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博迪校長把英國伊頓公學的那套管理方式搬到了格羅頓。為了強調生活簡樸、鍛鍊意誌，學校還額外規定了一些斯巴達式的生活：學生們一律住在10英尺長，5英尺寬的單獨小寢室裏，室內的布置陳設簡陋到了極點，房門口掛著一塊布簾權且當門。早晨7點起床洗冷水浴，在皂石洗滌槽裏用鐵皮臉盆洗漱。全體學生必須在一整天裏嚴格遵循校長規定的日程表，不得有誤。參加集體晚餐時要穿戴整齊，白衣領要漿得和校長一樣筆挺，而且要穿起皮鞋。
格羅頓公學並沒有刻意向學生們傳授或灌輸任何從事政治活動的專門本領。皮博迪校長號召教師們要在各種場合對學生進行獻身政治的勸勉，並且自己以身作則。他認為政治是一種社會改革運動，參加者必須誠實，決不能與惡劣行徑和腐敗勢力同流合汙，如此國家政治就能"變得清明"。顯然，這些空洞浮泛的說教與當時美國政治的嚴酷現實相距甚遠。它對羅斯福日後成為一位政治家所產生的影響，也未必有皮博迪後來所宣稱的那麽大。據一位格羅頓公學的畢業生說，學校要求他們"同不熟悉的人談話時，眼睛要注視對方頭頂上方兩英寸的地方"。其實這種習慣對於在政治領域廣泛與人打交道並取得成功是極為不利的。離開格羅頓以後，羅斯福自然把頭仰得高高的，順著鼻子往下看人，直到10年後，他在別人的幫助下費了很大功夫才把這個習慣克服掉。羅斯福在格羅頓學到的唯一政治技巧似乎就是一種有力的辯論術。他們經常就"美國海軍應該擴大"，"夏威夷應歸併美國"、"菲律賓應該獨立"，以及社會改良等議題，分成正反兩方麵展開辯論。到了6年級的學術辯論會上，他已經掌握了一些不再是單純從學理上和邏輯上進行辯論的竅門，並屢屢出奇製勝。
格羅頓公學的教學大綱沒有什麽新意。語言課中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占了很大比例，然後才是法語和德語。歷史課則專講歐洲史，它很少開設與美國有直接關聯的課程。校長和老師們大都照本宣科，要求學生們死記硬背，幾乎從來不搞因材施教的啟發式教學。稍有例外的似乎是"政治經濟學"這門課，老師講授的內容主要來自大衛·李嘉國、約翰·穆勒、讓—巴蒂斯特·薩伊、托馬斯·馬爾薩斯等著名經濟學家。該課的教學還注重課堂討論，討論的題目有"銀與金的比較"，當前經濟生活中的資本問題和關稅問題等。這些現實針對性很強的討論對少年羅斯福有些啟發，從現存的他當年的學習筆記中可見他對這門課比較用功。口齒伶俐、自幼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富蘭克林在這裏的頭兩年裏，各科成績平均為c（為不及格），後兩年他也隻能勉強地把成績提高到db。
羅斯福剛進校時，操著濃重的英國口音，有些不太合群，因學校裏有一個年齡比他大的名聲不太好的侄子，因此他得了個綽號"富蘭克叔叔"。但羅斯福逐漸學會了與同齡人相處，他較快地克服了一般插班生因突然麵對全新環境而容易產生的那種羞怯、焦慮、失落等不適應症，並從容不平地進入了角色。他"冷靜、沉著、聰明，臉上總掛著最熱情的、最友好的和最充分體諒別人的微笑"。他在進校第二年還獲得了"嚴格守時獎"，老師們也很少給他記過品行不良。他盡量調整自己的一言一行，使之完全符合格羅頓學校的傳統規範。皮博迪校長向他的父母報告說：「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聰明和誠實的學生，也是個好孩子。」
同英國的學校一樣，格羅頓公學大力推崇體育活動。身材瘦長、肌肉不夠勻稱和發達的羅斯福自然不能靠出色的體育成績來出人頭地，但他還是充滿熱情地參加足球、壘球、籃球、拳擊、劃船等體育日程表上所羅列的一切項目。有些項目輪不到他上場比賽，他就在場外當啦啦隊員，有時喊啞了喉嚨。1897年的暑假，他父親送給他一艘長約21英尺的單桅小帆船。在隨後的幾年裏，羅斯福或是獨自一人，或是同朋友們一起，常駕著這隻被命名為"新月號"的帆船出海，並且詳細地考察了無數個小海灣。芬迪灣裏哪有激流險灘，何時潮漲潮落，羅斯福都一清二楚。這一時期，他閱讀了埃德加·麥克萊的《美國海軍史》和海軍上將阿爾弗雷德··馬t漢的《製海權的影響》，為其透徹的說理和縝密的邏輯力量所折服。他一生曾反覆閱讀過馬漢上將的這部名著。學校圖書館藏有當時最主要的雜誌，他基本上都讀過。
