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逛書店時，無意中看到這麽一本書，叫《不願說謝謝的人》。單憑一個書名，就一下抓住了我眼球，因為我就是這麽樣一個人，一種歸屬感油然而生。
本以為該書內容整本都是圍繞“不願說謝謝的人”進行的，翻開一看，才知是散文隨筆類型的書，隻是把拿開篇的文章題目當做了書名，有點斷章取義的味道。下麵是這篇文章的全文：
剛上大學那會兒，有一次去一個bj同學家裏做客，他媽媽給我們遞了兩聽可樂，我接過來，嚅囁著還沒張嘴說話，而我的同學卻說了一句：謝謝。我大驚失色，感覺這一幕無比荒誕，匪夷所思。等從他家裏出來以後，我迫不及待地問他，為什麽你要對你媽說謝謝呢？他感到很奇怪，說這不是理所應當的嗎？然後他反問我，你從來沒有對你媽媽說過謝謝嗎？我低下了頭，心想，豈止對我媽沒說過，之前我對任何人都沒有說過謝謝。
那年迴家的時候，覺得非常愧疚，這麽多年了，沒對我媽說過一句謝謝，真是不應該啊。有一天晚上睡覺前，我媽給我端了一杯牛奶，我接過來，滿懷著感激和愛，對她說了一句：謝謝。然而這樣導致的後果是，我媽臉都綠了，看上去有些氣急敗壞，衝我嚷嚷起來：你說什麽？在外麵學好了是吧？有出息了啊！我也有點慌了，趕緊解釋：沒沒，媽，我不是那個意思，你聽我說……我媽氣咻咻地走了，接下來的幾天再也沒給我端過牛奶。
我媽的心情不難理解，她覺得她的兒子遠離了或者背叛了他成長的環境，他去了bj成為了一個文明的體麵的，或者是虛偽的客套的，即將跟她分道揚鑣的人。其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個王八蛋居然跟他老娘說起了謝謝！這樣的心情我也是後來才體會到的。我有一個朋友，認識了十多年。雖然每年隻能見一麵，但在我心裏他始終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和煙霧繚繞的錄像廳、褪色掉皮的台球桌、被翻爛了的武俠小說以及露天電影院一起，都被深深地雕刻在了我的縣城記憶裏。這記憶對我而言是如此深刻，我堅定地認為它是不可磨滅的。直到不久前，這種記憶出現了坍塌。我幫了他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忙，然後他發了條短信過來，上麵隻有兩個字：謝謝。那是他第一次對我說謝謝，我很難說清楚那時候是什麽感覺，覺得垂頭喪氣，就像我媽當年聽到我說謝謝一樣。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這可能是地域的原因，但是後來我發現很多人跟我一樣不願說謝謝。後來我試圖從其他角度去更準確地把握這種心態，但一直做不到。倒是崔健有一次在接受《人物》欄目的訪問時，說過這麽一段話，讓我印象頗深：“原來我是最討厭虛偽的禮節這種東西，很多世俗的禮節，我都沒做過。後來我發現像我們這般大的人，都有同樣的特點，就是我們都沒有禮貌，我們沒有禮節，我們對什麽人都無所謂。我們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去紳士地給人行禮；我們不會像rb人一樣，見麵先給人鞠躬；我們甚至不會像我們長輩一樣去按傳統的那種方式，去給人行禮，都不會。後來我發現這就是特殊年代產生的一代。但是這點有它一定的價值，有它一定的可悲性。”
崔健的這段話給我的感覺是，那種不講禮節的性格更多的是有一層沙文主義色彩。特殊年代產生的一代，或多或少都有這種沙文主義傾向，這種沙文主義表現在地域上——舉例來說——就是大院文化。是那種唯我獨尊的、蠻橫的、粗暴的、爺們兒的文化，他們不跟人說謝謝，沒有禮節，很多時候隻是出於排外的或者優越的心理。從清朝提籠架鳥的富家少爺到那些張牙舞爪的大院子弟，從大清朝到新中國，這種心理得到了遺傳，而這無疑是非常醜陋的。但我相信崔健並非如此，他想表達的或許是熱情和坦誠的渴求平等的性格。
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有的生來靦腆，有的性情奔放，但他們都不愛說謝謝。這些人也包括我。對我而言，謝謝是一種虛偽的表達方式。在多數時候，你說謝謝，僅僅是因為你需要說謝謝，你需要讓自己看上去很有禮貌很有教養，因為這是社會規範的一種。而我對很多人都不願說謝謝，比如餐館服務員，每次看到那些年紀比我還小的姑娘給我上菜的時候，我總是想，憑什麽她們要拿著微薄的薪水來給我端菜呢？她們本來都是我的姐妹，她們本來應該有更好的生活。我拒絕自己像一個腦滿腸肥的食客一樣，一邊咀嚼著嘴裏的食物，一邊頭也不抬地對她輕飄飄地甩出一句謝謝。在一個沒有小費習慣的國家，我可以默認這種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但絕不會用一句謝謝來將之明確化。
