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每周的二、四，餘切會在“新現實主義”社團分享他的創作觀念。
來旁聽的人越來越多。
十一月中旬，餘切把自己之前的臨場演講歸納為幾句話，它代表了新現實主義的綱領：
一、從當前現實出發，冷靜客觀的剖析社會現狀、塑造生活在我們中間的普通人。
二、作者不以啟蒙者的身份俯瞰人世，而是以平視的角度。
三、以人的現實關係，反應社會現實。
就這麽三條，都登在了燕大校報上。
燕大的校報是一個很具有影響力的報紙，就像是學生組織那位同學說的一樣，因為燕大是這時候全國高校生的思想陣地，所以，即便是學生在上麵發的文章，它也能起到超出學校的影響。
它上麵刊登的文章，也容易被其他刊物所轉載。
不僅僅是高校生，青年人、教師、中專生等等知識分子，也會關注到燕大傳來的消息。
燕大在這時候高校思想界的地位，恐怕是後來的人難以想象的。
很多人開始了解到餘切。
二龍路東頭的大木倉宿舍，一棟叫“小紅樓”的職工家屬樓裏邊兒，王曉波取下人大新出來的一期校報，上麵記載了一條來自於隔壁燕大的消息：
有個叫餘切的小說作者，他寫了《天若有情》，他把自己的寫作理念總結為“新現實主義”。
“從現實出發……”
“平視角度……”
“用人來反映社會……”
喲，還搞了“新現實主義”社團呢，這是要開宗立派，還是吹牛皮呢？
厲害！
王曉波伸出大拇指，然後在自家花壇那翻出了幾條蚯蚓，他搭著梯子把蚯蚓塞到燕子窩邊兒上，像是養雞一樣的逗弄他家屋簷下的燕子一家：
“咯咯咯！”
“咯咯咯！”
燕子就伸出頭來吃蟲，嘰嘰喳喳的叫。
王曉波所住的大木倉宿舍有一段曆史，它在清初是鐵帽子王鄭親王濟爾哈朗的府邸，民國時被第十七代鄭親王抵押給了西什庫天主教堂，1925年被租給中國的大學做校址，後來又經曆了一係列轉手，成了教育部的宿舍樓。
王曉波為啥住進去？
因為他媽媽在教育部工作，爸爸是人大的哲學教授，因此他從小跟著父母的工作調動，不斷遷移自己住處，確實也像是這一窩燕子一樣，遷到了大倉木宿舍。
要不怎麽會憐愛這些燕子們呢？
所以在今年春天，燕子來了大木倉宿舍築巢、生孩子之後，王曉波就養著燕子一家，以至於到了秋冬天，燕子都不願意走。
除了50後王曉波，大倉木宿舍還住著一個叫汪國珍的50後——被分配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
於是，這兩個人經常早上一前一後買早點，不同的是，王曉波異常邋遢，而汪國珍衣冠楚楚。
餘切？
王曉波在心裏邊兒念這個名字，總覺得熟悉，他找來最近看過的文章，很快翻出了《天若有情》這一篇小說。
哦，這個人。
聽說，這一期的《紅岩》十分搶手，就是因為這一篇小說，確實好看。
雜誌上還有餘切另一個短篇小說《高考1977》，但是王曉波一點兒也不感興趣，因為他覺得考大學有手就行。
王曉波是人大的，難道現在還有人考不上人大嗎？
既不要什麽手法，也不要什麽特別的題材……王曉波就喜歡這種小說，他討厭一切表麵上偉大的事兒。
“這個餘切有點意思，就在燕大讀書，居然還是個學生！”
“但是，我是個堂堂人大講師，也不好直接去找他聊天，我就寫那麽一篇評論他的稿子，看看能不能出版。”
於是，王曉波縮迴了家裏，繼續開始創作他的小說《黃金時代》，這是一係列很難評價的作品，個人風格極強，類似於夾敘夾議的雜文集。
王曉波寫道：“我在83年秋冬天，碰到一個叫餘切的作者的作品《天若有情》，我發覺他最擅長的，是把一件人人都有的感情，寫得極具哲學意味……”
“比如一隻螞蟻從桌子的這頭爬到那頭，他會寫上三千字，還得配上腳注和哲學家的名字。”
“我就不太一樣，覺得這是自找麻煩，大家都以為這個《天若有情》成了無可替代的經典，說不定餘切經常為一個句子推敲半天，最後依舊選擇‘隨便吧’！”
