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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七年（212年），漢獻帝準許曹操“參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丞相蕭何故事。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起兵號稱四十萬，親自南征孫權。次年正月，曹軍進至濡須口（今安徽巢縣東南），攻破孫權設在江北的營寨，生擒其將公孫陽。孫權親率軍七萬，前至濡須口抵禦曹軍。兩軍相持月餘，曹操的水軍作戰失利。由於春雨瓢潑、江水上漲，曹操見難以取勝，遂撤軍北還。
同年五月，複《禹貢》九州。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建魏國，定國都於鄴城。魏國擁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將軍等百官。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王，邑三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旒冕、車服、旌旗、禮樂郊祀天地，出入得稱警蹕，宗廟、祖、臘皆如漢製，國都鄴城。王子皆為列侯。他名義上還為漢臣，實際上已是皇帝。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十月，漢獻帝又賜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曹操以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太子。[38]
相爭漢中
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見劉備已取得益州，而漢中是益州門戶，“若無漢中，則無蜀矣”，劉備必然要攻取漢中。於是曹操搶先一步，率十萬大軍親征漢中張魯。五月，攻克河池，斬氐王竇茂[39]；七月，曹操大軍進至陽平關（今陝西勉縣西北）。張魯聽說陽平關失守、逃往巴中。曹操進軍南鄭，盡得張魯府庫珍寶。十一月，張魯出降曹操，漢中遂為曹操所有。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曹操再次南征，率軍猛攻濡須口，擊敗孫權，孫權派都尉徐詳求降[40]，曹操同意，並允諾重新結為姻親。[41]
曹操主力退出漢中後，劉備向漢中發動進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劉備親率大軍進至陽平關，夏侯淵等人與劉備夾關對峙，曹軍多次擊退劉備軍猛烈攻勢[42]。七月，曹操親率大軍趕往關中，坐鎮長安，以便隨時指揮漢中戰局。同時，邊塞硝煙再起，曹操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烏桓鮮卑聯軍。[43]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今漢水），依山而進，駐軍於定軍山（今陝西勉縣東南），夏侯淵出兵與劉備爭奪地勢，被黃忠斬殺，曹軍大敗。之後，曹操親率大軍來奪漢中，但是劉備堅壁不出，曹軍與劉備軍相距數月，無利，遂放棄漢中。[44]
襄樊會戰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曹操剛剛從漢中撤出，劉備大將關羽就從荊州向他的東南防線襄、樊一帶發動了進攻。曹操聞知，立刻派大將於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關羽在洪水泛濫時（正史中，關羽並未決堤）[45-47]，乘大船進攻，擒於禁，斬龐德，乘勢進軍，將樊城圍住。時樊城曹軍隻有數千人，城被水淹，水麵離城樓僅有數尺，曹仁率軍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領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從關中趕到洛陽，親自指揮救援樊城。
孫權因關羽處其上遊，不願意讓關羽勢力發展，且他早有攻取荊州之心，於是聯結曹操，準備以大將呂蒙偷襲荊州要地江陵。曹操接到書信後，將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繼續堅守，自己進至摩陂（今郟縣東南），臨近指揮，又派兵十二營增援徐晃，命他反擊關羽。經過惡戰，關羽敗走。不久，呂蒙偷襲江陵得手。關羽撤往益州，路上被孫權軍擒殺，孫權將關羽的首級送到洛陽，曹操以諸侯之禮安葬之，襄樊戰役結束。[48]
壯士暮年
曹操在孫權擒殺關羽、取得荊州後，表孫權為驃騎將軍、荊州牧。孫權遣使入貢，向曹操稱臣，並勸曹操取代漢朝自稱大魏皇帝。曹操將孫權來書遍示內外群臣，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曹操手下群臣乘機向曹操勸進。[49]曹操自己還不想廢獻帝自立，他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50]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還軍洛陽。當月，病逝在洛陽，終年六十六歲，諡曰武王。[51]他臨死前留下《遺令》。根據曹操的遺囑，他於二月廿一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於鄴城西郊的高陵。[52]
十月，魏王曹丕取代漢朝，自立為皇帝，國號魏，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為政舉措編輯
黃淮流域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社會經濟遭到空前的破壞，百姓遭屠，土地荒蕪，幸存者被迫離鄉背井，流落他方。可謂“名都空而不居，百裏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53]，“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54]。麵對這種悲慘景象，曹操在世時實行了一係列政策來恢複經濟，穩定局麵。從曹操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的表現來看如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製度，對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55]
政治
懲辦豪強
