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推進
郭沫若自傳.第四卷，洪波曲 作者：郭沫若..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文化的觸角
三廳自四月一號成立以來，到辦完了“七七”周年紀念，已經整整三個月了。預算得不到批準，原訂的工作計劃好些都無法進行。三個月來隻做了一些零星的工作，而且是偏重於紅白喜事。朋友們在沒有工作的時候感覺著苦悶，有了工作便忙得不亦樂乎。但等工作一完畢，又靜了下來，苦悶卻更加深沉了。
我們經常在檢討自己，想改換一下這種寒熱症式的作風，而在可能範圍內確定一個工作方針。
本來在從上海撤退的時候，文化界的朋友們雖然並沒有什麽嚴密的組織，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觸角盡量往民間伸出去。這一意念，在當時是表現而為文化人的內移。
但內移文化人，除掉一部分去了延安之外，差不多又集中到了武漢。不僅從上海來的，還有遠自平津、東北和其他各地來的，結果是使武漢又成為了第二上海。集中著很多的人在一個城市內，已經是一種浪費，何況工作又不容易展開。這豈不是自投反省院，自進集中營嗎？
散開，打破這個變相的反省院或集中營的局麵，認真把文化的觸角盡量地伸到各地，伸到後方，伸到戰區，伸到前線，甚至伸到敵後！
伸到後方去倒是比較容易的。日寇不斷地在進襲，不單是水陸並進，而且是水陸空品進。在空中雖然靠著蘇聯的義勇隊和飛機為我們保衛，替我們打過好幾次漂亮的空戰，但在“七七”周年以後，武漢的被炸更加頻繁了。因此，一切公私機關或個人已經加緊在疏散了。文化人中有些向來反對“前線主義”的勇士們，也就更奮勇地在向重慶或成都方麵跑去。
更要緊的還是伸到戰區、伸到前線去工作。雖然被那些少數的勇士們指斥為“前線主義”，似乎有傷文化和文化人的體麵，但為事實所需，這工作倒也絕不是嘁嘁喳喳的“批評”所能左右的。問題倒是在——怎樣才可以使文化觸角伸到前線，伸到戰區。
在這兒三廳的存在確實是發揮了一些作用。當時很多勇敢的新聞記者上前線，是三廳在簽發通行證。關於這件事情，我相信朋友們都還記得。但除這之外，三廳本身也加強了慰勞前線和傷病兵和抗屬的工作，加強了把精神食糧運輸到前線的工作，加強了附屬團隊巡迴各地的工作——在武漢撤守以前，我們陸續送出了九個抗敵演劇隊，四個抗敵宣傳隊，訓練著四個電影放映隊，而讓孩子劇團不斷地在後方流動。
假使要用批評的眼光來看三廳，認為它的存在在抗戰期間多少有過一些貢獻的話，那倒不在乎它在武漢三鎮前後所做過的幾次轟轟烈烈而卻空空洞洞的擴大宣傳，而實實在在是在這些文化觸角所給予各戰區和後方的安慰、鼓勵和啟迪。雖然由於前方也一樣受著限製，工作並不能順暢展開，而有時還需要有更艱苦的適應，但至少總把反動勢力的囂張牽製著了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人下了鄉，受著了老百姓的熏陶，使先天帶著舶來氣質的新文化本身換上了民族氣質。這在演戲或歌詠方麵特別顯著。這是一件大事，我希望批評家們應該把眼光擴展到這一個圈子裏來。
二、慰勞工作
靠著“七七”獻金，我們成立了一個慰勞總會，統籌一切的慰勞工作。這個會由公私機關合組而成，是一個民間團體的形式，但事實上是由三廳在主持。會長是陳誠，副會長是馬超俊和我。後來移到重慶，由於社會部成立，又加上一個副會長穀正綱。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廳改組，結果這個會便被穀正綱搶去了。
整個地說來，慰勞總會在抗戰期間是做了相當多的工作的。其所以然的緣故，當然要感謝武漢三鎮的愛國市民，為了保衛大武漢他們捐獻了自己的心血。武漢三鎮後來雖然並沒有保衛好，在“七七”紀念之後僅僅三個半月便淪陷了，使三鎮的愛國同胞們遭了敵偽的蹂躪，而且受難了七年，但我今天敢於負責地說：愛國同胞的“七七”獻金，在慰勞總會的支配下，不僅沒有一分一厘的浪費，而且是把一個錢當作了十個乃至一千個在使用的。
在我個人所負責處理的範圍內，有幾筆大數目我記得很清楚。
一筆是請準了二十萬元的外匯，到**采辦醫療器材和藥品，這是當時前方所急需的。尤其像奎寧丸，雖然是很普通的藥，但受著敵寇封鎖，卻非常缺乏，差不多寶貴得就和珍珠一樣。
那時是陽翰笙和程步高擔任了這項任務。同時我還請他們多帶了十萬元的法幣，在廣州各地采辦普通的慰勞物品，這要算是第二筆。
第三筆是在九月中曾經組織過南北兩戰場的慰勞團。南戰場是陳誠所主持的第九戰區，北戰場是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戰區。我們用現金慰勞，各戰場送了五萬元。錢是由慰勞團親自送到前線交給司令長官的，下落是怎樣，我們就不敢保險了。
