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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把這個女人扔下車去。”張芹盯著馮碧垚說。
她篤定的眼神，就好像真的聽見了收音機中“女聲”的話語。
但實際上，女聲在說出“除非”兩個字後，就在收音機中隱去了。
隻剩下一陣短促的噪音。
如果沒有大夥的阻攔與勸說，憤怒的馮碧垚和狂躁的張芹肯定會第二次大打出手。
張芹似乎認準了，馮碧垚就是這一連串不幸事件的源頭。
究竟是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作祟？還是想為壓抑不堪的心情找個發泄口？
廖飛也猜不透張芹的真實想法。
畢竟人心隔肚皮。
餘光楠並未選擇離開客車，理智在躁動冷卻後重新上位，他也隻好並不坦然地接受自己無法走出暴風雪的事實。
風雪難捱，罐頭難吃。
廖飛一門心思都在琢磨朱記者的死，他沒想到鹿淇突然向大夥說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提議。
“大夥們，我們玩個遊戲吧？”鹿淇說。
在氣氛如此壓抑的車廂裏，“玩遊戲”顯然是個無比唐突的提議。
但更奇怪的是，大家卻都沒有拒絕她的意思。
可能人越是神經緊繃的時候，越是需要放鬆吧。
廖飛本想拒絕，但聽到“遊戲”的名字時，他又改變了注意。
鹿淇說遊戲的名字叫做“無罪推演”，是她在大學偵探社團時，經常會和朋友一起玩的遊戲。
還活著的七個人向車廂中間湊了湊。
所謂的“無罪推演”遊戲，是以某項“犯罪主題”為前提的。
假定所有遊戲參與者都可能是兇手，大家依次發言，說出自己“不可能是兇手”的理由和證據。
這也就是嫌疑人的自我辯護。
當所有參與者均發言完畢時，進行不記名投*票，投給你認為最可能是兇手的人。
選出票數最多的三人，再次重複“自我辯護”與“投*票”環節。
最終得票最多的那個人，就是這場遊戲的輸家，需要接受早就預設好的懲罰。
“我們這有現成的犯罪主題。”鹿淇說，“就以朱記者被殺這件事為主題，大家覺得怎麽樣？”
說起這個真實的“主題”，乘客們的臉色都變了。
餘光楠率先發難：“小姑娘，你這是什麽意思？這是遊戲嗎？這是變著法的審我們吧！”
大夥也紛紛附和。
“是啊，簡直在拿我們當做犯人來對待！”
“我不想參與這種遊戲。”
……
鹿淇沒有解釋什麽，隻是笑著說：“這真的隻是個遊戲而已。”
廖飛忽然舉了舉手，說：“我參與這個遊戲。心虛的人可以選擇不參與嘛，鹿小姐也沒有強迫大家。”
廖飛簡單的激將法，很快發揮了作用。
餘光楠不屑的說：“我也參與，嗬，我沒什麽可心虛的。”
大夥麵麵相覷了一陣，最後也都選擇了加入遊戲。
鹿淇向廖飛投以感謝的目光，廖飛也報以微笑。
其實廖飛支*持鹿淇的原因，是因為他在聽懂遊戲規則後，馬上就明白了鹿淇的真正用意。
她想尋找擁有“兇手思維”的人。
這次在車上進行的“無罪推演”和鹿淇平時在偵探社團玩的那種遊戲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
那就是“真兇”是否存在。
偵探社團的無罪推演遊戲並不存在真兇，所以更多的是考驗遊戲參與者的語言邏輯能力，比拚的是誰的“自我辯護”更有說服力。
但是客車上的這場無罪推演遊戲，不僅“犯罪主題”是真實發生的，而且“真兇”極有可能就存在於參與者之中。
所以遊戲的勝負就變得不那麽重要，重要的是，從參與者的自我辯護中尋找擁有兇手思維的人。
其實餘光楠說的沒錯，這就是一種隱性的變相審訊。
兇手會隱藏自己，偽裝成與殺人事件毫不相幹。
但在潛意識中，兇手卻無法抹去自己殺了人的事實。
就像一個說謊者，無論怎樣偽裝，還有是會有一個人知道他在說謊，那個人就是說謊者自己。
同樣的，在兇手的偽裝與辯護中，他存在於潛意識中的“兇手思維”，搞不好就會在他的言談之間有所展現。
鹿淇就是想尋找這樣一個契機。
對此，廖飛默契地心領神會。
一場“偵探”與兇手間的心理博弈，就在看似“放鬆”的遊戲中開始了。
