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的張國燾，其利用“投毒案”和“離間信”兩個問題發難，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捕風捉影地“清洗內部”所謂的“改組派”、“ab團”、“第三黨”，製造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大肅反，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留下了極為慘痛的曆史教訓。
1931年9月13日，陳昌浩到麻埠接任紅四軍政委後，一邊奉張國燾之命即刻捕殺了數十名所謂的“反革命”，一邊調動紅四軍部隊聚集於光山縣東南的白雀園及其周圍的磚橋、何鳳橋、潑河、餘集一帶。紅四軍部隊剛剛移駐到這裏，張國燾便騎馬從鄂豫皖蘇區首府新集匆匆趕至白雀園，殺氣騰騰地親自主持大肅反，“全力肅清紅四軍中之反革命和整頓紅軍”。千古奇冤、慘卒難書的白雀園大肅反由此開始。
在白雀園大肅反中，捕殺從紅四軍的高級幹部開始。從9月13日至11月中旬，先後以所謂的“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罪名而捕殺的紅四軍中的高級幹部就有：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十二師師長兼皖西軍分會主席許繼慎，第十二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政治委員羅炳剛，第二十九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三十團團長高建鬥、政治委員封俊，第三十二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三十三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治委員袁皋甫，第三十四團政治委員吳荊赤，第三十五團團長王明，第三十六團團長魏孟賢，第三十八團政治委員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在白雀園遭殺害的軍事係統的高級幹部，還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軍分會主席和第十二師政治委員薑鏡堂，原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等多人。
老紅軍肖永正迴憶說：“當時，我在白雀園，親身經曆了這場驚心動魄的大肅反。先是整軍、師、團、營級的幹部，而後波及到連、排、班……，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裏，白天照常迎敵作戰，如不死於敵人的炮火屠刀之下，晚上就捉迴來搞肅反，班長以上的幹部分批進行所謂的‘審查’，通宵地進行逼供，讓被審查的幹部承認自己是‘ab團’、‘ 第三黨’、‘ 改組派’，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反革命分子 ’。光是承認了自己是這、是那還不行，還要證明有哪些人，特別是有哪些幹部是‘同黨’。如果不承認，又不證明，那要動刑，輕則跪板凳，重則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被傳唿走了，就再也不見迴來。天黑被傳唿走，天不亮就被殺在白雀園的荒郊。”
張國燾在白雀園大肅反中的狂殺濫捕，使紅四軍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紅軍將士含冤倒在九泉之下。據不完全統計：在被殺害的紅軍將士中，有軍級幹部17人，師級幹部35人，團級幹部44人，營、連級幹部的三分之二和排級幹部的三分之一。1931年11月20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時說：“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在白雀園對紅四軍進行肅反之後，張國燾又在鄂豫皖蘇區各地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和地方武裝中開展肅反，先後被錯殺的黨、政、群幹部人數達三四千人！在張國燾掀起的肅反狂潮之中，根據地的早期著名領導人也未能幸免，其中有：原鄂豫邊特委書記徐朋人，原鄂豫邊革命委員會主席曹學楷，原鄂東特委書記、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王秀鬆，原紅一軍一師政治委員，原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主席陳定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舒傳賢，原紅一軍政治委員、英山中心縣委書記曹大駿，原紅十五軍政治委員、紅十師師長陳奇，原紅一軍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漢，原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委員、麻城縣武裝總指揮、群眾領袖王宏學，原羅山獨立團團長、鄂豫邊特委委員、群眾領袖鄭新民。甚至連紅四軍軍長徐向前也不肯放過，為了整他的“村料”，背著徐向前逮捕了他的愛人程訓宣，審訊得不到所需要的證詞，就瞞著徐向前將她殺害。