“另外，我單純覺得‘餘切’這個名字很有意思。”
——————
雍和宮大街26號，距離bj的地壇公園不遠處，今年剛加入文聯的石鐵生，也看到了《天若有情》這一篇小說。
毫不意外，石鐵生為故事中的愛情流淚了。
石鐵生在73年夏天坐上輪椅，81年又患腎病迴家療養，為了搞到錢維持生存，他開始從事寫作工作。
他的寫作生涯極其成功，今年，石鐵生發表了成名作《我遙遠的清平灣》，也是在這一年，他加入了作協。
但石鐵生的創作存在隱憂，他過於以自己的迴憶為主題，他正在“以自我為食”，他的身體已經萎縮了，不能再使他的精神萎縮。
《天若有情》中的故事激發了石鐵生的靈感，石鐵生同樣想要用類似的方式寫出一本反映時代的小說，由一個小人物來引起，折射到整個社會。
於是，他也有靈感了，他不相信現實中有“華弟”這個具體的人，但他相信餘切遇見過“華弟”的原型，經過巧妙的誇張化後，寫下了這一部長篇小說。
作者不應該寫自己，也不應該迴憶自己……這有點類似於自己吃自己，飲鴆止渴，容易上癮，一旦自己的事兒寫完了，就沒得寫了。
石鐵生身邊有很多值得寫的人和事，原先不值得拿出來寫——小人物的故事不值得提，現在他知道了，可以把這些人適當的戲劇化，還可以寫成中篇小說，就像是《天若有情》一樣。
石鐵生把目光瞄向了一個姓詹的牧師，把這個人的事跡改編成小說，就叫《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小說還沒有開始寫，在這篇小說的後記中，石鐵生已經忍不住想要提到餘切。
“我看到了一個叫《天若有情》的小說，給了我靈感。”
“我發覺可以寫一些小人物，不是英雄，沒有好結局，甚至沒有什麽明確的故事，但就是可以寫，寫到讓人覺得人生就是這樣一迴事：沒盡頭，沒答案，但總得往前走。”
“1983年的秋冬，那天早上，我第一次知道餘切。”
來旁聽的人越來越多。
十一月中旬，餘切把自己之前的臨場演講歸納為幾句話，它代表了新現實主義的綱領：
一、從當前現實出發，冷靜客觀的剖析社會現狀、塑造生活在我們中間的普通人。
二、作者不以啟蒙者的身份俯瞰人世，而是以平視的角度。
三、以人的現實關係，反應社會現實。
就這麽三條，都登在了燕大校報上。
燕大的校報是一個很具有影響力的報紙，就像是學生組織那位同學說的一樣，因為燕大是這時候全國高校生的思想陣地，所以，即便是學生在上麵發的文章，它也能起到超出學校的影響。
它上麵刊登的文章，也容易被其他刊物所轉載。
不僅僅是高校生，青年人、教師、中專生等等知識分子，也會關注到燕大傳來的消息。
燕大在這時候高校思想界的地位，恐怕是後來的人難以想象的。
很多人開始了解到餘切。
二龍路東頭的大木倉宿舍，一棟叫“小紅樓”的職工家屬樓裏邊兒，王曉波取下人大新出來的一期校報，上麵記載了一條來自於隔壁燕大的消息：
有個叫餘切的小說作者，他寫了《天若有情》，他把自己的寫作理念總結為“新現實主義”。
“從現實出發……”
“平視角度……”
“用人來反映社會……”
喲，還搞了“新現實主義”社團呢，這是要開宗立派，還是吹牛皮呢？
厲害！
王曉波伸出大拇指，然後在自家花壇那翻出了幾條蚯蚓，他搭著梯子把蚯蚓塞到燕子窩邊兒上，像是養雞一樣的逗弄他家屋簷下的燕子一家：
“咯咯咯！”
“咯咯咯！”
燕子就伸出頭來吃蟲，嘰嘰喳喳的叫。
王曉波所住的大木倉宿舍有一段曆史，它在清初是鐵帽子王鄭親王濟爾哈朗的府邸，民國時被第十七代鄭親王抵押給了西什庫天主教堂，1925年被租給中國的大學做校址，後來又經曆了一係列轉手，成了教育部的宿舍樓。
王曉波為啥住進去？
因為他媽媽在教育部工作，爸爸是人大的哲學教授，因此他從小跟著父母的工作調動，不斷遷移自己住處，確實也像是這一窩燕子一樣，遷到了大倉木宿舍。
