來，鹹亨洋行在輸入書籍、報刊、機械、軍械之餘，也會輸入一些布匹和其它蘭物。但自從安政二年（1855年）開始“以扶桑金易海外銀”後，這些普通貨物的份額就逐步降低。
按理說，交易額下降是貿易中斷的明顯征兆，可因為雙方金銀兌換的數目逐年增加，居然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因為表麵看貿易額是上升的。
其實，也不是沒有人提前察覺危險。
小栗忠順在長崎奉行任上時，鑒於鹹亨洋行的重要性，他就曾向江戶提出過多次建白：
“自安政元年簽署三國和親約定以來，西洋船往來日多，因行隱秘事，鹹亨船往來長崎多有不便。請另擇新瀉或它地為隱港，以防不測。”
其實，小栗已經發現了鹹亨洋行中斷貿易的一個理由，那就是往來不便。
自1854年扶桑與米人、英吉利、蘭國簽署了和親約定後，到扶桑特別是長崎港的西洋船隻日漸增多，這給鹹亨洋行造成了很多不便。
要知道，當時簽訂的隻是避難港、補給港的內容，名義上能和扶桑通商的還是隻有蘭國一家。因此，鹹亨洋行做的密貿易，雖然交易對象是幕府，但也得偷偷摸摸地，不然蘭國抗議是小事，如果惹的其它西洋諸國以此為借口要求通商，那就麻煩大了。
原本也不是沒有遮眼法，開始時鹹亨洋行打的是唐人旗號，但現在西洋船多了，萬一兵船將其堵在港口裏，那不就真相大白於天下了麽。
說實話，蘭國商館當時還真動了這方麵的心思，就算自己不動手，但可以通知米人、英人啊，幹係自然可以摘除得幹幹靜靜。但考慮再三，鑒於其在扶桑的利益不小，最終蘭人還是沒有輕舉妄動——雖然有人和自己搶生意，但如果打掉這個弱的，然後召來一群餓狼和自己搶食，好像犯不上啊。
小栗第一次相關上書是嘉永七年（1854年）夏季，當時與鹹亨洋行的密貿易地點已經轉到了對馬群島的芋崎港。
“無事身非！”
幕府覺得對馬島已經足夠隱秘和安全了，因此小栗的上書沒有得到迴應。
其實，小栗是一片忠心，這通商就是財路，作為長崎奉行，他建議換地交易，這就是把金銀往外推啊。
但奈何別人不怎麽看啊。
他的上奏寫啥都行，可萬萬不應該提及“新瀉”這個地方：
首先，新瀉港附近有個幕府的心頭肉——佐渡金山。作為扶桑當時最大的金銀產地，佐渡島就是幕府的命脈，誰碰誰死。這把鹹亨洋行放到新瀉去，萬一召來其它西洋餓狼怎麽辦？
再一個，小栗忠順的老爹忠高，曾經擔任佐渡奉行多年，這換地對別人是舍棄一條財路，對小栗而言，這不是從碗裏挪到鍋裏去了麽？
長崎奉行有兩個，因
此另一位長崎奉行對這個建議激烈反對：
“鐵桶一般的長崎不說，芋崎也不為外人所知，哪裏用的著換地！
真擔心的話，長崎附近不是還有不少小島嗎？選一個做交易地好了。”
這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對馬島辣麽大，又是海上交通要衝，怎麽能算是“不為外人所知”；而長崎附近的荒島確實很多，可要是能做交易地，那幕府這些年早幹嘛去了？
再說了，日後西洋諸國壓迫扶桑開港，提出的地點一共是五港兩都，也就是七個港口。這些地方依次為長崎、箱館、神奈川、兵庫、新瀉和江戶、大阪，從隱秘看，也就是新瀉是可選的轉移之地——其它地方要麽太繁華不利於保密，要麽就是西洋船眾多。
因此，小栗忠順真是出於一片公心。
但奈何他說了不算啊！這些年來，鹹亨洋行主動請求了多次，小栗忠順也屢次上書，但這交易地還是一直沒改，就固定在對馬群島的芋崎港。
等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卸任長崎奉行役職後，鹹亨洋行也認命了。
但交易地在對馬島芋崎港，這可把鹹亨洋行坑苦了：
