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那些批評者的觀點相反，羅斯福積極地做了限製蘇聯勢力拓展的努力：他拒絕讓蘇聯分享原子彈的秘密；主張美軍駐紮在德國南部，贊同邱吉爾對巴爾幹的安排；在波蘭疆界和波蘭政府組成上與史達林激烈討價還價；對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遺留問題持理智態度，爭取美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獲得空軍和海軍基地；堅持把中國當作大國而不顧英蘇的揶揄和反對，以便用作對付蘇聯的一支抗衡力量，等等，這些在雅爾達會議及其前後的表現，無一不反映了羅斯福對付莫斯科的良苦用心。
羅斯福在1941—1945年間的對華政策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有機構件。赫爾國務卿說，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有兩個：第一"是有效地進行戰爭，第二是為了準備一個戰後組織以及建立東方的穩定和繁榮，承認並促使中國成為一個與西方三大國（美、英、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國。"顯然，羅1斯福戰時對華政策包含著短期的和戰後的雙重考慮。短期政策即從各個方麵增加援華的力度，以"維持中國繼續抗戰"或使中國成為"抗日的有效基地"，這樣首先是具有軍事意義——通過把數量眾多的日軍牽製在中國，來減輕太平洋戰場美軍的壓力；其次是具有心理上的意義——它對"影響亞洲人民對聯合國家的態度肯定是有幫助的"。羅斯福在1943年9月，對韋爾斯說：「盡管委員長的軍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軍隊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國軍隊能在戰場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領袖。"1944年5月，他向史達林轉達口信說：蔣是使中國能夠團結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應遭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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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爾：《赫爾迴憶錄》，紐約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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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蔣介石設想的中美關係模式是：把美援作為自己的"固定資產"囤積起來，專心致力於中國內部的反共鬥爭，以強固獨裁政治；由美國承擔起支持和保衛國民黨政權的義務，並通過美日的直接對抗來解決中日合作。這就決定了蔣介石是不會與美國的短期政策真誠地配合的。為了自圓其說或搪塞美方，蔣介石在1941年致羅斯福的迴信中稱：國民黨的抗戰負有雙重使命，"一方麵須驅日軍於國境之外，一方麵復需阻止共產主義在國境之內蔓延。"當羅斯福通過多種渠2道認識到蔣介石政權及其軍隊那些令人沮喪的深重弊端後，他試圖有效地介入中國的國內政治，減少內耗或國共內戰爆發的可能性，以利於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但是，羅斯福是以他自己的價值觀和現實打算為出發點來尋求對中國政治的理解的，並試圖以這種介入把國共兩黨按美國式的框架撮合到一起。其結果自然是美、蔣和中國共產黨三方都不滿意。毛澤東曾對謝偉思說過，美國沒有辦法不實行幹涉，唯一的問題是這種幹涉的性質。羅斯福運用派私人特使訪華、向延安派美軍觀察組、威脅削弱對蔣介石政權的援助等等手法，都未能達到自己期望的結果。這主要是因為他未能觸摸到中國內部革命的本質的東西，這些手法也沒有觸及中國革命的深層和底蘊。他在試圖採取自認為是強有力的決定性行動時，也仍然擺脫不出一個限定的分析框架。譬如，羅斯福已經意識到蔣介石不可能與自己休戚與共，並在對蔣的憎惡與膩煩無法排遣時，曾對史迪威建議把蔣"幹掉算了"，但他所設想1的繼任者仍是國民黨集團中的人。對此，連美國學者羅伯特·梅斯爾也認為，「這種無力將戰前的思想模式加以發展以適應因戰爭所引起的形勢變化的情形，說明了羅斯福思想的局限性。"其結果是，美蔣雙邊關係往往從一個過高的期望開始，繼而進入一個艱難的、停滯不前的工作關係，最後終因雙方都大感失望而跌入一個互相指責甚至怨恨的泥沼。雙方同床異夢，連"暫時的同路人"都沒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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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效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戰爭初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中華文物供應社，台北，1980年版，第5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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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越來越認識到，他的能力有限，並不能影響中國的事態發展。先歐後亞戰略也使他不能過多地加大影響的力度。當1944年的情況清楚地表明，蔣介石的戰略是不抗日時，而且，甚至作為進攻基地的中國有可能丟失時，羅斯福1強烈要求蔣介石把所有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將軍。然而到了秋天，羅斯福又決定遷就蔣介石，這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著眼或戰後遠東政治格局的考慮。另外，史達林答應德國投降後幾個月出兵東北，減輕了中國有效軍事行動的重要性，於是羅斯福已不再期望蔣介石作出重要的軍事貢獻，充其量讓其維持現狀，把中國作為進取日本的基地。他擔心在史迪威的委派問題上採取直接對抗會加速蔣介石的垮台，這可能會使他的戰後世界安排陷入極大的混亂。時值大選期間，此舉可能引起攻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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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麥可·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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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此時對中國事務的主要興趣已轉變到戰後的長遠考慮上。他開始重視中國在戰後的作用問題。他相信中國對於說服美國輿論同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要作用是有價值的，並且相信在聯合國或者可能像在日本和朝鮮這樣的共同占領地區，中國能成為在政治上考驗蘇聯意向的一個有用的平衡舵，因此他主張給中國以一種被費正清稱之為"形式上的非實質性的"大國地位。考慮到國民黨的垮台或中國發生內戰會破壞這一計劃，羅斯福也極力主張成立聯合政府。他明白，由於蔣介石的反對將使這個主張難以實現，但他希望，戰部隊的蔣介石不加抵抗，喪師失地，舉世為之震驚。
