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考人體解剖了,白先生說最後給大家進行一個小時的答疑。平時所有曠課睡覺、逃課泡妞的人都來了,班上有人勤快有人懶,但是誰也不傻。解剖室裏少有的熱鬧,三十幾個人散坐著,八九具被割得零落的屍體在解剖車上橫躺著,兩具人體骨骼在教室前麵硬戳著,白先生被圍在中間,被煙熏黃了的手指夾著粉筆,感覺被重視、被期待、被渴望,一臉幸福狀。考試前的老師就像初夜前的一村之花,在破身之前,所有鄉親都有觀察圓房的動力,個頭小的,還會迴家搬個板凳。初夜之後,姑娘即使光著屁股在街上跑,都不一定有人看。白先生現在略帶矜持地幸福著,像極了期待著在幾個小時之後被破去女兒之身的姑娘,他身旁的兩具人體骨骼仿佛都受他的感染,咧嘴笑著。


    “你們問吧。”白先生說道。


    “不是您講嗎?”厚樸插話。


    “學校規定,不許考試前劃重點,出提綱。你們有問題就問,沒問題就迴去,早點兒洗洗,睡吧。”


    “我有問題,明天考什麽呀?”杜仲坐在老遠的門口,但是提問的時候,一屋子迴響,那兩具骨架子震得直晃悠。


    “這不是問題。”白先生給自己點了支煙。


    “有問號呀?”


    我同意白先生的觀點。好些問題不是問題,是較勁兒。比如高更那幅畫的題目: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什麽?我們向何處去?那是熱帶大麵包果吃撐了、大奶姑娘睡多了的人和自己較勁兒。愛因斯坦反複告誡熱血青年,千萬千萬不要想什麽終極問題,想了就會把自己繞進去的。


    “好,我給你答案。明天考上課講過的。”


    “講過的都考呀?太多了。”


    “誰也沒期望你全對呀。”


    “什麽不考呀?比如生殖係統?我們高中生物也學,但是都是男女分開講的,而且就第十二章生殖係統沒有實驗,從來不考。”


    “我一定會考的。咱們生殖係統可是仔細講了的。分到男屍的同學和分到女屍的同學,講課的時候,讓你們交換看過的。過去封建,婦科大夫上手術台,打開肚子,所有內生殖器官都能看,隨便摸,但是平時檢查的時候,所有外生殖器都不能看,打死都不能看。那個蒙昧落後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白先生說到動情,手臂禁不住一揮,順便彈了彈煙灰。


    其實,蒙昧時代遠遠沒有過去,在幾年以後,我們學習婦產科,在門診見習,沒有任何一個女病人希望被我們檢查。威望最高的老女教授拿自己當誘餌:“不讓我的學生看你,也別想讓我看你。”並且苦口婆心,“我們醫院是教學醫院,必須承擔教學任務。如果我們的學生畢業後連大嫂和小丫頭都分不清,將來如何為人民服務呢?十幾年後,幾十年後,我死了,你們找誰看病呢?你們的閨女找誰看病呢?”但是女病人就是不買賬,進診室一見我們四個全都一米八○以上的男生,扭頭就跑。最後老教授隻能讓我們四個躲在屏風後麵,沒有信號,不許說話不許動,好像邱少雲。等老教授安頓女病人脫了鞋、脫了褲子、在病床上仰麵躺下、兩腿蜷起叉開呈截石位後,一個手勢,我們從屏風後麵陸續鑽出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那個女病人狂叫一聲,仿佛看見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拎了褲子就竄了出去,鞋和皮包是幾個小時以後迴來取的。


    白先生是個很有激情的人,講話動情時,眼底火花迸發。我完全可以想象,白先生年輕的時候多麽招姑娘喜歡。第一節課講解剖概論,白先生上躥下跳,用古希臘文在黑板上寫下阿波羅神殿中的神諭:認識自己;用英文背誦莎士比亞關於人的頌歌;問我們,人的拉丁文學名是什麽。


    白先生彈完煙灰繼續說:“這次考試,生殖係統一定是重點,我不想你們將來露怯。文革之後,咱們醫學院剛複校,咱們婦產科老主任問一個你們的師兄,卵巢多大?你們師兄雙手比了個雞蛋大小;老主任追問,卵巢多大?你們師兄雙手比了個鴨梨大小;老主任再問,卵巢到底多大?你們師兄比了個皮球大小。老主任說,我看你還是再重新上一年吧。你們師兄就蹲了一年班。希望你們今後別這樣替我丟人。”其實,這個問題有些不公平,如果問我們師兄,陰莖多長,師兄肯定知道。即使不知道,臨時比畫比畫,也就知道了。


    “顱底那些孔考不考?”


