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iquxs.info/
</p>
法無禁止則既可為，這一個信條讓漢家在前期的黃老政治家們發揮到了極致，但是這一條法家思想在眾多方麵都和儒家對立，但是十分符合現今漢室的情況，所以跟約法三章一樣，這是漢室的立國之本。
而整個儒家的主張曆史退化論，即由古至今是一個從大同到小康的發展進程，通俗來講就是社會發展越來越爛，所以儒家崇尚上古三代的大同社會，認為要“法先王”，這是一種有限的曆史退化論；法家則主張曆史進化論。
儒家是性善論者，法家則是性惡論者。儒家申說仁愛，反對戰爭，傳承詩書禮樂；法家則認為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和非兵，羞戰是六種損害國家的害蟲，稱之為“六虱”，商君就曾“燔詩書而明法令”。
儒家主張君子治國和賢人政治；法家則認為要以文法吏治國，將學者、言古者、帶劍者、患禦者以及商工之民是五類社會蛀蟲，稱之為“五蠹”。
對於君主的權力，孟子主張“民貴君輕”，而李斯則說：“主獨製於天下而無所製”，是典型的君主專製主義。
儒家富有宗法精神，特別重視家族倫理，講求“以孝治天下”。
曾經有一個人對孔子說，他們那裏的人特別正直，父親偷了羊，兒子能夠大義滅親出來指證父親的盜竊行為。孔子聽後就很不以為然地說，我們這裏的人對正直有不同的理解，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孔子顯然認為對於父母的錯誤，子女應該諱而不言，但法家就不一樣了，法家認為應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既不考慮宗法，也不考慮身份，一切均以法律為準繩。
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
商君將曆史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三個階段。在上世即遠古氏族時代，氏族成員之間骨肉同胞、友好親近的關係是當時維係社會生存發展最基本的力量，報團取暖是其顯著特征，但友好親近的背後又都各懷私心。隨著社會發展進化到中世的時候，競爭開始出現，賢明的人會在競爭中勝出，這時也就有人出來申說仁愛以緩和社會矛盾，維係社會和諧。到了商鞅生活的下世時，社會已經從小型簡單發展到大型複雜了，要管理和統治這樣的社會，必須依靠高級的政治組織即官僚政治製度，依靠行政手段和官僚製度才能有效統治這個複雜多變的國家或社會。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
韓非子也將曆史分為上古、中世和當今三個階段，與商鞅異曲同工、不謀而合。韓非子認為在較為原始的社會中，依靠民俗和道德就足以維係社會的穩定發展。中世的時候，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開始依靠智謀互相爭鬥。到了韓非子生活的年代，政*治*暴*力即國家機器成了維持社會生活有序發展的支柱。
法家主張法治，其理論基礎便是曆史進化論。法家認為當今處於一個大型的複雜社會，運用古老的道德或者禮樂都不足以統治這個社會，必須因時製變，而不能以先王之道治當今之天下。
法家學說的另一大特點就是主張性惡論，正因為人性是惡的，所以才需要依靠法來統治和規範，亦如郭沫若所說，韓非是把一切人都看成壞蛋的，所謂“民性善亂”、“吏欲為奸”是也。他們認為不管是官員還是老百姓，一有機會便會作奸犯科，違反法律。
法家的性惡論在一定程度與荀子的觀點是相通的，但荀子從性惡推出要用禮樂教化百姓，用製度來規範行為，而法家則由性惡直接推出法治，甚至於用嚴刑峻法來使人感到畏懼，靠人們內心對刑法的恐懼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
法家對性惡論的闡釋非常徹底，甚至是帶著陰暗冷酷的眼光來看待人世。
在儒家看來，父母和子女的親情是人世間最美好、最穩固、最無私的關係，彼此之間蕩漾著無限的溫情與暖意。然而在法家眼中卻不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即使關係如父子、夫妻和兄弟那樣親密，其中依然存在著利害和計算，都存在著利益權衡和勾心鬥角。
