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衛聲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廣州和武漢之後,便很躊躇滿誌地沒有再加緊進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師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孫子高足是在那兒實驗著不戰而屈人了。這意識很鮮明地表現在近衛的兩次聲明裏麵。


    第一次聲明發表於十一月三日,在武漢撤守之後,長沙大火之前。很簡短,文不過三段,字不過五百,然而卻很扼要而有斤兩。


    第一段一開首就這樣說:“帝國陸海軍,此次仰賴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廣州及武漢三鎮,戡定中國各要地,國民**由是降為地方政權。”很值得玩味。這是說征服中國的大功業已告成,所謂國民**是值不得作為大規模的軍事對象了。故接著便下一轉語:“但該**如仍冥頑不靈,固執抗日容共政策,則在該**殲滅之前,決不停止軍事行動。”這更明明是替“該**”指示出了一條自新之路:隻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無所謂,因為你已“降為地方政權”,無足輕重。最要緊的是不能“容共”!


    第二段申述所謂“建設新秩序”,要“由日、滿、支三國相互提攜,樹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互助連環之關係”,以“達到共同防衛,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權”指示出了今後的任務:“共同防衛”——**反蘇。


    路子已經開好,“至於國民**,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從事更生之建樹,秩序之維持,則帝國亦不事拒絕”(第三段),招降納叛,明目張膽了。“另由其他人員”,看來好像是把蔣介石、汪精衛都除外了,其實這兒正是文章,隻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軍事方麵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政治方麵便是國民黨反動派以外的一切進步分子了。


    這一政治攻勢異常猛烈,在今天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就是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滿五百的東西決定了“地方政權”今後整個的動向。


    汪精衛是被誘引出去了。這位“副總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飛出重慶,二十一日又飛出昆明,飛到了越南的河內。接著是二十二日近衛又有第二次聲明,更索性把“共同**”的要求提出了。“**在東亞之勢力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認為日、支兩國為表現日、德、意三國之**精神,亦應有必要成立**協定。”“日本為達到此項目的,要求在華駐兵,並要求將內蒙劃為特別防共地帶。”於是而有汪“副總裁”的豔電(十二月二十九日)響應,公開通敵,讚成締結“中日防共協定”。


    “副總裁”是這樣了,另外一位“正總裁”是怎樣的呢?作風是不同,角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卻同是一出戲。自從武漢撤退以後,一直就是積極防共、消極觀戰,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沒有的證明嗎?


    在武漢時代本來決定在撤守之後要在衡山設立大本營,繼續積極抗戰。後來這個計劃無形無影地打消了。這不是比汪精衛的豔電還要更有實質的響應嗎?


    長沙大火之後,也還開過一次堂皇的南嶽會議,決議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當時曾提出了這樣的兩個口號,“宣傳重於作戰,政治重於軍事”,我們做宣傳的人竟曾為此而大感高興。但在今天看來,從此紙上抗日、事上反蘇,不就是“宣傳重於作戰”嗎?防共積極、抗戰消極,不就是“政治重於軍事”嗎?


    我們,實在是太天真得可愛了。


    二、流連南嶽


    南嶽會議是在十一月尾上召開的,我隻是在閉幕的一天趕去參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場麵。我當時倒有過一點驚異,在抗戰應該吃緊的期間,為什麽要集中這麽多的高級將領來開這樣大規模的會議?參加的人,粗略地估計,總怕起碼有三百,都是一些將官階級。這些人在緊急的關頭,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而來從容論道,不認真是一件奇事嗎?