徐向前、倪誌亮在《鄂豫皖蘇區紅軍曆史》中悲痛的追憶到：“在這次大肅反中，紅四軍的各級幹部，除少數幸免者外，幾乎被一網打盡了。”“許許多多的蘇維埃和紅軍的創造者，有豐富鬥爭經驗的與敵人血戰中久經考驗過的幹部，竟被以反革命的罪名——改組派、ab團、第三黨而肅掉了，使這些優秀的共產黨的骨幹含冤地下而莫伸，其慘痛真令人不能卒書，其罪惡也令人難以筆墨形容”。這次“肅反”，致使張國燾在後來的革命生涯，走上了離心離德的不歸路。
據老紅軍熊太交生前講述高山寨與打鼓寨是同一時間開始計劃攻打，高山寨匪首為陳老七，俗稱陳七爺，打鼓寨頭目彭頌臣，俗稱彭大老爺。由高敬亭為首長帶隊執行任務，時年為一九二九年春末夏初季節。攻下兩個山寨之後，熊太交參加紅軍入伍，轉戰湖北黃陂、紅安、大悟一帶。
一九三一年白雀園“肅反”之後，遭到國民黨多次“圍剿”，紅軍被迫轉移西進。一九三一年底國民黨開始清共，而爺爺參加紅軍因傷退伍已達半年之久，被抓後因光山縣軍政長官是潘智武(太爺學生)，爺爺被私下放迴。
為了證實曆史事件真實年份，特走訪了周河鄉毛鋪村永生的父親，一名老木匠。他告訴我彭頌臣死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此信息可在彭氏族譜可以查證。
高山寨位於白雀園南麵三公裏，是其主要的戰略門戶。1930年秋，鄂豫皖省蘇區經濟公社就設在這裏，1931年3月又在這裏設立了白雀園市，1930年至1931年期間，白雀園是設立紅色政權主要所在地之一。高山寨不可能沒有攻克，並且不可能存在陳老七這樣的反動勢力。
綜上所述，紅色蘇維埃政權攻克高山寨與打鼓寨年份在一九二九年四、五月份期間。而不是某些網絡傳媒隨意發表文章、稱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五月攻克高山寨。
白雀園“肅反”運動的時間節點，同時佐證進功高山寨的時間。曆史事件決定了地理環境，也證實了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佐證了《八月桂花遍地開》的創作，最早來源於此，與熊河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弘揚紅色文化，展播厚重曆史，增強民眾敬業愛國精神，響應共產黨的號召，書寫革命曆史是激勵後人奮發圖強！但編輯革命曆史報告文學，講究的是實事求是。
“牢記曆史，不忘初心”！追隨著先烈的足跡，繼往開來，為繁榮昌盛的大中國奉獻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喜看家鄉舊貌換新顏，擼起袖子加油幹，在青山綠水之中大踏步邁向“小康”目標。心中誰又不是倘佯著夢想？
154
熊河，生我養我的地方。
少年時文革中保留下來從鄰家借閱的四書五經之中，顯示出熊河村秉承著耕讀傳世古老的文化傳承。 讀書亦可修身，亦可知世。俗語說“秀才不出門，曉知天下事。” 謀生唯有讀書高，既“萬般階下品，唯有讀書高” 。說明“讀書至上，平地可登卿與相”!讀書亦為功名示榮。讀書人亦為族人之貴。讀書亦可充實頭腦，滋潤人生境界，也更好地育教後人。
民國時期的八爺、青爺與金爺，曾是村中的武林豪傑，說青爺輕功可三步登丈八城樓，鐵沙掌可劈斷五寸青石。青爺與金爺，都死在國民黨之手。而八爺富甲一方，後抗日時死於日本兵的槍炮之下。
修身，立德，行善都是尋源於讀書，也是對後世子孫的影響與榜樣。施義於人，勿念迴報!村裏人仍是治家創業的根源，有愛心才行義舉，有義舉才能興家業。族人對仁義之心、積德行善尤為深刻，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熊古先貢生辭官後，在家教書育人，言傳身教施義於人、勿念迴報。在錯綜複雜，戰亂頻發的解放前夕，在危難之中先輩們才傳承了現今的熊河村。更是數百年村人繁榮發展的根源。
每逢清明節，族人祭先祖， 以示孝道，以此每戶當家人不遠千裏迴來聚在一起，談農事、務工、生意 、家事、族事、村事、天下事……隨著時代的變遷，生活的改變，對家鄉土地的依戀卻更加依賴。葉落歸根，這種詮釋的鄉愁更加濃烈，這片秀麗的土地上，充沛著遊子無法言諭的鄉愁。
村裏一直傳襲著好客的規矩。每逢客人到時，都坐在廳堂的首座，並敬上好的茶水，果點，吃飯拿出家裏最好的飯菜與美酒，陪著客人吃好，喝好。小孩子是不準上桌子吃飯的，等客人吃過後才可以上桌吃飯。這種習俗一直沿襲到今天。