這三筆經費的用途，主要是出於我的主意，故我記得很清楚。其他六十萬左右的用途，都是有過報告的。好在慰勞總會是各機關、各團體所共同組織的，而且還有審計處的代表在內，金錢出納是不會有問題的。問題倒在個人經手采辦物品的時候是不是有什麽揩油。在這一方麵，我也不敢說我們能夠絕對保險。
但關於陽翰笙、程步高所經手的一件，那要算是數目最大而且最容易舞弊的一件，卻是點滴歸公，一本萬利，勞苦功高，令人感謝的。
兩位的到達**似乎是九月初頭的事，他們把物品采購停當，正要啟運的時候，不幸廣州突然淪陷了（十月二十一日）。於是我便叫他們索性購買十部卡車，並載足充分的汽油，改由海防入口，把物品運至昆明，再由昆明運至重慶。
這是很麻煩的一段工作，足足費了半年多的工夫才算完成了。
這的確是陽、程二位的一件大功勞，雖然他們在勝利後並沒有得過什麽“勝利獎章”，但誰能夠抹殺這兩位的成績呢？
請想想看吧，他們用二十萬元外匯采辦的東西，到了重慶，時價已經要值五百多萬了。連張厲生都非常高興，把這件事情向“領袖”報過功，而且在軍事委員會的會報上作為政治部的工作誇過大嘴的。
請想想看吧，那些珍貴的藥品和醫療器材，後來是分成了十一份，十個戰區各一份，陳誠替他在恩施辦的聯合中學要了一份去。各戰區的是由一九四〇年南北兩慰勞團帶去的。那究竟安慰了多少戰士？
請想想看吧，抗戰中各機關在**采辦的物資，堆積在**不知腐爛了多少，堆積在海防不知腐爛了多少，堆積在昆明更不知腐爛了多少！然而陽、程二位所采辦的物品卻確實的到了重慶，而且確實的到了戰區。
這假如不能算是功勞，至少總不能算是罪過吧？——嘿嘿，然而妙處就在這裏，恰恰是認真辦事的人，就是值得懷疑的“壞分子”，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尺度。陽、程兩位是太認真了。假使聰明得一點，索性把那些東西吃掉，或者轉一個手，或者在昆明什麽地方開它一個西藥店，我敢於保證：他們一定是獲得了雙份“勝利獎章”的。
不管怎樣，我敢於向武漢的愛國市民們說出這樣的一句：你們的血汗錢並沒有白費。
三、戰地文化服務
當時的戰地最感迫切需要的是兩種東西，一種是傷病缺乏醫藥，另一種是精神缺乏糧食。前一種我們讓慰勞總會經辦了，後一種是須得另想辦法的。不僅一般的書報，狹義的所謂精神食糧不能到達前方，就是一般的宣傳品也大成問題。照道理說，這應該是後方勤務部主辦的。再說小一點，也應該由政治部的總務廳主辦。然而它們卻偏偏不辦。它們所要照顧的是腰包，而不是腦袋呀！
沒有人辦嗎？正好，就讓我們來承擔吧。因此在一次的宣傳會報上，我便提議了組織戰地文化服務處，負責把一切精神食糧和宣傳品，設法運到前方，並推薦何公敢來主持這項工作。
何公敢是隸屬三廳的設計委員，他有事務才幹，三廳的幾次預算，都是他領導編成的。他在商務印書館擔任過發行的工作，他是國民黨所能放心的人，請他來主持戰地文化服務處，那是不會有問題的。
結果，我的提議果然得到通過。戰地文化服務處成立了，在形式上雖是各機關合辦的，而在事實上是隸屬於三廳。三廳派去參加這個機構的人相當多，有盧廣聲、宗君仁、管長原等。還有很多是外來投效的青年，待遇非常菲薄，均甘之如飴。這可要算是武漢時代的一種特色，大凡由各地來的流亡青年，都踴躍參加救亡工作，而以待遇菲薄為榮，愈菲薄才愈榮耀。武漢時期一過，這種情緒便逐漸消失了。
戰文處在漢口設有總站，在長沙、桂林、上饒、西安等處均設有分站，成立以後確實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公私機關的宣傳印刷品，可以達到前線而且妥為分配了。尤其在武漢撤守、總站輾轉移至重慶以後，戰區廣泛，而交通阻隔，工作已經十分困難了，但因為我們有十來輛卡車（有十輛是翰笙由**運迴，有二輛是武漢撤退時購買的），組成了一個交通隊，定期分走南北，把這困難克服了。
戰文處和慰勞總會的工作是密切地配合著的。卡車載宣傳品上了前線，迴車便把各地可做慰勞用的物資采辦迴來，同時也可以替別的機關代運必要的物品。新聞記者要上前線當然也可以利用。因此大家都感覺方便。
然而在國民黨的頑固分子的眼中卻成了宏大的釘。部內張厲生、賀衷寒之流，起先是製造謠言，說“三廳走私”。但使他們奇怪的是誰也不相信。接著他們又改換調門，說戰文處是中共的運輸機關，專門替中共運輸宣傳品。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三廳快要改組之前的一兩個月，有一次賀衷寒竟於夜半突然搜查服務處的堆棧，但什麽也沒有查出。同時又搜查了第二天便要開赴西安的一部交通車，把所有包裝好了的書報通通打開了。然而，可憐，大部分又都是三青團的印刷品。這樣，就讓那位“太保”把自己的清睡犧牲了一個整夜。
