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廣攻占了會理城後,西夏派使團來到了東京,要求大宋從會理退兵,恢複戰前的邊界。此時官家和眾相公攜宋軍大勝之威,斷然拒絕了西夏的要求,會理的戰略價值實在太重要,以前宋軍進攻西夏必須越過橫山山脈,大宋和西夏各自在橫山建立眾多城寨,雙方的城寨呈犬牙交錯狀態,所以大宋從橫山進攻大都出師不利,損兵折將。雖然現在大宋與西夏的邊境逐漸形成“築城迫城,移寨攻寨”的戰略,眼下大宋憑借雄厚的國力,已經在橫山地區占據了上風,已經逐步收複了不少被西夏侵占的領土,並牢牢的掌控在大宋手中。這是溫水煮青蛙式的蠶食戰略,但是時間長,見效慢,耗費大,在宋軍戰力低於西夏軍戰力情況下的不得已采取的戰略,但是還是要堅持下去,十年後的效果將顯而易見。


    自從宋軍打通了河西走廊,將大宋的國土推到了玉門關,也就恢複了絲綢之路的暢通,與西域甚至是極西之地大秦的商貿聯係將重新建立起來,將會重現絲綢之路的輝煌。所以大宋要守住這片來之不易的疆土,必然會和西夏戰爭不斷,所以孟鳴提出的針對西夏的邊防戰略,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占領會理城後,興慶府門戶洞開,直接受到宋軍的兵鋒威脅,宋軍的騎兵隻用大半天的時間就就會兵臨興慶府城下。


    孟鳴來到了垂拱殿,政事堂的諸位相公:同平章事呂夷簡,參知政事王曾、張士遜、錢惟演,三司使李迪,樞密院薛奎,禦史台魯宗道等中樞大臣;六部院的尚書、侍郎;三衙即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的都指揮使和副指揮使;還有資政閣的學士,隻有寇準和孟鳴,共計有二十名參加此次朝會。


    趙禎不時就和太後劉娥到場了,趙禎坐下後,就直奔主題說道:“諸位愛卿,現在我大宋已經全麵收複了前唐的河西之地,屬於開疆擴土之功,朝廷應獎賞前線用命的將士,退朝後政事堂拿出賞賜的方案來。”呂夷簡上前應聲領命,趙禎接著說道:“昨日,朕收到了偏將楊文廣攻取西夏會理的捷報,楊將軍並打退了西夏近一個月的瘋狂反撲,並殺傷、俘獲夏軍將兵近五萬人,讓西夏無力再戰,取得了空前大捷,朕與眾卿家共賀之。”趙禎說完後,下麵一眾大臣皆高聲稱賀。畢竟西夏自李繼遷到其子李德明以來,宋軍和西夏軍交戰大都敗多勝少,並且慘敗居多,這讓大宋的君臣談西夏兵事就色變,心裏留下陰影了。此次楊文廣的大勝,一掃君臣心中的陰霾,大家都揚眉吐氣。趙禎又說道:“根據楊將軍的捷報中提到了一個叛宋的士子,名叫張元,他製定了西夏的反攻計略,要不是會理城內西夏細作的反水,會理極有可能守不住,這個張元深受李德明和李元昊父子的賞識,近四年來西夏攻宋的策略,大多都出自此人之手,讓大宋在邊境屢屢損兵折將、損失慘重,造成了幾十萬便民和邊軍的傷亡。朕讓皇城司搜查了此人的信息,得知此人是在先帝的殿試中落第的,在老家又被縣令毆打折辱,一氣之下,叛宋投夏,與我大宋為敵。這樣的大才不被朝廷所用,流落到敵國,朕之過失啊,眾臣工要想個好法子,不要讓張元這樣的大才流失於野,再出現叛逃投敵的現象。”正因為張元當年叛宋投夏之事,給宋朝以極大震撼與教訓。趙禎就拿出了自己的方案,說道:“眾卿家朕有個應對之法說一下,朕要改革眼下的科舉進士中的殿試實行末尾淘汰的錄取製度,而對凡是中了進士之後的人一律授以進士出身!即使那些科舉成績可能不算太好的,也授以“同進士出身“,盡量防止再出現文人叛逃為敵所用之事”。政事堂的相公和其他大臣相繼稱善,商定下次殿試就實行。


