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5日，我又坐了學校的教室裏，不過是永明縣高級中學高三班的課堂，前世沒有上過高中，這也算個補償，雖然隻有一個月。永明高中有一千一百多名學生，每個年級六個班，全校隻有幾排建於五六十年代的平房。
從一九七九年起，國家正式把高考時間定在了七月份七、八、九三天時間。我進入這個學校讀高三比較順利。全班六十多個學生中，有不少年齡在二十歲以上的，他們都是六十年代響應“農村是個廣闊天地，知識青年在那裏才會大有作為”的一代，所謂的“老三屆”。他們中間學習成績好的都在七七、七八年考上大學，落榜的則重返課堂繼續努力。可談何容易，畢竟在過去的十餘年裏，他們學到的知識實在太少，更談不上係統性。當時高考是名副其實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除近幾年應往屆的學生，再加上他們這一大批被耽誤過的知識青年，大學錄取比例在二十五、六個考生中取一，競爭相當殘酷，壓力非常大。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結婚生子，但為了追迴失去的損失，多學點東西，又和小弟弟、小妹妹們一同坐在了課桌旁。其認真學習，刻苦鑽研的勁頭會許多小師弟(妹)們汗顏。
在班裏我是年齡最小的，自已的目標挺明確，一個月的時間係統複習、鞏固以前所學知識(高中在前生雖沒上過，但中專四年中前兩年均為高中課程，所以高中數、理、化並不陌生，甚至難度更大，例如光化學一門就學過無機、有機、生物、微生物、分析化學等。相比較高中的這點理、化就容易多了，雖然間隔二十年)，雖說時間有點緊，但咱受過係統性、連貫製的填鴨教育，有些東西想忘也是忘不了，更何況從四月中旬我就和四姐係統地自學過。至於英語更是強項，不少農村來的同學和老知識青年進高中連摸都沒摸過，自然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所以高中一個月的時間雖說有點緊，但我還能擠出點時間課餘去永明縣城逛一逛，了解這個小縣城的基本格局，為近幾個月家庭小作坊的生產銷售謀劃出路，在縣城先占領一席發展的有利位置，無商不活嘛。
當時的永明縣城並不大，不過由於建築物過少顯得稀稀落落、破破爛爛，全縣城一座顯眼的三層小樓──縣委大樓就成為標誌性建築，一條砂石鋪成的主街兩旁零星地座落著幾座門店，百貨公司門市部，五金交化門市部和煙酒副食門市部和一個服務員整天閑得打瞌睡的國營食堂(當時公款吃喝根本不敢想，一般人又吃不起，隻有外地出差的才會光顧)。百貨公司商店由於當時商品奇缺，櫃台裏也隻能擺些針頭線腦、布匹棉花、電筒電池等物，糖煙酒門市部則更為簡單，一間房的門麵裏隻有兩個貨架，零落地有幾盒煙和幾瓶酒在那站崗，門口幾口大缸散發出刺激鼻的酒味，副食一角堆著幾包包裝紙都被油膩的餅幹和本縣食品加工廠生產的老百姓號稱“硬得能砸死人”的點心，也不知道放了夠多少天，售貨員一個個拽得跟誰欠了她幾十塊錢似的，麵如寒霜，有顧客進來也愛搭不搭理的，有人問話，臉部肌肉都懶得動一下，隻嘴角抽一抽，簡單地嘣出兩三個字：有、沒有、拿票來，但更多的是沒有，身子一動不動地倚在櫃台上，也難怪，現在各種商品奇缺，社會供應極為匱乏，典型的賣方市場，就連人們日常用品火柴、肥(香)皂、紅糖、豬肉、布匹、棉花、糧食等都是憑票供應，像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更是當時被稱為婚嫁頂級置辦的三大件，一是因為人窮，二也是更主要的原因難買，有錢也買不到，所以婚嫁置辦三大件成為當時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平常人家有這麽一件也夠裝飾門麵了，當時戴手表的人不管情形場合總挽起袖子露出明晃晃的手表炫耀，就跟後來手機初上市有些“燒包”專門在公共場所人多處拿出手機打電話一樣。