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韓非子·六反》
韓非子說，父母對於生男孩就會高興得拍手相賀，對於生女孩則恨不得將其殺死，遺棄女嬰現象後世至今還時有發生，這是為什麽呢？
這其中就充滿了經濟利益的計算和考量，用農村的話說，生女孩就是“賠錢貨”，女孩一旦養大成人便要出嫁到別家去，還要搭上一筆嫁妝；生男孩則不同，男孩是家庭勞動力的充分保障。
事實上，在後世的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還不同程度地存在，養兒防老的觀念還深植在許多人的心中。所以韓非子就得出一個結論，父母和子女之間尚且存在著這樣的利益計算，更何況是君主和臣民之間呢。
韓非子確實用異常冷酷的視角揭示了親情沙漠中人性最醜惡的一角。我們不能否認生活存在這種現象，畢竟電視上也經常出現父母與子女打官司爭財產的事件。
法家認為對於君主來說，應該充分認識到人性惡的一麵，父子、夫妻都不可靠，都有可能成為敵人。先秦有句俗語說：“其母好者其子抱”。也就是說，如果母親長得漂亮，那麽她的兒子就會被父親另眼相待，就有可能被立為太子，繼承大位。
為什麽會有這種現象呢？韓非子分析人性認為，男人到了五十歲好色之心仍然不減，而女人卻紅顏易老，過了三十歲就美貌不再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新的年輕女子贏得了君王的寵愛，那麽原來太子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對於太子和他的母親來說，從理性算計的角度出發，最有利於自己的生存策略便是把他們的父親/丈夫殺死。
這就是韓非子對人性醜陋赤裸裸的描述，他甚至更進一步，將這個故事設想的更加完備。對於太子母親來說，殺死丈夫對她來說沒有任何損失。兒子做了國君，她反而可以安富尊榮，甚至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完全可以像秦始皇的母親趙姬那樣找幾個情人來滿足自己的欲望。韓非子對人性的闡釋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令君主後背發涼，引人深思。
所以，法家認為人是不可靠的，法才是可靠的，性惡論是法治思想的又一理論基礎。在西方，柏拉圖早年寫理想國的時候，還有著賢人治國的理念，期待出現一位哲人王，等到他晚年寫法律篇的時候，人生的閱曆讓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與自私”。
後世現代法治也是以性惡論為基礎的，正如漢密爾頓所說的：“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毫無道德的癟三，他的每一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
法治乃至於任何一條法律的理論前提都是人性本惡，就是假定人在不受約束、不收監督的情況下可能會作惡。在法治的闡釋者和建設者看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當代社會，為了防止統治者濫用權力，實行民主和法治，促進權力的製衡和分立，監督每一個行使公權力的人，防止權力濫用。
所以劉詢明白，一個帝國舊貌換新顏，就是需要法家簡單粗暴處理方法，兩百年前的秦國就親身體驗過。
秦國能在戰國後期一統天下，完全得益於商君變法。商君變法之後，秦國煥發出不一樣的戰鬥力，奮七世君王努力，不停的東出西拓，到秦始皇嬴政時徹底一統天下，而當時其餘六國也在瘋狂變法，但是無一例外沒有儒家什麽事！
禮樂道德固然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借道德之名行齷鹺之事，儒家思想的開始就是封建曆史怪圈的延續。
崇古，儒家以穀梁為首的崇古派，現在還天真的認為，隻要恢複井田製，那天下就此太平，海晏河清，河圖顯，麒麟出。