頑固派的神經衰弱、疑神疑鬼，老實說，實在是到了可慘的程度！三廳如要把戰文處做中共的運輸機關，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會明白，何至於要拉何公敢出來做處長呢？何公敢是國民黨員，是孤軍派的健將，有一個時期他和國家主義的青年黨倒是很接近的。居然要把紅帽子戴在何公敢頭上，豈不令人啼笑皆非嗎？
然而那些寶貝們是不可理喻的，在搜查事件之後不久，竟無理由地終於把戰文處取消了。劫收了我們的卡車和汽油，作為了政治部專用跑城鄉兩地的交通車，跑不了好久，都跑爛了。
前線上的精神饑餓呢？後來也很少聽見人唿籲了。那是有原因的。大家都在武裝走私，根本失卻了精神，因而也就沒有饑餓了。
四、抗劇九隊
抗敵演劇隊成立了九隊，也是“七七”周年以後的事。這是六處田壽昌、洪深、張曙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把各地流亡到武漢來的救亡團體的演劇隊改編成的，由上海流亡出來的占多數。勝利以後有兩部影片曾風行一時，《八千裏路雲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其中有好些情景就是取材於這幾個隊的。
關於這幾隊的編成和以後的經曆，壽昌曾經寫過一篇很詳細的報告，記得在什麽戲劇雜誌上發表過，可惜現在無從查考。
他們在編成之後到分發到戰區之前，在曇花林受過兩個月的軍事訓練。這些大抵都是意誌堅決、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青年，待遇不用說也是非常菲薄的，然而也一樣地甘之如飴。他們在分發到戰區以後，所經曆的各種艱難痛苦，那真是罄竹難書。他們有的在前線上陣亡了，有的病死了，有的整個隊坐過牢（派往山西的第三隊被閻錫山關過很久）。經過不少次的改編、淘汰、摻雜、分化，有的番號取消了，有的完全變了質。但有的在七八年的煉獄中一直維持到了勝利以後。這各隊曆史，假使由各隊負責的同誌寫出來，再集合成為一本書，我相信是很有價值的。我希望朋友們聯絡一下，訂出一個計劃來，把這項工作做出。這機會，我相信不久是會到來的。
原隊編成時的負責人和分發地點，我現在列表如下（主要是靠著乃超的記憶）：
1抗敵演劇二隊首任隊長為鄭君裏，後由呂複接任。
2應為徐世津。
3《沫若文集》第九卷原作“劉曼生（？）”，現據作者修訂手跡改正。
4應為陸萬美。
附帶著我想敘述到壽昌所組織的地方劇訓練班。
無論到什麽地方去便能和民間藝人搞得很熟，這是壽昌的大本領。在“七七”周年紀念以後，為了保衛大武漢，他竟把武漢三鎮的主要的民間藝人組織起來了。楚劇班、漢劇班、京劇班、評劇班和雜耍，都集中了起來，經受過一個時間的訓練。一方麵把時勢問題和抗戰意義向他們灌輸，另一方麵也想改造他們的習慣，讓他們了解一些新的戲劇藝術。
舊劇藝人們是很熱心的，平常有什麽號召的時候，他們讚助得很起勁。如像演劇獻金的義舉，他們是不惜功力的。受訓的時候，他們也很熱心聽講。在武漢撤守時，如楚劇班，拋棄了自己多年的生活地盤，隨軍撤退，流亡到四川去了。這不是很可感動人的事嗎？
楚劇班的隊長我記得是王若愚，本來是演醜角的，五十多歲，人很誠懇。他無論在什麽時候，一看見我們便稱我們為“老師”，其實我們所能幫助他們的實在太少了。到了重慶以後，他們曾在“一園”長期演出，以維持一班人連眷屬的生活，生活是很艱苦的。後來受著壓迫，又流亡到了瀘縣。再到後來便不知道怎樣了。
五、抗宣四隊及其他
抗敵宣傳隊四隊是胡愈之和張誌讓負責組成的，比抗劇九隊的成立稍遲。隊員大抵是從當時有名的救亡團體，如蟻社、青年救國團（一般稱為青救）、民族先鋒隊（一般稱為民先）等，所選拔出來的。
抗宣性質和抗劇完全相同，他們所經曆的艱苦也真可以說是難兄難弟。在三廳改組以後，所有抗宣、抗劇一律奉令改為“抗敵演劇宣傳隊”，合並而成為十隊，他們是真真正正地化合了。
我在這兒僅靠朋友的幫助，把四隊的經過簡略地寫些出來（主要是吳荻舟告訴我的）。
第一隊的隊長是吳荻舟，起初是留在武漢隨部工作的，後經長沙大火，在湖南、廣西、廣東、贛南各地活動，並且流動到過越南邊境。
第二隊的隊長是何懼，先分配到平江。於武漢撤守後由浙贛路到上饒，在贛東、浙西一帶流動。
第三隊的隊長是鄭含華，先分配到沙市、荊門一帶，後至老河口、襄陽、樊城以及巴東等地活動。
第四隊的隊長是徐梓，是派到第八戰區的，經過河南向西安一帶活動。後來似乎和抗劇第三隊合並了。
放映隊四隊的成立要比抗宣四隊更遲，我隻記得在武漢撤退的時候他們還沒有畢業，沿途跟著三廳走，在長沙和衡陽等地都還在受訓。
放映隊的組織比較困難，因為它至少須得有一架放映機和可以放映的影片，這些都多少要涉及一點專門的技術。而且放映機萬一有了毛病，工作便會停頓。因此他們後來隻能在陪都附近工作，所發揮的效能沒有抗宣和抗劇那樣廣泛。
這四隊主要是鄭用之負責組織的，我隻記得總隊長是歐陽齊修（翰笙的從弟），其他各隊的隊長我不記得了。隊員是由考取收錄的，和抗宣與抗劇的性質不大一致。但從這些隊員中大約也培植了些電影工作人員出來。