比較熱鬧的倒是近幾天在大橋下的一個角落自發形成的小型農貿市場，一些農民拿出家裏多餘的一些糧食，小米、玉米、蕎麥、山藥蛋、胡蘿卜等來這裏換點錢或與其他人兌換自已所需要的糧食，間或有人提著一兩隻活雞或活兔來迴轉悠。交易的人太多蹲在地上的半口袋糧食跟前，一邊議著價格，一邊兩隻眼睛警惕地周圍來迴巡視著，防止戴紅袖章的市場管理會的工作人員抓個正著，這個年代，抓著可不是什麽好事，輕者讓市管會的拳腳教育一通沒收東西一腳踹走了事，重著蹲幾天自帶夥食的市管會學習班再交由公社領人迴去繼續接受再教育，情節惡劣，數額巨大者則被有關部門處以投機倒把罪去蹲監獄。
高中學習一個月，當時學習氣氛特別緊張，距離高考時間的臨近，高三整個班級都進入臨戰狀態，班上60多個同學之間都不熟悉，路上遇見也都不知道之間都是一個班的，更何況一些已成家老知識青年一邊在這學習，一邊還要忙於家庭的生計，兩線作戰，疲於奔命，都顧不上同學之間的感情聯絡，況且年齡層次不一樣，交流的內容也談不到一塊，隻剩下點頭之交。
高三的各科代課教師也被我們這些學生的學習熱情所感染，不分白天黑夜泡在教室裏。早晨五點天剛亮，學校住宿的學生就早早起床用冷水擦把臉，到校園裏開始一天的學習生活，破爛操揚上和學校的各個角落都能見到一個個手拿本書、口中喃喃背誦的身影，晚上十點熄燈，十二點多高三年級的教室都亮著燈，校方怕臨近高考學生疲勞過度便於十一點強行切斷教室的電源，可不一會學生宿舍又會亮起幾盞豆大火焰的亮光，用校長的話說，這幫孩子都瘋了。
從一九七九年起，國家正式把高考時間定在了七月份七、八、九三天時間。我進入這個學校讀高三比較順利。全班六十多個學生中，有不少年齡在二十歲以上的，他們都是六十年代響應“農村是個廣闊天地，知識青年在那裏才會大有作為”的一代，所謂的“老三屆”。他們中間學習成績好的都在七七、七八年考上大學，落榜的則重返課堂繼續努力。可談何容易，畢竟在過去的十餘年裏，他們學到的知識實在太少，更談不上係統性。當時高考是名副其實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除近幾年應往屆的學生，再加上他們這一大批被耽誤過的知識青年，大學錄取比例在二十五、六個考生中取一，競爭相當殘酷，壓力非常大。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結婚生子，但為了追迴失去的損失，多學點東西，又和小弟弟、小妹妹們一同坐在了課桌旁。其認真學習，刻苦鑽研的勁頭會許多小師弟(妹)們汗顏。
在班裏我是年齡最小的，自已的目標挺明確，一個月的時間係統複習、鞏固以前所學知識(高中在前生雖沒上過，但中專四年中前兩年均為高中課程，所以高中數、理、化並不陌生，甚至難度更大，例如光化學一門就學過無機、有機、生物、微生物、分析化學等。相比較高中的這點理、化就容易多了，雖然間隔二十年)，雖說時間有點緊，但咱受過係統性、連貫製的填鴨教育，有些東西想忘也是忘不了，更何況從四月中旬我就和四姐係統地自學過。至於英語更是強項，不少農村來的同學和老知識青年進高中連摸都沒摸過，自然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所以高中一個月的時間雖說有點緊，但我還能擠出點時間課餘去永明縣城逛一逛，了解這個小縣城的基本格局，為近幾個月家庭小作坊的生產銷售謀劃出路，在縣城先占領一席發展的有利位置，無商不活嘛。