雖然是米人海商，但奈何扶桑和米人還沒正式通商呢，這撇下同伴吃獨食是犯了大忌！
而且，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向扶桑這樣的非西洋國度輸入先進軍械、機器和技術，那可是猶大一樣的行為，真被抓到，就算不被當眾吊死，那也是群起攻之、身敗名裂的下場。
就為這，鹹亨洋行於1855年換皮為四海洋行，而且怕泄密沒敢通知幕府。
同時為了建立防火牆，同年還成立了鬆江匯理洋行，徹底將直秀一係的海外力量分割為明暗兩處。
但就算這樣，事情依然向不好的方向變化。
安政二年（1855年），對馬水軍傳習所裏有西洋教授的消息走漏。
也不知道米、英兩國水軍是怎麽知道的，反正開始偶爾有船在對馬島附近海域堵鹹亨洋行的船——但萬幸，這兩家沒有和幕府正式撕破臉，所以上島硬抓人的倒黴事到底是沒有發生。
鹹亨洋行一開始就用的是蒸汽風帆混合動力商船，機動靈活不說，還特意為提升速度做了改造，因此，雖然被發現了幾次，但都順利逃脫了——其實是不是特意來抓自己的，鹹亨洋行也不確認，反正見麵就跑總是沒錯。
後來，為了保命，鹹亨洋行開始了表演——換船名不說，冒充其它國度的商船是常規操作，行蹤也開始詭秘，不再按季風規律來航。
等“以扶桑金易海外銀”的貿易額大了之後，所幸連普通貨物都不怎麽裝了，就一艘快船神出鬼沒，如幽靈一般。
到了安政五年（1858年），扶桑的外國船隻更多，這時鹹亨洋行已經被逼的不行，甚至開始和長崎奉行所認真討論，“對馬島看起來也不靠譜了，長崎附近不是還有不少小島嗎，在哪裏交易行不行？”
但根據當年簽署的通商約定，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長崎、神奈川（橫濱）、箱館對外正式通商，所以幕府方麵隻是勸鹹亨洋行以換皮應對——都正式通商了，你們改個名字不久可以大搖大擺出現了麽。
坑爹啊，站著說話不腰疼！
其實鹹亨洋行一直做的都是殺頭的買賣，但對這份付出幕府不夠重視。
想想也是，這些年來扶桑天災人禍、內外交困，江戶大佬們又內鬥不止，哪裏有閑心關心這個——唯一重視此事的就是小栗忠順，但別人都認為他是得了天大的好處，所以不舍得放手而已。
上杆子不是買賣啊！
鹹亨洋行賠本賣吆喝本來就不被理解，“不賺錢，甚至不賺大錢，你憑什麽這麽賣力？”
真說起來，這些年鹹亨洋行還真沒少賺：
說是賠本賣吆喝，但遠洋貿易本是暴利，就算價格定的公道些，但不賺錢是不可能的。
加上，軍械等貨物都是出自自家在米國的產業，供給的價格非常有優勢，除了鹹亨洋行自己，就沒有其它中間商掙差價，那能不賺錢麽！
而且，光“以金易銀”一
項，因為本錢是幕府掏的，鹹亨洋行的毛利就達到了近60萬美金之多——折合15萬天保小判金。
雖然鹹亨洋行這個錢掙的不虧心，沒有鴻之舞金銀礦兜底，這些大的金銀兌換足以擊潰香江市場，但幕府方麵不知道啊，隻看到了好多一筆錢落入洋行的手中——再說了，金銀比價在海外是一比十五，可不是扶桑的一比五，這麽算就是掙了四十五萬金，搶也沒這麽快吧！
坑爹啊，哪有這麽反複計算的。
鹹亨洋行掙的這筆錢是能多換不少銀子，可海外銀價低，幕府給的金子沒變，所以毛利還是近60萬美金——數學老師您多保重啊，世界非常需要你！
當然了，等鹹亨洋行跑路後，幕府仔細翻賬本，這個普遍誤解終於消除了。
造成這個的原因就是鹹亨洋行太懂事了。
因為每次交易時打點得十分周到，從給公方樣、江戶重臣到長崎、對馬的負責人、經手人，每次無一遺漏，還殷勤的很，難免被懷疑掙了金山銀海一樣的財富。
但幻覺是會消失的。