董仲舒獻天人感應於孝武皇帝時，也是滿嘴的理想，沒有任何一條實施方案，所以儒家你讓他嘴炮可以，讓他做事兒隻可能是這種情況，平時袖手談風月，事出一死報君王。甚至在後世崇禎剛登基之時，東林黨清理魏黨餘孽，在陝西大旱時收繳國庫積壓欠款，好嗎！大明中央政府的援助糧沒有來，反倒是東林黨直接踹門搶糧搶錢，直接逼的陝西民變，到最後李自成進北京崇禎上吊自盡，到最後崇禎還推卸了一波責任，說自己是按照書中的方法治理國家。
儒家聖賢書中的道理，孔老二自己有時候都無法自圓其說，看可以，用也可以，信就是二缺，甚至如明末錢謙益這般儒學清流領袖，在敵來之時，都無法做到事出一死報君王，用自己一身的學問換來了一句怡笑千古的名言：水太涼！
在中國封建曆史上，一個王朝的建立一定跟儒家沒有關係，如果有關係也是因為儒家將國家治理崩潰了。但是從宋朝開始，一個王朝的覆滅就跟儒家他們太有關係了。
儒家從來都是製造麻煩的人，不是解決麻煩的人，在中華民族危難之中時，總有英雄站出來，挽狂瀾於既倒，輔大廈將傾。
這還要得益於中華民族龐大的人口基數！
所以，劉詢想要創建一個高效的封建執政的大中央政府時，儒家這個選項在劉詢心中已經劃掉了，但是法家也不是沒有毛病，這個地球在五千年以後才徹底的進化到法家在秦朝推行的現代法製，太過於先進，需要大量的政府官吏，需要大量的執法者，才能做到將政府的觸角深入到鄉村等基層單位，甚至如果無法做到技術層麵上的突破，甚至在偏僻的南國鄉村，先帝的死訊還未得知，劉詢自己上位頒布的永不加賦的詔書也僅僅大城市的百姓才能得知，如果想天下人都知曉，需要用幾年的時間才能天下皆知。
甚至可以說拋開個人厭惡的感觀，穀梁派這個時候登上曆史舞台，除了劉詢祖父劉據的原因除外，就是因為穀梁派可以更加緩解社會矛盾，政府可以減少官員的數量，減少中央財政的支出，讓天下百姓自生自滅，有了重大災害的時候在出麵救助，這樣簡單的鄉賢自治，正是昭宣盛世的開始，但是也給之後的漢室留下了覆滅的伏筆。
大家族，大地主，門閥豪強這些問題甚至到了東漢也沒有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東漢政府隻能將外戚抬出來，跟地方豪強門閥勢力做鬥爭，造成了極大的內耗，最後兩漢到滅亡時也沒徹底根除穀梁當權帶來的後遺症。
一個古老帝國的改革一定是困難的，要有優良的官吏團隊，決策層也需要巨大的決心。所以說服，霍光為首的三公九卿和兩千石的朝中大臣，是問題的根本。
現在正是漢家為數不多的安穩年頭，最大的外敵匈奴正在迴血，而且沒有了匈奴這個戰略敵人，漢室就無法繼續西進，無法占據更多的土地，如果說劉詢想建立前世的昭宣盛世，那根本就不需要劉詢自己瞎折騰，隻要讓霍光治理國家就能達到，自己隻要等待幾年之後霍光去世就好。
穿越一迴，如果不能徹底的改變世界，那劉詢自己還不如找塊豆腐撞死。
但是變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兒，需要大量有目標的政策改革，中華五千年以來，唯一變法成功就是商君，而商君是徹底團結了秦國上下的所有政治團體，而且五年之內就看見成效。
變法的根本，是讓你的臣民知道變法的好處，後世王安石的變法的失敗，就是書生想法過於濃重，也太過想當然了，所以得罪了所有人，宋朝新法徹底失敗，幾十年後北宋滅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這句話用在哪裏也不過時，團結大多數人，讓大家知道一個目標共同前進，王莽代漢前期就是給了所有人希望，在河東水患時，河東當地士大夫為了王莽描述的目標，自行完成了河東的賑災，但是當天下人知道王莽達不到這個期許結果的時候，同樣也要承受希望破滅後的反噬。
想到這裏劉詢開口說道：“諸位愛卿，今日之會朕認為可以先開到這裏，丞相和禦史大夫，執金吾留下於朕商議立後與東南民變之事，身下九卿迴衙，要盡快做出方案，在即將來臨的朔望朝中供群臣，列侯商議！”
“喏！”群臣拜道
大殿中群臣陸陸續續的離去，隻剩下劉詢，霍光，韓增，魏相，趙充國，霍山等人。
劉詢見大家已經發下手中的書簡，這才繼續說道：“朕之發妻夫人許平君許氏，賢良淑德，肅雍德茂，溫懿恭淑，有徽柔之質，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靜正垂儀。
皇後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
唯許氏德冠口，乃可當之，不日朕親授金冊鳳印，冊後，為六宮之主！”
