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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杜牧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他在讀書之餘，關心軍事，後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諮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
長慶二年（822年），杜牧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於治亂與軍事。杜牧23歲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杜牧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歲，進士及第。同年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1][2]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後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京銜是監察禦史裏行。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遊。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歲，被朝廷征為監察禦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八月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十一月的甘露之變的險惡風波。在這裏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於職務清閑，他四處憑吊古跡，寫下了不少詩篇。
開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
開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開成五年，杜牧升官為膳部員外郎。
遷官外放
會昌元年（841年），杜牧調任比部員外郎。
會昌二年（842年），外放為黃
杜牧江南春
杜牧江南春
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並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後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會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詔禁毀佛教。杜牧對於這一措施是很讚同的，後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毀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2]
人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
但是沒有批準。
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於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並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吊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後，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製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並且閑暇之時經常在這裏以文會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文學成就編輯
成就綜述
杜牧的文學創作有多方麵的成就，詩、賦、古文都身趁名家，喜老莊道學。杜牧主張凡為文以意為
樊川文集
樊川文集
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對作品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有比較正確的理解。並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長處，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風貌。杜牧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杜牧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他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他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七律《早雁》用比興托物的手法，對遭受迴紇侵擾而流離失所的北方邊塞人民表示懷念，婉曲而有餘味。《九日齊山登高》卻是以豪放的筆調寫自己曠達的胸懷，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詩歌的總的趨向是藻繪綺密，杜牧受時代風氣影響，也有注重辭采的一麵。這種重辭采的共同傾向和他個人“雄姿英發”的特色相結合，風華流美而又神韻疏朗，氣勢豪宕而又精致婉約。[3]
詩歌成就
林建略《晚唐詩人杜牧之》認為，杜牧的詩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豪邁的，一是香豔的，前者“或為遣愁，或為吊古，或為感懷之作，多是用一種拗峭的筆調寫成，立意奇特”；後者“大半是用一種清新的筆調來輕描淡寫的，所以便不至滿紙都脂粉氣了”。王叔箱《詩人杜牧》認為，杜牧的“文是那樣的陳厚奇變，詩又是那樣的英姿雄發”，“他的詩辭旖旎動人，拗峭過甚，正以如此，有時也就流入纖巧了。不過要知道，元鎮、白居易、李商隱、溫庭筠等都是與他上下同時，他既不願效風行一時的元白所創作的元和體，又不願效溫李的晦澀；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矯時弊，立意必在奇辟。”繆錢《杜牧詩簡論》認為，杜牧詩中俊爽的風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風華流美之致，在晚唐是傑出的，在整個唐代詩壇中是獨創的。這是杜牧平生憂國憂民的壯懷偉抱與傷春傷別的綺思柔情交織在一起而以藝術天才表現出來的特征。葛曉音《杜牧和他的詩歌》認為，“渴望為國立功的理想給杜牧的詩歌帶來了豐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氣概，但他的務實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從不帶有神仙世界的險怪色彩。”又由於杜牧在“以直達的語言表現對生活美的敏銳感覺”方麵特具的天賦，“他總是能從日常的景色中發現獨特的美，並找到某一種與意境最相和諧的情調，通過畫麵的巧妙組織表現出來。”王西平、張田《杜牧詩歌藝術美淺析》`認為，杜牧詩歌的藝術美在於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強烈坦蕩的詩情美”、“清新明潔的意境美”。王西平《杜牧創作個性與藝術風格綜論》指出，杜牧在表現上多用率真直賦；寓理於詩；用拗折法，而反說(翻案法)和設問則是杜牧拗變的主要手段，從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風格。吳在慶《杜牧詩歌表現手法初探》認為，“他的詩歌之所以形象鮮明，富有感染力，這與他采用比喻、擬人、寓情於景、以景表情、對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關係。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設問深入、應用典故等表現手法對於開拓他詩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內涵，也不無作用。”“直抒胸臆、語法句式的倒置改變，這對於他古詩的健，惆攪不羈的風格有直接影響”，“而含蓄婉轉、掉尾一波、寓情於景，以景表情、設問深入等更明顯地有助於他絕句的遠韻遠神、流情婉轉風格特色的形成。”