等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鹹亨洋行跑路後，幕府全麵評估此事造成的影響，這才發覺，“本來是兩相得利的事，可能因自己一方自視過高，到了把事情搞砸了。”
當然，可以這麽想但不能這麽說，幕府中樞還是捏著鼻子“堅信”：
“既然鹹亨洋行留書‘情勢所迫’，那肯定是遇到別的困難了。幕府這方麵一直以來是沒問題的，其樂融融啊。
說不定日後人家去而複返，這生意不就繼續了麽。”
這種“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豁達，可不是每個人都有——勘定奉行小栗忠順就追悔莫及，覺得自己返迴江戶奉公後，因公務繁忙導致對此關注不夠，為此他痛心疾首得很：
鹹亨洋行對幕府的幫助太大了！
從風說書、及時通報海外消息來說，比蘭國商館給力太多了。雖然幕府在和西洋諸國打交道時沒占到便宜，但力不如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本就難免，沒有鹹亨洋行結果肯定更差；
而且，從提供先進軍械開始，到後麵幫助提高蘭學產業，這煉鋼、鑄大筒、製鐵炮水雷，無一不是鹹亨洋行鼎力相助的結果；
就算通商，也是價格公道從無欺瞞，不說之前與蘭國商館相比，就看今年六月開始的對外通商情況，簡直是物美價廉的典範；
而且，“以扶桑金易海外銀”這樣的大事，人家不聲不響地就辦了，西洋諸國在遠東的人居然毫無察覺，這實力，真是可怖可畏；
更重要的是，小栗忠順如今作為勘定奉行主持財政，這才發現，鹹亨洋行之前提出的相關產業建設和對外貿易的見解，那真是明見萬裏，對如今開國通商後的情形居然料得分毫不差。
因此，跑了鹹亨洋行，是痛失一大臂助！
考慮到從西洋虎狼群中再也找不到相熟的麵孔，一種孑然的感覺揮之不去。
鹹亨洋行和箱館奉行崛直秀的關係匪淺——這點雖然直秀從未承認，但默認的態度是對自己擺出來的，所以小栗準備派人問問直秀，“這有啥委屈可以直說，鹹亨洋行能不能迴來啊？這次肯定不會再遭輕視了。”
但自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坦庵先生病逝後，不知不覺間，小栗忠順和崛直秀兩人的政見開始不盡相同，雖然情誼還在但彼此開始有了間隙。自己又不能去箱館，隨便派個人去吧，這種性命攸關的話題，恐怕直秀不會輕易涉及——可能連談都不會談。
真是愁死個人！
從和曆七月中旬一直拖到九月，這才讓小栗找到了機會:
幕府流放要犯到北地，又令六家大名助墾箱館，他趕緊找人運作心腹鬆前順豐當了使番，相信以鬆前的伶俐，一定能把這件事辦好！
但鬆前到了箱館，他也撓頭啊：
“這勘定奉行小栗豐後守說得不明不白的，好像是讓崛直秀勾搭得力的西洋商人。可再找個鹹亨洋行這樣的，那有如此容易！
再說了，這可是破家滅門的罪過，沒有幕府的旨意，人家崛直秀肯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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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的時候，鹹亨洋行跑路，自嘉永三年（1850年）開始與幕府進行的密貿易由此中止。
因為之前毫無預兆，所以幕府中樞聞訊後異常震驚。
經過勘定所、長崎奉行所和目付所共同努力，在折騰了約一個半月後，這才發現此事早有征兆：
第一，鹹亨洋行的人員早就開始撤離，但幕府居然遲鈍地對此毫無警惕。
