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iquxs.info/
</p>
打個不妥當的比方，我們中國曆史的胖臉上有四顆痣，很顯眼，就在臉的表麵。
第一顆，中國曆史四千年，華夏文明五千年，這兩種說法都是講我們曆史悠遠厚實的。但我們的曆史是斷代史，二十五史，是二十五個大階段。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朝代與朝代的延續不是自然順延，而是革命，是一個推翻另一個，是流血犧牲，基本上都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習慣說法叫改朝換代。段落與段落之間，是高級焊工焊在一起的。我們的曆史更像一條一環套一環的粗鏈條。我們有中國通史，但沒有中國史通，有秦漢專家，魏晉專家，唐專家，宋專家，等等，整個粗鏈條太龐大了，打通並理順其中一個環節就是大學問家了。
曆史的這種演進方式給我們帶來了什麽呢？
我們的曆史那麽悠久，但留下來的大建築很少，尤其是皇宮，都讓後來者放火燒了。清朝之後是中華民國，是掀開了嶄新的一頁，開啟了新文明時代。如果再是一個帝製，北京故宮恐怕也是保不全的。
我們有二十多個朝代，每個朝代又有那麽多王侯將相，如果他們的住處及辦公室都保留下來，今天的景象該是何等壯觀。但事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僅朝代與朝代之間是打碎之後重建的。即使在一個朝代裏，新皇帝即位，從老子手裏接過玉璽，也要推行新主張。不僅僅皇帝，我們可以比照著想一個現實問題，今天的一個科長處長，履任後對前任科長處長的作為，抱著什麽樣的心態？很少有在原基礎上繼續踏步前進的，他要實行“新政”。他沒有“新政”，下屬和同事會認為他沒有水平，沒有“新東西”。什麽叫文化的劣根？什麽叫文化的陰影？這些東西都是大問題呢。
第二顆，我們曆史的順序是這麽排列的，從三皇五帝一路下來，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這是用的歸納法。在實際上，我們中國人打量曆史，不走這個規律，而是使用演繹法。老百姓有兩句話，一句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另一句是“五百年出一個真龍天子”。
這兩句話很重要，是中國人的大智慧。比如第一句，我們具體算一下，1919年到1949年是三十年，1949年到1979年是三十年，1979年到2009年是三十年，其中的變化都是巨變，是本質在變。第二句話我就不說了，犯忌諱。
第三顆，唐之前由史官著史，唐之後由史館修史。史官時代因史官個人才學修養，乃至視角視野的不同，史有高低起伏之憾。史館時代因為“書成進禦”，史又存在著真偽虛實之患。曆史是人的曆史，人的覺悟和政治覺悟是兩迴事，但皇帝是要求政治覺悟的，把曆史政治化是不完整也不完備的。
第四顆，著書的人多為儒士。漢以降，儒學是國學，是大學。對佛和道兩門普遍存在著表述不充分的缺憾。像對待另一個單位的領導，敬而不親，甚至根本不放在眼裏。佛和道，與儒學一樣，都是融入了中國老百姓血液裏的東西，這三種，是中國老百姓過日子最大的三元素。一個人以偏見做事情，危害不至於太大，但以偏見修史，問題就大了。
這四顆痣是我們獨有的，是典型的中國特色。
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不同視角的“史觀”。文天祥是古人，“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是一種。今人有“曆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種。海外的學人也是一種，如夏誌清說的：“過分的愛國熱忱可以令一個文學史家把自己蒙蔽起來”。讀著這些“史觀”的時候，就覺著治史的方法和態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是一部文學史專著，治史方法是新的，是切合中國文化特性和中國文學傳統特征的。治史態度是寬容開放的，厘清了一些舊問題，但又可以由此引出許多新的話題。
</p>
打個不妥當的比方，我們中國曆史的胖臉上有四顆痣，很顯眼，就在臉的表麵。
第一顆，中國曆史四千年，華夏文明五千年，這兩種說法都是講我們曆史悠遠厚實的。但我們的曆史是斷代史，二十五史，是二十五個大階段。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朝代與朝代的延續不是自然順延，而是革命，是一個推翻另一個，是流血犧牲，基本上都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習慣說法叫改朝換代。段落與段落之間，是高級焊工焊在一起的。我們的曆史更像一條一環套一環的粗鏈條。我們有中國通史，但沒有中國史通，有秦漢專家，魏晉專家，唐專家，宋專家，等等，整個粗鏈條太龐大了，打通並理順其中一個環節就是大學問家了。
曆史的這種演進方式給我們帶來了什麽呢？
我們的曆史那麽悠久，但留下來的大建築很少，尤其是皇宮，都讓後來者放火燒了。清朝之後是中華民國，是掀開了嶄新的一頁，開啟了新文明時代。如果再是一個帝製，北京故宮恐怕也是保不全的。
我們有二十多個朝代，每個朝代又有那麽多王侯將相，如果他們的住處及辦公室都保留下來，今天的景象該是何等壯觀。但事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僅朝代與朝代之間是打碎之後重建的。即使在一個朝代裏，新皇帝即位，從老子手裏接過玉璽，也要推行新主張。不僅僅皇帝，我們可以比照著想一個現實問題，今天的一個科長處長，履任後對前任科長處長的作為，抱著什麽樣的心態？很少有在原基礎上繼續踏步前進的，他要實行“新政”。他沒有“新政”，下屬和同事會認為他沒有水平，沒有“新東西”。什麽叫文化的劣根？什麽叫文化的陰影？這些東西都是大問題呢。
第二顆，我們曆史的順序是這麽排列的，從三皇五帝一路下來，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這是用的歸納法。在實際上，我們中國人打量曆史，不走這個規律，而是使用演繹法。老百姓有兩句話，一句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另一句是“五百年出一個真龍天子”。
這兩句話很重要，是中國人的大智慧。比如第一句，我們具體算一下，1919年到1949年是三十年，1949年到1979年是三十年，1979年到2009年是三十年，其中的變化都是巨變，是本質在變。第二句話我就不說了，犯忌諱。
第三顆，唐之前由史官著史，唐之後由史館修史。史官時代因史官個人才學修養，乃至視角視野的不同，史有高低起伏之憾。史館時代因為“書成進禦”，史又存在著真偽虛實之患。曆史是人的曆史，人的覺悟和政治覺悟是兩迴事，但皇帝是要求政治覺悟的，把曆史政治化是不完整也不完備的。
第四顆，著書的人多為儒士。漢以降，儒學是國學，是大學。對佛和道兩門普遍存在著表述不充分的缺憾。像對待另一個單位的領導，敬而不親，甚至根本不放在眼裏。佛和道，與儒學一樣，都是融入了中國老百姓血液裏的東西，這三種，是中國老百姓過日子最大的三元素。一個人以偏見做事情，危害不至於太大，但以偏見修史，問題就大了。
這四顆痣是我們獨有的，是典型的中國特色。
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不同視角的“史觀”。文天祥是古人，“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是一種。今人有“曆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種。海外的學人也是一種，如夏誌清說的：“過分的愛國熱忱可以令一個文學史家把自己蒙蔽起來”。讀著這些“史觀”的時候，就覺著治史的方法和態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是一部文學史專著，治史方法是新的，是切合中國文化特性和中國文學傳統特征的。治史態度是寬容開放的，厘清了一些舊問題，但又可以由此引出許多新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