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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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杜牧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他在讀書之餘，關心軍事，後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諮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
長慶二年（822年），杜牧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於治亂與軍事。杜牧23歲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杜牧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歲，進士及第。同年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1][2]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後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京銜是監察禦史裏行。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遊。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歲，被朝廷征為監察禦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八月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十一月的甘露之變的險惡風波。在這裏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於職務清閑，他四處憑吊古跡，寫下了不少詩篇。
開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
開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開成五年，杜牧升官為膳部員外郎。
遷官外放
會昌元年（841年），杜牧調任比部員外郎。
會昌二年（842年），外放為黃
杜牧江南春
杜牧江南春
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並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後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會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詔禁毀佛教。杜牧對於這一措施是很讚同的，後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毀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2]
人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
但是沒有批準。
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於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並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吊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後，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製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並且閑暇之時經常在這裏以文會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文學成就編輯
成就綜述
杜牧的文學創作有多方麵的成就，詩、賦、古文都身趁名家，喜老莊道學。杜牧主張凡為文以意為
樊川文集
樊川文集
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對作品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有比較正確的理解。並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長處，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風貌。杜牧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杜牧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他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他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七律《早雁》用比興托物的手法，對遭受迴紇侵擾而流離失所的北方邊塞人民表示懷念，婉曲而有餘味。《九日齊山登高》卻是以豪放的筆調寫自己曠達的胸懷，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詩歌的總的趨向是藻繪綺密，杜牧受時代風氣影響，也有注重辭采的一麵。這種重辭采的共同傾向和他個人“雄姿英發”的特色相結合，風華流美而又神韻疏朗，氣勢豪宕而又精致婉約。[3]
詩歌成就
林建略《晚唐詩人杜牧之》認為，杜牧的詩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豪邁的，一是香豔的，前者“或為遣愁，或為吊古，或為感懷之作，多是用一種拗峭的筆調寫成，立意奇特”；後者“大半是用一種清新的筆調來輕描淡寫的，所以便不至滿紙都脂粉氣了”。王叔箱《詩人杜牧》認為，杜牧的“文是那樣的陳厚奇變，詩又是那樣的英姿雄發”，“他的詩辭旖旎動人，拗峭過甚，正以如此，有時也就流入纖巧了。不過要知道，元鎮、白居易、李商隱、溫庭筠等都是與他上下同時，他既不願效風行一時的元白所創作的元和體，又不願效溫李的晦澀；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矯時弊，立意必在奇辟。”繆錢《杜牧詩簡論》認為，杜牧詩中俊爽的風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風華流美之致，在晚唐是傑出的，在整個唐代詩壇中是獨創的。這是杜牧平生憂國憂民的壯懷偉抱與傷春傷別的綺思柔情交織在一起而以藝術天才表現出來的特征。葛曉音《杜牧和他的詩歌》認為，“渴望為國立功的理想給杜牧的詩歌帶來了豐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氣概，但他的務實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從不帶有神仙世界的險怪色彩。”又由於杜牧在“以直達的語言表現對生活美的敏銳感覺”方麵特具的天賦，“他總是能從日常的景色中發現獨特的美，並找到某一種與意境最相和諧的情調，通過畫麵的巧妙組織表現出來。”王西平、張田《杜牧詩歌藝術美淺析》`認為，杜牧詩歌的藝術美在於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強烈坦蕩的詩情美”、“清新明潔的意境美”。王西平《杜牧創作個性與藝術風格綜論》指出，杜牧在表現上多用率真直賦；寓理於詩；用拗折法，而反說(翻案法)和設問則是杜牧拗變的主要手段，從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風格。吳在慶《杜牧詩歌表現手法初探》認為，“他的詩歌之所以形象鮮明，富有感染力，這與他采用比喻、擬人、寓情於景、以景表情、對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關係。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設問深入、應用典故等表現手法對於開拓他詩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內涵，也不無作用。”“直抒胸臆、語法句式的倒置改變，這對於他古詩的健，惆攪不羈的風格有直接影響”，“而含蓄婉轉、掉尾一波、寓情於景，以景表情、設問深入等更明顯地有助於他絕句的遠韻遠神、流情婉轉風格特色的形成。”
古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