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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濤先生的文章，有大境界、大情懷、大堅持，卻好從小處命筆。若是一不留神，從小處看了，容易走眼，也容易不得要領。
他講信變、史官、樹和碑、道與德、敬與恥、代價與成本，以史實作參照，說“春秋”的含義，卻下潛著深度，有現實的關懷。故能“意翻空而出奇”，引經據典，卻不死於言下，全因“讀史講致用，溫故為知新”。“曆史原本已經死去了，隻有讀活了才可能出新價值。”克羅齊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其意大略如是。但能否讀活曆史，除學養外，還考校著讀者的識力。穆濤欣賞班固的“春秋”筆法，讚他寫劉邦出生的文字“真是從心所欲又不逾矩”，足為後世史家楷模，看重的，便是“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著史傳統。他強調曆史的醒世意義，不大讚同對待曆史的實用態度，把目光越過建立史館製度的有唐一代，借先秦兩漢的史籍說“常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若無兼容並蓄的氣度，取精用宏的識力，還存著一份“經世致用”的心思，大約是不會如此著眼和落筆的。
稍和文學沾邊的學人讀《漢書》，用心多在《藝文誌》。穆濤談《漢書》的告誡，卻從《食貨誌》說起，他談漢文帝減免農業稅，說賈誼的《論積貯疏》和《諫鑄錢疏》，背後均有我們時代的諸般事項作參照。褒貶之意與良苦用心，讀者不難辨明。不說藝文而談食貨，見出的，是作者的天下胸襟與濟世情懷。歐陽修說“大抵文學止於潤身，而政事可以及物”，用意亦在此處。穆濤盛讚董仲舒，說他“奠基了儒學在中國文化裏的核心位置，由禮而理，以禮入教”，是由對缺乏主體宗教的中國文化的內在問題的切己體察而生的“憂心”的自證和自我突破。蔡元培多年前努力“以美育代替宗教”，今人劉小楓曾不遺餘力為國人“輸入”基督教的根本用意，與穆濤的心思並無不同。但穆濤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有“由‘陳’而生的機心”，他的“新思”不是引進的，如他強調賈平凹的小說筆法，需“用看‘國畫’的眼光去打量”，“他（賈平凹）擅用‘破筆散鋒’，大麵積的團塊渲染，看似塞滿，其實有層次脈絡的聯係，且其中真氣淋漓而溫暖，又蒼茫沉厚。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但隱著的是中國的線條。他發展著傳統的‘大寫意’，看似一片亂攤派，去工整，細節也是含糊不可名狀的，整體上卻清晰峻拔”。熟悉賈平凹的讀者不難體味出，這是在說《秦腔》和《古爐》這樣的作品。但也不妨解讀為穆濤的夫子自道。中國文化的問題，是可以靠中國文化自身來解決的。但“反求諸身”的功夫，卻不易得。若非有深厚的舊書底子，且浸淫古書沉潛往複從容含玩得其性靈，大約難有這等識見。否則的話，《秦腔》和《古爐》的寫法，也就不會遭遇不解和批評了。
正因為看透了缺乏主體宗教的中國文化的內在問題和局限，也深知20世紀初放棄文言文、使用白話文的文化革命的不足“是傳統的文化鏈條斷裂了”，我們“一提中國傳統，就是落後和守舊，一提西方，就是進步和先進”。對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的簡陋和粗暴，穆濤有極為深刻的反思和批評。那種在特殊社會文化語境下的非常之時的非常之事一侯成為“常態”，且“馴順”數代知識人沉浸其中而不自知，無心也無力反省“文化的這顆樹上結出的這種惡果”，更遑論努力“重建中國文化，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穆濤反複講老規矩、講禮、講秩序、講文風的樸素、強調守文心之正與書寫清正之氣，便是要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恢複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下社會問題發言的能力。這是“返本”，但“返本”是為了“開新”。若將此說視為“守舊”或“文化守成”，便是低看了他。學界以“文化激進主義”的態度，將當年的“學衡派”諸公“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的文化努力判定為“文化守成主義”，已足以說明此種思維的鄙陋。明眼人不可不察。
因此，要讀通穆濤的文字，頭腦便不能在近百年的知識氛圍中打轉，得做些現象學所謂的“懸置”的功夫，暫且懸置西學的傳統，還有“五四”一代知識人所開創的文化的現代性傳統。不是說這兩個傳統不好，隻是說，文化的境界，其實還有另外的可能。還有從“中國之心”延伸出來的可能。這種可能根植於古典傳統的精魂和性靈。須得“沉潛往複，從容含玩”，還要有悟性，有器識，這是穆濤文章的絕妙處和顯眼處，我以為，也是他的得意處。