畢業典禮那天，西奧多·羅斯福州長駕臨格羅頓公學，應邀作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說：「……一個人隻要有勇氣、有善意、有智慧，那麽他所成就的事業即是無限的。而當今我國政治正需要這種人。"西奧多精力出奇的旺盛，興致昂揚，在聽眾麵前極富吸引力。他將他自己對道德健全的熱衷，以及對"緊張生活"的喜愛，傳染給了這些美國青少年。富蘭克林聽得熱血沸騰，近乎英雄崇拜地帶頭鼓掌。堂兄西奧多實際上成了富蘭克林最初的政治起蒙者。在年輕的富蘭克林看來，堂兄西奧多身上，除了認為心地純潔的人應更積極地參與政治，鄙視單純追求物質利益，以及為國家服務的精神之外，幾乎再沒有什麽深思熟慮的想法。
40年後，富蘭克林·羅斯福寫信對皮博迪校長說：「我認為在我的思想性格正在形成的時期，我有幸接受您的教誨，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幸事。"皮博迪校長的信條之一就是：獲得受教育的優越機會同時意味著負有為祖國服務的義務，以及為不夠幸運的同胞們謀取福利的義務。事實上，羅斯福對於美國下層社會的了解和關心，也是在格羅頓時期形成的。皮博迪基於其基督教信仰長期從事社會福利公益活動，格羅頓公學一直為窮苦的孩子們舉辦夏令營，羅斯福熱心地參加了服務工作。他從皮博迪那裏所學到的，就是為時乖命蹇的人服務的基督教紳士們的理想：即堅持擁有特權的美國人將在解除國內和國際間的疾苦中起作用。皮博迪付出了巨大努力教誨他的學生們時刻銘記這些人間疾苦。皮博迪和格羅頓公學幫助羅斯福形成了他對社會問題的基本看法。1934年，羅斯福寫道：「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父母之外，皮博迪博士和夫人對我的影響和將要給我的影響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白宮舉辦的非官方性質的儀式活動，羅斯福都盡量請皮博迪博士來主持。
格羅頓公學並沒有刻意向學生們傳授或灌輸任何從事政治活動的專門本領。皮博迪校長號召教師們要在各種場合對學生進行獻身政治的勸勉，並且自己以身作則。他認為政治是一種社會改革運動，參加者必須誠實，決不能與惡劣行徑和腐敗勢力同流合汙，如此國家政治就能"變得清明"。顯然，這些空洞浮泛的說教與當時美國政治的嚴酷現實相距甚遠。它對羅斯福日後成為一位政治家所產生的影響，也未必有皮博迪後來所宣稱的那麽大。據一位格羅頓公學的畢業生說，學校要求他們"同不熟悉的人談話時，眼睛要注視對方頭頂上方兩英寸的地方"。其實這種習慣對於在政治領域廣泛與人打交道並取得成功是極為不利的。離開格羅頓以後，羅斯福自然把頭仰得高高的，順著鼻子往下看人，直到10年後，他在別人的幫助下費了很大功夫才把這個習慣克服掉。羅斯福在格羅頓學到的唯一政治技巧似乎就是一種有力的辯論術。他們經常就"美國海軍應該擴大"，"夏威夷應歸併美國"、"菲律賓應該獨立"，以及社會改良等議題，分成正反兩方麵展開辯論。到了6年級的學術辯論會上，他已經掌握了一些不再是單純從學理上和邏輯上進行辯論的竅門，並屢屢出奇製勝。
格羅頓公學的教學大綱沒有什麽新意。語言課中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占了很大比例，然後才是法語和德語。歷史課則專講歐洲史，它很少開設與美國有直接關聯的課程。校長和老師們大都照本宣科，要求學生們死記硬背，幾乎從來不搞因材施教的啟發式教學。稍有例外的似乎是"政治經濟學"這門課，老師講授的內容主要來自大衛·李嘉國、約翰·穆勒、讓—巴蒂斯特·薩伊、托馬斯·馬爾薩斯等著名經濟學家。該課的教學還注重課堂討論，討論的題目有"銀與金的比較"，當前經濟生活中的資本問題和關稅問題等。這些現實針對性很強的討論對少年羅斯福有些啟發，從現存的他當年的學習筆記中可見他對這門課比較用功。口齒伶俐、自幼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富蘭克林在這裏的頭兩年裏，各科成績平均為c（為不及格），後兩年他也隻能勉強地把成績提高到db。
