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了,駱一禾?”


    “餘切,你一定要看完這幾頁。”駱一禾表情比較嚴肅。


    原來,在新一期的《人民文學》上,轉載了83年第11期《文藝報》社論和12期座談會報道。


    上麵批判了部分作家把西方現代派作為我國文藝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創作上“熱衷於表現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義”,把“表現自我”當成唯一的和最高目的等等現象。


    還批判了77年上映的美國科幻係列片《星球大戰》,“這個星球大戰完全沒有科學根據。星球大戰是一個星球的生物在侵略和壓迫另一個星球;即使人類開展了星際航行,甚至跑出了太陽係,他還是要到那裏去進行剝削、壓迫,去和其他有智慧的生物互相殘殺……所描繪的世界裏麵,剝削是永存的、宇宙性的……”


    “這種東西,對我們有什麽用處呢?”


    這當然和餘切沒關係了,科幻文學自今年秋天起,因為撞上了槍口,被群體而攻之,早已奄奄一息。


    為期幾十天的對科幻文學的批評,最終導致一切涉及科幻的原創性出版活動幾乎都被徹底停止,最嚴重的時候,沒有一個地方能夠發表一篇科幻小說。


    但是有人想讓它有關係。


    在這一期《人民文學》上,同時刊登了署名為“劉芯武”的評論文章《警惕幻想文學》,這篇文章看上去是在批判如今被駁倒的科幻文學,實則不然,評論文章上說:


    “現在流行一種幻想文學,什麽是幻想文學?就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不具備產生的條件,以情感上的激蕩去觸碰人內心的脆弱處,誘發人心中對幻想的共鳴。”


    “幻想文學,代替不了真正的文學,無法實際的給到人力量,最終,它隻會使人消沉下去,危害很大。”


    餘切讀到這,已經發覺到了:這有可能是衝著他來的。


    因為《天若有情》是比較符合這一套標準的,而且是最有名氣的小說之一。


    這篇評論表麵上客氣,實際根本否定了被劉芯武稱為“幻想文學”的價值,這是極其危險的苗頭。


    駱一禾憂心忡忡,他告訴餘切:“科幻文學現在已經成為眾矢之的,我們不能和科幻文學有任何的聯係……有時候文學的價值不取決於它的讀者,而取決於其他的實在的東西,科幻文學興盛一時,現在卻不知道什麽時候能起來。”


    “尤其是這個‘幻’字相當危險,因為科幻文學就是這麽被駁倒的。先是人們扯掉了科幻文學中的‘科’,把它變為反科學的,然後扯掉了科幻文學中的‘文’字,把它變為無文學性的,最終成為純粹的無病呻吟……它就是沒用的,而沒用的文學是有罪的。”


    餘切繼續看下去,接下來的評論文章就更加明白了,“幻想文學就是文學鴉片,看完之後隻會讓人陷入到無盡的空虛當中。”


    “可以這樣說,它沒有任何價值可言,非要說有價值,那也是負麵的價值。”


    “它和今天流行的其他文學類別,比如知青文學是不大一樣的,因為知青文學並不存在過多的幻想因素,而是真實的反映了作者本身的經曆和處境,是作者的文學自傳……”


    到這兒,劉芯武的評論文章,已經堪稱是圖窮匕見了。


    眾所周知,餘切和他小說中的人物完全不一樣,這和八十年代的諸多作家不同,比如下鄉插隊的迴來搞了知青文學,留學的誕生了留學生文學,從軍隊退伍的產生了軍旅文學……


    八十年代,固然是有這麽一些人,寫的東西逐漸和自己的經曆無關,是多方麵都擅長的全才。


    比如早一些的馮驥材,他原先是津門男子籃球隊的中鋒,第一部作品是革命曆史題材的《義和拳》,而後當了一段時間畫家,後來又開始寫傷痕文震驚文壇,然後,又轉而開始寫愛情小說、民俗奇人小說。


    但說真的,這種人並不多。


    大家一般是經曆了什麽,就能寫出什麽,難以跨界,因為他們當時的知識儲備不支持他們“幻想”。


    餘切感到自己的太陽穴在突突地跳,他確實有點緊張了。事情這麽發展下去,恐怕會影響到他的創作,乃至於後麵的“新現實三部曲”的出版。


    有些批評看起來是小事情,搞大了就難說了。


    科幻文學的大佬們,最開始沒有把批評太當一迴事,以為就算不屬於文也不屬於科,大不了轉戰少兒文學——沒想到,批評者把節奏帶成了“科學和反科學”,也是發在了《人民文學》上來質問。這在八十年代的關頭堪稱挑戰最大zz正確,一下把科幻文學搞死了。


    事情的發展是很快的,前一天科幻作家們還在討論發哪一個雜誌,第二天就得知,不得再有任何科幻文學出版。


    駱一禾說:“劉芯武這個人擅長抓機會,知道投機和站派,知道把握住風向和借勢——其實傷痕文是因為《傷痕》這一本小說得名的,但是他很多次的宣傳自己的《班主任》是最早的傷痕文,最後把這個開創名頭,奪過來了。”


    餘切說:“咱現在的小說,和之後的小說怎麽辦?”


    駱一禾的歲數並不大,他幹脆得有年輕人的意氣:“能怎麽辦?寫出來,該發就發,大不了都停刊,我迴去寫詩,讀研究生,怕什麽呢?”


    話是這麽說,事情卻不能由駱一禾來決定。


    兩人趕到了《十月》刊編輯部。這裏早已經是煙霧繚繞,不僅僅主編王世民感到愁苦,其他組的編輯也愁眉苦臉,大家已經嗅到了風雨欲來的氣息。


    爭論不光會影響到文學價值的評判,即什麽是好的,什麽是壞的,也真切的影響到諸位的生計——要知道,如今文學作品大爆炸,純文學期刊也銷量爆炸的時候,不過四五年而已。


    在這之前,是十多年的苦日子,沒作品,也沒讀者。


    黃修幾和唐環坐在門口,像兩個沒收到麥子的農民。


    他倆是《十月》中負責搞文學評論的,也是餘切的師兄,之前發表過對《天若有情》的評論文章,正準備再加把火,現在一看到餘切來就說:


    “餘切,我恐怕暫時要停一段時間寫評論,這不是不喜歡你的小說,而是要替你韜光養晦,不要再給你增添光彩了。”


    “被人注目的感覺,怕是不好受啊……”他們意味深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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