村裏人互敬互助，尊老愛幼。一家有事全村幫。那一年村南頭的柴垛發生意外自燃，眼瞅要燒燃附近的房屋，發現以後全村人都擔著水桶來澆水滅火，才避免了一場意外的災禍。
村裏人忠厚傳家，任勞任怨，注重禮儀。族人之間以和為貴，互相謙讓，和平相處。在新農村建設修路基時，有力出力，有錢出錢，論力而行，有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村民被占據的田地都是無償供給，村事共商，和諧共存。
村裏對人對事要永存感恩之心。有敬畏才有感恩，善待感恩天地萬物，才能尊天敬地有節有製，才能任勞任怨生生不息。凡事以忍為高，以讓為輔，以和為貴，並且留下諺語——
“忍忍忍，讓讓讓，忍字要比讓字高。天公不忍不飄雨，地不讓不生苗。人不忍何來讓?不忍讓何談德?德生和，和生貴。讓讓讓，忍忍忍，忍讓才知興家業。”
到如今，熊河仍沿襲著村人傳統的理念。不論誰家有婚喪嫁娶，隻要知道就放下自己的活計，前去免報酬幫工(又稱打罔工)。村裏人團結鄉鄰，友善往來。家庭中傳教著同心同德，子孝孫賢，這種傳承的美德，讓村人很是驕傲與欣慰。在這片古樸的風水寶地上默默勞作，繁衍生息。
155
當我與利佬談及熊河的紅色曆史時，熊河不僅是黃麻起義、武漢抗戰的參與者，還是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軍隊的棲息地。
1927年(民國十六年)11月至12月，在國內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湖北省黃安、麻城兩縣發動和領導的農民武裝起義，史稱黃麻起義。
9月，中共黃安(今紅安)、麻城兩縣委員會，為貫徹中共中央“八七”會議關於武裝起義的總方針和中共湖北省委員會“秋收暴動計劃”，發動黃安、麻城兩縣貧苦農民舉行起義。因缺乏武裝起義的經驗，未獲成功。中共湖北省委於10月中旬派符向一巡視黃麻區，不久又派劉鎮一、黃赤光前去指揮。
11月3日，省裏派來的代表在七裏坪文昌宮召開了黃麻兩縣黨團活動分子會議，成立了中共黃麻區特委和鄂東革命委員會，符向一任特委書記，劉鎮一為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同時改組了黃安縣委，麻城縣委依舊。隨後，成立黃麻起義總指揮部，潘忠汝任總指揮，吳光浩任副總指揮，統一領導起義的準備工作。會後，兩縣縣委負責人和黨團員分別下到各區，組織發動群眾，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暴動。
11月10日，國民黨第三十軍魏益三部一個營由黃安城進犯七裏坪，黃麻兩縣縣委決定由麻城調一部分快槍，幫助黃安農民自衛軍前去繳該營的槍。因走漏消息，該營逃遁。
1931年9月13日，陳昌浩到麻埠接任紅四軍政委後，一邊奉張國燾之命即刻捕殺了數十名所謂的“反革命”，一邊調動紅四軍部隊聚集於光山縣東南的白雀園及其周圍的磚橋、何鳳橋、潑河、餘集一帶。紅四軍部隊剛剛移駐到這裏，張國燾便騎馬從鄂豫皖蘇區首府新集匆匆趕至白雀園，殺氣騰騰地親自主持大肅反，“全力肅清紅四軍中之反革命和整頓紅軍”。千古奇冤、慘卒難書的白雀園大肅反由此開始。
在白雀園大肅反中，捕殺從紅四軍的高級幹部開始。從9月13日至11月中旬，先後以所謂的“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罪名而捕殺的紅四軍中的高級幹部就有：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十二師師長兼皖西軍分會主席許繼慎，第十二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政治委員羅炳剛，第二十九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三十團團長高建鬥、政治委員封俊，第三十二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三十三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治委員袁皋甫，第三十四團政治委員吳荊赤，第三十五團團長王明，第三十六團團長魏孟賢，第三十八團政治委員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在白雀園遭殺害的軍事係統的高級幹部，還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軍分會主席和第十二師政治委員薑鏡堂，原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等多人。