曹操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由於禍在中央，曹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麵推行抑製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製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曹所敗。曹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並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司馬光說曹“化亂為治”，並非無據。
穩定局麵
漢獻帝被西涼軍爭奪，各州郡牧守都在擁兵自強，斷絕納貢。整個中國的局麵是群雄割據，軍閥混戰。漢獻帝小朝廷，遠遠沒有控製政治局勢的能力，在這危難之際，曹操挾持窮途末路的皇帝，遷都許縣，以武力削平北方群雄，力圖進而統一中國，起到了穩定東漢朝政局麵的作用。[56]
唯才是舉
漢時期選拔官吏，被選用人既要有仁義孝悌等方麵封建道德品質，也要有高貴的家世出身。
曹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社會風氣有所好轉。[57]
為維護和發展勢力，讓更多的人為自己的事業服務，不受上述標準限製，強調“唯才是舉”。隻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質、出身下層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後下了三次“求賢令”，選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打破世族門第觀念，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製豪強，加強集權。[57]
尚禮重法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響，其根基屬於儒家思想範疇，尚仁義禮讓，並試圖以仁義、道德、禮讓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禮為首”。另一方麵，曹操重法尚術，嚴刑峻法，史載甚明，這構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側麵。此即“撥亂刑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處於亂世之中的曹操既強調刑法，也沒有忘記禮教之用。他始終尚禮重法，兩手俱用，並在禮法並舉、兩手俱用中表現出了特有的譎詐之能。[58]
軍事
統一北方
曹操精於兵法，在統一北方起到了積極作用，黃巾起義之後，東漢解體，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裏蕭條”的荒涼景象。從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後消滅長江中下遊以北各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曹操在統一北方的戰爭曆時17年，是曹魏的立國之戰，並為後來西晉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59]
精通兵法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
曹操畫像、雕像
曹操畫像、雕像(18張)
家的著作，在習諸家兵法的基礎上，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所撰《孫子略解》，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十三篇的先河。他主張“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在戰略戰術上靈活多變，因事設奇、任勢製勝，兵不厭詐。
在用兵方麵，史稱他“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製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在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係列戰鬥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戰術，譎敵致勝，轉弱為強。李靖的《李衛公問對》[60]、何去非的《何博士備論》等著作都讚譽曹操的行軍用兵。
治軍嚴整
在帶兵方麵，他治軍嚴整，法令嚴明，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61]《通典·兵典》中收錄的《魏武軍令》、《魏武船戰令》、《魏武步戰令》等，也反映了他嚴明的軍令。
愛惜將才
在禦將方麵，曹操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曹操能夠根據將領特點，用其所長。[62]例如，許褚、典韋壯武有力，忠誠奉法，曹操就讓他們戰則為軍鋒，息則統親兵；臧霸有恩信於東土，曹操將青、徐二州托付於他，從而得以專心對付袁紹，不必以東方為念；降將文聘本是劉表帳下大將，在江漢一帶頗有威恩，曹操任其為江夏太守，委以邊事，使禦孫權。
經濟
施行屯田
漢魏之間，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出現大饑荒。這一時期，糧食供應成為各軍事集團最大的問題，因軍糧不足而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曹操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恢複有一定作用。
建安元年，曹操采納棗祇等人的建議，利用攻破黃巾所繳獲的物資，在許下募民屯田，當年即大見成效，得穀百萬斛。於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設置田官，興辦屯田。屯田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工作效率高於普通的自耕農。因此短時間內就使地方“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屯田有效地解決了曹操集團的糧食問題，所以曹操說：“後遂因此大田，豐足國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
