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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編這期稿子,累了就找舊書消遣,讀到明人陳繼儒《小窗幽記》,真是明人明言,也做一迴夜讀抄:


    食中山之酒,一醉千日。今之昏昏逐逐,無一日不醉。趨名者醉於朝,趨利者醉於野,豪者醉於聲色車馬。安得一服清涼散,人人解酲。


    天下有一言之微而千古如新、一字之義而百世如見者,安可泯滅之?故風、雷、雨、露,天之靈;山、川、民、物,地之靈;語、言、文、字,人之靈。畢三才之用,無非一靈以神其間,而又何可泯滅之?


    還有濟公的一些詩偈,濟公才是真的詩仙。


    粥去飯來何日了,都緣皮袋難醫。這般軀殼好無知,入喉才到腹,轉眼又還饑。唯有衲僧渾不管,且須慢飲三杯。冬來猶掛夏天衣,雖然形醜陋,心孔未嚐迷。


    健,健,健,何足羨?止不過要在人前扯門麵。吾聞水要流幹,山要崩陷,豈有血肉之軀,支撐六十年而不變?棱棱的瘦骨幾根,癟癟的精皮一片,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燕,使他安閑;又何苦忍饑寒,奔道路,將他作賤?見真不真,假不假,世法難有;且酸的酸,鹹的鹹,人情已厭。夢醒了,雖一刻也難留;看破了,縱百年亦有限。倒不如瞞著人,悄悄去靜裏自尋歡。索強似活現世,哄哄的動中討埋怨。靈光既欲隨陰陽,在天地間虛行;則精神自不肯隨塵凡,為皮囊作楦。急思歸去,非大限之相催;欲返本來,實自家之情願。咦,大雪來,烈日去,冷與暖,弟子已知;瓶幹矣,甕竭矣,醉與醒,請老師勿勸。


    陳繼儒說:“語、言、文、字,人之靈。”文章是傳達思想靈魂的。《死魂靈》是俄國的一本名著,著眼點是正在喪失的社會的良知與良心。一個人的靈魂死了沒有什麽,不管是偉大的人,還是渺小的人。但如果整個社會的靈魂在衰弱,是需要高度重視的。


    赫茲裏特是19世紀初的英國批評家,散文寫得也挺棒,他寫過一文,《論平易的文體》,抄錄幾段,供讀者圍觀。


    平易的文體並非輕易得來……這種文體比任何文字都更加需要精確,或者說,摒除一切陳言套語以及那些若即若離、不相連屬、胡拚亂湊的比喻。飄然自來的浮詞切不可使用,而要在通行詞語中選優拔萃……要像一個完全精通詞章之道的人在日常談話中那樣,說話行雲流水,娓娓動人,明晰暢達,卻無掉書袋,炫口才之嫌。


    當然,你無須像在教堂裏講道或在舞台上朗誦那樣拿腔作勢;然而,你也不可不分輕重,不講分寸,信口哇啦哇啦,再不然就乞靈於粗俗方音,油腔滑調。


    華麗的文章好做,隻要在敘事狀物之際采用誇大一倍的字眼就行,然而,想要找出確切的字眼,與那一事物銖兩悉稱,纖毫不差,可就不那麽容易了。


    要是隨心所欲的矯飾就能形成優美的文體,那麽隻要對某位作家使用的單詞長度加以計算,或者隻看他如何把本國語言換成累贅的外來語詞(不管和內容關係如何),便可判定文風的典雅了。這麽說來,為高雅而舍平易,因典麗而失本意,豈不是太容易了嗎?


    作為一個作家,我竭力使用那些普普通通的字眼和那些家喻戶曉的語言結構,正像假如我是一個商販,我一定使用大家通用的度量衡器具一樣。


    詞匯的力量不在詞匯本身,而在詞匯的應用。……正像在建築中,要使拱門堅固,關鍵不在於材料的大小和光澤,而在於它們用在那裏是否恰好嚴絲合縫。


    一個人寫文章,隻要他不是立誌要把自己的真意用重重錦繡幔帳、層層多餘偽裝完全遮掩起來,他總會從熟悉的日常用語中想出一二十種說法,一個比一個接近他所要表達的情感,隻怕到了最後,他竟會拿不定主意要用哪一種說法才能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的心意哩!


    一個時期有相應的世風,也有相應的文風。漢唐和魏晉自不必說。八股文是硬性規範,是應試作文,也不必說。五四時期,行文方式是這種模樣的:“今年底春天來底格外早,草兒們一齊爭著綠呢,蜜絲李著信差送來一函,要幾個人去踏草迎春。她該是有戀愛心呢。”楊朔先生是1968年8月被迫害致死的。1960年寫的《荔枝蜜》,結尾一段是:“這天夜裏,我做了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變成一隻小蜜蜂。”那個年月,謊話和真話是攪在一起的,大文化人也不例外。今天的文風,有報紙和文件的那種方式,也有博士碩士論文的那種方式。官府和學府,是每個朝代裏文風的策源地。涉官府的話咱不敢說,如今著名學府裏也在倡行論文打假,真是我們這個時代裏的文風特色。這兩種方式,幾十年之後的人,不知會用什麽樣的眼光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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