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生理疾病確實使羅斯福的性格發生了一些心理學意義上的變化。譬如待人接物方麵的傲慢和居高臨下已得到明顯克服，且顯得具有人情味；對事物的專注程度也提高了，而不像以前那樣漫無邊際地沒有一個著重點。但並未產生根本上的轉變或結構上的重組。他患病之後的情況表明，他在諸如人生信條、生活態度、政治傾向、社會理念、乃至自信心和耐心、喜歡試驗等方麵都與以前差別不大，沒有出現什麽質的變化。人們往往習慣於用陳舊的思維定勢或先入為主的觀念來推測、評價羅斯福患病的意義。過分地把這次疾病渲染成為是對羅斯福一次脫胎換骨式的再洗禮，更有甚者，還認為這次疾病充當了一次具有多種功能的改造工具，即把"一個有點目空一切的年輕的社會名流和業務政客轉變為一個具有雄心壯誌、權力和民主信念的政治領袖。"美國歷史學家r·霍夫斯特德也曾指出，那種關於羅斯福因疾病一躍成為同情弱者和體恤民間疾苦的哲學家——的傳說，無疑是一種現代神話。如果說他在患病之後確實表現出了上述值得肯定和稱道的特徵的話，那麽一定可以在多年之前的羅斯福身上找到其基因組織萌芽或潛在的發展趨勢。其實，正是這種歷經巨大創痛和打擊而不改本色並依然故我的現象已經反映了本質：羅斯福具有一般普通人所不具備的稟賦和意誌。羅斯福的大兒子詹姆斯在60年代出版的著述中也確信，並非小兒麻痹症造就了羅斯福的性格，而是他的性格使他從苦難中解脫出來。
詹姆斯·m·伯恩斯認為羅斯福患病的政治意義不外乎表現在時間方麵，即疾病使他的廣泛政治接觸和通訊中斷了一段時間，使他參加競選職位的日期順延了幾年。幸好在柯立芝的"新時期"，民主黨人普遍地不吉利。
實際情況也正如伯恩斯所言，在從疾病襲擊到1928年的7年間，除了最初的幾個星期外，羅斯福一直沒有停止使他的政治前程得到發展的努力。就在他患病後的一個多月後，他接受了紐約州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職務。深秋時節，他開始給紐約州和其他各州的民主黨領導人寫信以恢復聯絡。1922年，他在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重新當選紐約州州長的競選中起了重要作用，並擔任美國民主黨提名的參議員候選人洛伊·s·科普蘭競選運動的名譽主席。與此同時，他密切地關注著20年代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生活正在發生著的深刻變化。
1920年的大選標誌著一個政治性十分強烈的時代的結束，同時也頓挫了要求改革的各種進步力量，民主黨的內部團結已不復存在。農民在20年代境況始終困難，共和黨政府對此幾乎不加理睬。在每次勞資衝突中，政府都是對資方予以支持。1920年的國情起查表明，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對美國人的內心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不同國籍的移民間的衝突日趨激烈，移民加入了城市中的民主黨，而民主黨中的農村平民主義派基本上仍舊沿襲著布萊恩的思想特色，其改革目標開始超越經濟和政治範疇而致力於謀求拯救或保全昔日農業美國的社會準則和傳統美德，並使這些準則不受與城市化結伴而生的城市腐敗——城市政治機構、沙、羅馬天主教、猶太人的信條、沒落的劇院和用外語演唱的歌劇、坦慕尼協會的黑手、販賣違禁酒類、不健康書刊、宗教的現代主義、街頭色情——的汙染。羅斯福的故友威廉·g·麥卡杜成了該派的領袖，他作為一個堅定的禁酒主義者，一方麵聲討著紐約這個華爾街的巢穴的種種罪惡，另一方麵又與新近崛起的三大黨組織及其無孔不入的勢力達成了某種默契，以圖在192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取得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而民主黨的另一翼——主要代表原城市民主黨人和城市新移民的紐約州州長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則是個致力於長期目標的著名改革家，他除了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本領外，因其改革側重於注意實際的工時、工資、醫療衛生、貨幣情況以及城市日常問題，故儼然成為城市平民的代表。羅斯福早在1910年的希恩事件中，就對這個坦慕尼協會中少有的正直坦蕩的人印象深刻，自1920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們先後彼此支持對方的提名片，兩人就建立了良好的"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上的友誼"。在史密斯1922年再度當選紐約州州長後，羅斯福已經開始應邀幫助他籌劃競選總統的有關事宜。
但史密斯作為一個愛爾蘭和義大利移民的兒子，自幼在紐約市曼哈頓南區長大，是羅馬天主教徒，主張廢止禁酒的一切法案。早期在奧爾巴尼州議會，他把實用主義的改革與為黨的指導機關服務結合起來，從而贏得了普遍的尊重，1918年初任州長則證實了支持他的城市移民的力量的日益強大，也表明了他在範圍甚至更廣的公眾中具有威望。他現在已成為民主黨競選1924年總統的主要候選人。羅斯福擔心的是，史密斯的宗教信仰和反禁酒主張將是他成功路上的最大的兩個不利因素。他建議史密斯在大選年以較為委婉和變通的方式對待這兩個問題，但坦率誠實的州長不願意這樣做。1924年4月，史密斯宣布羅斯福出任紐約州的史密斯競選總統委員會主席，在此之前，查爾斯·f·墨菲死了。