    會閉幕後,當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們卻被留了下來: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閉幕辭,要我親自帶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須“文膽”陳布雷整理。這一整理費了很多時間,不僅當天夜裏沒有弄好,連第二天一個大清早都沒有弄好。因此我們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嶽。


    那篇閉幕辭其實是很成問題的東西,那兒空空洞洞地沒有說到什麽,重要的隻是談了一個曾國藩的故事。曾國藩初練水師,一戰為太平天國所敗,想撲水而死,為部下所勸止。嗣後乃返衡陽練兵,才轉敗為勝,終把太平天國平定了。(因手中無書,說不定有些錯誤。)由這便搭到對日抗戰。雖然戰敗了,不要氣餒,要學曾國藩再接再厲,收到最後勝利。這個故事的征引實在不倫不類。抗禦外侮、轉敗為勝的先例在中國曆史上有的是,他不肯舉,而偏偏舉了一位內戰專家、民族叛徒的曾國藩。盡管多少是有點本地風光,但那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勵內戰嗎?


    但我們實在太天真了,要專候整理,並像齎送聖旨一樣,專送桂林,為此更累得周公也被牽連著多住了一天。


    不過有了這一天的耽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去登了一次南嶽。我不記得是誰先提議的了,就在那第二天的上午,周公、賀衷寒和我,我們三個人約著去登山,都相約不坐轎子。這倒給我留下了一個意外的紀念。


    南嶽衡山是被人傳說得十分**的,古代作為五嶽之一,祭秩比於三公。特別是有了韓愈《謁衡嶽廟》的那一首詩,在讀書人的腦中,仿佛它真像是一個“天假神柄專其雄”的神物,時常在“噴雲泄霧”。但事實上倒並不怎樣神奇,特別由我這個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看來,它實在平常得很。除在山腳下有一些風景區之外,山上都顯得非常索寞,既沒有什麽“鬆柏一徑”的大樹,也沒有什麽“粉牆丹柱”的靈宮。我們隻走到半山的鐵佛寺便歇下了。這是一座破舊不堪的小廟,但還好,周圍倒是有些林木的。賀衷寒說,再往上走過了南天門,風景就更好了。但我們沒有再往上走,並不是我們沒有腳力,而是太寂寞的山景沒有引誘我們的魄力!


    鐵佛寺的老和尚替我們預備了一頓中飯,把廟裏自做的豆腐鹵拿出來做菜。那倒是再好也沒有的珍品啦。小方塊的豆腐,糟得很透,色雖灰敗而味道很鮮。我們吃了一盤又一盤,把罐子的儲蓄都吃光了。和尚很高興,就好像做了一場大功德,當然我們也並不是白吃的。


    在那鐵佛寺下邊不遠處有李泌的讀書室,這是所謂名勝古跡了。我一個人特別走去看了一下,那更是使人失望得很。不要說什麽“鄴侯家藏書,插架三萬軸”,就是三本《三字經》都從那兒找不出來。一列三間的小祠宇,庸俗得實在是無法形容。


    但這一次的登山,我卻有了一首記遊詩,是在那下山途中勉強湊成的。


    中原龍戰血玄黃,必勝必成待自強。


    暫把豪情寄山水,權將餘力寫肝腸。


    雲橫萬裏長纓展,日照千峰鐵騎驤。


    猶有鄴侯遺跡在,寇平重上讀書堂。


    為了附庸風雅,不得不矯揉造作一番,騙騙自己而已。


    那天的天氣倒是滿好,並沒有像一千多年前的韓愈那樣,逢著“陰氣晦昧”的秋雨節,而勞他“潛心默禱”。眾峰是很朗壑的,雖然並不怎麽“突兀”,也不顯得有所謂“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那麽生龍活虎般的活躍。但山外的眺望為韓愈所忽略了的卻很有可觀,七十二峰都一一呈列在目前,好像萬馬奔騰。韓愈隻照顧著衡嶽本身,而失掉機會照顧到嶽外,我很替他可惜。


    三、桂林種種


    十二月二日清早由衡陽坐火車動身,三日清早到了桂林。這次有火車的方便,自然沒有前兩次那樣狼狽了。


    到了桂林之後,主要的工作是把三廳的人員分了三分之一留下來參加行營政治部,由張誌讓主持,行營政治部主任是梁寒操。另外的人員便陸續由卡車運往重慶。隻有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別致,他們自告奮勇,決定步行,沿途工作,走向重慶。他們這一計劃後來是很完滿地成功了。


