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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當合時宜而著。
合時宜，是切合社會進程的大節奏，而不是一時的節拍或鼓點。寫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著，看出世態的焦點所在，看出社會的趨勢之變。文章一旦失去時代與社會的實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
《食貨誌》裏引述了賈誼的《論積貯疏》和《諫鑄錢疏》以及晁錯的《論貴粟疏》。《論積貯疏》著眼於國家儲備，《論貴粟疏》講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漢代建立在暴政之後，說好聽一點叫百廢待興，實際上是國力疲敝，民不聊生，當務之急是安農務業，明白“理民之道，地著為本”的道理。“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漢之為漢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這些金玉良言是真知灼見，也是漢代文景之治的基石。
《諫鑄錢疏》講貨幣改革。漢朝立國，貨幣上仍襲秦製，用的是“十二銖錢”，百姓俗稱“秦半兩”，古製一兩二十四銖。呂後掌權柄後，銅資源匱乏，縮水為“八銖錢”，漢文帝再縮，為“四銖錢”，當時的貨幣不由國家銀行統一發行，而是允許私鑄，銅礦掌握在幾位王公貴胄手中，大的利益被他們霸占了，小商人也是各出奇招，甚至用銼刀把銅錢銼薄銼窄，用銅屑再鑄。當時的錢質量不一，有的不足一銖錢，大小如“榆莢”，被譏為“榆莢半兩”。賈誼上奏，據陳弊害，力主廢止私鑄，由中央統一製行。但礙於時政，文景二帝均未能實施，直到漢武帝元狩四年，才頒令禁私鑄，先製“三銖錢”，僅發行一年又廢止，再發行“五銖錢”，沿行七百餘年，成為世界上被使用最久的一種貨幣。
賈誼和晁錯的文章之大，就大在合時宜。
賈誼是洛陽人，十八歲“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二十一歲被漢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超遷，是破格提拔。但“宮廷水深，惟定力能夠”，僅僅兩年，賈誼因“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貶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時，寫了《吊屈原賦》。在長沙期間，一天黃昏，有□鳥飛入其室，□鳥是不祥鳥，傷時歎歲之餘又寫出《□鳥賦》。
28歲時，賈誼迴到長安，轉任文帝幼子梁懷王劉揖太傅，這一時期又振奮起來，寫出了備受毛**推崇的《陳政事疏》，又稱《治安策》。32歲時候，梁懷王墜馬身亡。第二年，賈誼亦憂鬱而終。
司馬遷給賈誼的評語是：“讀□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賈誼傳》的結論為：“讚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掉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製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於，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雲。”
毛**有兩首詩，是專寫賈誼的，一首七律，一首七絕。
少年調儻廓廟才，壯誌未酬事堪哀。
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台。
雄英無計傾聖主，高節終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長沙傅，空白汨羅步塵埃。
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
梁王墜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
晁錯是潁川人，在今天的禹川一帶。
晁錯先治刑名之學，再拜儒家，敢言敢諫敢為，政治資曆也厚實。文帝時“以文學為太常掌故”，之後，“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文帝山崩，太子即位為景帝，“以錯為內史”。內史位高權重，是皇帝秘書，後升遷禦史大夫。
《漢書·藝文誌》把賈誼列為諸子，把晁錯歸入法家，晁錯文章存目三十一篇，但多數佚失，現存的散見於《漢書》裏，有《論貴粟疏》《言兵事書》《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
司馬遷給晁錯的評價是“峭直刻深”。《史記》有《袁盎晁錯列傳》。司馬遷把袁盎和晁錯排放在一起是有用心的，兩個人同為股肱大臣，卻是政敵，是死對頭。“盎素不好晁錯，晁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嚐同堂語。”晁錯借吳楚七國之亂想除掉袁盎，但袁盎功力更勝一籌，搶先一步，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說服景帝，“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穿著官服在長安東市被腰斬。
晁錯政治見解高明，但政治技術一般，性格也糙一些，“諸大功臣多不好錯”。《史記》裏記載了兩個細節，略可見晁錯生硬的一麵。任職皇帝秘書時，內史府緊鄰太廟，門朝東，出入不太方便，晁錯便鑿了太廟的牆從南門出。太廟是皇帝奉祖的地方，鑿太廟是大不敬，是死罪。宰相申徒嘉也是不太待見晁錯，如果不是皇帝出麵調和，這件事足以要了晁錯的命。
景帝時期，地方諸侯勢力頗大，晁錯上書請求削藩。此事在朝中爭議很大，晁錯父親聽說後，從潁川急匆匆趕到京城長安，力勸晁錯停止這件事，晁錯堅持己見。“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晁錯為國家謀事辦差，是背著逆父害父的惡名聲的。
賈誼和晁錯都是興國的曠世人才，漢代有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麵，是得到這兩位人物的智慧因果的。興國人才，不一定是治國人才，難免有不全備之憾，還是班固概括得好，評價也中肯到位——“使時見用，功化必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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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當合時宜而著。