在興置屯田的同時，曹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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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七年（212年），漢獻帝準許曹操“參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丞相蕭何故事。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起兵號稱四十萬，親自南征孫權。次年正月，曹軍進至濡須口（今安徽巢縣東南），攻破孫權設在江北的營寨，生擒其將公孫陽。孫權親率軍七萬，前至濡須口抵禦曹軍。兩軍相持月餘，曹操的水軍作戰失利。由於春雨瓢潑、江水上漲，曹操見難以取勝，遂撤軍北還。
同年五月，複《禹貢》九州。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建魏國，定國都於鄴城。魏國擁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將軍等百官。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王，邑三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旒冕、車服、旌旗、禮樂郊祀天地，出入得稱警蹕，宗廟、祖、臘皆如漢製，國都鄴城。王子皆為列侯。他名義上還為漢臣，實際上已是皇帝。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十月，漢獻帝又賜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曹操以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太子。[38]
相爭漢中
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見劉備已取得益州，而漢中是益州門戶，“若無漢中，則無蜀矣”，劉備必然要攻取漢中。於是曹操搶先一步，率十萬大軍親征漢中張魯。五月，攻克河池，斬氐王竇茂[39]；七月，曹操大軍進至陽平關（今陝西勉縣西北）。張魯聽說陽平關失守、逃往巴中。曹操進軍南鄭，盡得張魯府庫珍寶。十一月，張魯出降曹操，漢中遂為曹操所有。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曹操再次南征，率軍猛攻濡須口，擊敗孫權，孫權派都尉徐詳求降[40]，曹操同意，並允諾重新結為姻親。[41]
曹操主力退出漢中後，劉備向漢中發動進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劉備親率大軍進至陽平關，夏侯淵等人與劉備夾關對峙，曹軍多次擊退劉備軍猛烈攻勢[42]。七月，曹操親率大軍趕往關中，坐鎮長安，以便隨時指揮漢中戰局。同時，邊塞硝煙再起，曹操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烏桓鮮卑聯軍。[43]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今漢水），依山而進，駐軍於定軍山（今陝西勉縣東南），夏侯淵出兵與劉備爭奪地勢，被黃忠斬殺，曹軍大敗。之後，曹操親率大軍來奪漢中，但是劉備堅壁不出，曹軍與劉備軍相距數月，無利，遂放棄漢中。[44]
襄樊會戰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曹操剛剛從漢中撤出，劉備大將關羽就從荊州向他的東南防線襄、樊一帶發動了進攻。曹操聞知，立刻派大將於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關羽在洪水泛濫時（正史中，關羽並未決堤）[45-47]，乘大船進攻，擒於禁，斬龐德，乘勢進軍，將樊城圍住。時樊城曹軍隻有數千人，城被水淹，水麵離城樓僅有數尺，曹仁率軍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領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從關中趕到洛陽，親自指揮救援樊城。
孫權因關羽處其上遊，不願意讓關羽勢力發展，且他早有攻取荊州之心，於是聯結曹操，準備以大將呂蒙偷襲荊州要地江陵。曹操接到書信後，將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繼續堅守，自己進至摩陂（今郟縣東南），臨近指揮，又派兵十二營增援徐晃，命他反擊關羽。經過惡戰，關羽敗走。不久，呂蒙偷襲江陵得手。關羽撤往益州，路上被孫權軍擒殺，孫權將關羽的首級送到洛陽，曹操以諸侯之禮安葬之，襄樊戰役結束。[48]
壯士暮年
曹操在孫權擒殺關羽、取得荊州後，表孫權為驃騎將軍、荊州牧。孫權遣使入貢，向曹操稱臣，並勸曹操取代漢朝自稱大魏皇帝。曹操將孫權來書遍示內外群臣，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曹操手下群臣乘機向曹操勸進。[49]曹操自己還不想廢獻帝自立，他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50]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還軍洛陽。當月，病逝在洛陽，終年六十六歲，諡曰武王。[51]他臨死前留下《遺令》。根據曹操的遺囑，他於二月廿一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於鄴城西郊的高陵。[52]
十月，魏王曹丕取代漢朝，自立為皇帝，國號魏，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為政舉措編輯
黃淮流域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社會經濟遭到空前的破壞，百姓遭屠，土地荒蕪，幸存者被迫離鄉背井，流落他方。可謂“名都空而不居，百裏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53]，“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54]。麵對這種悲慘景象，曹操在世時實行了一係列政策來恢複經濟，穩定局麵。從曹操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的表現來看如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製度，對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55]
政治
懲辦豪強