鄭用之是以六處二科科長兼任著中國製片廠的廠長的，中製毋寧是他的主職。那時設在漢口北郊的楊森花園，原是行營政訓處的附屬機構，由我們接收了。但我們的接收隻是關於業務的一方麵，而沒有過問它的財政經營；那一方麵我們讓陳誠的直屬——總務廳去和賀衷寒相碰去了。
中製在抗戰初期是有成績的。那兒無論在編劇、導演、演員和技術人員方麵，都集中了不少的人才。那些人差不多都是電影界的精華，而他們也都是受著極菲薄的待遇，專誠為抗戰服務的。就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的朋友，所以我們才有膽量，接受中製的業務督導。
公平地說，中製的影片如《熱血忠魂》、《保家鄉》和《抗戰特輯》，的確是發揮過教育宣傳的力量。抗戰開始時，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它曾派員去特攝。為了攝製陽翰笙的《塞上風雲》，更曾派遣大隊演員和工作人員由導演應雲衛率領到榆林去，途中經過延安。它和中央宣傳部所管轄的中央攝影場比起來，要勇敢得多，而且活躍得多。
但凡是稍有可取的東西，在國民黨反動派看來都是壞的。像鄭用之那樣黃埔出身的國民黨員，和賀衷寒接近的人，主要就為了經濟上的摩擦，和陳誠搞不通，和後任的張治中也搞不通。在重慶時還被張治中抓去關了一年，中製被搞得一塌糊塗，已經是無聲有臭了。（請注意：並不是無聲無臭！）
六、衡山先遣隊
在當時曾經有過這樣的計劃，萬一武漢撤守，準備把衡山當作為抗戰的大本營。
因此，當武漢開始疏散的時候，政治部便決定把一部分人預先撤退到衡山去，三廳自然也不能例外。
三廳派了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員，各處各科的人都有，是由杜守素率領前去，而同時把孩子劇團也一道帶去了。
杜守素是我們的老大哥，我們平常稱之為杜老。他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出身，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博士的高足，要早我四期。抗戰前在上海被反動派抓去坐過幾年牢，抗戰開始前才得到自由。當淞滬戰役時，張發奎擔任右翼軍指揮，坐鎮浦東，要求我們替他組織了一個戰地服務隊，由錢亦石任隊長，杜老曾任科長，亦石不久病死了，杜老便選升為隊長。他在戰區裏奔波了好幾個月才加入了三廳。現在我們又要委屈他帶著先遣隊到衡山去了。
是的，的確不能不說是“委屈”。衡山在當時仍然要算是後方，在保衛大武漢的戰鬥正像要打到火熱的時候，誰願意到偏僻的地方去，過冷靜的辦公廳生活呢？而且部方的負責人是張厲生（已升任為副部長），他是專門做內部工作的人，誰更能願意在他下邊受冷氣呢？因此各處處長誰都不願意到衡山，連副廳長範揚都不願意去（他得留在武漢盡“監軍”的任務），苦差事便隻好落在杜老的肩上。
但杜老也樂意擔任這項差事。他雖然是一位經濟學專家，而對於國學卻有深湛的素養，他在先秦諸子中喜歡墨家的邏輯，而在生活上也頗有那種勤苦節約、摩頂放踵的精神。但他是為了人民大眾，而不是像墨家那樣為了“王公大人”——他是竇爾敦，而不是黃天霸。這就使得他為了革命的利益，甘願吃苦，而且仿佛愈苦而愈甘的那樣。
先遣隊到了衡山，很有趣的是駐紮在文廟裏麵，一位墨家巨子真真正正地和孔門聖人分庭抗禮起來了。而更有趣的是，杜老的作風竟使部方的張厲生佩服得五體投地。內部工作極有條理，衛生勤務非常整飭，桌上無隔宿的公文，杏壇有漏夜的弦歌，特別是同去的何成湘是把《總理遺教》讀得爛熟的人，弄到部方有好些文件都非請三廳擬稿不可。張厲生好幾次在紀念周上都當眾宣揚，要大家以三廳為模範，學習三廳。而在私下對人讚揚杜老，他說：像杜守素這樣的人倒不像個左派，像杜守素這樣的人可惜我們國民黨太少了。
就靠著杜老這種穩健的作風，使先遣隊在衡山的對外工作也沒有受到什麽大的阻礙，特別是孩子劇團，在他的指導之下加強了內部學習，而在巡迴工作中也獲得了相對的自由。他們在駐紮衡山的短期中，曾經到長沙、衡陽、湘潭等地去做工作。在前曾經蔑視他們是“耍猴戲的娃娃兒們”的張公厲生，也公然看中了他們，每有群眾聚會，都要讓他們表演表演，仿佛是替他增光的少年先鋒隊。
當然不高興杜老的也不乏人。鹿地亙的夫人池田幸子便是這其中最激進的一個。此外還有少數職員的女眷，她們是從城市裏初次下鄉的人，和鄉下生活是不大容易合拍的，於是便惹起了物議：“奇裝異服，妖豔過市。”杜老便不能不加以幹涉，於是乎她們也就來個反攻，說杜老“老氣橫秋，頑固透頂”了。
但杜老這樣程度的“頑固”倒是我們大家所讚成的。
在這兒還應該補寫出重要的一筆。在三廳成立的當時，有過一項不成文的規定，為了避免意外的阻礙，除了附屬機構之外，不錄用女職員。這在當時是為前進的諸大姐們所諒解的。為了遷就，我們大家是受著怎樣的委屈呀！
