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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來訪開始,到幕府安政五年(1858年)年初,扶桑政局風起雲湧,而齊昭一係在其中動作不少。


    政局往簡單說,就是“原本掌舵人去世,新掌舵人不能服眾,進而導致內部紛爭不斷”。


    嘉永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黑船第一次來訪結束後的第十天,當時的公方樣家慶因病情加重而去世。但繼任的將軍家定暗弱,於是幕政實際上以幕臣為主,大權落於阿部正弘為首的老中們手中。


    因為接連的人禍(西洋諸國的逼迫)和天災(連續三年的大地震),承平已久的幕府一時不知所措,麵對危局不得不放鬆權利把控,於是,原本以譜代大名、大身旗本為主的執政方式被打破,原本邊緣化的京都朝廷、親藩和外樣都開始得以幹涉幕政。


    可惜的是,舊時的秩序被破壞,但執政的新秩序卻遲遲建立不起來——權利的甘美隻要被品嚐過,就沒有人願意放手。


    在權勢再平衡的過程中,各方的衝突不斷升級,而引發這場改變的“禍首”,原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一係,也無力平息紛爭,他隻好準備黯然隱退。


    安政二年(1855)十月,以江戶大地震的發生為由,阿部辭去首席老中之任,轉由堀田正睦接手——阿部本來想徹底脫身而去,但之前他做了十年老中首席,威望高、潛勢力龐大,各方都需要他平衡局勢,因此他走不脫。無奈之下,他隻好轉任勝手方,繼續留任於老中評定會。


    各方爭鬥的底氣來自於實力和“大義”。


    從實力上看,幕府禦領(包括旗本領地)的表高約為680萬石;譜代大名的領地為670萬石;親藩約為260萬石;而外樣大名則是將近千萬石。


    原本把持政局的譜代大名和旗本,管理的石高占了扶桑總數的一半,而且幕府的役職都掌握在這些人手中,所以親藩和外樣自然落於下風。


    但從名義上說,親藩與將軍比其他人更近一層,畢竟是同一個祖宗麽。


    不過,德川家成立幕府已近二百五十餘年,因此親藩雖然還掛著德川、鬆平的姓氏,但血脈已和將軍本家一係漸遠。因此在某些譜代大名和旗本看來,親藩也隻是名義上尊貴而已。


    但幕府以儒學治天下,加上傳統的影響,大義,也就是名份,極為被看重:


    譜代大名和旗本世襲領地,以家名為傳承,幕府的役職也是以家格高低來授予的。


    就拿小栗忠順為例,他家格是二千五百石的大身旗本,因此成年後隻要他的才幹大差不差,自然有幕府高位役職等著他。


    親藩自身更是以德川禦連枝為傲,自視為德川家的親族。


    過去親藩大名一直通過和公方樣的互動來參與幕政——說到底,幕府還是德川家的,公方樣自然掌握最高權力。理論上所有幕府法令都需要將軍最後批準,親藩自然作為德川一脈自然可以通過親近公方樣來影響幕政。


    但因為將軍家定為人暗弱,實際上這幾年各家親藩對幕政的影響是被減弱了。


    雖然五名老中有兩名親藩代表,但家定繼位後親藩中依然有人不滿意——弘化二年(1845年)、嘉永元年(1848年)鬆平乘全、鬆平忠優升任老中,家定在嘉永六年(1853年)繼位公方樣時,兩人依舊是在任老中。


    其實這這也能理解——各親藩雖然都是德川分支,但近兩百五十餘年的獨立發展,血脈早已疏遠,所以,這兩位親藩大名出身的老中,不能也不願、更不會代表所有親藩的利益。


    加上西洋諸國叩港和大禦所家慶去世,造成政局大混亂,因此很多親藩大名都迫不及待有親自出麵參政的想法——大名是有每月登城議事的權利,但其實參政的程度很弱。


    一是參覲交代要求隔年替換,那大名本人不在場就隻能聽天由命;