“那麽懲罰是什麽？最後輸了的人要做什麽事呢？”司機李響問。這個內向的年輕人，似乎對懲罰的內容有些在意。
“關於具體的懲罰內容，大家有什麽想法？”鹿淇說。
一直默不作聲的梁涵忽然說：“你是遊戲的發起者，懲罰規則也由你來決定吧。”
梁涵的語氣快而冷淡，仿佛有些不耐煩，希望無罪推演遊戲趕緊結束。
最終鹿淇決定，輸掉遊戲的人今晚守夜的時候要多守兩個小時。
這個小小的懲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司機李響也送了口氣，他心裏可能在想：還好不是當眾唱首歌之類的……
確定了發言順序之後，鹿淇又追加了一條規則：在某人發言時，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出問題。
之後遊戲便開始了，頭一個發言的人是司機李響。
“我，我沒有理由殺朱記者”李響有些緊張，“假設我想殺他，也不可能在這種場合。”
“這種場合是什麽意思？司機先生，請說清楚一些。”
李響摸了摸方向盤，目光沉了下去。他說：“這輛車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最不希望它出事故。如果我殺死了車上的某位乘客，日後怎麽可能再安心的工作？”
“可朱記者並非死在你的車上，他是在樹林裏的雪地中被害的。”
李響怔住，很顯然他的自我辯護脆弱到不堪一擊。
“總，總之我和朱記者素不相識，又無冤無仇，我不可能害他。”李響說，像是無可奈何下的最後辯詞。
這個內向的人說完這一句後，就一言不發了。
結果顯而易見，大家都在心中認為，李響的闡述蒼白而無力。
第二個發言者是梁涵，她一上來就十分堅定的說：“我不可能是兇手，因為我有昨晚不可能離開客車的證明。”
廖飛一下子來了精神，因為比起李響那種綿軟無力的發言，梁涵強而有力的開場白更像是一個兇手應有的姿態。
但是現在，廖飛更加好奇的是，梁涵口中“不可能離開客車的證明”究竟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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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把這個女人扔下車去。”張芹盯著馮碧垚說。
她篤定的眼神，就好像真的聽見了收音機中“女聲”的話語。
但實際上，女聲在說出“除非”兩個字後，就在收音機中隱去了。
隻剩下一陣短促的噪音。
如果沒有大夥的阻攔與勸說，憤怒的馮碧垚和狂躁的張芹肯定會第二次大打出手。
張芹似乎認準了，馮碧垚就是這一連串不幸事件的源頭。
究竟是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作祟？還是想為壓抑不堪的心情找個發泄口？
廖飛也猜不透張芹的真實想法。
畢竟人心隔肚皮。
餘光楠並未選擇離開客車，理智在躁動冷卻後重新上位，他也隻好並不坦然地接受自己無法走出暴風雪的事實。
風雪難捱，罐頭難吃。
廖飛一門心思都在琢磨朱記者的死，他沒想到鹿淇突然向大夥說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提議。
“大夥們，我們玩個遊戲吧？”鹿淇說。
在氣氛如此壓抑的車廂裏，“玩遊戲”顯然是個無比唐突的提議。
但更奇怪的是，大家卻都沒有拒絕她的意思。
可能人越是神經緊繃的時候，越是需要放鬆吧。
廖飛本想拒絕，但聽到“遊戲”的名字時，他又改變了注意。
鹿淇說遊戲的名字叫做“無罪推演”，是她在大學偵探社團時，經常會和朋友一起玩的遊戲。
還活著的七個人向車廂中間湊了湊。
所謂的“無罪推演”遊戲，是以某項“犯罪主題”為前提的。
假定所有遊戲參與者都可能是兇手，大家依次發言，說出自己“不可能是兇手”的理由和證據。
這也就是嫌疑人的自我辯護。
當所有參與者均發言完畢時，進行不記名投*票，投給你認為最可能是兇手的人。
選出票數最多的三人，再次重複“自我辯護”與“投*票”環節。
最終得票最多的那個人，就是這場遊戲的輸家，需要接受早就預設好的懲罰。