當時的永明縣城並不大，不過由於建築物過少顯得稀稀落落、破破爛爛，全縣城一座顯眼的三層小樓──縣委大樓就成為標誌性建築，一條砂石鋪成的主街兩旁零星地座落著幾座門店，百貨公司門市部，五金交化門市部和煙酒副食門市部和一個服務員整天閑得打瞌睡的國營食堂(當時公款吃喝根本不敢想，一般人又吃不起，隻有外地出差的才會光顧)。百貨公司商店由於當時商品奇缺，櫃台裏也隻能擺些針頭線腦、布匹棉花、電筒電池等物，糖煙酒門市部則更為簡單，一間房的門麵裏隻有兩個貨架，零落地有幾盒煙和幾瓶酒在那站崗，門口幾口大缸散發出刺激鼻的酒味，副食一角堆著幾包包裝紙都被油膩的餅幹和本縣食品加工廠生產的老百姓號稱“硬得能砸死人”的點心，也不知道放了夠多少天，售貨員一個個拽得跟誰欠了她幾十塊錢似的，麵如寒霜，有顧客進來也愛搭不搭理的，有人問話，臉部肌肉都懶得動一下，隻嘴角抽一抽，簡單地嘣出兩三個字：有、沒有、拿票來，但更多的是沒有，身子一動不動地倚在櫃台上，也難怪，現在各種商品奇缺，社會供應極為匱乏，典型的賣方市場，就連人們日常用品火柴、肥(香)皂、紅糖、豬肉、布匹、棉花、糧食等都是憑票供應，像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更是當時被稱為婚嫁頂級置辦的三大件，一是因為人窮，二也是更主要的原因難買，有錢也買不到，所以婚嫁置辦三大件成為當時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平常人家有這麽一件也夠裝飾門麵了，當時戴手表的人不管情形場合總挽起袖子露出明晃晃的手表炫耀，就跟後來手機初上市有些“燒包”專門在公共場所人多處拿出手機打電話一樣。
比較熱鬧的倒是近幾天在大橋下的一個角落自發形成的小型農貿市場，一些農民拿出家裏多餘的一些糧食，小米、玉米、蕎麥、山藥蛋、胡蘿卜等來這裏換點錢或與其他人兌換自已所需要的糧食，間或有人提著一兩隻活雞或活兔來迴轉悠。交易的人太多蹲在地上的半口袋糧食跟前，一邊議著價格，一邊兩隻眼睛警惕地周圍來迴巡視著，防止戴紅袖章的市場管理會的工作人員抓個正著，這個年代，抓著可不是什麽好事，輕者讓市管會的拳腳教育一通沒收東西一腳踹走了事，重著蹲幾天自帶夥食的市管會學習班再交由公社領人迴去繼續接受再教育，情節惡劣，數額巨大者則被有關部門處以投機倒把罪去蹲監獄。
高中學習一個月，當時學習氣氛特別緊張，距離高考時間的臨近，高三整個班級都進入臨戰狀態，班上60多個同學之間都不熟悉，路上遇見也都不知道之間都是一個班的，更何況一些已成家老知識青年一邊在這學習，一邊還要忙於家庭的生計，兩線作戰，疲於奔命，都顧不上同學之間的感情聯絡，況且年齡層次不一樣，交流的內容也談不到一塊，隻剩下點頭之交。
高三的各科代課教師也被我們這些學生的學習熱情所感染，不分白天黑夜泡在教室裏。早晨五點天剛亮，學校住宿的學生就早早起床用冷水擦把臉，到校園裏開始一天的學習生活，破爛操揚上和學校的各個角落都能見到一個個手拿本書、口中喃喃背誦的身影，晚上十點熄燈，十二點多高三年級的教室都亮著燈，校方怕臨近高考學生疲勞過度便於十一點強行切斷教室的電源，可不一會學生宿舍又會亮起幾盞豆大火焰的亮光，用校長的話說，這幫孩子都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