於嘉永七年（1854年）成立的對馬水軍傳習所中，本來有八名西洋水軍教授，都來自鹹亨洋行。但安政四年（1857年），幕府在江戶開辦築地軍艦教授所，裁撤對馬水軍傳習所，這八名洋人就離開扶桑了。
同時，本來韭山煉鐵所還有一些西洋技工，也是鹹亨洋行提供的，但後來也都走了，時間同樣在安政四年。
至於經商的人員，因為鹹亨洋行做的是密貿易，因此采購、銷售都委托給長崎奉行所，隻在對馬島有3個常駐人員。可這些人這次也以探親的名義一起隨商船溜了。
現在看，一個人都不留，當然是極其可疑。
可之前兩邊親密無間、如膠如漆，誰能想到鹹亨洋行突然撤走呢？對此，幕府嚴加懲處了監管的人員，可依然與事無補。
另一個征兆就是雙方交易商品種類的變化。
本來，鹹亨洋行在輸入書籍、報刊、機械、軍械之餘，也會輸入一些布匹和其它蘭物。但自從安政二年（1855年）開始“以扶桑金易海外銀”後，這些普通貨物的份額就逐步降低。
按理說，交易額下降是貿易中斷的明顯征兆，可因為雙方金銀兌換的數目逐年增加，居然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因為表麵看貿易額是上升的。
其實，也不是沒有人提前察覺危險。
小栗忠順在長崎奉行任上時，鑒於鹹亨洋行的重要性，他就曾向江戶提出過多次建白：
“自安政元年簽署三國和親約定以來，西洋船往來日多，因行隱秘事，鹹亨船往來長崎多有不便。請另擇新瀉或它地為隱港，以防不測。”
其實，小栗已經發現了鹹亨洋行中斷貿易的一個理由，那就是往來不便。
自1854年扶桑與米人、英吉利、蘭國簽署了和親約定後，到扶桑特別是長崎港的西洋船隻日漸增多，這給鹹亨洋行造成了很多不便。
要知道，當時簽訂的隻是避難港、補給港的內容，名義上能和扶桑通商的還是隻有蘭國一家。因此，鹹亨洋行做的密貿易，雖然交易對象是幕府，但也得偷偷摸摸地，不然蘭國抗議是小事，如果惹的其它西洋諸國以此為借口要求通商，那就麻煩大了。
原本也不是沒有遮眼法，開始時鹹亨洋行打的是唐人旗號，但現在西洋船多了，萬一兵船將其堵在港口裏，那不就真相大白於天下了麽。
說實話，蘭國商館當時還真動了這方麵的心思，就算自己不動手，但可以通知米人、英人啊，幹係自然可以摘除得幹幹靜靜。但考慮再三，鑒於其在扶桑的利益不小，最終蘭人還是沒有輕舉妄動——雖然有人和自己搶生意，但如果打掉這個弱的，然後召來一群餓狼和自己搶食，好像犯不上啊。
小栗第一次相關上書是嘉永七年（1854年）夏季，當時與鹹亨洋行的密貿易地點已經轉到了對馬群島的芋崎港。
“無事身非！”
幕府覺得對馬島已經足夠隱秘和安全了，因此小栗的上書沒有得到迴應。
其實，小栗是一片忠心，這通商就是財路，作為長崎奉行，他建議換地交易，這就是把金銀往外推啊。
但奈何別人不怎麽看啊。
他的上奏寫啥都行，可萬萬不應該提及“新瀉”這個地方：
首先，新瀉港附近有個幕府的心頭肉——佐渡金山。作為扶桑當時最大的金銀產地，佐渡島就是幕府的命脈，誰碰誰死。這把鹹亨洋行放到新瀉去，萬一召來其它西洋餓狼怎麽辦？
再一個，小栗忠順的老爹忠高，曾經擔任佐渡奉行多年，這換地對別人是舍棄一條財路，對小栗而言，這不是從碗裏挪到鍋裏去了麽？
長崎奉行有兩個，因
此另一位長崎奉行對這個建議激烈反對：
“鐵桶一般的長崎不說，芋崎也不為外人所知，哪裏用的著換地！
真擔心的話，長崎附近不是還有不少小島嗎？選一個做交易地好了。”
這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對馬島辣麽大，又是海上交通要衝，怎麽能算是“不為外人所知”；而長崎附近的荒島確實很多，可要是能做交易地，那幕府這些年早幹嘛去了？
