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過飯，我告別了高保平一家。今天已是正月初三，該迴魚灣大隊——我的家了。高叔叔、白阿姨也理解我急於歸家和父母團聚的心情，沒有多挽留，在我臨出門時，給我準備了裝滿北京特色食品的一個大提包讓我帶迴家，給我父母嚐嚐。我怎麽拒絕也沒管用。
第二天中午，火車到達我家所在的j省省城l市。下火車後給我的舍友郭勇打了個電話。自從我四姐出事那次我來l市後，還沒去過郭勇的家。到他家後，我把白阿姨給我收拾的東西留下了一半（我身上隻剩下二十多塊錢，隻好借花獻佛了，這還是裏麵有白阿姨給那我十塊的壓歲錢），結果第二天迴家時，郭勇他媽媽渠阿姨又給我塞進去滿滿一包省城的特產。哎，人緣好啊，走到哪都落一堆人情。
正月初五中午，我搭從省城過來的客車，在我們村頭下了車。眼前的山村已不是昔日那破落的麵貌，因為春節的來臨，人們給她略作打扮，使她也顯得充滿了一種野性的嫵媚，眉宇間帶出了一絲喜氣：年輕的小夥子從山上采來了鬆柏枝，搭起了幾個彩樓；手巧的姑娘們用紅紙剪出了各種各樣、栩栩如生的窗花，糊成了掛在大門上的各種花燈。家家戶戶大門上貼著的大紅對聯，驅散了一年來纏繞在村落間的窮氣；地上撒著的一層鞭炮屑，意味著一年的黴運已被蹦去。來來往往串門的人臉上都是喜悅，老遠就能聽見他們歡快的大嗓門打招唿。看來這個年人們過的不錯。有幾個八、九歲的小孩穿著新衣服，正在村裏活蹦亂跳，把鞭炮點燃瞎扔著玩，看見我大喊：“五兒叔迴來了，北京上大學的五兒叔迴來了。”腿快的兩個掉頭就朝我家跑去報信了。剩下的幾個跑過來，接過我手中的大提包，兩個人抬著走，插不上手的則在前麵呐喊開道：“我五兒叔迴來了”。我納悶，啥時候我在村裏變的這麽牛了。
剛走到我家坡底，爹媽就從大門出來了，後麵跟著倆小“衛兵”。一見我，媽就擦開了眼淚，爹手裏拿著旱煙袋，高興的臉上的皺紋都笑開了花。
一進門，我先打開提包，抓出兩把糖打發走了幾個小“衛兵”。由於村裏呆的時間少，這幾個小孩一個我也不認識。小孩們手裏拿著來自北京的水果糖，歡天喜地跑出去到處炫耀去了。媽媽給我打了洗臉水，讓我先擦把臉。在我洗臉的時候，不住地問：中午吃飯了沒有、一路上沒出什麽事吧、假期學校都沒人了在那住、在那吃飯等等等等問題，我洗臉不得空，隻能嘴裏偶而蹦出幾個詞。爹在一邊聽得不耐煩了，旱煙嘴在鍋台上敲了幾下：“你讓五兒洗完臉再問也不遲嗎？他還能飛了？沒見過你這樣的？！”媽笑著連連點頭：“對、對、對，我高興得都糊塗了。”
“媽，我四姐去哪了？”洗完臉我見四姐不在窯裏。
“你四姐吃過早飯就出去了，估計到那三姐那去了。五兒你想吃什，麽媽去給你做。”
“哪還用問嘛，‘接風餃子送行麵’，就吃餃子。不是還有給他留的胡蘿卜羊肉餡嗎？！”爹點了一鍋旱煙不緊不慢地迴答。
媽在鍋台旁一邊和麵，一邊聽我和爹拉呱北京城怎麽過年，不時還在中間插幾句。
門外突然出現了拉長嗓子唱秧歌的聲音。我們那有一種風俗：過了正月初一討吃的（乞丐）就出門了，大正月的，到誰家再窮也得打發點，不論東西好歹。這討吃的有的是上了年紀沒人贍養，家裏確實是揭不開鍋了。有的卻是以前乞討過，養成了習慣，已經成了一種職業了。有的是裝出一副窮苦可憐的樣子，博取人們同情，有的是能唱一口好秧歌來讓人們娛樂換取食物。