    那時候陶行知也在桂林,他召開過一次小朋友的大會,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會吧。他曾經邀我去演講,我說過“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有了改變了,並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這一轉機,就是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給予我的。


    長沙大火後有一家白報紙的囤積店沒有燒掉,卻又搬運不出:因為在善後期中火車隻限於軍運,斷絕了商運。那家囤積商便向三廳求售。令數很大,我現在記不清楚了。商人作為燒掉了,要價比成本還要低。我把這事向陳誠提出過,要政治部買下。陳誠到長沙時給了我一個手條,交總務廳辦,而總務廳的那些顢頇老爺卻始終沒有辦。到了桂林那紙商又來找我,我便獨行獨斷地索性由三廳來收買了。這到後來一直供給了政治部好幾年的使用,而且還使第二代廳長何浩若,第三代廳長黃少穀,各各都揩了一筆大油水。


    救亡日報社的朋友們到了桂林本來打算立即複刊的,但因經費無著,地方上的當局也無意幫忙,以致虛懸著。我扭著陳誠,向政治部要津貼。他很勉強地答應了每月津貼二百元。這津貼的數目雖然少,然而是中央機關所津貼的報紙,對地方黨部的麻煩也就是一副擋箭牌了。同時又由夏衍到**去籌了一筆經費,於是這份文化人的報紙便在翌年元旦又在桂林複刊了。——這報紙是在兩年之後,張治中做政治部部長時代,由何浩若親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


    立群在十一月十一日和夏衍、孫師毅、池田幸子等同車,離開了長沙之後,她比我先到桂林。她曾經在省**附近租了一間小房子,但不幸在十一月底遭了轟炸,除了隨身穿著的一點衣服之外,所有的東西都被炸光了。人沒有犧牲自然是件幸事。


    立群還有一位母親,是岑春暄的侄女,本來是在行政院任職的,南京失陷時帶著一位十三歲的**逃迴桂林。她們也是什麽東西都丟光了,暫時住在水東門的娘家——岑氏宗祠裏。據說,依舊時的封建習慣,凡是出了嫁的女子便不準在娘家過年,看看要到年末了,又隻得從宗祠裏搬了出來。這一老一弱的今後的生路,我們也是須得負責的。這件瑣屑的私事,多蒙朋友們的幫助,卻解決得最理想。小妹立修,我們要她參加孩子劇團,她很踴躍地參加了。嶽母岑蘊文搭著蘇聯顧問團的小汽車,先我們到重慶。她們兩母女不久更由重慶到了延安,於今是比我們更自由,更幸福了。


    在桂林我們住在樂群社,有乃超和杜老同住。不久翰笙由**迴來了,他所采辦的醫藥用品,留下了程步高負責搬運。他們的輝煌成就,我在前麵是已經敘述過的。


    乃超在計劃設立日語訓練班,打算訓練一批人員出來,加緊對敵宣傳工作。為了這項工作,他和鹿地亙兩人留在桂林,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五月。但工作卻受到梁寒操的種種牽掣,沒有達到理想的地步。原先本打算由三廳直接辦理的,梁寒操生吞活奪地搶去,乃超和鹿地便隻以顧問的名義留下。雖然也招了生,開了班,但所注重的不是日語訓練而是思想訓練。這就是武漢撤守後,國民黨反動派所奉行的一貫的國策——照著近衛聲明所指示的途徑:消極抗戰,積極防共。三廳由淩遲而至於處決,所有一切對於抗戰有益的工作,從此以往都逐漸被限製,被毀滅了。