天子突然的立後昭命讓霍光等人措不及防，但是此詔命在之前，霍光已經跟群臣明確表達了天子的意願，也達成初步的共識。
東南民變在即，朝堂上是不能再有因為立後帶來的紛爭，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邊關移民，關中官吏改製，東南民變身上。
想到這裏霍光第一個起身拜道：“許夫人，肅雍德茂，溫懿恭淑，有徽柔之質，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靜正垂儀，可為六宮之主，萬民之母！”
剩下的人看見丞相已經表態，立馬跟進拜道：“許夫人，肅雍德茂，溫懿恭淑，有徽柔之質，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靜正垂儀，可立為後！”
劉詢坐在上位看著霍光等人的表態，滿意的點了點頭接著說道：“丞相對東南流民有何看法？”
注：“流民”是我國封建統治時期的一個曆史現象。按照《明史.食貨誌》解釋，流民即：“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也就是由於天災人禍，百姓為了生存，被迫背井離鄉，逃往深山大澤，覓一棲生之地。因此，封建統治者把這一現象稱之為流民”。從元代起，由於大量流民流落到鄂川陝豫交界的荊襄山區，於是這裏便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流民集結地。
兩漢時期，流民問題具有規模大、地域集中、持續時間長、呈放射狀遷移和成分漸趨複雜等特點。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強兼並和戰亂等導致了流民問題的出現。兩漢政府采取限製、鎮壓和遣返，控製與安撫，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設郡縣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迴故鄉、死亡、入邊地與城市、淪為奴婢、被收為兵、入居山林或參加農民起義，則是流民的基本去向。
</p>
法無禁止則既可為，這一個信條讓漢家在前期的黃老政治家們發揮到了極致，但是這一條法家思想在眾多方麵都和儒家對立，但是十分符合現今漢室的情況，所以跟約法三章一樣，這是漢室的立國之本。
而整個儒家的主張曆史退化論，即由古至今是一個從大同到小康的發展進程，通俗來講就是社會發展越來越爛，所以儒家崇尚上古三代的大同社會，認為要“法先王”，這是一種有限的曆史退化論；法家則主張曆史進化論。
儒家是性善論者，法家則是性惡論者。儒家申說仁愛，反對戰爭，傳承詩書禮樂；法家則認為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和非兵，羞戰是六種損害國家的害蟲，稱之為“六虱”，商君就曾“燔詩書而明法令”。
儒家主張君子治國和賢人政治；法家則認為要以文法吏治國，將學者、言古者、帶劍者、患禦者以及商工之民是五類社會蛀蟲，稱之為“五蠹”。
對於君主的權力，孟子主張“民貴君輕”，而李斯則說：“主獨製於天下而無所製”，是典型的君主專製主義。
儒家富有宗法精神，特別重視家族倫理，講求“以孝治天下”。
曾經有一個人對孔子說，他們那裏的人特別正直，父親偷了羊，兒子能夠大義滅親出來指證父親的盜竊行為。孔子聽後就很不以為然地說，我們這裏的人對正直有不同的理解，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孔子顯然認為對於父母的錯誤，子女應該諱而不言，但法家就不一樣了，法家認為應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既不考慮宗法，也不考慮身份，一切均以法律為準繩。
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