羅斯福剛進校時，操著濃重的英國口音，有些不太合群，因學校裏有一個年齡比他大的名聲不太好的侄子，因此他得了個綽號"富蘭克叔叔"。但羅斯福逐漸學會了與同齡人相處，他較快地克服了一般插班生因突然麵對全新環境而容易產生的那種羞怯、焦慮、失落等不適應症，並從容不平地進入了角色。他"冷靜、沉著、聰明，臉上總掛著最熱情的、最友好的和最充分體諒別人的微笑"。他在進校第二年還獲得了"嚴格守時獎"，老師們也很少給他記過品行不良。他盡量調整自己的一言一行，使之完全符合格羅頓學校的傳統規範。皮博迪校長向他的父母報告說：「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聰明和誠實的學生，也是個好孩子。」
同英國的學校一樣，格羅頓公學大力推崇體育活動。身材瘦長、肌肉不夠勻稱和發達的羅斯福自然不能靠出色的體育成績來出人頭地，但他還是充滿熱情地參加足球、壘球、籃球、拳擊、劃船等體育日程表上所羅列的一切項目。有些項目輪不到他上場比賽，他就在場外當啦啦隊員，有時喊啞了喉嚨。1897年的暑假，他父親送給他一艘長約21英尺的單桅小帆船。在隨後的幾年裏，羅斯福或是獨自一人，或是同朋友們一起，常駕著這隻被命名為"新月號"的帆船出海，並且詳細地考察了無數個小海灣。芬迪灣裏哪有激流險灘，何時潮漲潮落，羅斯福都一清二楚。這一時期，他閱讀了埃德加·麥克萊的《美國海軍史》和海軍上將阿爾弗雷德··馬t漢的《製海權的影響》，為其透徹的說理和縝密的邏輯力量所折服。他一生曾反覆閱讀過馬漢上將的這部名著。學校圖書館藏有當時最主要的雜誌，他基本上都讀過。
畢業典禮那天，西奧多·羅斯福州長駕臨格羅頓公學，應邀作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說：「……一個人隻要有勇氣、有善意、有智慧，那麽他所成就的事業即是無限的。而當今我國政治正需要這種人。"西奧多精力出奇的旺盛，興致昂揚，在聽眾麵前極富吸引力。他將他自己對道德健全的熱衷，以及對"緊張生活"的喜愛，傳染給了這些美國青少年。富蘭克林聽得熱血沸騰，近乎英雄崇拜地帶頭鼓掌。堂兄西奧多實際上成了富蘭克林最初的政治起蒙者。在年輕的富蘭克林看來，堂兄西奧多身上，除了認為心地純潔的人應更積極地參與政治，鄙視單純追求物質利益，以及為國家服務的精神之外，幾乎再沒有什麽深思熟慮的想法。
40年後，富蘭克林·羅斯福寫信對皮博迪校長說：「我認為在我的思想性格正在形成的時期，我有幸接受您的教誨，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幸事。"皮博迪校長的信條之一就是：獲得受教育的優越機會同時意味著負有為祖國服務的義務，以及為不夠幸運的同胞們謀取福利的義務。事實上，羅斯福對於美國下層社會的了解和關心，也是在格羅頓時期形成的。皮博迪基於其基督教信仰長期從事社會福利公益活動，格羅頓公學一直為窮苦的孩子們舉辦夏令營，羅斯福熱心地參加了服務工作。他從皮博迪那裏所學到的，就是為時乖命蹇的人服務的基督教紳士們的理想：即堅持擁有特權的美國人將在解除國內和國際間的疾苦中起作用。皮博迪付出了巨大努力教誨他的學生們時刻銘記這些人間疾苦。皮博迪和格羅頓公學幫助羅斯福形成了他對社會問題的基本看法。1934年，羅斯福寫道：「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父母之外，皮博迪博士和夫人對我的影響和將要給我的影響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白宮舉辦的非官方性質的儀式活動，羅斯福都盡量請皮博迪博士來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