古之君子，明於禮儀而陋於知人心。這恐怕是對傳統文人最大的責難，也是今人讀書為文需倍加小心的重要問題。穆濤寫世態，寫人情，指陳弊病，縱論古今，不乏誅心之論，便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做底子。他強調“文章當合時宜而著”，並進一步指出“合時宜，是切合社會進程的大節奏，而不是一時的節拍或鼓點。寫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著，看出事態的焦點所在，看出社會的趨勢之變。文章一旦失去時代與社會的實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有這般識見，文章自然不著一字空。他說“我們中國以前自詡為‘禮儀之邦’，這話沒錯，因為規矩具體，禮數清晰。後來對禮失敬，諸多規矩被當成‘四舊’砸個稀巴爛，大的規矩失於朝野，擺不上台麵的潛規則就冒出來了。”說的是舊人舊事，但出發點和落腳點，全在當下，借古喻今或以今說古，是讀史的緊要處。西人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明智的眼光，是能勘破世間幽微，洞悉世道人心眾生萬象，由此生出的境界與情懷，是有根基的。穆濤有極好的修辭功夫，他的筆法，深得曆代筆記野史叢談用思運筆之妙。前人筆記野史中，存著中國好文字的魅力，也容易培養出文人的“隱逸”情懷，但穆濤的文字，境界是“上出”的，字句卻落在實處，有煙火氣和人生的況味。“人情練達即文章，這是古訓。練是磨煉，達是透徹。人世間的好文章，就是要寫透天是怎麽磨煉人的。”
穆濤對自己的作品，好用“閑書”二字作評。這話不可直解。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雲：“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遊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隻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水滸傳》卻不然。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隻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是非皆不謬於聖人。”細讀穆濤的文字，便知這先生有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文字的誌趣，離施耐庵較遠，與太史公倒頗為相近。《周易》“地山謙”卦《係辭》曰：“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謙君子”與“稱物平施”，是穆濤其人其文給人的基本印象，但他還有金聖歎的“情”和“俠”的一麵，有“棉針泥刺法”，“筆墨外，便有利刃直戳進來”。讀他的文章，若體味不出這一點，便是錯會了他。
還是在《周易》中，有“複”卦《彖》曰：“複，其見天地之心乎？”返轉迴複，是大自然的運行法則，也體現著天地孕育萬物的用心。穆濤看重古人的規矩，強調“我們已經到了思考正常國家狀態下文學創作標準的時候了”，要有“中國製造”，走出百年以來國人於西學的“學徒”心態，尋迴文化自信。大約要取“返轉迴複”之意，做些“返本開新”的工作。雖說是“先前的風氣”，焉知不是向未來的可能性的敞開。
孫鬱先生自謂，在70年代初，因偶然的機緣讀到《胡適文存》，始知“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乃深味國學的一族。後來接觸魯迅、陳獨秀、周作人的著作”並為之吸引的，“不都是白話文的篇什，還有古詩文裏的奇氣，及他們深染在周秦漢唐間的古風。足跡一半在過去，一半在現代，遂有了曆史的一道奇觀。”這一段話，恰好可以拿來說明我讀《先前的風氣》的感受。
說實在話，這個時代，有真見地、大識力的人，真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多。曾於耶魯研習國史的鄭培凱先生說：“五四”那一代人，自己與傳統並未斷裂，但卻使我們這一代斷裂了。這話我十分讚同，但總還是想，如果鄭先生讀了穆濤的文章，除大讚“於我心有戚戚焉”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啟和千年文脈的賡續，恐怕也不至於太過悲觀。