商君將曆史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三個階段。在上世即遠古氏族時代，氏族成員之間骨肉同胞、友好親近的關係是當時維係社會生存發展最基本的力量，報團取暖是其顯著特征，但友好親近的背後又都各懷私心。隨著社會發展進化到中世的時候，競爭開始出現，賢明的人會在競爭中勝出，這時也就有人出來申說仁愛以緩和社會矛盾，維係社會和諧。到了商鞅生活的下世時，社會已經從小型簡單發展到大型複雜了，要管理和統治這樣的社會，必須依靠高級的政治組織即官僚政治製度，依靠行政手段和官僚製度才能有效統治這個複雜多變的國家或社會。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
韓非子也將曆史分為上古、中世和當今三個階段，與商鞅異曲同工、不謀而合。韓非子認為在較為原始的社會中，依靠民俗和道德就足以維係社會的穩定發展。中世的時候，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開始依靠智謀互相爭鬥。到了韓非子生活的年代，政*治*暴*力即國家機器成了維持社會生活有序發展的支柱。
法家主張法治，其理論基礎便是曆史進化論。法家認為當今處於一個大型的複雜社會，運用古老的道德或者禮樂都不足以統治這個社會，必須因時製變，而不能以先王之道治當今之天下。
法家學說的另一大特點就是主張性惡論，正因為人性是惡的，所以才需要依靠法來統治和規範，亦如郭沫若所說，韓非是把一切人都看成壞蛋的，所謂“民性善亂”、“吏欲為奸”是也。他們認為不管是官員還是老百姓，一有機會便會作奸犯科，違反法律。
法家的性惡論在一定程度與荀子的觀點是相通的，但荀子從性惡推出要用禮樂教化百姓，用製度來規範行為，而法家則由性惡直接推出法治，甚至於用嚴刑峻法來使人感到畏懼，靠人們內心對刑法的恐懼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
法家對性惡論的闡釋非常徹底，甚至是帶著陰暗冷酷的眼光來看待人世。
在儒家看來，父母和子女的親情是人世間最美好、最穩固、最無私的關係，彼此之間蕩漾著無限的溫情與暖意。然而在法家眼中卻不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即使關係如父子、夫妻和兄弟那樣親密，其中依然存在著利害和計算，都存在著利益權衡和勾心鬥角。
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韓非子·六反》
韓非子說，父母對於生男孩就會高興得拍手相賀，對於生女孩則恨不得將其殺死，遺棄女嬰現象後世至今還時有發生，這是為什麽呢？
這其中就充滿了經濟利益的計算和考量，用農村的話說，生女孩就是“賠錢貨”，女孩一旦養大成人便要出嫁到別家去，還要搭上一筆嫁妝；生男孩則不同，男孩是家庭勞動力的充分保障。
事實上，在後世的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還不同程度地存在，養兒防老的觀念還深植在許多人的心中。所以韓非子就得出一個結論，父母和子女之間尚且存在著這樣的利益計算，更何況是君主和臣民之間呢。
韓非子確實用異常冷酷的視角揭示了親情沙漠中人性最醜惡的一角。我們不能否認生活存在這種現象，畢竟電視上也經常出現父母與子女打官司爭財產的事件。
法家認為對於君主來說，應該充分認識到人性惡的一麵，父子、夫妻都不可靠，都有可能成為敵人。先秦有句俗語說：“其母好者其子抱”。也就是說，如果母親長得漂亮，那麽她的兒子就會被父親另眼相待，就有可能被立為太子，繼承大位。
為什麽會有這種現象呢？韓非子分析人性認為，男人到了五十歲好色之心仍然不減，而女人卻紅顏易老，過了三十歲就美貌不再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新的年輕女子贏得了君王的寵愛，那麽原來太子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對於太子和他的母親來說，從理性算計的角度出發，最有利於自己的生存策略便是把他們的父親/丈夫殺死。
這就是韓非子對人性醜陋赤裸裸的描述，他甚至更進一步，將這個故事設想的更加完備。對於太子母親來說，殺死丈夫對她來說沒有任何損失。兒子做了國君，她反而可以安富尊榮，甚至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完全可以像秦始皇的母親趙姬那樣找幾個情人來滿足自己的欲望。韓非子對人性的闡釋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令君主後背發涼，引人深思。