    對於大宋和西夏的攻防戰略而言,必須製定一個長久、穩定、有效的戰略。


    其實孟鳴從手機上畫出了西夏的地圖,比例是一比二十萬,就是地圖上一厘米代表實際距離為二公裏。上麵標注著各種地形:山脈、河流、沙漠、平原等,用不同顏色標識,讓人一目了然。再就是西夏境內的城鎮、關隘、軍鎮、九大軍司的布防駐地等,還有道路走向、黃河航線等交通線路。最重點的是宋夏邊境的大宋和西夏的軍鎮和城寨分布圖,尤其地形圖甚是詳細,山峰的海拔高度、道路走向、隱秘重要的山間小道都有標注。並將遼國的部分區域也做了標注,還有青塘吐蕃諸部的地圖,此地圖一丈長,兩米多寬。


    孟鳴在朝會上拿出地圖,趙禎和諸位大臣都過來觀看,最後趙禎叫來黃門太監,將地圖掛在一麵牆上,西夏地圖就能很直觀的顯現在大家麵前。呂夷簡說道:“孟駙馬的呈獻的地圖,真是神來之作啊,直觀、精確、易懂,既可以民用,也可以軍用。”大家都嘖嘖稱奇。最後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宋夏的邊境上,自東向西,大宋的七大軍司的分布一目了然,分別是:河東路的火山軍、晉寧軍,永興軍路的綏德軍、保安軍、定邊軍,秦鳳路的鎮戎軍、懷德軍。還有一百多個城寨。孟鳴說道:“各位上官,你們看,我們現在最好先期占領西夏以南的領土,將大宋的國境線推到長城,那麽我們就不用再修建幾百個城寨,我算了一下,建二百個城寨,分五年建成的話,共需要兩千萬貫,宋夏邊境有宋軍六十萬,五年的軍費五千萬貫,平均每年的軍費在一千四百萬貫,相當於大宋的財政收入的五成,所以不解決西夏問題,大宋早晚會被宋夏戰爭的軍費拖垮,所以必須製定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西夏問題的戰略。”官家和眾大臣皆以為然。


    孟鳴又說道:“先期五年內,奪取西夏長城以南的領土。在這裏不得不說大宋軍隊的戰力問題,宋軍的戰力遠遜於西夏軍的戰力,這是不爭的事實,最主要的的原因總體來說是“重文輕武”造成的。唐末五代兵變頻繁,使我朝的,君臣和士大夫養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都認為武將位尊權重,必然會尾大不掉,形成方鎮割據之患。因此對將領無端猜疑和百般防範,實行重文輕武、以文製武,通過以文臣主兵,用宦官督察,以“將從中禦”等手段來削弱和限製將領的指揮權。卻從沒思考唐朝藩鎮之亂的真正根源。我朝軍事最高指揮機構樞密院和各地方軍職均由文官出任,結果在重文輕武風氣影響下,文人大多未經戰陣,缺乏統兵作戰的實際能力,讓他們領兵作戰,其後果不待言而自明。”


    孟鳴接著又說道:“朝廷為了防止武將擁兵自重,建立了樞密院三衙統兵體製。樞密院三衙統兵體製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權一分為三。樞密院有調兵之權,卻不掌管軍隊;三衙掌管軍隊,卻無調兵之權;遇有戰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領兵出征,從而實現了“發兵之權”與“握兵之重”的分離。這種體製對於消除中唐以來綿延200多年藩鎮割據的局麵,確實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於過分地集權中央,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弊端。統製過嚴,機構重疊,造成了前線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和西夏交戰的過程中,部隊與部隊之間權限不明,政出多門,不能相互統籌協調,結果必然是各自為政,必然會被西夏軍各個擊破,而無法相互援救。


    根據戰場敵情瞬息萬變,因地因時靈活行事,乃是作戰指揮的起碼要求。而我朝則不然,實行“將從中禦”。遠離前線中樞大臣,依據主觀臆測,製定作戰陣圖,使征戰將帥像被提線的木偶一樣,被鉗製和剝奪了戰場上的機動指揮權,使那些名將無法發揮卓越的謀略,隻能死守陣圖,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戰機錯失而無能為力。前線軍隊通訊聯絡條件極為不暢的情況下,依靠預先製定好的陣圖,遙控作戰,不許更改,無疑是一件極為荒唐可笑的做法,敵軍怎麽會按照我方的陣圖作戰啊,這根本是掩耳盜鈴之舉嘛,必然會遭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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