“我們這有現成的犯罪主題。”鹿淇說，“就以朱記者被殺這件事為主題，大家覺得怎麽樣？”
說起這個真實的“主題”，乘客們的臉色都變了。
餘光楠率先發難：“小姑娘，你這是什麽意思？這是遊戲嗎？這是變著法的審我們吧！”
大夥也紛紛附和。
“是啊，簡直在拿我們當做犯人來對待！”
“我不想參與這種遊戲。”
……
鹿淇沒有解釋什麽，隻是笑著說：“這真的隻是個遊戲而已。”
廖飛忽然舉了舉手，說：“我參與這個遊戲。心虛的人可以選擇不參與嘛，鹿小姐也沒有強迫大家。”
廖飛簡單的激將法，很快發揮了作用。
餘光楠不屑的說：“我也參與，嗬，我沒什麽可心虛的。”
大夥麵麵相覷了一陣，最後也都選擇了加入遊戲。
鹿淇向廖飛投以感謝的目光，廖飛也報以微笑。
其實廖飛支*持鹿淇的原因，是因為他在聽懂遊戲規則後，馬上就明白了鹿淇的真正用意。
她想尋找擁有“兇手思維”的人。
這次在車上進行的“無罪推演”和鹿淇平時在偵探社團玩的那種遊戲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
那就是“真兇”是否存在。
偵探社團的無罪推演遊戲並不存在真兇，所以更多的是考驗遊戲參與者的語言邏輯能力，比拚的是誰的“自我辯護”更有說服力。
但是客車上的這場無罪推演遊戲，不僅“犯罪主題”是真實發生的，而且“真兇”極有可能就存在於參與者之中。
所以遊戲的勝負就變得不那麽重要，重要的是，從參與者的自我辯護中尋找擁有兇手思維的人。
其實餘光楠說的沒錯，這就是一種隱性的變相審訊。
兇手會隱藏自己，偽裝成與殺人事件毫不相幹。
但在潛意識中，兇手卻無法抹去自己殺了人的事實。
就像一個說謊者，無論怎樣偽裝，還有是會有一個人知道他在說謊，那個人就是說謊者自己。
同樣的，在兇手的偽裝與辯護中，他存在於潛意識中的“兇手思維”，搞不好就會在他的言談之間有所展現。
鹿淇就是想尋找這樣一個契機。
對此，廖飛默契地心領神會。
一場“偵探”與兇手間的心理博弈，就在看似“放鬆”的遊戲中開始了。
“那麽懲罰是什麽？最後輸了的人要做什麽事呢？”司機李響問。這個內向的年輕人，似乎對懲罰的內容有些在意。
“關於具體的懲罰內容，大家有什麽想法？”鹿淇說。
一直默不作聲的梁涵忽然說：“你是遊戲的發起者，懲罰規則也由你來決定吧。”
梁涵的語氣快而冷淡，仿佛有些不耐煩，希望無罪推演遊戲趕緊結束。
最終鹿淇決定，輸掉遊戲的人今晚守夜的時候要多守兩個小時。
這個小小的懲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司機李響也送了口氣，他心裏可能在想：還好不是當眾唱首歌之類的……
確定了發言順序之後，鹿淇又追加了一條規則：在某人發言時，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出問題。
之後遊戲便開始了，頭一個發言的人是司機李響。
“我，我沒有理由殺朱記者”李響有些緊張，“假設我想殺他，也不可能在這種場合。”
“這種場合是什麽意思？司機先生，請說清楚一些。”
李響摸了摸方向盤，目光沉了下去。他說：“這輛車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最不希望它出事故。如果我殺死了車上的某位乘客，日後怎麽可能再安心的工作？”
“可朱記者並非死在你的車上，他是在樹林裏的雪地中被害的。”
李響怔住，很顯然他的自我辯護脆弱到不堪一擊。
“總，總之我和朱記者素不相識，又無冤無仇，我不可能害他。”李響說，像是無可奈何下的最後辯詞。
這個內向的人說完這一句後，就一言不發了。
結果顯而易見，大家都在心中認為，李響的闡述蒼白而無力。
第二個發言者是梁涵，她一上來就十分堅定的說：“我不可能是兇手，因為我有昨晚不可能離開客車的證明。”
廖飛一下子來了精神，因為比起李響那種綿軟無力的發言，梁涵強而有力的開場白更像是一個兇手應有的姿態。
但是現在，廖飛更加好奇的是，梁涵口中“不可能離開客車的證明”究竟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