老紅軍肖永正迴憶說：“當時，我在白雀園，親身經曆了這場驚心動魄的大肅反。先是整軍、師、團、營級的幹部，而後波及到連、排、班……，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裏，白天照常迎敵作戰，如不死於敵人的炮火屠刀之下，晚上就捉迴來搞肅反，班長以上的幹部分批進行所謂的‘審查’，通宵地進行逼供，讓被審查的幹部承認自己是‘ab團’、‘ 第三黨’、‘ 改組派’，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反革命分子 ’。光是承認了自己是這、是那還不行，還要證明有哪些人，特別是有哪些幹部是‘同黨’。如果不承認，又不證明，那要動刑，輕則跪板凳，重則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被傳唿走了，就再也不見迴來。天黑被傳唿走，天不亮就被殺在白雀園的荒郊。”
張國燾在白雀園大肅反中的狂殺濫捕，使紅四軍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紅軍將士含冤倒在九泉之下。據不完全統計：在被殺害的紅軍將士中，有軍級幹部17人，師級幹部35人，團級幹部44人，營、連級幹部的三分之二和排級幹部的三分之一。1931年11月20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時說：“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在白雀園對紅四軍進行肅反之後，張國燾又在鄂豫皖蘇區各地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和地方武裝中開展肅反，先後被錯殺的黨、政、群幹部人數達三四千人！在張國燾掀起的肅反狂潮之中，根據地的早期著名領導人也未能幸免，其中有：原鄂豫邊特委書記徐朋人，原鄂豫邊革命委員會主席曹學楷，原鄂東特委書記、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王秀鬆，原紅一軍一師政治委員，原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主席陳定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舒傳賢，原紅一軍政治委員、英山中心縣委書記曹大駿，原紅十五軍政治委員、紅十師師長陳奇，原紅一軍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漢，原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委員、麻城縣武裝總指揮、群眾領袖王宏學，原羅山獨立團團長、鄂豫邊特委委員、群眾領袖鄭新民。甚至連紅四軍軍長徐向前也不肯放過，為了整他的“村料”，背著徐向前逮捕了他的愛人程訓宣，審訊得不到所需要的證詞，就瞞著徐向前將她殺害。
徐向前、倪誌亮在《鄂豫皖蘇區紅軍曆史》中悲痛的追憶到：“在這次大肅反中，紅四軍的各級幹部，除少數幸免者外，幾乎被一網打盡了。”“許許多多的蘇維埃和紅軍的創造者，有豐富鬥爭經驗的與敵人血戰中久經考驗過的幹部，竟被以反革命的罪名——改組派、ab團、第三黨而肅掉了，使這些優秀的共產黨的骨幹含冤地下而莫伸，其慘痛真令人不能卒書，其罪惡也令人難以筆墨形容”。這次“肅反”，致使張國燾在後來的革命生涯，走上了離心離德的不歸路。
據老紅軍熊太交生前講述高山寨與打鼓寨是同一時間開始計劃攻打，高山寨匪首為陳老七，俗稱陳七爺，打鼓寨頭目彭頌臣，俗稱彭大老爺。由高敬亭為首長帶隊執行任務，時年為一九二九年春末夏初季節。攻下兩個山寨之後，熊太交參加紅軍入伍，轉戰湖北黃陂、紅安、大悟一帶。
一九三一年白雀園“肅反”之後，遭到國民黨多次“圍剿”，紅軍被迫轉移西進。一九三一年底國民黨開始清共，而爺爺參加紅軍因傷退伍已達半年之久，被抓後因光山縣軍政長官是潘智武(太爺學生)，爺爺被私下放迴。
為了證實曆史事件真實年份，特走訪了周河鄉毛鋪村永生的父親，一名老木匠。他告訴我彭頌臣死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此信息可在彭氏族譜可以查證。
高山寨位於白雀園南麵三公裏，是其主要的戰略門戶。1930年秋，鄂豫皖省蘇區經濟公社就設在這裏，1931年3月又在這裏設立了白雀園市，1930年至1931年期間，白雀園是設立紅色政權主要所在地之一。高山寨不可能沒有攻克，並且不可能存在陳老七這樣的反動勢力。
綜上所述，紅色蘇維埃政權攻克高山寨與打鼓寨年份在一九二九年四、五月份期間。而不是某些網絡傳媒隨意發表文章、稱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五月攻克高山寨。
白雀園“肅反”運動的時間節點，同時佐證進功高山寨的時間。曆史事件決定了地理環境，也證實了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佐證了《八月桂花遍地開》的創作，最早來源於此，與熊河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弘揚紅色文化，展播厚重曆史，增強民眾敬業愛國精神，響應共產黨的號召，書寫革命曆史是激勵後人奮發圖強！但編輯革命曆史報告文學，講究的是實事求是。