三廳自四月一號成立以來，到辦完了“七七”周年紀念，已經整整三個月了。預算得不到批準，原訂的工作計劃好些都無法進行。三個月來隻做了一些零星的工作，而且是偏重於紅白喜事。朋友們在沒有工作的時候感覺著苦悶，有了工作便忙得不亦樂乎。但等工作一完畢，又靜了下來，苦悶卻更加深沉了。
我們經常在檢討自己，想改換一下這種寒熱症式的作風，而在可能範圍內確定一個工作方針。
本來在從上海撤退的時候，文化界的朋友們雖然並沒有什麽嚴密的組織，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觸角盡量往民間伸出去。這一意念，在當時是表現而為文化人的內移。
但內移文化人，除掉一部分去了延安之外，差不多又集中到了武漢。不僅從上海來的，還有遠自平津、東北和其他各地來的，結果是使武漢又成為了第二上海。集中著很多的人在一個城市內，已經是一種浪費，何況工作又不容易展開。這豈不是自投反省院，自進集中營嗎？
散開，打破這個變相的反省院或集中營的局麵，認真把文化的觸角盡量地伸到各地，伸到後方，伸到戰區，伸到前線，甚至伸到敵後！
伸到後方去倒是比較容易的。日寇不斷地在進襲，不單是水陸並進，而且是水陸空品進。在空中雖然靠著蘇聯的義勇隊和飛機為我們保衛，替我們打過好幾次漂亮的空戰，但在“七七”周年以後，武漢的被炸更加頻繁了。因此，一切公私機關或個人已經加緊在疏散了。文化人中有些向來反對“前線主義”的勇士們，也就更奮勇地在向重慶或成都方麵跑去。
更要緊的還是伸到戰區、伸到前線去工作。雖然被那些少數的勇士們指斥為“前線主義”，似乎有傷文化和文化人的體麵，但為事實所需，這工作倒也絕不是嘁嘁喳喳的“批評”所能左右的。問題倒是在——怎樣才可以使文化觸角伸到前線，伸到戰區。
在這兒三廳的存在確實是發揮了一些作用。當時很多勇敢的新聞記者上前線，是三廳在簽發通行證。關於這件事情，我相信朋友們都還記得。但除這之外，三廳本身也加強了慰勞前線和傷病兵和抗屬的工作，加強了把精神食糧運輸到前線的工作，加強了附屬團隊巡迴各地的工作——在武漢撤守以前，我們陸續送出了九個抗敵演劇隊，四個抗敵宣傳隊，訓練著四個電影放映隊，而讓孩子劇團不斷地在後方流動。
假使要用批評的眼光來看三廳，認為它的存在在抗戰期間多少有過一些貢獻的話，那倒不在乎它在武漢三鎮前後所做過的幾次轟轟烈烈而卻空空洞洞的擴大宣傳，而實實在在是在這些文化觸角所給予各戰區和後方的安慰、鼓勵和啟迪。雖然由於前方也一樣受著限製，工作並不能順暢展開，而有時還需要有更艱苦的適應，但至少總把反動勢力的囂張牽製著了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人下了鄉，受著了老百姓的熏陶，使先天帶著舶來氣質的新文化本身換上了民族氣質。這在演戲或歌詠方麵特別顯著。這是一件大事，我希望批評家們應該把眼光擴展到這一個圈子裏來。
二、慰勞工作
靠著“七七”獻金，我們成立了一個慰勞總會，統籌一切的慰勞工作。這個會由公私機關合組而成，是一個民間團體的形式，但事實上是由三廳在主持。會長是陳誠，副會長是馬超俊和我。後來移到重慶，由於社會部成立，又加上一個副會長穀正綱。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廳改組，結果這個會便被穀正綱搶去了。
整個地說來，慰勞總會在抗戰期間是做了相當多的工作的。其所以然的緣故，當然要感謝武漢三鎮的愛國市民，為了保衛大武漢他們捐獻了自己的心血。武漢三鎮後來雖然並沒有保衛好，在“七七”紀念之後僅僅三個半月便淪陷了，使三鎮的愛國同胞們遭了敵偽的蹂躪，而且受難了七年，但我今天敢於負責地說：愛國同胞的“七七”獻金，在慰勞總會的支配下，不僅沒有一分一厘的浪費，而且是把一個錢當作了十個乃至一千個在使用的。
在我個人所負責處理的範圍內，有幾筆大數目我記得很清楚。
一筆是請準了二十萬元的外匯，到**采辦醫療器材和藥品，這是當時前方所急需的。尤其像奎寧丸，雖然是很普通的藥，但受著敵寇封鎖，卻非常缺乏，差不多寶貴得就和珍珠一樣。
那時是陽翰笙和程步高擔任了這項任務。同時我還請他們多帶了十萬元的法幣，在廣州各地采辦普通的慰勞物品，這要算是第二筆。
第三筆是在九月中曾經組織過南北兩戰場的慰勞團。南戰場是陳誠所主持的第九戰區，北戰場是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戰區。我們用現金慰勞，各戰場送了五萬元。錢是由慰勞團親自送到前線交給司令長官的，下落是怎樣，我們就不敢保險了。
這三筆經費的用途，主要是出於我的主意，故我記得很清楚。其他六十萬左右的用途，都是有過報告的。好在慰勞總會是各機關、各團體所共同組織的，而且還有審計處的代表在內，金錢出納是不會有問題的。問題倒在個人經手采辦物品的時候是不是有什麽揩油。在這一方麵，我也不敢說我們能夠絕對保險。