再說了，日後西洋諸國壓迫扶桑開港，提出的地點一共是五港兩都，也就是七個港口。這些地方依次為長崎、箱館、神奈川、兵庫、新瀉和江戶、大阪，從隱秘看，也就是新瀉是可選的轉移之地——其它地方要麽太繁華不利於保密，要麽就是西洋船眾多。
因此，小栗忠順真是出於一片公心。
但奈何他說了不算啊！這些年來，鹹亨洋行主動請求了多次，小栗忠順也屢次上書，但這交易地還是一直沒改，就固定在對馬群島的芋崎港。
等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卸任長崎奉行役職後，鹹亨洋行也認命了。
但交易地在對馬島芋崎港，這可把鹹亨洋行坑苦了：
雖然是米人海商，但奈何扶桑和米人還沒正式通商呢，這撇下同伴吃獨食是犯了大忌！
而且，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向扶桑這樣的非西洋國度輸入先進軍械、機器和技術，那可是猶大一樣的行為，真被抓到，就算不被當眾吊死，那也是群起攻之、身敗名裂的下場。
就為這，鹹亨洋行於1855年換皮為四海洋行，而且怕泄密沒敢通知幕府。
同時為了建立防火牆，同年還成立了鬆江匯理洋行，徹底將直秀一係的海外力量分割為明暗兩處。
但就算這樣，事情依然向不好的方向變化。
安政二年（1855年），對馬水軍傳習所裏有西洋教授的消息走漏。
也不知道米、英兩國水軍是怎麽知道的，反正開始偶爾有船在對馬島附近海域堵鹹亨洋行的船——但萬幸，這兩家沒有和幕府正式撕破臉，所以上島硬抓人的倒黴事到底是沒有發生。
鹹亨洋行一開始就用的是蒸汽風帆混合動力商船，機動靈活不說，還特意為提升速度做了改造，因此，雖然被發現了幾次，但都順利逃脫了——其實是不是特意來抓自己的，鹹亨洋行也不確認，反正見麵就跑總是沒錯。
後來，為了保命，鹹亨洋行開始了表演——換船名不說，冒充其它國度的商船是常規操作，行蹤也開始詭秘，不再按季風規律來航。
等“以扶桑金易海外銀”的貿易額大了之後，所幸連普通貨物都不怎麽裝了，就一艘快船神出鬼沒，如幽靈一般。
到了安政五年（1858年），扶桑的外國船隻更多，這時鹹亨洋行已經被逼的不行，甚至開始和長崎奉行所認真討論，“對馬島看起來也不靠譜了，長崎附近不是還有不少小島嗎，在哪裏交易行不行？”
但根據當年簽署的通商約定，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長崎、神奈川（橫濱）、箱館對外正式通商，所以幕府方麵隻是勸鹹亨洋行以換皮應對——都正式通商了，你們改個名字不久可以大搖大擺出現了麽。
坑爹啊，站著說話不腰疼！
其實鹹亨洋行一直做的都是殺頭的買賣，但對這份付出幕府不夠重視。
想想也是，這些年來扶桑天災人禍、內外交困，江戶大佬們又內鬥不止，哪裏有閑心關心這個——唯一重視此事的就是小栗忠順，但別人都認為他是得了天大的好處，所以不舍得放手而已。
上杆子不是買賣啊！
鹹亨洋行賠本賣吆喝本來就不被理解，“不賺錢，甚至不賺大錢，你憑什麽這麽賣力？”
真說起來，這些年鹹亨洋行還真沒少賺：
說是賠本賣吆喝，但遠洋貿易本是暴利，就算價格定的公道些，但不賺錢是不可能的。
加上，軍械等貨物都是出自自家在米國的產業，供給的價格非常有優勢，除了鹹亨洋行自己，就沒有其它中間商掙差價，那能不賺錢麽！
而且，光“以金易銀”一
項，因為本錢是幕府掏的，鹹亨洋行的毛利就達到了近60萬美金之多——折合15萬天保小判金。
雖然鹹亨洋行這個錢掙的不虧心，沒有鴻之舞金銀礦兜底，這些大的金銀兌換足以擊潰香江市場，但幕府方麵不知道啊，隻看到了好多一筆錢落入洋行的手中——再說了，金銀比價在海外是一比十五，可不是扶桑的一比五，這麽算就是掙了四十五萬金，搶也沒這麽快吧！