曹操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由於禍在中央，曹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麵推行抑製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製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曹所敗。曹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並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司馬光說曹“化亂為治”，並非無據。
穩定局麵
漢獻帝被西涼軍爭奪，各州郡牧守都在擁兵自強，斷絕納貢。整個中國的局麵是群雄割據，軍閥混戰。漢獻帝小朝廷，遠遠沒有控製政治局勢的能力，在這危難之際，曹操挾持窮途末路的皇帝，遷都許縣，以武力削平北方群雄，力圖進而統一中國，起到了穩定東漢朝政局麵的作用。[56]
唯才是舉
漢時期選拔官吏，被選用人既要有仁義孝悌等方麵封建道德品質，也要有高貴的家世出身。
曹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社會風氣有所好轉。[57]
為維護和發展勢力，讓更多的人為自己的事業服務，不受上述標準限製，強調“唯才是舉”。隻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質、出身下層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後下了三次“求賢令”，選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打破世族門第觀念，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製豪強，加強集權。[57]
尚禮重法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響，其根基屬於儒家思想範疇，尚仁義禮讓，並試圖以仁義、道德、禮讓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禮為首”。另一方麵，曹操重法尚術，嚴刑峻法，史載甚明，這構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側麵。此即“撥亂刑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處於亂世之中的曹操既強調刑法，也沒有忘記禮教之用。他始終尚禮重法，兩手俱用，並在禮法並舉、兩手俱用中表現出了特有的譎詐之能。[58]
軍事
統一北方
曹操精於兵法，在統一北方起到了積極作用，黃巾起義之後，東漢解體，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裏蕭條”的荒涼景象。從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後消滅長江中下遊以北各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曹操在統一北方的戰爭曆時17年，是曹魏的立國之戰，並為後來西晉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59]
精通兵法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
曹操畫像、雕像
曹操畫像、雕像(18張)
家的著作，在習諸家兵法的基礎上，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所撰《孫子略解》，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十三篇的先河。他主張“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在戰略戰術上靈活多變，因事設奇、任勢製勝，兵不厭詐。
在用兵方麵，史稱他“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製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在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係列戰鬥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戰術，譎敵致勝，轉弱為強。李靖的《李衛公問對》[60]、何去非的《何博士備論》等著作都讚譽曹操的行軍用兵。
治軍嚴整
在帶兵方麵，他治軍嚴整，法令嚴明，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61]《通典·兵典》中收錄的《魏武軍令》、《魏武船戰令》、《魏武步戰令》等，也反映了他嚴明的軍令。
愛惜將才
在禦將方麵，曹操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曹操能夠根據將領特點，用其所長。[62]例如，許褚、典韋壯武有力，忠誠奉法，曹操就讓他們戰則為軍鋒，息則統親兵；臧霸有恩信於東土，曹操將青、徐二州托付於他，從而得以專心對付袁紹，不必以東方為念；降將文聘本是劉表帳下大將，在江漢一帶頗有威恩，曹操任其為江夏太守，委以邊事，使禦孫權。
經濟
施行屯田
漢魏之間，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出現大饑荒。這一時期，糧食供應成為各軍事集團最大的問題，因軍糧不足而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曹操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恢複有一定作用。
建安元年，曹操采納棗祇等人的建議，利用攻破黃巾所繳獲的物資，在許下募民屯田，當年即大見成效，得穀百萬斛。於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設置田官，興辦屯田。屯田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工作效率高於普通的自耕農。因此短時間內就使地方“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屯田有效地解決了曹操集團的糧食問題，所以曹操說：“後遂因此大田，豐足國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
在興置屯田的同時，曹操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