你可以把這理解為矯情，理解為偏執，或者從經濟學的角度嘲笑我，但我就是討厭這麽幹。在這裏，我的情感是分明地指向平等主義的，表現在對一個因為起點和過程的不平等而無法享受結果相對平等的餐館服務員的態度上，但現實卻逼迫我去接受殘酷的市場競爭概念。這造成了很多人比如崔健的矛盾和分裂：“我想唱一首歌寬容這兒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卻發出了奇怪的聲音。”
崔健在那篇訪談中說自己原來是最討厭虛偽的禮節的，說明他現在也許已經沒那麽討厭了。就像我現在偶爾也開始說謝謝了，這種感覺有點像王小波：“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我還不至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
對整篇文章，雖說不敢完全苟同，但其中多少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願不願意說“謝謝”，那得看是對誰。陌生人幫忙撿一下東西，陌生人幫忙指了下路，陌生人提醒車胎憋了……這些情況下，說句“謝謝”不為過。如果將上麵情況中的“陌生人”換成自己的好友、親人，我是難於啟齒說出“謝謝”的。
不光是“謝謝”，像“對不起”之類的話，我都很少說。比如，在公交車上不小心踩了別人的腳，我會說聲“對不起”，如果被踩的是比較熟的人，我通常都會以說笑置之，絕口不說“對不起”。
客套話是說給外人聽的，親人、朋友間無需搞些虛頭巴腦的行徑。舉個例子，記得有一次我哥買了些吃的迴家，問我吃不，我搖頭說不吃。就這麽簡單，誰也不跟誰客氣，不像去別人家做客那般讓來讓去。
如今，“謝謝”、“對不起”成了大多數人的口頭禪，動不動來上一句，張口閉口都是。說些客套話沒有錯，而且有益於和諧社會的建設，但也得論場合、分對象，你說呢？
本以為該書內容整本都是圍繞“不願說謝謝的人”進行的，翻開一看，才知是散文隨筆類型的書，隻是把拿開篇的文章題目當做了書名，有點斷章取義的味道。下麵是這篇文章的全文：
剛上大學那會兒，有一次去一個bj同學家裏做客，他媽媽給我們遞了兩聽可樂，我接過來，嚅囁著還沒張嘴說話，而我的同學卻說了一句：謝謝。我大驚失色，感覺這一幕無比荒誕，匪夷所思。等從他家裏出來以後，我迫不及待地問他，為什麽你要對你媽說謝謝呢？他感到很奇怪，說這不是理所應當的嗎？然後他反問我，你從來沒有對你媽媽說過謝謝嗎？我低下了頭，心想，豈止對我媽沒說過，之前我對任何人都沒有說過謝謝。
那年迴家的時候，覺得非常愧疚，這麽多年了，沒對我媽說過一句謝謝，真是不應該啊。有一天晚上睡覺前，我媽給我端了一杯牛奶，我接過來，滿懷著感激和愛，對她說了一句：謝謝。然而這樣導致的後果是，我媽臉都綠了，看上去有些氣急敗壞，衝我嚷嚷起來：你說什麽？在外麵學好了是吧？有出息了啊！我也有點慌了，趕緊解釋：沒沒，媽，我不是那個意思，你聽我說……我媽氣咻咻地走了，接下來的幾天再也沒給我端過牛奶。
我媽的心情不難理解，她覺得她的兒子遠離了或者背叛了他成長的環境，他去了bj成為了一個文明的體麵的，或者是虛偽的客套的，即將跟她分道揚鑣的人。其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個王八蛋居然跟他老娘說起了謝謝！這樣的心情我也是後來才體會到的。我有一個朋友，認識了十多年。雖然每年隻能見一麵，但在我心裏他始終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和煙霧繚繞的錄像廳、褪色掉皮的台球桌、被翻爛了的武俠小說以及露天電影院一起，都被深深地雕刻在了我的縣城記憶裏。這記憶對我而言是如此深刻，我堅定地認為它是不可磨滅的。直到不久前，這種記憶出現了坍塌。我幫了他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忙，然後他發了條短信過來，上麵隻有兩個字：謝謝。那是他第一次對我說謝謝，我很難說清楚那時候是什麽感覺，覺得垂頭喪氣，就像我媽當年聽到我說謝謝一樣。