    “考。”


    “有一天我在澡堂子遇見內科主任。沒話找話,我問他,您還記得顱底那些孔,都分別有哪些結構從中間及周圍穿過。他迴答說他怎麽會記得。主任都記不住,說明沒用。不做腦外科,不做神經內科,就沒什麽用。既然沒用,為什麽還考?”厚樸繼續問。


    “你吃每頓飯,之後都拉成了屎,你為什麽還吃飯?你記住:學過之後、記住之後再忘掉和從來沒學過、壓根兒就不知道是不一樣的。即使忘了,你至少還知道在什麽地方找。就像你們在北大預科學的東西,你們記得多少?但是那種訓練會讓你們一輩子受益。那是人文關懷,那是科學修養,那是金不換的。國家、學校是把你們當大師培養,不偷一時的懶,不爭一時一地的得失。懂不懂?其實,好些東西要掌握方法,比如顱神經,十二對,記我教你們的口訣。”


    “一視二嗅三動眼,四滑五叉六外展,七麵八聽九舌咽,迷走副脊舌下全。”


    “對。”


    “好像小時候玩兒洋畫。三國洋畫,呂布最厲害。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


    “對。”


    很多道理是相通的,正經學出來的東西,沒有性情在,沒有一樣是能用上的真功夫。在街上打架,練習勇氣;在視窗裏挖地雷,練習邏輯;談個姑娘,練習表達。先秦散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現代文學垃圾,我是從今到古,倒著修行的。看香港版的古龍、金庸認識了繁體字,然後《金瓶梅》《十二樓》,然後《花間詞》《香奩詩》,然後《天地陰陽交歡賦》,最後《洞玄子》《素女經》。我從小就怕別人逼我做什麽事情,尤其是正經事兒。從小到大隻有一次,老爸在我上小學的時候,一天心血來潮,逼我學《跟我學》。他去買了全套的教科書和錄像帶,他說:“英文好呀,英文重要呀,咱們一起學。”我學了兩個星期,之後很嚴肅地對他說:“如果你真的要毀了我,就繼續逼我學吧,否則就把教科書扔了。”我在這兩個星期培養的對英文的厭惡,用了三年的時間才勉強擺脫。直到念到北大,從外教手上得了一本名家英譯的《肉蒲團》,才領會到,英文本來可以這樣美麗。《跟我學》的教科書後來當廢品賣了,三毛錢一斤,比報紙貴,報紙兩毛。錄像帶被哥哥拿去錄了毛片,現在就鎖在哥哥的抽屜裏。正經毛片裏,對話太少了,看上去感覺像《動物世界》,公蛤蟆抱住母蛤蟆的腰,否則滿可以用來練習英文口語,肯定記得牢。我總想,應該改革毛片的拍攝觀念,不完全為手淫服務,應該把故事片和毛片結合起來,毛片是故事的一個有機部分。和尚講,佛法就是該吃飯的時候吃飯,該睡覺的時候睡覺。所以該性交的時候就應該性交。俗人的常規做法是吃飯的時候想工作,和老婆睡覺的時候想情人,和情人性交的時候想倫理道德。


    我曾經以國學大師的口吻向那個韓國人車前子介紹過我學習中文的體會,他悠然神會。過了幾天,車前子告訴我,他用我的方法,記牢了一個他記了兩三年都沒記住的中國字“咬”。“咬,口交;口交,咬。”車前子重複著,一臉天真無邪。


    “白老師,總得給我們減少一點兒負擔吧?天也晚了,我們也想早點兒洗洗,睡了。”厚樸還是不死心。


    “你們不想考什麽?”白先生問。


    “內耳結構。六個麵,單取出來太難分清了,至少別考實物。”


    “好,不考。”


    “腰肌、背肌。起止點太亂了。中醫多好,根本不用管那麽多。腰疼?好說,腎虛嘛。”


    “好,不考。”


    “不行,白老師,應該考,不考不公平。”女生堆裏,一個聲音高叫著,是上海姑娘魏妍。魏妍肯定是已經把內耳結構和九塊腰肌都背熟了,覺得自己的辛苦就要白費,失去一個顯山露水超出他人的機會,所以叫了出來。我知道,覺得不考任何東西都不公平的人絕對不在少數,那些人什麽都會。每天下午五點吃完飯,就抱了書上七樓自習,晚上兩點才迴宿舍洗屁股睡覺,天天如此,什麽書念不完,什麽地方背不到?魏妍隻是特別受不了讓自己吃虧,所以不平則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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