    二是即使在場參與了登城議事,那也隻是參與發表意見,沒有決定權隻有建議權,實權還是掌握在老中評定會手中——公方樣家定不太愛管事,因此老中們權利大增。


    所以,名義上的親藩之首,禦三家、禦三卿中都有人蠢蠢欲動。


    尤其是水戶藩,條件便利,有特有的優勢——水戶是定府親藩。也就是說,水戶德川家主在法理上被要求一直在江戶輔佐將軍。


    不過,以前是水戶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水戶老藩主德川齊昭,因為與當時在任的公方樣家慶不睦,又因為政見不和得罪了很多人,於是在弘化元年(1844年)被幕府勒令“隱居”、“謹慎”,從此遠離幕政。而接任家主的慶篤,當時隻有十三歲,意見根本不被重視。


    不過齊昭的潛勢力龐大——他多子多女,兒子過繼給它藩做世子、女兒和其他大名聯姻的很多。而且,齊昭性格直率、才幹非凡,雖然得罪了不少人,但支持他的也很多。


    如伊達宗城,以交涉聞名的宇和島藩主,他就差點成立齊昭的女婿——都已經訂了親,但緣結前齊昭的女兒突然病死。


    例如,禦三家裏的尾張德川家主慶勝,是齊昭替他揚名,才由支藩藩主出任主家家主,其本身又是水戶血脈——祖上是從水戶藩過繼的養子,因此慶勝對齊昭很是親近。


    又例如,親藩福井鬆平家主慶永,對齊昭就很是仰慕,在就藩前曾專門向齊昭請教如何治理藩政。


    潛勢力龐大的齊昭,原本是嘉永六年(1853年)在將軍家慶死後才翻了身,被當時的老中首席阿部侍從拉攏,以海防掛的名義重新開始參與幕政。


    但因為直秀的亂入,黑船來訪時幕府有了點底子,所以主張以強硬態度對外交涉的齊昭,在公方樣家慶死前就重新出山。


    不過,在幕政中齊昭還是同樣不得意——在直秀原本的世界裏,因為持對外強硬的態度,齊昭被不少人認為是“欲開無謀之兵端以亡幕府之人壽”。而直秀亂入後,幕府對外了解更多,因此幕臣尤其是老中和大身旗本中支持齊昭的人更少,這迴更進一步被認為是“紙上談兵、誌大才疏”。


    但齊昭的強硬派觀點頗得人心,再加上,在黑船來訪的前十年,他就一直力主加強海防,被視為有先見之明,因此聲望很高——這是幕府的鎖國法令和信息保密政策惹的禍。很多人並不知道與西洋諸國的真實差距,大家隻看到了幕府不戰而屈,卻不能理解幕府做出此決定的原因,因此對敢戰的齊昭抱有期待和好感。


    而幕政權勢邊緣的外樣大名也因為各種原因支持齊昭:


    親友關係不用說,他人支持齊昭的原因主要是政見相同、燒冷灶和借機牟利。


    沿海的大名都對西洋諸國入侵十分恐慌,其中很多藩國希望幕府能帶領幕藩保護自家的領地,天然對強硬派的首領齊昭抱有好感——齊昭以共同禦侮的口號,團結了很多大名,而幕府在這方麵做的就差得多。


    雖然幕府也要求各家增強海防,同時放鬆了大船禁造令和軍械購買,還提出了舉扶桑一致的口號,但這些都被記到了齊昭一係名下,認為是他一手推動的,甚至民間有齊昭一係是革新派、老中們是頑固派一說。


    造成這個印象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齊昭這方麵名氣大——齊昭最先提出興建海防,也是最早的大船試建者。而且他做事勇猛,很多法令的倡議者或鼓動者都是齊昭。日積月累,齊昭一係被視為革新者,名氣愈發高漲。


    二是,幕府確實暮氣深重,因此很不得人心——黑船來訪前,幕府對各藩的軍備限製頗多;等黑船來訪後,很多幕臣擔心各家借此增強實力,所以放鬆的同時加了很多限製,比如申報時限過長或者數量限製等等。