羅斯福在1941—1945年間的對華政策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有機構件。赫爾國務卿說，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有兩個：第一"是有效地進行戰爭，第二是為了準備一個戰後組織以及建立東方的穩定和繁榮，承認並促使中國成為一個與西方三大國（美、英、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國。"顯然，羅1斯福戰時對華政策包含著短期的和戰後的雙重考慮。短期政策即從各個方麵增加援華的力度，以"維持中國繼續抗戰"或使中國成為"抗日的有效基地"，這樣首先是具有軍事意義——通過把數量眾多的日軍牽製在中國，來減輕太平洋戰場美軍的壓力；其次是具有心理上的意義——它對"影響亞洲人民對聯合國家的態度肯定是有幫助的"。羅斯福在1943年9月，對韋爾斯說：「盡管委員長的軍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軍隊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國軍隊能在戰場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領袖。"1944年5月，他向史達林轉達口信說：蔣是使中國能夠團結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應遭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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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爾：《赫爾迴憶錄》，紐約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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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蔣介石設想的中美關係模式是：把美援作為自己的"固定資產"囤積起來，專心致力於中國內部的反共鬥爭，以強固獨裁政治；由美國承擔起支持和保衛國民黨政權的義務，並通過美日的直接對抗來解決中日合作。這就決定了蔣介石是不會與美國的短期政策真誠地配合的。為了自圓其說或搪塞美方，蔣介石在1941年致羅斯福的迴信中稱：國民黨的抗戰負有雙重使命，"一方麵須驅日軍於國境之外，一方麵復需阻止共產主義在國境之內蔓延。"當羅斯福通過多種渠2道認識到蔣介石政權及其軍隊那些令人沮喪的深重弊端後，他試圖有效地介入中國的國內政治，減少內耗或國共內戰爆發的可能性，以利於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但是，羅斯福是以他自己的價值觀和現實打算為出發點來尋求對中國政治的理解的，並試圖以這種介入把國共兩黨按美國式的框架撮合到一起。其結果自然是美、蔣和中國共產黨三方都不滿意。毛澤東曾對謝偉思說過，美國沒有辦法不實行幹涉，唯一的問題是這種幹涉的性質。羅斯福運用派私人特使訪華、向延安派美軍觀察組、威脅削弱對蔣介石政權的援助等等手法，都未能達到自己期望的結果。這主要是因為他未能觸摸到中國內部革命的本質的東西，這些手法也沒有觸及中國革命的深層和底蘊。他在試圖採取自認為是強有力的決定性行動時，也仍然擺脫不出一個限定的分析框架。譬如，羅斯福已經意識到蔣介石不可能與自己休戚與共，並在對蔣的憎惡與膩煩無法排遣時，曾對史迪威建議把蔣"幹掉算了"，但他所設想1的繼任者仍是國民黨集團中的人。對此，連美國學者羅伯特·梅斯爾也認為，「這種無力將戰前的思想模式加以發展以適應因戰爭所引起的形勢變化的情形，說明了羅斯福思想的局限性。"其結果是，美蔣雙邊關係往往從一個過高的期望開始，繼而進入一個艱難的、停滯不前的工作關係，最後終因雙方都大感失望而跌入一個互相指責甚至怨恨的泥沼。雙方同床異夢，連"暫時的同路人"都沒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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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效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戰爭初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中華文物供應社，台北，1980年版，第5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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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越來越認識到，他的能力有限，並不能影響中國的事態發展。先歐後亞戰略也使他不能過多地加大影響的力度。當1944年的情況清楚地表明，蔣介石的戰略是不抗日時，而且，甚至作為進攻基地的中國有可能丟失時，羅斯福1強烈要求蔣介石把所有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將軍。然而到了秋天，羅斯福又決定遷就蔣介石，這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著眼或戰後遠東政治格局的考慮。另外，史達林答應德國投降後幾個月出兵東北，減輕了中國有效軍事行動的重要性，於是羅斯福已不再期望蔣介石作出重要的軍事貢獻，充其量讓其維持現狀，把中國作為進取日本的基地。他擔心在史迪威的委派問題上採取直接對抗會加速蔣介石的垮台，這可能會使他的戰後世界安排陷入極大的混亂。時值大選期間，此舉可能引起攻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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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麥可·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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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此時對中國事務的主要興趣已轉變到戰後的長遠考慮上。他開始重視中國在戰後的作用問題。他相信中國對於說服美國輿論同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要作用是有價值的，並且相信在聯合國或者可能像在日本和朝鮮這樣的共同占領地區，中國能成為在政治上考驗蘇聯意向的一個有用的平衡舵，因此他主張給中國以一種被費正清稱之為"形式上的非實質性的"大國地位。考慮到國民黨的垮台或中國發生內戰會破壞這一計劃，羅斯福也極力主張成立聯合政府。他明白，由於蔣介石的反對將使這個主張難以實現，但他希望，戰部隊的蔣介石不加抵抗，喪師失地，舉世為之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