所以，法家認為人是不可靠的，法才是可靠的，性惡論是法治思想的又一理論基礎。在西方，柏拉圖早年寫理想國的時候，還有著賢人治國的理念，期待出現一位哲人王，等到他晚年寫法律篇的時候，人生的閱曆讓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與自私”。
後世現代法治也是以性惡論為基礎的，正如漢密爾頓所說的：“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毫無道德的癟三，他的每一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
法治乃至於任何一條法律的理論前提都是人性本惡，就是假定人在不受約束、不收監督的情況下可能會作惡。在法治的闡釋者和建設者看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當代社會，為了防止統治者濫用權力，實行民主和法治，促進權力的製衡和分立，監督每一個行使公權力的人，防止權力濫用。
所以劉詢明白，一個帝國舊貌換新顏，就是需要法家簡單粗暴處理方法，兩百年前的秦國就親身體驗過。
秦國能在戰國後期一統天下，完全得益於商君變法。商君變法之後，秦國煥發出不一樣的戰鬥力，奮七世君王努力，不停的東出西拓，到秦始皇嬴政時徹底一統天下，而當時其餘六國也在瘋狂變法，但是無一例外沒有儒家什麽事！
禮樂道德固然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借道德之名行齷鹺之事，儒家思想的開始就是封建曆史怪圈的延續。
崇古，儒家以穀梁為首的崇古派，現在還天真的認為，隻要恢複井田製，那天下就此太平，海晏河清，河圖顯，麒麟出。
董仲舒獻天人感應於孝武皇帝時，也是滿嘴的理想，沒有任何一條實施方案，所以儒家你讓他嘴炮可以，讓他做事兒隻可能是這種情況，平時袖手談風月，事出一死報君王。甚至在後世崇禎剛登基之時，東林黨清理魏黨餘孽，在陝西大旱時收繳國庫積壓欠款，好嗎！大明中央政府的援助糧沒有來，反倒是東林黨直接踹門搶糧搶錢，直接逼的陝西民變，到最後李自成進北京崇禎上吊自盡，到最後崇禎還推卸了一波責任，說自己是按照書中的方法治理國家。
儒家聖賢書中的道理，孔老二自己有時候都無法自圓其說，看可以，用也可以，信就是二缺，甚至如明末錢謙益這般儒學清流領袖，在敵來之時，都無法做到事出一死報君王，用自己一身的學問換來了一句怡笑千古的名言：水太涼！
在中國封建曆史上，一個王朝的建立一定跟儒家沒有關係，如果有關係也是因為儒家將國家治理崩潰了。但是從宋朝開始，一個王朝的覆滅就跟儒家他們太有關係了。
儒家從來都是製造麻煩的人，不是解決麻煩的人，在中華民族危難之中時，總有英雄站出來，挽狂瀾於既倒，輔大廈將傾。
這還要得益於中華民族龐大的人口基數！
所以，劉詢想要創建一個高效的封建執政的大中央政府時，儒家這個選項在劉詢心中已經劃掉了，但是法家也不是沒有毛病，這個地球在五千年以後才徹底的進化到法家在秦朝推行的現代法製，太過於先進，需要大量的政府官吏，需要大量的執法者，才能做到將政府的觸角深入到鄉村等基層單位，甚至如果無法做到技術層麵上的突破，甚至在偏僻的南國鄉村，先帝的死訊還未得知，劉詢自己上位頒布的永不加賦的詔書也僅僅大城市的百姓才能得知，如果想天下人都知曉，需要用幾年的時間才能天下皆知。
甚至可以說拋開個人厭惡的感觀，穀梁派這個時候登上曆史舞台，除了劉詢祖父劉據的原因除外，就是因為穀梁派可以更加緩解社會矛盾，政府可以減少官員的數量，減少中央財政的支出，讓天下百姓自生自滅，有了重大災害的時候在出麵救助，這樣簡單的鄉賢自治，正是昭宣盛世的開始，但是也給之後的漢室留下了覆滅的伏筆。
大家族，大地主，門閥豪強這些問題甚至到了東漢也沒有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東漢政府隻能將外戚抬出來，跟地方豪強門閥勢力做鬥爭，造成了極大的內耗，最後兩漢到滅亡時也沒徹底根除穀梁當權帶來的後遺症。
一個古老帝國的改革一定是困難的，要有優良的官吏團隊，決策層也需要巨大的決心。所以說服，霍光為首的三公九卿和兩千石的朝中大臣，是問題的根本。