    另外幕府的黑箱操作很多,例如對蘭國商館和鹹亨洋行的渠道死把著不放。


    各藩對此頗有微詞,因此將改變的希望寄托在齊昭一係身上。


    燒冷灶則是因為一橋慶喜的緣故——公方樣家定一直沒有子嗣,立慶喜為西丸樣的行情不斷見漲。作為慶喜的親生父親,齊昭自然也水漲船高。


    至於借機牟利那就更簡單了:


    本來外樣大名一直是幕政的邊緣人物,因此好事沒有份、苦差事想跑都逃不掉。


    而齊昭一係的主張讓這些外樣看到了希望——齊昭所在的水戶一直提倡水戶尊王說。


    雖說還是幕府尊敬京都小朝廷、然後各藩尊敬幕府這一套,但畢竟是給一家獨大的幕府套上了一個嚼子——以後外樣大名受了委屈,實在不行還可以迂迴到小朝廷那裏想別的辦法,畢竟是多了一條路嘛。


    至於想借此徹底擺脫幕府的,在二百多年的積威下,此時還真沒有一家有這個膽子。


    得到了眾多親友、盟友及外樣大名的支持,加上自身頂級親藩的尊貴身份,行事直率的齊昭自然開始對幕政指手劃腳。


    安政元年(1854年)幕府與米人、英吉利兩國簽署了《和親約定》——本來應該還有與魯西亞的約定,但直秀協助英佛聯軍順利地掃平了魯西亞遠東領地,導致特使普嘉廷失蹤,這約定自然也就簽不成了。


    從第二年和曆四月開始,齊昭聯合眾多大名向幕府中樞施壓,認為兩個約定嚴重損害了扶桑利益,動搖扶桑根本,要求有人對此負責。


    確實,這兩個約定都是城下之盟,尤其是第二次黑船來訪,米人提督佩裏多次以武力挑釁,簽訂時所有人都不滿意,隻是忍氣吞聲吧了。


    這一年米船、英吉利船都根據去年的約定頻繁到訪扶桑,造成了一些爭端和動蕩,初步顯示出了約定的不良後果,這導致很多大名和幕臣都改變了原本的看法,齊昭一係聲勢也因此大漲。


    但開弓沒有迴頭箭,雖說齊昭等人當時確實是反饋簽署約定,但這過了一年齊昭一係又翻出此事來,隻能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所圖。


    其實,在嘉永七年(1854年)四月十日,《扶桑米國和親約定》簽訂不久,老中首席阿部正弘就上書要辭官謝罪,但被公方樣家定挽留。


    這次齊昭一係又再次攻擊此事,阿部自然無顏留任,再次請求辭官。


    但事情的結果卻是:和曆八月四日,阿部依然留任老中首席,當初明確支持簽署約定的兩位親藩大名出身的老中鬆平乘全、鬆平忠優被罷免。


    結果如此撲朔迷離,自然引起猜測:


    有說是“阿部侍從和水戶老藩主達成秘議,準備息事寧人”;也有說是因為齊昭一係上書中指明彈劾鬆平乘全、鬆平忠優兩人的,反正眾說紛紜。


    之後拔出蘿卜扯出泥,當日支持簽署預定的大名和幕府重臣可也是不少,消息傳開後,這些人也開始紛紛上書,替罷免的兩位老中爭辯。


    造成這種反複情況出現的原因有兩個:


    一是參覲交代是隔年到江戶來,齊昭一係上書的時候,很多大名和遠國奉行們都不在江戶,所以不知道這件事;


    二是知道的也沒太在意。


    畢竟,在當時簽署約定前,幕府曾專門開評定會討論此事,按理說,除非是大錯特錯、出現了什麽大紕漏,否則此事不應由哪位老中承擔責任。


    尤其是當初阿部老中以首席的身份已經辭過官、謝過罪了,再揪扯這個未免有些不合人情。


    所以,很多人認為此事將不了了之,最多就是罰俸做個樣子,所以很多人並未在意。


    但鬆平乘全、鬆平忠優真被因罪罷免了,這就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了。


    因此,自安政二年(1855年)八月起,齊昭一係的咄咄逼人導致對手開始抱團抵抗,而幕政的爭鬥由此開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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