“呀，李凡來了。今年咋來得怎麽遲？”媽急忙把粘著麵的手在麵盆裏搓了搓，去後窯拿打發的東西。
李凡，這也是我們這民間的大名人。在我前生隻聽說他秧歌唱的好，至於怎麽好就不太清楚了。因為這方麵不感興趣，光知道人們對他的秧歌津津樂道。這會名人上門了，怎麽也得看看。我從炕上急忙跳下來，趿拉著鞋就望外跑。
門外站著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漢，衣服穿著破爛，一手拿個破碗，一手拄著木棍，肩上搭著條破布口袋。這就是李凡？！
他見窯裏有人出來扯起嗓子唱開了：”新正上月頭一迴，親戚們千萬不要嫌（當地土音讀hai)，明裏施舍暗裏來，誰打發我誰發財。”唱完後臉上不見一點羞澀，坦然地看著我。
唱的就是好，我暗歎，我要你給、我吃飽你發財，用後世的話說這叫雙贏，打發他的人也挺高興的。
“你能用秧歌介紹一下你自己嗎？”我問他。
“名叫李凡我實不凡，範丹老祖把家業傳，世上的帳帳我要不完，我不上門人不還。”稍息了片刻，李凡又開口了：“老人家是高門大戶家傳耕瀆，到我手上改換門庭有官不做，手拿上打狗棍周遊列國，雖然貧苦活得兩天無拘無束。”（範丹是我國東漢時期的傑出學者，給官不做，而將家產全部施舍於饑民，自己卻一貧如洗。）
“哪現在家裏有什麽人？你老婆呢？”我對李凡來了興趣，繼續問他。
“老婆醜得沒人看，跌倒拾不得一分錢，院裏好象豬羊圈，家裏如同十和殿（土語，髒亂無比的地方）。”“家裏有孩子嗎？幾歲了？”我從家裏拿出一合煙，給他遞上一支關心地問他。
“好煙哪，還是大前門，真是一家好人家。”他點上煙，先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後又開始唱：“最大的孩才十三，最小的還在炕上栓，我一人再怎動彈得歡，還是過不了口。
第二天中午，火車到達我家所在的j省省城l市。下火車後給我的舍友郭勇打了個電話。自從我四姐出事那次我來l市後，還沒去過郭勇的家。到他家後，我把白阿姨給我收拾的東西留下了一半（我身上隻剩下二十多塊錢，隻好借花獻佛了，這還是裏麵有白阿姨給那我十塊的壓歲錢），結果第二天迴家時，郭勇他媽媽渠阿姨又給我塞進去滿滿一包省城的特產。哎，人緣好啊，走到哪都落一堆人情。
正月初五中午，我搭從省城過來的客車，在我們村頭下了車。眼前的山村已不是昔日那破落的麵貌，因為春節的來臨，人們給她略作打扮，使她也顯得充滿了一種野性的嫵媚，眉宇間帶出了一絲喜氣：年輕的小夥子從山上采來了鬆柏枝，搭起了幾個彩樓；手巧的姑娘們用紅紙剪出了各種各樣、栩栩如生的窗花，糊成了掛在大門上的各種花燈。家家戶戶大門上貼著的大紅對聯，驅散了一年來纏繞在村落間的窮氣；地上撒著的一層鞭炮屑，意味著一年的黴運已被蹦去。來來往往串門的人臉上都是喜悅，老遠就能聽見他們歡快的大嗓門打招唿。看來這個年人們過的不錯。有幾個八、九歲的小孩穿著新衣服，正在村裏活蹦亂跳，把鞭炮點燃瞎扔著玩，看見我大喊：“五兒叔迴來了，北京上大學的五兒叔迴來了。”腿快的兩個掉頭就朝我家跑去報信了。剩下的幾個跑過來，接過我手中的大提包，兩個人抬著走，插不上手的則在前麵呐喊開道：“我五兒叔迴來了”。我納悶，啥時候我在村裏變的這麽牛了。
剛走到我家坡底，爹媽就從大門出來了，後麵跟著倆小“衛兵”。一見我，媽就擦開了眼淚，爹手裏拿著旱煙袋，高興的臉上的皺紋都笑開了花。