要不怎麽會憐愛這些燕子們呢？
所以在今年春天，燕子來了大木倉宿舍築巢、生孩子之後，王曉波就養著燕子一家，以至於到了秋冬天，燕子都不願意走。
除了50後王曉波，大倉木宿舍還住著一個叫汪國珍的50後——被分配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
於是，這兩個人經常早上一前一後買早點，不同的是，王曉波異常邋遢，而汪國珍衣冠楚楚。
餘切？
王曉波在心裏邊兒念這個名字，總覺得熟悉，他找來最近看過的文章，很快翻出了《天若有情》這一篇小說。
哦，這個人。
聽說，這一期的《紅岩》十分搶手，就是因為這一篇小說，確實好看。
雜誌上還有餘切另一個短篇小說《高考1977》，但是王曉波一點兒也不感興趣，因為他覺得考大學有手就行。
王曉波是人大的，難道現在還有人考不上人大嗎？
既不要什麽手法，也不要什麽特別的題材……王曉波就喜歡這種小說，他討厭一切表麵上偉大的事兒。
“這個餘切有點意思，就在燕大讀書，居然還是個學生！”
“但是，我是個堂堂人大講師，也不好直接去找他聊天，我就寫那麽一篇評論他的稿子，看看能不能出版。”
於是，王曉波縮迴了家裏，繼續開始創作他的小說《黃金時代》，這是一係列很難評價的作品，個人風格極強，類似於夾敘夾議的雜文集。
王曉波寫道：“我在83年秋冬天，碰到一個叫餘切的作者的作品《天若有情》，我發覺他最擅長的，是把一件人人都有的感情，寫得極具哲學意味……”
“比如一隻螞蟻從桌子的這頭爬到那頭，他會寫上三千字，還得配上腳注和哲學家的名字。”
“我就不太一樣，覺得這是自找麻煩，大家都以為這個《天若有情》成了無可替代的經典，說不定餘切經常為一個句子推敲半天，最後依舊選擇‘隨便吧’！”
“另外，我單純覺得‘餘切’這個名字很有意思。”
——————
雍和宮大街26號，距離bj的地壇公園不遠處，今年剛加入文聯的石鐵生，也看到了《天若有情》這一篇小說。
毫不意外，石鐵生為故事中的愛情流淚了。
石鐵生在73年夏天坐上輪椅，81年又患腎病迴家療養，為了搞到錢維持生存，他開始從事寫作工作。
他的寫作生涯極其成功，今年，石鐵生發表了成名作《我遙遠的清平灣》，也是在這一年，他加入了作協。
但石鐵生的創作存在隱憂，他過於以自己的迴憶為主題，他正在“以自我為食”，他的身體已經萎縮了，不能再使他的精神萎縮。
《天若有情》中的故事激發了石鐵生的靈感，石鐵生同樣想要用類似的方式寫出一本反映時代的小說，由一個小人物來引起，折射到整個社會。
於是，他也有靈感了，他不相信現實中有“華弟”這個具體的人，但他相信餘切遇見過“華弟”的原型，經過巧妙的誇張化後，寫下了這一部長篇小說。
作者不應該寫自己，也不應該迴憶自己……這有點類似於自己吃自己，飲鴆止渴，容易上癮，一旦自己的事兒寫完了，就沒得寫了。
石鐵生身邊有很多值得寫的人和事，原先不值得拿出來寫——小人物的故事不值得提，現在他知道了，可以把這些人適當的戲劇化，還可以寫成中篇小說，就像是《天若有情》一樣。
石鐵生把目光瞄向了一個姓詹的牧師，把這個人的事跡改編成小說，就叫《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小說還沒有開始寫，在這篇小說的後記中，石鐵生已經忍不住想要提到餘切。
“我看到了一個叫《天若有情》的小說，給了我靈感。”
“我發覺可以寫一些小人物，不是英雄，沒有好結局，甚至沒有什麽明確的故事，但就是可以寫，寫到讓人覺得人生就是這樣一迴事：沒盡頭，沒答案，但總得往前走。”
“1983年的秋冬，那天早上，我第一次知道餘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