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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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濤先生的文章，有大境界、大情懷、大堅持，卻好從小處命筆。若是一不留神，從小處看了，容易走眼，也容易不得要領。
他講信變、史官、樹和碑、道與德、敬與恥、代價與成本，以史實作參照，說“春秋”的含義，卻下潛著深度，有現實的關懷。故能“意翻空而出奇”，引經據典，卻不死於言下，全因“讀史講致用，溫故為知新”。“曆史原本已經死去了，隻有讀活了才可能出新價值。”克羅齊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其意大略如是。但能否讀活曆史，除學養外，還考校著讀者的識力。穆濤欣賞班固的“春秋”筆法，讚他寫劉邦出生的文字“真是從心所欲又不逾矩”，足為後世史家楷模，看重的，便是“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著史傳統。他強調曆史的醒世意義，不大讚同對待曆史的實用態度，把目光越過建立史館製度的有唐一代，借先秦兩漢的史籍說“常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若無兼容並蓄的氣度，取精用宏的識力，還存著一份“經世致用”的心思，大約是不會如此著眼和落筆的。
稍和文學沾邊的學人讀《漢書》，用心多在《藝文誌》。穆濤談《漢書》的告誡，卻從《食貨誌》說起，他談漢文帝減免農業稅，說賈誼的《論積貯疏》和《諫鑄錢疏》，背後均有我們時代的諸般事項作參照。褒貶之意與良苦用心，讀者不難辨明。不說藝文而談食貨，見出的，是作者的天下胸襟與濟世情懷。歐陽修說“大抵文學止於潤身，而政事可以及物”，用意亦在此處。穆濤盛讚董仲舒，說他“奠基了儒學在中國文化裏的核心位置，由禮而理，以禮入教”，是由對缺乏主體宗教的中國文化的內在問題的切己體察而生的“憂心”的自證和自我突破。蔡元培多年前努力“以美育代替宗教”，今人劉小楓曾不遺餘力為國人“輸入”基督教的根本用意，與穆濤的心思並無不同。但穆濤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有“由‘陳’而生的機心”，他的“新思”不是引進的，如他強調賈平凹的小說筆法，需“用看‘國畫’的眼光去打量”，“他（賈平凹）擅用‘破筆散鋒’，大麵積的團塊渲染，看似塞滿，其實有層次脈絡的聯係，且其中真氣淋漓而溫暖，又蒼茫沉厚。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但隱著的是中國的線條。他發展著傳統的‘大寫意’，看似一片亂攤派，去工整，細節也是含糊不可名狀的，整體上卻清晰峻拔”。熟悉賈平凹的讀者不難體味出，這是在說《秦腔》和《古爐》這樣的作品。但也不妨解讀為穆濤的夫子自道。中國文化的問題，是可以靠中國文化自身來解決的。但“反求諸身”的功夫，卻不易得。若非有深厚的舊書底子，且浸淫古書沉潛往複從容含玩得其性靈，大約難有這等識見。否則的話，《秦腔》和《古爐》的寫法，也就不會遭遇不解和批評了。
正因為看透了缺乏主體宗教的中國文化的內在問題和局限，也深知20世紀初放棄文言文、使用白話文的文化革命的不足“是傳統的文化鏈條斷裂了”，我們“一提中國傳統，就是落後和守舊，一提西方，就是進步和先進”。對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的簡陋和粗暴，穆濤有極為深刻的反思和批評。那種在特殊社會文化語境下的非常之時的非常之事一侯成為“常態”，且“馴順”數代知識人沉浸其中而不自知，無心也無力反省“文化的這顆樹上結出的這種惡果”，更遑論努力“重建中國文化，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穆濤反複講老規矩、講禮、講秩序、講文風的樸素、強調守文心之正與書寫清正之氣，便是要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恢複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下社會問題發言的能力。這是“返本”，但“返本”是為了“開新”。若將此說視為“守舊”或“文化守成”，便是低看了他。學界以“文化激進主義”的態度，將當年的“學衡派”諸公“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的文化努力判定為“文化守成主義”，已足以說明此種思維的鄙陋。明眼人不可不察。
因此，要讀通穆濤的文字，頭腦便不能在近百年的知識氛圍中打轉，得做些現象學所謂的“懸置”的功夫，暫且懸置西學的傳統，還有“五四”一代知識人所開創的文化的現代性傳統。不是說這兩個傳統不好，隻是說，文化的境界，其實還有另外的可能。還有從“中國之心”延伸出來的可能。這種可能根植於古典傳統的精魂和性靈。須得“沉潛往複，從容含玩”，還要有悟性，有器識，這是穆濤文章的絕妙處和顯眼處，我以為，也是他的得意處。
