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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李浩先生這本書的過程中，想到了三個問題。
1.皇帝攀親。
“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是一句老話。普通人都是俗人，皇帝也不免俗。李世民攀老子為祖上，禦封“太上老君”，奉他的著述為《道德經》。奉《莊子》為《南華經》，《列子》為《衝虛經》。他這個行為有一個偉大的地方，也是李世民這個皇帝偉大的地方。之前很多皇帝，不認為自己是爹生娘養的，是天生龍種，是天之子。比如劉邦，《漢書》第一卷第一段就明文寫著他不是人，“母媼嚐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班固老爺子手筆真厲害，天龍成就高祖劉邦的那個愛情時刻，是劉邦的爸爸親眼見到的。
李世民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把自己當人看，這樣的領導容易做到以人為本。明代的朱元璋也學習李世民攀親，他攀的是宋代的朱熹。宋代的大儒中，朱熹並不是最好的，陝西“關學”鼻祖張載就不在他之下。這可不是我說的，宋朝人當時是這麽看的。張載是進孔廟奉祀孔子的，他那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多了不起。朱熹被朱元璋攀親之後，他集注的四書，就成了明朝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朱熹跨朝代，由宋朝而成了明朝講師團團長。
我們今天也流行“攀親”，而且把這類事當繁榮文化去做，流行的話叫“打文化牌”。眾所周知，黃帝陵是在陝西的，有的省則重金“打造”黃帝出生地，有的省去攀炎帝，有的攀王公大臣，攀諸子百家，乃至小說裏的人物也揪出來攀一攀。故裏之爭，埋葬地之爭，此起彼伏。發掘曆史文化是好事，但要有尊重的心態，打牌的心態不對，打牌是遊戲。
2.由史官而史館。
文天祥有一句詩，“在齊太史簡，在晉董孤筆”。一句詩，涉及四個史官，齊國的一門三兄弟，還有晉國的董狐。這四個史官是史家的楷模，骨氣甚至在司馬遷、班固之上。唐朝之前，國史由一個人寫，叫史官，史官類似爵位，是世襲的。《史記·太史公自序》裏有一段話：“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嚐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爺倆交接班的時候，聲淚俱下。
“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著史傳統是李世民終結的。國家的曆史由一位史官寫改為集體創作，設立史館。史館的行政級別很高，由領朝大臣擔任實際的館長，官話叫“總知其務”。皇帝為什麽懼怕一個人寫曆史？剛才說到了，因為以前的規定是，史官怎麽記寫國事，包括帝王的起居與言行，帝王本人是不能看的，有兩句老話，一句叫“君史兩立”，一句叫“以史製君”。如果皇帝能看，像《隋書》的編寫體製那樣，“書成進禦”，班固老爺子也不敢那麽著筆。
諸葛亮也怕“以史製君”，但他沒有李世民高明。諸葛亮的辦法是不著史，因此三國中，唯獨“蜀無史”。
李世民也有一個懼怕史筆的例子。
貞觀十六年四月裏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記錄他日常行為的《起居注》，遭到了負責述錄《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當時君臣的對話為：
“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見，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
我們中國人重視史，在唐之前，史是製約帝王言行的，是防止帝王亂說亂幹的。唐之後方向調整了，隻提“以史鑒今”，功能由製約改為服務。《隋書》那本書價值很高，因為“集體創作”才是試行階段，服務皇帝的功能還不太健全。如今的地方誌，地方的首長差不多都擔當著編撰委員會主任。這樣的誌，將來有誰會看？
3.唐朝怎麽統一？
李浩先生這本書裏有個很大的話題，是關於朝代統一的。這個話題不太好談，因此他也隻是點了題。再說這本書也不能放開談這個問題。
唐朝“安史之亂”之前的統一，存在著多個少數民族與漢民族並存並榮，並突出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問題。“安史之亂”之後，國家的統一體製都鬆懈了，很多問題就更加突出了。因此可以說，如何認識唐朝的“大一統”，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裏的統一，還是有待進一步深究的問題。社會大結構之間的差異產生的東西，我們要仔細思量其中的價值，探討這些東西，對我們今天文化的多元構建與發展，是很有益處的。
魯迅先生激賞南北朝時期，他賞識的是什麽？讀曆史讀什麽？趨勢與走向的東西在哪裏？大的東西指什麽？
宋朝也分南北朝，北宋與遼朝、南宋與金朝。元朝表麵上不明顯，但實質上很突出，北和南在文化上割裂著。元朝的重要官員中，包括地方大員，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流利使用漢語，身邊隨時帶著“翻譯”，與老百姓的溝通都是問題，別的就更別談了。清朝也是少數民族執掌大業的朝代，事實上清朝是滿蒙“合作經營”的。總體上說，清朝是很重視文化的融合的，皇帝把儒家文化當成立國大事對待，整理出版了三種大書，一是《康熙字典》，一是《古今圖書集成》，還有就是《四庫全書》。
秦漢和晉朝的走向是東與西，南北間也有，但不構成最主要的問題。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一個總的轉折點，由東西轉向為南北。今天的交融趨勢也是南與北。內地與**和澳門是“一國兩製”。一個國家並存著兩種國家體製，這是前所未有的東西。還有****，台灣人參加亞運會，旗子上可以寫“中華台北”，但誰要搞“**”的話，對不起，要消滅了你。但有一點要特別注意，我們今天的南與北，是海洋文明與中原文明，是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以前的南與北是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而且今天的南與北是複雜的，是立體綜合的，是基於地球基礎上的南與北，其中也藏著東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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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李浩先生這本書的過程中，想到了三個問題。