一進門，我先打開提包，抓出兩把糖打發走了幾個小“衛兵”。由於村裏呆的時間少，這幾個小孩一個我也不認識。小孩們手裏拿著來自北京的水果糖，歡天喜地跑出去到處炫耀去了。媽媽給我打了洗臉水，讓我先擦把臉。在我洗臉的時候，不住地問：中午吃飯了沒有、一路上沒出什麽事吧、假期學校都沒人了在那住、在那吃飯等等等等問題，我洗臉不得空，隻能嘴裏偶而蹦出幾個詞。爹在一邊聽得不耐煩了，旱煙嘴在鍋台上敲了幾下：“你讓五兒洗完臉再問也不遲嗎？他還能飛了？沒見過你這樣的？！”媽笑著連連點頭：“對、對、對，我高興得都糊塗了。”
“媽，我四姐去哪了？”洗完臉我見四姐不在窯裏。
“你四姐吃過早飯就出去了，估計到那三姐那去了。五兒你想吃什，麽媽去給你做。”
“哪還用問嘛，‘接風餃子送行麵’，就吃餃子。不是還有給他留的胡蘿卜羊肉餡嗎？！”爹點了一鍋旱煙不緊不慢地迴答。
媽在鍋台旁一邊和麵，一邊聽我和爹拉呱北京城怎麽過年，不時還在中間插幾句。
門外突然出現了拉長嗓子唱秧歌的聲音。我們那有一種風俗：過了正月初一討吃的（乞丐）就出門了，大正月的，到誰家再窮也得打發點，不論東西好歹。這討吃的有的是上了年紀沒人贍養，家裏確實是揭不開鍋了。有的卻是以前乞討過，養成了習慣，已經成了一種職業了。有的是裝出一副窮苦可憐的樣子，博取人們同情，有的是能唱一口好秧歌來讓人們娛樂換取食物。
“呀，李凡來了。今年咋來得怎麽遲？”媽急忙把粘著麵的手在麵盆裏搓了搓，去後窯拿打發的東西。
李凡，這也是我們這民間的大名人。在我前生隻聽說他秧歌唱的好，至於怎麽好就不太清楚了。因為這方麵不感興趣，光知道人們對他的秧歌津津樂道。這會名人上門了，怎麽也得看看。我從炕上急忙跳下來，趿拉著鞋就望外跑。
門外站著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漢，衣服穿著破爛，一手拿個破碗，一手拄著木棍，肩上搭著條破布口袋。這就是李凡？！
他見窯裏有人出來扯起嗓子唱開了：”新正上月頭一迴，親戚們千萬不要嫌（當地土音讀hai)，明裏施舍暗裏來，誰打發我誰發財。”唱完後臉上不見一點羞澀，坦然地看著我。
唱的就是好，我暗歎，我要你給、我吃飽你發財，用後世的話說這叫雙贏，打發他的人也挺高興的。
“你能用秧歌介紹一下你自己嗎？”我問他。
“名叫李凡我實不凡，範丹老祖把家業傳，世上的帳帳我要不完，我不上門人不還。”稍息了片刻，李凡又開口了：“老人家是高門大戶家傳耕瀆，到我手上改換門庭有官不做，手拿上打狗棍周遊列國，雖然貧苦活得兩天無拘無束。”（範丹是我國東漢時期的傑出學者，給官不做，而將家產全部施舍於饑民，自己卻一貧如洗。）
“哪現在家裏有什麽人？你老婆呢？”我對李凡來了興趣，繼續問他。
“老婆醜得沒人看，跌倒拾不得一分錢，院裏好象豬羊圈，家裏如同十和殿（土語，髒亂無比的地方）。”“家裏有孩子嗎？幾歲了？”我從家裏拿出一合煙，給他遞上一支關心地問他。
“好煙哪，還是大前門，真是一家好人家。”他點上煙，先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後又開始唱：“最大的孩才十三，最小的還在炕上栓，我一人再怎動彈得歡，還是過不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