    我和立群兩人是於二十七日飛往重慶的,但在這之前還遭遇過一些悲歡離合。


    四、舟遊陽朔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


    桂林人是很愛誇引這兩句話的。到過桂林而且遊過陽朔,我自己也能承認,這兩句話並不算誇大。桂林和陽朔的山水(認真說,隻能是山)的確很奇特。那些水成的石灰岩,經受了無數萬年的風蝕雨削,一座座的山峰各不相連,拔地而起。而千萬個峰頂各呈奇狀,或如亂疊雲母,或如斜倚畫屏,或如螺,或如菌,或如書帙在架,或如矛頭插天,象鼻、獅頭、馬鞍、人帽,無形不備。這種山型,我在別的地方不曾看見過。安徽人豔稱黃山,但從照片上看來,黃山之奇似乎是在層崖疊嶂間多生小鬆,而這樣的黃山鬆在桂林、陽朔也並不稀罕。我得承認,桂林、陽朔的山水,在它們的奇拔秀逸上的確是甲於天下的。如果要說到雄渾磅礴,那就完全說不上了。


    山是水成的石灰岩,因此便有不少的鍾乳洞,在桂林有“無山不有洞”之稱。最大的七星崖要算是最大的鍾乳洞吧。洞裏當然更有些奇形怪象的東西,石筍、石柱、石筆、石簾,叩之有聲如鍾,成於石漿如乳。但那種不見天日的洞中景物,倒不如在光天化日之中的地上景物,來得更能引人入勝了。


    那時候白鵬飛(表字經天)在做廣西大學的校長。我們是日本帝大的先後同學,因此他很殷勤地招待了我們。他請我到良鄉的大學裏去講演過,據說那校舍是岑春暄所捐贈的,這和立群自然有一番淵源了。校舍的園林相當講究,有一株很大的紅豆樹,為我生平第一次所見。那樣小巧玲瓏的紅豆,所謂“相思子”,才是結在那樣高大的喬木上。


    有一次經天雇了兩隻船,邀約杜老、何公敢、立群和我,同遊陽朔。因此我們便得以盡量地領略了桂林和陽朔的風味。


    去的一天在下著微雨,在漓水邊坐上了兩隻有篷的木船。大家都帶著被條準備在船上睡一夜。殷勤的經天夫人沈蘭冰女士更采辦好了一天多的糧食,好幾瓶茅台。她決心在船上親手烹調來款待我們。這樣的賢主人的確是難得的,情誼既濃重而風韻又清新。在那奇山異水之中,漂泊了一天一夜,即使不是蘇東坡,也盡可以寫出一篇《陽朔賦》了。


    漓水很清潔,水流很緩,平穩地在兩岸的山峰中迂迴。有點微雨,更增加了情調。空氣是淒冷冷的,遠峰每半藏在煙靄之中。時有水鳥成群而遊。整個的情景好像是在夢裏。


    白經天愛唱黑頭,時不時要突然來幾聲《黑風帕》,於是便使得群山震恐,兩岸都發出迴響。


    我在武漢時曾經買過一隻手槍,備而未用,這次是隨身帶著的。中午時分,經天夫人在烹調的時候,我開玩笑地說,打一隻水鳥來做菜吧。拔出槍來,砰的一聲——水鳥驚跑了。兩岸突兀在幻境中的寒山也幾乎驚破了。


    經天夫人的烹調很拿手,碰著我們這四大家族,都是饕餮大家而兼高陽酒徒,那就相得益彰了。盤盤必須掃地,罐罐必須嗑幹,有酒便醉,無話不談,真真是放縱地過了那麽一天多並不雅的粗人豪致。


    立群,她看見經天夫人的忙碌而高明,興致衝衝地去幫忙而學習。於是增加了一段有趣的插話。


    晚上經天夫人在油炸落花生,立群接過了手去代她管鍋。我在艙裏聞到花生的枯味了,走去看時,花生米在滾熱的油裏已經都焦了。立群說:還沒有炸脆呢。油炸花生米是要冷了才脆的,她還不知道。吃的時候,花生米已經帶苦味了。我說:滿好,這可以幫助消化。