合時宜，是切合社會進程的大節奏，而不是一時的節拍或鼓點。寫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著，看出世態的焦點所在，看出社會的趨勢之變。文章一旦失去時代與社會的實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
《食貨誌》裏引述了賈誼的《論積貯疏》和《諫鑄錢疏》以及晁錯的《論貴粟疏》。《論積貯疏》著眼於國家儲備，《論貴粟疏》講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漢代建立在暴政之後，說好聽一點叫百廢待興，實際上是國力疲敝，民不聊生，當務之急是安農務業，明白“理民之道，地著為本”的道理。“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漢之為漢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這些金玉良言是真知灼見，也是漢代文景之治的基石。
《諫鑄錢疏》講貨幣改革。漢朝立國，貨幣上仍襲秦製，用的是“十二銖錢”，百姓俗稱“秦半兩”，古製一兩二十四銖。呂後掌權柄後，銅資源匱乏，縮水為“八銖錢”，漢文帝再縮，為“四銖錢”，當時的貨幣不由國家銀行統一發行，而是允許私鑄，銅礦掌握在幾位王公貴胄手中，大的利益被他們霸占了，小商人也是各出奇招，甚至用銼刀把銅錢銼薄銼窄，用銅屑再鑄。當時的錢質量不一，有的不足一銖錢，大小如“榆莢”，被譏為“榆莢半兩”。賈誼上奏，據陳弊害，力主廢止私鑄，由中央統一製行。但礙於時政，文景二帝均未能實施，直到漢武帝元狩四年，才頒令禁私鑄，先製“三銖錢”，僅發行一年又廢止，再發行“五銖錢”，沿行七百餘年，成為世界上被使用最久的一種貨幣。
賈誼和晁錯的文章之大，就大在合時宜。
賈誼是洛陽人，十八歲“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二十一歲被漢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超遷，是破格提拔。但“宮廷水深，惟定力能夠”，僅僅兩年，賈誼因“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貶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時，寫了《吊屈原賦》。在長沙期間，一天黃昏，有□鳥飛入其室，□鳥是不祥鳥，傷時歎歲之餘又寫出《□鳥賦》。
28歲時，賈誼迴到長安，轉任文帝幼子梁懷王劉揖太傅，這一時期又振奮起來，寫出了備受毛**推崇的《陳政事疏》，又稱《治安策》。32歲時候，梁懷王墜馬身亡。第二年，賈誼亦憂鬱而終。
司馬遷給賈誼的評語是：“讀□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賈誼傳》的結論為：“讚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掉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製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於，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雲。”
毛**有兩首詩，是專寫賈誼的，一首七律，一首七絕。
少年調儻廓廟才，壯誌未酬事堪哀。
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台。
雄英無計傾聖主，高節終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長沙傅，空白汨羅步塵埃。
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
梁王墜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
晁錯是潁川人，在今天的禹川一帶。
晁錯先治刑名之學，再拜儒家，敢言敢諫敢為，政治資曆也厚實。文帝時“以文學為太常掌故”，之後，“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文帝山崩，太子即位為景帝，“以錯為內史”。內史位高權重，是皇帝秘書，後升遷禦史大夫。
《漢書·藝文誌》把賈誼列為諸子，把晁錯歸入法家，晁錯文章存目三十一篇，但多數佚失，現存的散見於《漢書》裏，有《論貴粟疏》《言兵事書》《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
司馬遷給晁錯的評價是“峭直刻深”。《史記》有《袁盎晁錯列傳》。司馬遷把袁盎和晁錯排放在一起是有用心的，兩個人同為股肱大臣，卻是政敵，是死對頭。“盎素不好晁錯，晁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嚐同堂語。”晁錯借吳楚七國之亂想除掉袁盎，但袁盎功力更勝一籌，搶先一步，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說服景帝，“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穿著官服在長安東市被腰斬。
晁錯政治見解高明，但政治技術一般，性格也糙一些，“諸大功臣多不好錯”。《史記》裏記載了兩個細節，略可見晁錯生硬的一麵。任職皇帝秘書時，內史府緊鄰太廟，門朝東，出入不太方便，晁錯便鑿了太廟的牆從南門出。太廟是皇帝奉祖的地方，鑿太廟是大不敬，是死罪。宰相申徒嘉也是不太待見晁錯，如果不是皇帝出麵調和，這件事足以要了晁錯的命。
景帝時期，地方諸侯勢力頗大，晁錯上書請求削藩。此事在朝中爭議很大，晁錯父親聽說後，從潁川急匆匆趕到京城長安，力勸晁錯停止這件事，晁錯堅持己見。“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晁錯為國家謀事辦差，是背著逆父害父的惡名聲的。
賈誼和晁錯都是興國的曠世人才，漢代有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麵，是得到這兩位人物的智慧因果的。興國人才，不一定是治國人才，難免有不全備之憾，還是班固概括得好，評價也中肯到位——“使時見用，功化必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