1.皇帝攀親。
“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是一句老話。普通人都是俗人，皇帝也不免俗。李世民攀老子為祖上，禦封“太上老君”，奉他的著述為《道德經》。奉《莊子》為《南華經》，《列子》為《衝虛經》。他這個行為有一個偉大的地方，也是李世民這個皇帝偉大的地方。之前很多皇帝，不認為自己是爹生娘養的，是天生龍種，是天之子。比如劉邦，《漢書》第一卷第一段就明文寫著他不是人，“母媼嚐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班固老爺子手筆真厲害，天龍成就高祖劉邦的那個愛情時刻，是劉邦的爸爸親眼見到的。
李世民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把自己當人看，這樣的領導容易做到以人為本。明代的朱元璋也學習李世民攀親，他攀的是宋代的朱熹。宋代的大儒中，朱熹並不是最好的，陝西“關學”鼻祖張載就不在他之下。這可不是我說的，宋朝人當時是這麽看的。張載是進孔廟奉祀孔子的，他那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多了不起。朱熹被朱元璋攀親之後，他集注的四書，就成了明朝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朱熹跨朝代，由宋朝而成了明朝講師團團長。
我們今天也流行“攀親”，而且把這類事當繁榮文化去做，流行的話叫“打文化牌”。眾所周知，黃帝陵是在陝西的，有的省則重金“打造”黃帝出生地，有的省去攀炎帝，有的攀王公大臣，攀諸子百家，乃至小說裏的人物也揪出來攀一攀。故裏之爭，埋葬地之爭，此起彼伏。發掘曆史文化是好事，但要有尊重的心態，打牌的心態不對，打牌是遊戲。
2.由史官而史館。
文天祥有一句詩，“在齊太史簡，在晉董孤筆”。一句詩，涉及四個史官，齊國的一門三兄弟，還有晉國的董狐。這四個史官是史家的楷模，骨氣甚至在司馬遷、班固之上。唐朝之前，國史由一個人寫，叫史官，史官類似爵位，是世襲的。《史記·太史公自序》裏有一段話：“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嚐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爺倆交接班的時候，聲淚俱下。
“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著史傳統是李世民終結的。國家的曆史由一位史官寫改為集體創作，設立史館。史館的行政級別很高，由領朝大臣擔任實際的館長，官話叫“總知其務”。皇帝為什麽懼怕一個人寫曆史？剛才說到了，因為以前的規定是，史官怎麽記寫國事，包括帝王的起居與言行，帝王本人是不能看的，有兩句老話，一句叫“君史兩立”，一句叫“以史製君”。如果皇帝能看，像《隋書》的編寫體製那樣，“書成進禦”，班固老爺子也不敢那麽著筆。
諸葛亮也怕“以史製君”，但他沒有李世民高明。諸葛亮的辦法是不著史，因此三國中，唯獨“蜀無史”。
李世民也有一個懼怕史筆的例子。
貞觀十六年四月裏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記錄他日常行為的《起居注》，遭到了負責述錄《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當時君臣的對話為：
“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見，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
我們中國人重視史，在唐之前，史是製約帝王言行的，是防止帝王亂說亂幹的。唐之後方向調整了，隻提“以史鑒今”，功能由製約改為服務。《隋書》那本書價值很高，因為“集體創作”才是試行階段，服務皇帝的功能還不太健全。如今的地方誌，地方的首長差不多都擔當著編撰委員會主任。這樣的誌，將來有誰會看？
3.唐朝怎麽統一？
李浩先生這本書裏有個很大的話題，是關於朝代統一的。這個話題不太好談，因此他也隻是點了題。再說這本書也不能放開談這個問題。
唐朝“安史之亂”之前的統一，存在著多個少數民族與漢民族並存並榮，並突出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問題。“安史之亂”之後，國家的統一體製都鬆懈了，很多問題就更加突出了。因此可以說，如何認識唐朝的“大一統”，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裏的統一，還是有待進一步深究的問題。社會大結構之間的差異產生的東西，我們要仔細思量其中的價值，探討這些東西，對我們今天文化的多元構建與發展，是很有益處的。
魯迅先生激賞南北朝時期，他賞識的是什麽？讀曆史讀什麽？趨勢與走向的東西在哪裏？大的東西指什麽？
宋朝也分南北朝，北宋與遼朝、南宋與金朝。元朝表麵上不明顯，但實質上很突出，北和南在文化上割裂著。元朝的重要官員中，包括地方大員，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流利使用漢語，身邊隨時帶著“翻譯”，與老百姓的溝通都是問題，別的就更別談了。清朝也是少數民族執掌大業的朝代，事實上清朝是滿蒙“合作經營”的。總體上說，清朝是很重視文化的融合的，皇帝把儒家文化當成立國大事對待，整理出版了三種大書，一是《康熙字典》，一是《古今圖書集成》，還有就是《四庫全書》。
秦漢和晉朝的走向是東與西，南北間也有，但不構成最主要的問題。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一個總的轉折點，由東西轉向為南北。今天的交融趨勢也是南與北。內地與**和澳門是“一國兩製”。一個國家並存著兩種國家體製，這是前所未有的東西。還有****，台灣人參加亞運會，旗子上可以寫“中華台北”，但誰要搞“**”的話，對不起，要消滅了你。但有一點要特別注意，我們今天的南與北，是海洋文明與中原文明，是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以前的南與北是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而且今天的南與北是複雜的，是立體綜合的，是基於地球基礎上的南與北，其中也藏著東與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