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碧血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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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耽心毛文龍的部下生變，奏請增加餉銀。但查核部隊實數，兵員比毛文龍虛報時少得多了。崇禎見兵員少了，餉銀反增，頗為懷疑，但都一一批準。以崇禎這樣剛強的性格，這時迫於形勢而不敢得罪袁崇煥，實已深深伏下了殺機。
毛文龍在皮島，儼然是獨立為王的模樣，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監察核數、濫殺難民冒功、侵吞軍糧、軍紀不肅，的確有罪。但袁崇煥以尚方劍斬他的方式，卻也未免太戲劇化了些。明朝賜尚方劍給主帥，用意是給主帥以絕對權威，部將如不聽指揮，立即可以誅殺。然而毛文龍的罪行都非緊急，也不是反叛作亂。何況毛文龍也是受賜尚方劍的。
毛文龍在皮島，畢竟曾屢次出兵，騷擾滿清後方，是當時海上惟一的一支機動遊擊隊，滿清對他也一直頗為重視忌憚。
這十二條罪狀中，有幾條平心而論並不能成立。毛文龍說取登州、南京如反掌，隻不過一時誇口，並非真的要造反，不過皇權專製時代，說這種話確是大逆不道；向外國買馬，當是軍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權的，部將喜歡姓毛，旨在拍主帥的馬屁，也沒有什麽大不了；不能恢複寸土，隻能說他無能，卻非有罪，要打敗清兵，恢複失地，談何容易？在島上為魏忠賢塑像，更難以加他罪名。天啟年間，魏忠賢權勢熏天，各省督撫都為魏忠賢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當時袁崇煥在寧遠也建了魏忠賢的生祠。時勢所然，人人難免。
毛文龍真正的重大過失，是不受節製，在他所控製的軍區中獨立行事，不聽上級指揮。在大戰之時，大將獨立自主，不奉命令，當然是違反軍紀的重大事件。
毛文龍死後，部將心中不服，頗有逐漸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將有孔有德（後降清封定南王，鎮廣西）、耿仲明（降清封靖南王，鎮福建）、尚可喜（降清封平南王，鎮廣東）。這三人投降滿清，為清朝出了很大力氣，甚至把西洋火器帶了過去。清初四大降王，除吳三桂外，其餘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龍的舊部。不過這也不能說是袁崇煥的過失。[95]
對於“殺毛事件”，當時輿論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認為，毛文龍即使有罪，他是一個大軍區司令，也隻能由皇帝下旨誅殺。皇帝的統治手段，主要隻是賞與罰。袁崇煥擅殺大將，是嚴重的侵犯了君權。
當時小說盛行，有人做了小說來稱譽毛文龍。一部是四十迴的《遼海丹忠錄》，是杭州人陸雲龍所作，大捧同鄉毛帥。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鐵冠圖》（不是講李自成事跡的那一部），以毛文龍為主角。
當時大名士陳眉公對“殺毛事件”抨擊甚烈。另一個大名士錢謙益是毛文龍的朋友，對朝野輿論當然也有影響。《明季北略》甚至說：袁崇煥捏造十二條罪名來害死了毛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道金牌來害死了嶽飛完全一樣。卻又是過份的批評了。
推測袁崇煥所以用這樣的斷然手段殺毛，首先是出於他剛強果決的性格。其次，文人帶兵，一定熟讀孫子兵法，對於孫武殺吳王愛姬二人、因而使得宮中美女盡皆凜遵軍法的故事，對於“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的軍法觀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時候寧遠、錦州、薊州各處軍事要地都曾發生兵變，如不整飭軍紀，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煥明知這樣做不對，還是忍不住要殺毛，推想起來，也有自恃崇禎奈何他不得的成份。最後，毛文龍接近魏忠賢，袁崇煥接近東林清流，其中也難免有一些黨派成見。