坑爹啊，哪有這麽反複計算的。
鹹亨洋行掙的這筆錢是能多換不少銀子，可海外銀價低，幕府給的金子沒變，所以毛利還是近60萬美金——數學老師您多保重啊，世界非常需要你！
當然了，等鹹亨洋行跑路後，幕府仔細翻賬本，這個普遍誤解終於消除了。
造成這個的原因就是鹹亨洋行太懂事了。
因為每次交易時打點得十分周到，從給公方樣、江戶重臣到長崎、對馬的負責人、經手人，每次無一遺漏，還殷勤的很，難免被懷疑掙了金山銀海一樣的財富。
但幻覺是會消失的。
等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鹹亨洋行跑路後，幕府全麵評估此事造成的影響，這才發覺，“本來是兩相得利的事，可能因自己一方自視過高，到了把事情搞砸了。”
當然，可以這麽想但不能這麽說，幕府中樞還是捏著鼻子“堅信”：
“既然鹹亨洋行留書‘情勢所迫’，那肯定是遇到別的困難了。幕府這方麵一直以來是沒問題的，其樂融融啊。
說不定日後人家去而複返，這生意不就繼續了麽。”
這種“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豁達，可不是每個人都有——勘定奉行小栗忠順就追悔莫及，覺得自己返迴江戶奉公後，因公務繁忙導致對此關注不夠，為此他痛心疾首得很：
鹹亨洋行對幕府的幫助太大了！
從風說書、及時通報海外消息來說，比蘭國商館給力太多了。雖然幕府在和西洋諸國打交道時沒占到便宜，但力不如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本就難免，沒有鹹亨洋行結果肯定更差；
而且，從提供先進軍械開始，到後麵幫助提高蘭學產業，這煉鋼、鑄大筒、製鐵炮水雷，無一不是鹹亨洋行鼎力相助的結果；
就算通商，也是價格公道從無欺瞞，不說之前與蘭國商館相比，就看今年六月開始的對外通商情況，簡直是物美價廉的典範；
而且，“以扶桑金易海外銀”這樣的大事，人家不聲不響地就辦了，西洋諸國在遠東的人居然毫無察覺，這實力，真是可怖可畏；
更重要的是，小栗忠順如今作為勘定奉行主持財政，這才發現，鹹亨洋行之前提出的相關產業建設和對外貿易的見解，那真是明見萬裏，對如今開國通商後的情形居然料得分毫不差。
因此，跑了鹹亨洋行，是痛失一大臂助！
考慮到從西洋虎狼群中再也找不到相熟的麵孔，一種孑然的感覺揮之不去。
鹹亨洋行和箱館奉行崛直秀的關係匪淺——這點雖然直秀從未承認，但默認的態度是對自己擺出來的，所以小栗準備派人問問直秀，“這有啥委屈可以直說，鹹亨洋行能不能迴來啊？這次肯定不會再遭輕視了。”
但自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坦庵先生病逝後，不知不覺間，小栗忠順和崛直秀兩人的政見開始不盡相同，雖然情誼還在但彼此開始有了間隙。自己又不能去箱館，隨便派個人去吧，這種性命攸關的話題，恐怕直秀不會輕易涉及——可能連談都不會談。
真是愁死個人！
從和曆七月中旬一直拖到九月，這才讓小栗找到了機會:
幕府流放要犯到北地，又令六家大名助墾箱館，他趕緊找人運作心腹鬆前順豐當了使番，相信以鬆前的伶俐，一定能把這件事辦好！
但鬆前到了箱館，他也撓頭啊：
“這勘定奉行小栗豐後守說得不明不白的，好像是讓崛直秀勾搭得力的西洋商人。可再找個鹹亨洋行這樣的，那有如此容易！
再說了，這可是破家滅門的罪過，沒有幕府的旨意，人家崛直秀肯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