    第二天上午到了陽朔。迴桂林時是坐汽車,汽車的速度太快,陸上便沒有水上那樣的風趣了。看來所謂“山水”,的確是山與水相連帶的。


    五、張曙父女之死


    在桂林期中敵機也經常來轟炸。當時一般人對於空襲並不大感覺恐怖,有警報時每每不肯躲。再加以敵機是從廣州起飛,預行警報和緊急警報之間距離很短,躲有時也來不及。因此有的人也就索性不躲了。就這樣張曙父女便遭了悲慘的犧牲。


    有一天中午,張曙迴家吃中飯,和他的夫人周節女士據說是有點意見上的齟齬。一家人正開始吃飯,警報來了。夫人跑到附近的城門洞口去躲避,張曙和他一位三歲的**卻沒有同去。警報解除後,父女兩人被炸死在花園裏。女兒抱在父親的手裏已經血肉模糊,父親的腦袋被炸成了一個空殼。周節迴家,看見這樣的光景,立地暈倒了。蘇醒轉來,一時精神失常,見了任何人都喊“張曙”,而又不斷地唱著張曙所譜的《洪波曲》。


    張曙是最初參加三廳工作的同誌,他和冼星海兩人在抗戰歌曲的傳播上是盡了很大的努力的。他這樣慘烈地遭了犧牲,同人們都由衷地表示了哀悼。我們把他埋葬在桂林城外的冷水亭,是我替他寫的墓碑。當時以為從此在桂林城可以留下一個勝跡了,然而隔不兩年壽昌到了桂林,前往掃墓,竟發現墓被鏟平了,碑也被打斷了,在一個小溝上做著橋。壽昌有文紀其事。


    我和張曙,特別在長沙大火中有過一段分薑分粥的往事,他的一死更十分引動了我的感觸。我做了好些詩詞對聯來挽他。為了紀念故人,就我所能記憶的抄錄一些在下邊吧。


    挽詞(調寄《望海潮》)


    武昌先失,嶽陽繼陷,長沙頓覺孤懸。樹影疑戎,風聲化狄,楚人一炬燒天,狼狽絕言筌。歎屈祠成礫,賈宅生煙,活受闍維,負傷兵士劇堪憐。


    中宵殿待輜轓,苦饑腸轆轉,難可熬煎。白粥半鍋,紅薑一片,分吞聊止饞涎。南下複流連,痛幾番狂炸,奪我高賢。且聽《洪波》一曲,抗戰唱連年。


    挽詩之一


    宗邦離浩劫,舉世賦同仇。


    報國原初誌,捐軀何所尤?


    九歌傳四海,一死足千秋。


    冷水亭邊路,榕城勝跡留。


    挽詩之二


    成仁丈夫誌,弱女竟同歸。


    聖戰勞歌頌,中興費鼓吹。


    身隨煙共滅,曲與日爭輝。


    薄海《洪波》作,倭奴其式微。


    挽聯之一


    一片血模糊,辨不出哪是父親,哪是女兒;父女共捐軀,剩有管弦傳革命。


    連年戰堅苦,端隻為救我國家,救我民族;國民齊努力,誓完抗建慰忠魂。


    挽聯之二


    慈於為人父,忠於為國民,一死獻宗邦,雙手未遺弱女。


    下之窮黃泉,上之窮碧落,九歌招毅魄,千秋長護旌旗。


    挽聯之三


    壯烈唱《洪波》,洞庭湖畔,揚子江頭,喚起了三楚健兒,同奔前線。


    點滴遺冷水,八桂城中,七星崖下,痛飛盡滿腔熱血,誓報此仇。


    挽聯之四


    黃自死於病,聶耳死於海,張曙死於敵機轟炸,重責寄我輩肩頭,風雲繼起!


    《抗敵》歌在前,《大路》歌在後,《洪波》歌在聖戰時期,壯聲破敵奴肝膽,豪傑其興!