但關於陽翰笙、程步高所經手的一件，那要算是數目最大而且最容易舞弊的一件，卻是點滴歸公，一本萬利，勞苦功高，令人感謝的。
兩位的到達**似乎是九月初頭的事，他們把物品采購停當，正要啟運的時候，不幸廣州突然淪陷了（十月二十一日）。於是我便叫他們索性購買十部卡車，並載足充分的汽油，改由海防入口，把物品運至昆明，再由昆明運至重慶。
這是很麻煩的一段工作，足足費了半年多的工夫才算完成了。
這的確是陽、程二位的一件大功勞，雖然他們在勝利後並沒有得過什麽“勝利獎章”，但誰能夠抹殺這兩位的成績呢？
請想想看吧，他們用二十萬元外匯采辦的東西，到了重慶，時價已經要值五百多萬了。連張厲生都非常高興，把這件事情向“領袖”報過功，而且在軍事委員會的會報上作為政治部的工作誇過大嘴的。
請想想看吧，那些珍貴的藥品和醫療器材，後來是分成了十一份，十個戰區各一份，陳誠替他在恩施辦的聯合中學要了一份去。各戰區的是由一九四〇年南北兩慰勞團帶去的。那究竟安慰了多少戰士？
請想想看吧，抗戰中各機關在**采辦的物資，堆積在**不知腐爛了多少，堆積在海防不知腐爛了多少，堆積在昆明更不知腐爛了多少！然而陽、程二位所采辦的物品卻確實的到了重慶，而且確實的到了戰區。
這假如不能算是功勞，至少總不能算是罪過吧？——嘿嘿，然而妙處就在這裏，恰恰是認真辦事的人，就是值得懷疑的“壞分子”，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尺度。陽、程兩位是太認真了。假使聰明得一點，索性把那些東西吃掉，或者轉一個手，或者在昆明什麽地方開它一個西藥店，我敢於保證：他們一定是獲得了雙份“勝利獎章”的。
不管怎樣，我敢於向武漢的愛國市民們說出這樣的一句：你們的血汗錢並沒有白費。
三、戰地文化服務
當時的戰地最感迫切需要的是兩種東西，一種是傷病缺乏醫藥，另一種是精神缺乏糧食。前一種我們讓慰勞總會經辦了，後一種是須得另想辦法的。不僅一般的書報，狹義的所謂精神食糧不能到達前方，就是一般的宣傳品也大成問題。照道理說，這應該是後方勤務部主辦的。再說小一點，也應該由政治部的總務廳主辦。然而它們卻偏偏不辦。它們所要照顧的是腰包，而不是腦袋呀！
沒有人辦嗎？正好，就讓我們來承擔吧。因此在一次的宣傳會報上，我便提議了組織戰地文化服務處，負責把一切精神食糧和宣傳品，設法運到前方，並推薦何公敢來主持這項工作。
何公敢是隸屬三廳的設計委員，他有事務才幹，三廳的幾次預算，都是他領導編成的。他在商務印書館擔任過發行的工作，他是國民黨所能放心的人，請他來主持戰地文化服務處，那是不會有問題的。
結果，我的提議果然得到通過。戰地文化服務處成立了，在形式上雖是各機關合辦的，而在事實上是隸屬於三廳。三廳派去參加這個機構的人相當多，有盧廣聲、宗君仁、管長原等。還有很多是外來投效的青年，待遇非常菲薄，均甘之如飴。這可要算是武漢時代的一種特色，大凡由各地來的流亡青年，都踴躍參加救亡工作，而以待遇菲薄為榮，愈菲薄才愈榮耀。武漢時期一過，這種情緒便逐漸消失了。
戰文處在漢口設有總站，在長沙、桂林、上饒、西安等處均設有分站，成立以後確實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公私機關的宣傳印刷品，可以達到前線而且妥為分配了。尤其在武漢撤守、總站輾轉移至重慶以後，戰區廣泛，而交通阻隔，工作已經十分困難了，但因為我們有十來輛卡車（有十輛是翰笙由**運迴，有二輛是武漢撤退時購買的），組成了一個交通隊，定期分走南北，把這困難克服了。
戰文處和慰勞總會的工作是密切地配合著的。卡車載宣傳品上了前線，迴車便把各地可做慰勞用的物資采辦迴來，同時也可以替別的機關代運必要的物品。新聞記者要上前線當然也可以利用。因此大家都感覺方便。
然而在國民黨的頑固分子的眼中卻成了宏大的釘。部內張厲生、賀衷寒之流，起先是製造謠言，說“三廳走私”。但使他們奇怪的是誰也不相信。接著他們又改換調門，說戰文處是中共的運輸機關，專門替中共運輸宣傳品。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三廳快要改組之前的一兩個月，有一次賀衷寒竟於夜半突然搜查服務處的堆棧，但什麽也沒有查出。同時又搜查了第二天便要開赴西安的一部交通車，把所有包裝好了的書報通通打開了。然而，可憐，大部分又都是三青團的印刷品。這樣，就讓那位“太保”把自己的清睡犧牲了一個整夜。
頑固派的神經衰弱、疑神疑鬼，老實說，實在是到了可慘的程度！三廳如要把戰文處做中共的運輸機關，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會明白，何至於要拉何公敢出來做處長呢？何公敢是國民黨員，是孤軍派的健將，有一個時期他和國家主義的青年黨倒是很接近的。居然要把紅帽子戴在何公敢頭上，豈不令人啼笑皆非嗎？