現在正是漢家為數不多的安穩年頭，最大的外敵匈奴正在迴血，而且沒有了匈奴這個戰略敵人，漢室就無法繼續西進，無法占據更多的土地，如果說劉詢想建立前世的昭宣盛世，那根本就不需要劉詢自己瞎折騰，隻要讓霍光治理國家就能達到，自己隻要等待幾年之後霍光去世就好。
穿越一迴，如果不能徹底的改變世界，那劉詢自己還不如找塊豆腐撞死。
但是變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兒，需要大量有目標的政策改革，中華五千年以來，唯一變法成功就是商君，而商君是徹底團結了秦國上下的所有政治團體，而且五年之內就看見成效。
變法的根本，是讓你的臣民知道變法的好處，後世王安石的變法的失敗，就是書生想法過於濃重，也太過想當然了，所以得罪了所有人，宋朝新法徹底失敗，幾十年後北宋滅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這句話用在哪裏也不過時，團結大多數人，讓大家知道一個目標共同前進，王莽代漢前期就是給了所有人希望，在河東水患時，河東當地士大夫為了王莽描述的目標，自行完成了河東的賑災，但是當天下人知道王莽達不到這個期許結果的時候，同樣也要承受希望破滅後的反噬。
想到這裏劉詢開口說道：“諸位愛卿，今日之會朕認為可以先開到這裏，丞相和禦史大夫，執金吾留下於朕商議立後與東南民變之事，身下九卿迴衙，要盡快做出方案，在即將來臨的朔望朝中供群臣，列侯商議！”
“喏！”群臣拜道
大殿中群臣陸陸續續的離去，隻剩下劉詢，霍光，韓增，魏相，趙充國，霍山等人。
劉詢見大家已經發下手中的書簡，這才繼續說道：“朕之發妻夫人許平君許氏，賢良淑德，肅雍德茂，溫懿恭淑，有徽柔之質，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靜正垂儀。
皇後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
唯許氏德冠口，乃可當之，不日朕親授金冊鳳印，冊後，為六宮之主！”
天子突然的立後昭命讓霍光等人措不及防，但是此詔命在之前，霍光已經跟群臣明確表達了天子的意願，也達成初步的共識。
東南民變在即，朝堂上是不能再有因為立後帶來的紛爭，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邊關移民，關中官吏改製，東南民變身上。
想到這裏霍光第一個起身拜道：“許夫人，肅雍德茂，溫懿恭淑，有徽柔之質，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靜正垂儀，可為六宮之主，萬民之母！”
剩下的人看見丞相已經表態，立馬跟進拜道：“許夫人，肅雍德茂，溫懿恭淑，有徽柔之質，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靜正垂儀，可立為後！”
劉詢坐在上位看著霍光等人的表態，滿意的點了點頭接著說道：“丞相對東南流民有何看法？”
注：“流民”是我國封建統治時期的一個曆史現象。按照《明史.食貨誌》解釋，流民即：“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也就是由於天災人禍，百姓為了生存，被迫背井離鄉，逃往深山大澤，覓一棲生之地。因此，封建統治者把這一現象稱之為流民”。從元代起，由於大量流民流落到鄂川陝豫交界的荊襄山區，於是這裏便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流民集結地。
兩漢時期，流民問題具有規模大、地域集中、持續時間長、呈放射狀遷移和成分漸趨複雜等特點。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強兼並和戰亂等導致了流民問題的出現。兩漢政府采取限製、鎮壓和遣返，控製與安撫，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設郡縣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迴故鄉、死亡、入邊地與城市、淪為奴婢、被收為兵、入居山林或參加農民起義，則是流民的基本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