古之君子，明於禮儀而陋於知人心。這恐怕是對傳統文人最大的責難，也是今人讀書為文需倍加小心的重要問題。穆濤寫世態，寫人情，指陳弊病，縱論古今，不乏誅心之論，便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做底子。他強調“文章當合時宜而著”，並進一步指出“合時宜，是切合社會進程的大節奏，而不是一時的節拍或鼓點。寫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著，看出事態的焦點所在，看出社會的趨勢之變。文章一旦失去時代與社會的實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有這般識見，文章自然不著一字空。他說“我們中國以前自詡為‘禮儀之邦’，這話沒錯，因為規矩具體，禮數清晰。後來對禮失敬，諸多規矩被當成‘四舊’砸個稀巴爛，大的規矩失於朝野，擺不上台麵的潛規則就冒出來了。”說的是舊人舊事，但出發點和落腳點，全在當下，借古喻今或以今說古，是讀史的緊要處。西人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明智的眼光，是能勘破世間幽微，洞悉世道人心眾生萬象，由此生出的境界與情懷，是有根基的。穆濤有極好的修辭功夫，他的筆法，深得曆代筆記野史叢談用思運筆之妙。前人筆記野史中，存著中國好文字的魅力，也容易培養出文人的“隱逸”情懷，但穆濤的文字，境界是“上出”的，字句卻落在實處，有煙火氣和人生的況味。“人情練達即文章，這是古訓。練是磨煉，達是透徹。人世間的好文章，就是要寫透天是怎麽磨煉人的。”
穆濤對自己的作品，好用“閑書”二字作評。這話不可直解。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雲：“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遊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隻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水滸傳》卻不然。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隻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是非皆不謬於聖人。”細讀穆濤的文字，便知這先生有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文字的誌趣，離施耐庵較遠，與太史公倒頗為相近。《周易》“地山謙”卦《係辭》曰：“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謙君子”與“稱物平施”，是穆濤其人其文給人的基本印象，但他還有金聖歎的“情”和“俠”的一麵，有“棉針泥刺法”，“筆墨外，便有利刃直戳進來”。讀他的文章，若體味不出這一點，便是錯會了他。
還是在《周易》中，有“複”卦《彖》曰：“複，其見天地之心乎？”返轉迴複，是大自然的運行法則，也體現著天地孕育萬物的用心。穆濤看重古人的規矩，強調“我們已經到了思考正常國家狀態下文學創作標準的時候了”，要有“中國製造”，走出百年以來國人於西學的“學徒”心態，尋迴文化自信。大約要取“返轉迴複”之意，做些“返本開新”的工作。雖說是“先前的風氣”，焉知不是向未來的可能性的敞開。
孫鬱先生自謂，在70年代初，因偶然的機緣讀到《胡適文存》，始知“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乃深味國學的一族。後來接觸魯迅、陳獨秀、周作人的著作”並為之吸引的，“不都是白話文的篇什，還有古詩文裏的奇氣，及他們深染在周秦漢唐間的古風。足跡一半在過去，一半在現代，遂有了曆史的一道奇觀。”這一段話，恰好可以拿來說明我讀《先前的風氣》的感受。
說實在話，這個時代，有真見地、大識力的人，真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多。曾於耶魯研習國史的鄭培凱先生說：“五四”那一代人，自己與傳統並未斷裂，但卻使我們這一代斷裂了。這話我十分讚同，但總還是想，如果鄭先生讀了穆濤的文章，除大讚“於我心有戚戚焉”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啟和千年文脈的賡續，恐怕也不至於太過悲觀。
楊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