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是個不易在打擊麵前自暴自棄的人。他急切地渴望靠成功在哈佛出人頭地，並藉此贏得同學和社會名流的青睞，他依舊熱衷於參加課外活動。1901年，他以自己出色的表現被選為哈佛《紅色校旗報》的編輯。這時，他的遠房堂1兄西奧多·羅斯福正如一顆耀眼的政治明星，冉冉升起在美國政壇上空。這無形中給他帶來了幾份額外的榮耀。1900年，還在紐約州州長任上的西奧多被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推選為麥金利的副總統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大選前夕衝破慣例採訪了校長查爾斯·w·艾略特，詢問他打算在兩黨之間投誰的票。此舉居然獲得成功：當《紅色校旗報》率先登出富蘭克林采寫的獨家採訪報導時，輿論大嘩，全國各大報刊紛紛轉載了這條新聞。大選前夜，他參加了由波士頓的大學生們舉行的聲援共和黨的千人火炬遊行。選舉結果，麥金利——羅斯福獲勝。1901年9月6日，總統麥金利遇刺，8天後身亡，西奧多·羅斯福繼任為美國第26屆總統。隨著羅斯福這個姓氏知名度的驟然提高，富蘭克林·羅斯福屢屢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為自己掙得了不少榮譽和好處。他不失時機地利用一次作業任務以自己的家族為題寫了一評論文。他讓母親把海德公園家中放在祖傳《聖經》旁的那些布滿灰塵的家族記事本寄來。在對祖先們的活動及其關係作了一番考證和研究之後，他寫道：「如今紐約的一些有名望的荷蘭家族現在除了他們的名字之外，什麽也沒有留下，他們的人數屈指可數，他們缺乏進取性和真正的民主精神。羅斯福家族朝氣蓬勃並富於生命力的一個原因，或許是主要原因，正在於他們具備了這種民主精神。他們從不認為自己生在優越的殷實之家就可以雙手插進口袋而坐享其成。與此相反，他們認為，出身於富裕高貴之家的人沒有任何理由不對社會履行天職。羅斯福家族的人之所以在各個方麵都能被證明是優秀的公民，正是因為他們自幼就受到了這種思想的薰陶。"隨後，羅斯福在分析這些"優秀公民"何以會對美國社會作出重大貢獻時，強調了荷蘭人的頑強和執著——而這一切都沉澱、沿襲並展現在羅斯福家族的成員身上。顯然，他在這裏所謂的"真正民主精神"並非一般政治學意義上的民主，而是指一種能夠積極主動地通過為社區公眾事業服務來獲取社會地位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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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rvard crimson》在國內譯法不一。crimson意指緋紅、絳紅色。哈佛大學的校旗是一種少見的絳紫緋紅色，亦稱crimson。參見趙一凡《美國文化批評集》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29頁。
西奧多·羅斯福的成功，無形中促使富蘭克林·羅斯福將注意力和精力較多地投向課外政治活動。一般而言，像他這個年齡的大學生的政治思想遠未成型，他們大多處於那種不受駕馭，追求異端邪說，蔑視權威，視政治為遊戲的過渡時期。但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相對地顯得沉穩和正統一些。他一度參加了哈佛共和黨人俱樂部，並似乎有意識地將大學裏的政治活動視為一種向更廣闊領域大展宏圖的實習場所。
1902年上半年，他幫助建立了"支援布爾人1基金會"，並以哈佛《紅色校旗報》編輯的名義給南非開普敦市匯去336美元。從至今還保存著的羅斯福在哈佛期間的作業上看，當時羅斯福的社會政治觀點基本上是一個雜糅著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經濟上的正統觀念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大雜燴。他贊同西奧多·羅斯福關於改革目標是為了醫治國家最明顯傷痛的觀點，欣賞並支持他對抗大壟斷公司時所表現的那種居高臨下的、進攻性的戰鬥氣概。新任總統以白宮主人們從來沒有過的聲調宣稱，"政府現在就必須幹預以保護勞工利益，使大公司屈從於社會福利，並懲治狡詐和欺騙行為，就像過去多少世紀以來政府懲治罪惡勢力那樣。……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也在法律麵前負有責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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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在南部非洲的荷蘭人後裔。
2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york》1948，p226－227
與其說是年輕的富蘭克林深為新任總統那非凡的歷史洞察力和政治膽略所折服，毋寧說是他兩次從中感知到了當年的西奧多·羅斯福還在格羅頓演說時就表達了的令他激動不已的信念。西奧多深信行政部門應進行更廣泛的領導。他認為"做國家需要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除非這種行為被憲法所禁止，這不僅是總統權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總統的責任"。西奧多擴大了政府的調控權限，加強了政府對商務企業的監督，並致力於對自然資源的保護。他的這些舉措及其風格不僅使他儼然成為一名從事進步主義事業的政治改革家和道德促進者，而且讓人們聯想到多年以前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富蘭克林的父親是個傳統的民主黨人，但富蘭克林在1904年首次有權投平時卻選了共和黨人。這除了家族親情的認同意識在起作用之外，他還認為西奧多是一個比民主黨候選人更好的民主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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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rvard crimson》在國內譯法不一。crimson意指緋紅、絳紅色。哈佛大學的校旗是一種少見的絳紫緋紅色，亦稱crimson。參見趙一凡《美國文化批評集》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29頁。
西奧多·羅斯福的成功，無形中促使富蘭克林·羅斯福將注意力和精力較多地投向課外政治活動。一般而言，像他這個年齡的大學生的政治思想遠未成型，他們大多處於那種不受駕馭，追求異端邪說，蔑視權威，視政治為遊戲的過渡時期。但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相對地顯得沉穩和正統一些。他一度參加了哈佛共和黨人俱樂部，並似乎有意識地將大學裏的政治活動視為一種向更廣闊領域大展宏圖的實習場所。
1902年上半年，他幫助建立了"支援布爾人1基金會"，並以哈佛《紅色校旗報》編輯的名義給南非開普敦市匯去336美元。從至今還保存著的羅斯福在哈佛期間的作業上看，當時羅斯福的社會政治觀點基本上是一個雜糅著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經濟上的正統觀念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大雜燴。他贊同西奧多·羅斯福關於改革目標是為了醫治國家最明顯傷痛的觀點，欣賞並支持他對抗大壟斷公司時所表現的那種居高臨下的、進攻性的戰鬥氣概。新任總統以白宮主人們從來沒有過的聲調宣稱，"政府現在就必須幹預以保護勞工利益，使大公司屈從於社會福利，並懲治狡詐和欺騙行為，就像過去多少世紀以來政府懲治罪惡勢力那樣。……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也在法律麵前負有責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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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在南部非洲的荷蘭人後裔。
2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york》1948，p226－227
與其說是年輕的富蘭克林深為新任總統那非凡的歷史洞察力和政治膽略所折服，毋寧說是他兩次從中感知到了當年的西奧多·羅斯福還在格羅頓演說時就表達了的令他激動不已的信念。西奧多深信行政部門應進行更廣泛的領導。他認為"做國家需要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除非這種行為被憲法所禁止，這不僅是總統權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總統的責任"。西奧多擴大了政府的調控權限，加強了政府對商務企業的監督，並致力於對自然資源的保護。他的這些舉措及其風格不僅使他儼然成為一名從事進步主義事業的政治改革家和道德促進者，而且讓人們聯想到多年以前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富蘭克林的父親是個傳統的民主黨人，但富蘭克林在1904年首次有權投平時卻選了共和黨人。這除了家族親情的認同意識在起作用之外，他還認為西奧多是一個比民主黨候選人更好的民主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