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這可能是地域的原因，但是後來我發現很多人跟我一樣不願說謝謝。後來我試圖從其他角度去更準確地把握這種心態，但一直做不到。倒是崔健有一次在接受《人物》欄目的訪問時，說過這麽一段話，讓我印象頗深：“原來我是最討厭虛偽的禮節這種東西，很多世俗的禮節，我都沒做過。後來我發現像我們這般大的人，都有同樣的特點，就是我們都沒有禮貌，我們沒有禮節，我們對什麽人都無所謂。我們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去紳士地給人行禮；我們不會像rb人一樣，見麵先給人鞠躬；我們甚至不會像我們長輩一樣去按傳統的那種方式，去給人行禮，都不會。後來我發現這就是特殊年代產生的一代。但是這點有它一定的價值，有它一定的可悲性。”
崔健的這段話給我的感覺是，那種不講禮節的性格更多的是有一層沙文主義色彩。特殊年代產生的一代，或多或少都有這種沙文主義傾向，這種沙文主義表現在地域上——舉例來說——就是大院文化。是那種唯我獨尊的、蠻橫的、粗暴的、爺們兒的文化，他們不跟人說謝謝，沒有禮節，很多時候隻是出於排外的或者優越的心理。從清朝提籠架鳥的富家少爺到那些張牙舞爪的大院子弟，從大清朝到新中國，這種心理得到了遺傳，而這無疑是非常醜陋的。但我相信崔健並非如此，他想表達的或許是熱情和坦誠的渴求平等的性格。
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有的生來靦腆，有的性情奔放，但他們都不愛說謝謝。這些人也包括我。對我而言，謝謝是一種虛偽的表達方式。在多數時候，你說謝謝，僅僅是因為你需要說謝謝，你需要讓自己看上去很有禮貌很有教養，因為這是社會規範的一種。而我對很多人都不願說謝謝，比如餐館服務員，每次看到那些年紀比我還小的姑娘給我上菜的時候，我總是想，憑什麽她們要拿著微薄的薪水來給我端菜呢？她們本來都是我的姐妹，她們本來應該有更好的生活。我拒絕自己像一個腦滿腸肥的食客一樣，一邊咀嚼著嘴裏的食物，一邊頭也不抬地對她輕飄飄地甩出一句謝謝。在一個沒有小費習慣的國家，我可以默認這種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但絕不會用一句謝謝來將之明確化。
你可以把這理解為矯情，理解為偏執，或者從經濟學的角度嘲笑我，但我就是討厭這麽幹。在這裏，我的情感是分明地指向平等主義的，表現在對一個因為起點和過程的不平等而無法享受結果相對平等的餐館服務員的態度上，但現實卻逼迫我去接受殘酷的市場競爭概念。這造成了很多人比如崔健的矛盾和分裂：“我想唱一首歌寬容這兒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卻發出了奇怪的聲音。”
崔健在那篇訪談中說自己原來是最討厭虛偽的禮節的，說明他現在也許已經沒那麽討厭了。就像我現在偶爾也開始說謝謝了，這種感覺有點像王小波：“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我還不至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
對整篇文章，雖說不敢完全苟同，但其中多少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願不願意說“謝謝”，那得看是對誰。陌生人幫忙撿一下東西，陌生人幫忙指了下路，陌生人提醒車胎憋了……這些情況下，說句“謝謝”不為過。如果將上麵情況中的“陌生人”換成自己的好友、親人，我是難於啟齒說出“謝謝”的。
不光是“謝謝”，像“對不起”之類的話，我都很少說。比如，在公交車上不小心踩了別人的腳，我會說聲“對不起”，如果被踩的是比較熟的人，我通常都會以說笑置之，絕口不說“對不起”。
客套話是說給外人聽的，親人、朋友間無需搞些虛頭巴腦的行徑。舉個例子，記得有一次我哥買了些吃的迴家，問我吃不，我搖頭說不吃。就這麽簡單，誰也不跟誰客氣，不像去別人家做客那般讓來讓去。
如今，“謝謝”、“對不起”成了大多數人的口頭禪，動不動來上一句，張口閉口都是。說些客套話沒有錯，而且有益於和諧社會的建設，但也得論場合、分對象，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