“牢記曆史，不忘初心”！追隨著先烈的足跡，繼往開來，為繁榮昌盛的大中國奉獻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喜看家鄉舊貌換新顏，擼起袖子加油幹，在青山綠水之中大踏步邁向“小康”目標。心中誰又不是倘佯著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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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河，生我養我的地方。
少年時文革中保留下來從鄰家借閱的四書五經之中，顯示出熊河村秉承著耕讀傳世古老的文化傳承。 讀書亦可修身，亦可知世。俗語說“秀才不出門，曉知天下事。” 謀生唯有讀書高，既“萬般階下品，唯有讀書高” 。說明“讀書至上，平地可登卿與相”!讀書亦為功名示榮。讀書人亦為族人之貴。讀書亦可充實頭腦，滋潤人生境界，也更好地育教後人。
民國時期的八爺、青爺與金爺，曾是村中的武林豪傑，說青爺輕功可三步登丈八城樓，鐵沙掌可劈斷五寸青石。青爺與金爺，都死在國民黨之手。而八爺富甲一方，後抗日時死於日本兵的槍炮之下。
修身，立德，行善都是尋源於讀書，也是對後世子孫的影響與榜樣。施義於人，勿念迴報!村裏人仍是治家創業的根源，有愛心才行義舉，有義舉才能興家業。族人對仁義之心、積德行善尤為深刻，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熊古先貢生辭官後，在家教書育人，言傳身教施義於人、勿念迴報。在錯綜複雜，戰亂頻發的解放前夕，在危難之中先輩們才傳承了現今的熊河村。更是數百年村人繁榮發展的根源。
每逢清明節，族人祭先祖， 以示孝道，以此每戶當家人不遠千裏迴來聚在一起，談農事、務工、生意 、家事、族事、村事、天下事……隨著時代的變遷，生活的改變，對家鄉土地的依戀卻更加依賴。葉落歸根，這種詮釋的鄉愁更加濃烈，這片秀麗的土地上，充沛著遊子無法言諭的鄉愁。
村裏一直傳襲著好客的規矩。每逢客人到時，都坐在廳堂的首座，並敬上好的茶水，果點，吃飯拿出家裏最好的飯菜與美酒，陪著客人吃好，喝好。小孩子是不準上桌子吃飯的，等客人吃過後才可以上桌吃飯。這種習俗一直沿襲到今天。
村裏人互敬互助，尊老愛幼。一家有事全村幫。那一年村南頭的柴垛發生意外自燃，眼瞅要燒燃附近的房屋，發現以後全村人都擔著水桶來澆水滅火，才避免了一場意外的災禍。
村裏人忠厚傳家，任勞任怨，注重禮儀。族人之間以和為貴，互相謙讓，和平相處。在新農村建設修路基時，有力出力，有錢出錢，論力而行，有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村民被占據的田地都是無償供給，村事共商，和諧共存。
村裏對人對事要永存感恩之心。有敬畏才有感恩，善待感恩天地萬物，才能尊天敬地有節有製，才能任勞任怨生生不息。凡事以忍為高，以讓為輔，以和為貴，並且留下諺語——
“忍忍忍，讓讓讓，忍字要比讓字高。天公不忍不飄雨，地不讓不生苗。人不忍何來讓?不忍讓何談德?德生和，和生貴。讓讓讓，忍忍忍，忍讓才知興家業。”
到如今，熊河仍沿襲著村人傳統的理念。不論誰家有婚喪嫁娶，隻要知道就放下自己的活計，前去免報酬幫工(又稱打罔工)。村裏人團結鄉鄰，友善往來。家庭中傳教著同心同德，子孝孫賢，這種傳承的美德，讓村人很是驕傲與欣慰。在這片古樸的風水寶地上默默勞作，繁衍生息。
155
當我與利佬談及熊河的紅色曆史時，熊河不僅是黃麻起義、武漢抗戰的參與者，還是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軍隊的棲息地。
1927年(民國十六年)11月至12月，在國內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湖北省黃安、麻城兩縣發動和領導的農民武裝起義，史稱黃麻起義。
9月，中共黃安(今紅安)、麻城兩縣委員會，為貫徹中共中央“八七”會議關於武裝起義的總方針和中共湖北省委員會“秋收暴動計劃”，發動黃安、麻城兩縣貧苦農民舉行起義。因缺乏武裝起義的經驗，未獲成功。中共湖北省委於10月中旬派符向一巡視黃麻區，不久又派劉鎮一、黃赤光前去指揮。
11月3日，省裏派來的代表在七裏坪文昌宮召開了黃麻兩縣黨團活動分子會議，成立了中共黃麻區特委和鄂東革命委員會，符向一任特委書記，劉鎮一為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同時改組了黃安縣委，麻城縣委依舊。隨後，成立黃麻起義總指揮部，潘忠汝任總指揮，吳光浩任副總指揮，統一領導起義的準備工作。會後，兩縣縣委負責人和黨團員分別下到各區，組織發動群眾，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暴動。
11月10日，國民黨第三十軍魏益三部一個營由黃安城進犯七裏坪，黃麻兩縣縣委決定由麻城調一部分快槍，幫助黃安農民自衛軍前去繳該營的槍。因走漏消息，該營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