然而那些寶貝們是不可理喻的，在搜查事件之後不久，竟無理由地終於把戰文處取消了。劫收了我們的卡車和汽油，作為了政治部專用跑城鄉兩地的交通車，跑不了好久，都跑爛了。
前線上的精神饑餓呢？後來也很少聽見人唿籲了。那是有原因的。大家都在武裝走私，根本失卻了精神，因而也就沒有饑餓了。
四、抗劇九隊
抗敵演劇隊成立了九隊，也是“七七”周年以後的事。這是六處田壽昌、洪深、張曙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把各地流亡到武漢來的救亡團體的演劇隊改編成的，由上海流亡出來的占多數。勝利以後有兩部影片曾風行一時，《八千裏路雲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其中有好些情景就是取材於這幾個隊的。
關於這幾隊的編成和以後的經曆，壽昌曾經寫過一篇很詳細的報告，記得在什麽戲劇雜誌上發表過，可惜現在無從查考。
他們在編成之後到分發到戰區之前，在曇花林受過兩個月的軍事訓練。這些大抵都是意誌堅決、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青年，待遇不用說也是非常菲薄的，然而也一樣地甘之如飴。他們在分發到戰區以後，所經曆的各種艱難痛苦，那真是罄竹難書。他們有的在前線上陣亡了，有的病死了，有的整個隊坐過牢（派往山西的第三隊被閻錫山關過很久）。經過不少次的改編、淘汰、摻雜、分化，有的番號取消了，有的完全變了質。但有的在七八年的煉獄中一直維持到了勝利以後。這各隊曆史，假使由各隊負責的同誌寫出來，再集合成為一本書，我相信是很有價值的。我希望朋友們聯絡一下，訂出一個計劃來，把這項工作做出。這機會，我相信不久是會到來的。
原隊編成時的負責人和分發地點，我現在列表如下（主要是靠著乃超的記憶）：
1抗敵演劇二隊首任隊長為鄭君裏，後由呂複接任。
2應為徐世津。
3《沫若文集》第九卷原作“劉曼生（？）”，現據作者修訂手跡改正。
4應為陸萬美。
附帶著我想敘述到壽昌所組織的地方劇訓練班。
無論到什麽地方去便能和民間藝人搞得很熟，這是壽昌的大本領。在“七七”周年紀念以後，為了保衛大武漢，他竟把武漢三鎮的主要的民間藝人組織起來了。楚劇班、漢劇班、京劇班、評劇班和雜耍，都集中了起來，經受過一個時間的訓練。一方麵把時勢問題和抗戰意義向他們灌輸，另一方麵也想改造他們的習慣，讓他們了解一些新的戲劇藝術。
舊劇藝人們是很熱心的，平常有什麽號召的時候，他們讚助得很起勁。如像演劇獻金的義舉，他們是不惜功力的。受訓的時候，他們也很熱心聽講。在武漢撤守時，如楚劇班，拋棄了自己多年的生活地盤，隨軍撤退，流亡到四川去了。這不是很可感動人的事嗎？
楚劇班的隊長我記得是王若愚，本來是演醜角的，五十多歲，人很誠懇。他無論在什麽時候，一看見我們便稱我們為“老師”，其實我們所能幫助他們的實在太少了。到了重慶以後，他們曾在“一園”長期演出，以維持一班人連眷屬的生活，生活是很艱苦的。後來受著壓迫，又流亡到了瀘縣。再到後來便不知道怎樣了。
五、抗宣四隊及其他
抗敵宣傳隊四隊是胡愈之和張誌讓負責組成的，比抗劇九隊的成立稍遲。隊員大抵是從當時有名的救亡團體，如蟻社、青年救國團（一般稱為青救）、民族先鋒隊（一般稱為民先）等，所選拔出來的。
抗宣性質和抗劇完全相同，他們所經曆的艱苦也真可以說是難兄難弟。在三廳改組以後，所有抗宣、抗劇一律奉令改為“抗敵演劇宣傳隊”，合並而成為十隊，他們是真真正正地化合了。
我在這兒僅靠朋友的幫助，把四隊的經過簡略地寫些出來（主要是吳荻舟告訴我的）。
第一隊的隊長是吳荻舟，起初是留在武漢隨部工作的，後經長沙大火，在湖南、廣西、廣東、贛南各地活動，並且流動到過越南邊境。
第二隊的隊長是何懼，先分配到平江。於武漢撤守後由浙贛路到上饒，在贛東、浙西一帶流動。
第三隊的隊長是鄭含華，先分配到沙市、荊門一帶，後至老河口、襄陽、樊城以及巴東等地活動。
第四隊的隊長是徐梓，是派到第八戰區的，經過河南向西安一帶活動。後來似乎和抗劇第三隊合並了。
放映隊四隊的成立要比抗宣四隊更遲，我隻記得在武漢撤退的時候他們還沒有畢業，沿途跟著三廳走，在長沙和衡陽等地都還在受訓。
放映隊的組織比較困難，因為它至少須得有一架放映機和可以放映的影片，這些都多少要涉及一點專門的技術。而且放映機萬一有了毛病，工作便會停頓。因此他們後來隻能在陪都附近工作，所發揮的效能沒有抗宣和抗劇那樣廣泛。
這四隊主要是鄭用之負責組織的，我隻記得總隊長是歐陽齊修（翰笙的從弟），其他各隊的隊長我不記得了。隊員是由考取收錄的，和抗宣與抗劇的性質不大一致。但從這些隊員中大約也培植了些電影工作人員出來。