    六、弓與弦


    十二月的月杪,雖然戰事暫時停止了,應該說是最多事之秋。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戰態度上的一個轉折點,從此由貌似積極轉向徹底消極,由勉強對外轉為專門對內了。


    汪精衛既以十八日逃出重慶,飛向昆明,二十一日又逃出昆明,飛向河內。從此脫離了抗戰陣營,走上了他的“曲線救國”之路。接著是日寇近衛內閣繼十二月三日的聲明之後,又於二十二日來一個第二次聲明,明白地提出了“共同**”的建議。二十九日汪精衛急忙來一個豔電響應,極盡了串演反派的能事。


    這些都在前麵已經提到過。但在“副總裁”汪精衛的豔電響應之前,卻還有人更搶先的,便是“正總裁”的蔣介石在二十六日所發表的長亙五千字的響應了。響應的方式自然不同,一個是串演反派,另一個是偽裝正派。偽裝正派者對於近衛的第二聲明是逐句逐字地加以駁斥的。措辭很嚴峻,不厭煩複。對方說一字,一定要還十字,對方說一句,一定要還十句,於是原聲明僅僅五百字的東西,竟迴答以十倍以上的長文。兩國交兵,長文罵陣,這豈不是一件滑稽的大事嗎?


    敵人的指示是國民黨“停止抗日容共”或“共同防共”。假使真是有抗日的決心,那就該一反其道而行。怎樣一反其道而行呢?很簡單,把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恢複轉來,和蘇聯更加親密,和共產黨更加合作,把抗戰的基礎建立在動員工農民眾上。那就是最好的答複。說得更具體一點吧,趕快放棄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立即組織戰時內閣,把中共的領袖都請出來,共同參與國政;把作為裝飾品的參政會索性晉升為真正的民意機關,使它有立法並監督行政的大權;同時懲辦那些貪汙腐化、自私自利的無能賣國分子。那就是最好的答複。隻要你真正在抗日,哪有閑工夫在紙上發泄,和敵人隔海罵陣呢?


    所行所為一切都照著敵人的指示在做,抗戰的大本營不再設立了,連專做紅白喜事的三廳——一個比較積極抗日的文化人集團,都盡力地加以分割並縮小了。敵人是很聰明的,你隻在文字上顯得嘴硬,而言行不符,它還不會會心微笑嗎?一個五百字的聲明,你用五千字來駁斥,那正證明了你對於聲明畢恭畢敬地讀得十分專心,你是已經受了動搖,你是使敵人收到了攻心的效果,從此你們就可以以心傳心了。


    嶽州拿下後敵人不再進,長沙大火後敵人也不再進,這是敵人的示惠,放長了韁繩,來堅定你對於“聲明”的了解。兩位演員的了解力都很不錯,一反一正,一內一外,收到了應合之妙。


    因此,汪精衛的出走,在國民黨反動派裏麵,早就有人明白地說過,那是“最高”一人的苦肉計。當時太天真了的人們還有點半信半疑,如今看起來,此一計也,不僅是“苦肉”,而且是苦心了。我們是後知後覺者,看到了陶希聖活著受寵,看到了周佛海死而哀榮,看到了張鬆獻地圖,日本人又成為良友,一場鬧劇看了十年,才看漏了台。


    然而老百姓畢竟是聰明的,前好幾年,在川南鄉下早就流行著這樣的一首民謠:


    弓與弦


    你是弓,我是弦,


    你走曲線我直線,


    反正大團圓。


    一手弓,一手箭,


    盤馬彎弓杜美原,


    箭箭射燕然。


    從前我對這民謠不大了解,現在可完全了解了。弓是誰?弦是誰?用不著再說。“杜美原”不是“土肥原”的變音嗎?“燕然”不是以音近而影射“延安”嗎?


    擺在眼前的形勢誰都是知道的!弓已折了,弦也快要斷了。土肥原被宣布了死刑,延安已成為解放中國的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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