羅斯福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通過大量的通信和複雜的情報網絡，他取得了關於各州代表團中的個人和政治方麵的情報。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全國規模上詳細地看到了全國代表大會上推推拉拉的表麵活動後麵隱藏著的潮流和逆流、互相敵對的個人和派係、選舉法和選舉機器。他為史密斯爭取到的代表雖然為數不多，卻為自己的政治教育補充了一課。"弗蘭克·弗雷德爾也認為，羅斯福加入這次競選運動並非作無謂的自我犧牲，"而是1922年的故技重演。那時他支持史密斯是出於個人目的——使自己成為紐約政治家的領袖。1924年史密斯又使他有機會在全國範圍內達到這一目的。」
詹姆斯·m·伯恩斯認為羅斯福患病的政治意義不外乎表現在時間方麵，即疾病使他的廣泛政治接觸和通訊中斷了一段時間，使他參加競選職位的日期順延了幾年。幸好在柯立芝的"新時期"，民主黨人普遍地不吉利。
實際情況也正如伯恩斯所言，在從疾病襲擊到1928年的7年間，除了最初的幾個星期外，羅斯福一直沒有停止使他的政治前程得到發展的努力。就在他患病後的一個多月後，他接受了紐約州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職務。深秋時節，他開始給紐約州和其他各州的民主黨領導人寫信以恢復聯絡。1922年，他在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重新當選紐約州州長的競選中起了重要作用，並擔任美國民主黨提名的參議員候選人洛伊·s·科普蘭競選運動的名譽主席。與此同時，他密切地關注著20年代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生活正在發生著的深刻變化。
1920年的大選標誌著一個政治性十分強烈的時代的結束，同時也頓挫了要求改革的各種進步力量，民主黨的內部團結已不復存在。農民在20年代境況始終困難，共和黨政府對此幾乎不加理睬。在每次勞資衝突中，政府都是對資方予以支持。1920年的國情起查表明，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對美國人的內心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不同國籍的移民間的衝突日趨激烈，移民加入了城市中的民主黨，而民主黨中的農村平民主義派基本上仍舊沿襲著布萊恩的思想特色，其改革目標開始超越經濟和政治範疇而致力於謀求拯救或保全昔日農業美國的社會準則和傳統美德，並使這些準則不受與城市化結伴而生的城市腐敗——城市政治機構、沙、羅馬天主教、猶太人的信條、沒落的劇院和用外語演唱的歌劇、坦慕尼協會的黑手、販賣違禁酒類、不健康書刊、宗教的現代主義、街頭色情——的汙染。羅斯福的故友威廉·g·麥卡杜成了該派的領袖，他作為一個堅定的禁酒主義者，一方麵聲討著紐約這個華爾街的巢穴的種種罪惡，另一方麵又與新近崛起的三大黨組織及其無孔不入的勢力達成了某種默契，以圖在192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取得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而民主黨的另一翼——主要代表原城市民主黨人和城市新移民的紐約州州長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則是個致力於長期目標的著名改革家，他除了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本領外，因其改革側重於注意實際的工時、工資、醫療衛生、貨幣情況以及城市日常問題，故儼然成為城市平民的代表。羅斯福早在1910年的希恩事件中，就對這個坦慕尼協會中少有的正直坦蕩的人印象深刻，自1920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們先後彼此支持對方的提名片，兩人就建立了良好的"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上的友誼"。在史密斯1922年再度當選紐約州州長後，羅斯福已經開始應邀幫助他籌劃競選總統的有關事宜。
但史密斯作為一個愛爾蘭和義大利移民的兒子，自幼在紐約市曼哈頓南區長大，是羅馬天主教徒，主張廢止禁酒的一切法案。早期在奧爾巴尼州議會，他把實用主義的改革與為黨的指導機關服務結合起來，從而贏得了普遍的尊重，1918年初任州長則證實了支持他的城市移民的力量的日益強大，也表明了他在範圍甚至更廣的公眾中具有威望。他現在已成為民主黨競選1924年總統的主要候選人。羅斯福擔心的是，史密斯的宗教信仰和反禁酒主張將是他成功路上的最大的兩個不利因素。他建議史密斯在大選年以較為委婉和變通的方式對待這兩個問題，但坦率誠實的州長不願意這樣做。1924年4月，史密斯宣布羅斯福出任紐約州的史密斯競選總統委員會主席，在此之前，查爾斯·f·墨菲死了。
羅斯福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通過大量的通信和複雜的情報網絡，他取得了關於各州代表團中的個人和政治方麵的情報。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全國規模上詳細地看到了全國代表大會上推推拉拉的表麵活動後麵隱藏著的潮流和逆流、互相敵對的個人和派係、選舉法和選舉機器。他為史密斯爭取到的代表雖然為數不多，卻為自己的政治教育補充了一課。"弗蘭克·弗雷德爾也認為，羅斯福加入這次競選運動並非作無謂的自我犧牲，"而是1922年的故技重演。那時他支持史密斯是出於個人目的——使自己成為紐約政治家的領袖。1924年史密斯又使他有機會在全國範圍內達到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