鄭用之是以六處二科科長兼任著中國製片廠的廠長的，中製毋寧是他的主職。那時設在漢口北郊的楊森花園，原是行營政訓處的附屬機構，由我們接收了。但我們的接收隻是關於業務的一方麵，而沒有過問它的財政經營；那一方麵我們讓陳誠的直屬——總務廳去和賀衷寒相碰去了。
中製在抗戰初期是有成績的。那兒無論在編劇、導演、演員和技術人員方麵，都集中了不少的人才。那些人差不多都是電影界的精華，而他們也都是受著極菲薄的待遇，專誠為抗戰服務的。就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的朋友，所以我們才有膽量，接受中製的業務督導。
公平地說，中製的影片如《熱血忠魂》、《保家鄉》和《抗戰特輯》，的確是發揮過教育宣傳的力量。抗戰開始時，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它曾派員去特攝。為了攝製陽翰笙的《塞上風雲》，更曾派遣大隊演員和工作人員由導演應雲衛率領到榆林去，途中經過延安。它和中央宣傳部所管轄的中央攝影場比起來，要勇敢得多，而且活躍得多。
但凡是稍有可取的東西，在國民黨反動派看來都是壞的。像鄭用之那樣黃埔出身的國民黨員，和賀衷寒接近的人，主要就為了經濟上的摩擦，和陳誠搞不通，和後任的張治中也搞不通。在重慶時還被張治中抓去關了一年，中製被搞得一塌糊塗，已經是無聲有臭了。（請注意：並不是無聲無臭！）
六、衡山先遣隊
在當時曾經有過這樣的計劃，萬一武漢撤守，準備把衡山當作為抗戰的大本營。
因此，當武漢開始疏散的時候，政治部便決定把一部分人預先撤退到衡山去，三廳自然也不能例外。
三廳派了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員，各處各科的人都有，是由杜守素率領前去，而同時把孩子劇團也一道帶去了。
杜守素是我們的老大哥，我們平常稱之為杜老。他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出身，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博士的高足，要早我四期。抗戰前在上海被反動派抓去坐過幾年牢，抗戰開始前才得到自由。當淞滬戰役時，張發奎擔任右翼軍指揮，坐鎮浦東，要求我們替他組織了一個戰地服務隊，由錢亦石任隊長，杜老曾任科長，亦石不久病死了，杜老便選升為隊長。他在戰區裏奔波了好幾個月才加入了三廳。現在我們又要委屈他帶著先遣隊到衡山去了。
是的，的確不能不說是“委屈”。衡山在當時仍然要算是後方，在保衛大武漢的戰鬥正像要打到火熱的時候，誰願意到偏僻的地方去，過冷靜的辦公廳生活呢？而且部方的負責人是張厲生（已升任為副部長），他是專門做內部工作的人，誰更能願意在他下邊受冷氣呢？因此各處處長誰都不願意到衡山，連副廳長範揚都不願意去（他得留在武漢盡“監軍”的任務），苦差事便隻好落在杜老的肩上。
但杜老也樂意擔任這項差事。他雖然是一位經濟學專家，而對於國學卻有深湛的素養，他在先秦諸子中喜歡墨家的邏輯，而在生活上也頗有那種勤苦節約、摩頂放踵的精神。但他是為了人民大眾，而不是像墨家那樣為了“王公大人”——他是竇爾敦，而不是黃天霸。這就使得他為了革命的利益，甘願吃苦，而且仿佛愈苦而愈甘的那樣。
先遣隊到了衡山，很有趣的是駐紮在文廟裏麵，一位墨家巨子真真正正地和孔門聖人分庭抗禮起來了。而更有趣的是，杜老的作風竟使部方的張厲生佩服得五體投地。內部工作極有條理，衛生勤務非常整飭，桌上無隔宿的公文，杏壇有漏夜的弦歌，特別是同去的何成湘是把《總理遺教》讀得爛熟的人，弄到部方有好些文件都非請三廳擬稿不可。張厲生好幾次在紀念周上都當眾宣揚，要大家以三廳為模範，學習三廳。而在私下對人讚揚杜老，他說：像杜守素這樣的人倒不像個左派，像杜守素這樣的人可惜我們國民黨太少了。
就靠著杜老這種穩健的作風，使先遣隊在衡山的對外工作也沒有受到什麽大的阻礙，特別是孩子劇團，在他的指導之下加強了內部學習，而在巡迴工作中也獲得了相對的自由。他們在駐紮衡山的短期中，曾經到長沙、衡陽、湘潭等地去做工作。在前曾經蔑視他們是“耍猴戲的娃娃兒們”的張公厲生，也公然看中了他們，每有群眾聚會，都要讓他們表演表演，仿佛是替他增光的少年先鋒隊。
當然不高興杜老的也不乏人。鹿地亙的夫人池田幸子便是這其中最激進的一個。此外還有少數職員的女眷，她們是從城市裏初次下鄉的人，和鄉下生活是不大容易合拍的，於是便惹起了物議：“奇裝異服，妖豔過市。”杜老便不能不加以幹涉，於是乎她們也就來個反攻，說杜老“老氣橫秋，頑固透頂”了。
但杜老這樣程度的“頑固”倒是我們大家所讚成的。
在這兒還應該補寫出重要的一筆。在三廳成立的當時，有過一項不成文的規定，為了避免意外的阻礙，除了附屬機構之外，不錄用女職員。這在當時是為前進的諸大姐們所諒解的。為了遷就，我們大家是受著怎樣的委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