袁崇煥殺毛文龍一事，論者多認為大招崇禎之忌，是袁崇煥被殺的主要原因之一。到底袁殺毛一事，真是合理而必要，還是犯了錯誤？這在袁崇煥的一生，是一個重要問題。
第一：袁崇煥有沒有殺毛之權？袁崇煥於崇禎元年受任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明朝兵部尚書相當於現代的國防部長兼總參謀長，有軍令權，可指揮陸軍、海軍，禦史略等於現代的政治委員，是皇帝的代表，在部隊中監督統帥。“督師”是帶兵的最高級文官，袁當時官職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兼野戰軍總司令兼政委，又兼陸海軍前敵總司令。毛文龍的皮島軍區歸他管轄。臨敵之時，麾下大將如果不聽指揮，主帥將之斬首，中國曆史上事所常有。例如諸葛亮斬馬謖，臨終時遺命斬魏延。尚方劍是“皇帝誅殺臣下之權力的象征”。袁崇煥受賜尚方劍，即是崇禎賜給他專殺之權，他用尚方劍殺毛文龍，是代表皇帝殺的。[96]
第二：毛文龍是否真的有罪？毛文龍先前抗清有功，在皮島起了一些牽製作用，但他立功升官之後，自大起來，皮島軍區隻二萬多名官兵，他卻要領十萬名官兵的糧餉，不接受中央審核，並自行設立市場做生意，派官兵去鄰國朝鮮挖人參，取貂皮。還收取海上過境稅，強迫朝鮮繳納糧米（侵犯中央的外交權）。後勤部建議皮島的糧餉由寧遠（袁的總司令部）轉發，以資核實，毛堅不接受。寧遠大戰時，局勢緊急，毛文龍部隊在清軍後方，卻不出兵應援或配合牽製。中央要求皮島餉銀由寧遠轉發，毛文龍不肯，雙方交涉得緊了，毛文龍威脅說：“我帶兵南下，攻打登州、萊州，取南京猶如反掌。”登州、萊州是袁崇煥直轄的軍區，南京是明朝的南都，明太祖的龍興之地。中央無奈，隻好暫不堅持。袁崇煥受任之前，曾與首輔大學士（約相當於宰相）錢龍錫商量，要殺毛文龍以確立軍紀。錢龍錫不表反對，但勸他慎重。
第三：毛雖有罪，是否應殺？當時軍紀廢弛，兵士為了索取欠餉，常常嘩變，殺害上官。軍紀不肅，無法打仗。袁崇煥曾向崇禎誇口，要五年複遼。如無一支紀律如鐵的精兵，怎能抗清複遼？要樹立軍紀，必須先整肅不守紀律、不服從命令的大將。毛文龍的軍階是總兵（還帶都督銜，約略相當於軍長、軍區司令），和祖大壽、滿桂等相同，統兵號稱十萬（實際約二萬八千名）。當時袁崇煥所指揮的部隊，全部約六萬名，如將毛部近三萬兵收過來統一指揮，對軍務有極大好處。袁與毛在島山見麵，長談三日三夜，毛始終不聽指揮。袁勸他退休迴去西湖享福。毛文龍誇稱熟悉朝鮮情形，滅清之後可順手取得朝鮮。在此情形下，不殺毛文龍無法抗清。打個比方，如果當年林彪統帶第四野戰軍，在東北要獨立自主，不服從中央命令，宣稱打垮國民黨部隊後要乘機攻取南北朝鮮（事實上林彪沒有這樣做，也未宣稱）。中共中央不殺林彪，這場仗就打不下去了。
第四：當時有人說，袁崇煥不應該當場殺了毛文龍，應將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請崇禎處理，或者先請皇帝批準而再殺他。當時大學者黃梨洲評論說：“文龍官至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緡（兩），不應則跋扈，恐嚇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則其內懷異誌非一日也。”梨洲又雲：“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崇煥朝請，文龍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龍賄賂甚多，袁崇煥一提出申請，毛文龍即刻知道，有了防備，極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將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義子義孫，有可能動武搶奪，引起內戰。就像《三國演義》中寫魏大將鄧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車，鄧的部屬武力搶奪囚車。
第五：也有人說，袁崇煥去寧遠當統帥之前，決心整肅軍紀，要殺毛文龍，和首輔錢龍錫商議。其實他直接請示皇帝更好，因為崇禎先得到殺毛的訊息之後，袁再殺毛，崇禎就不會驚愕恐懼，害怕袁崇煥權太大。然而崇禎更信任宦官廠衛，而這些宦官廠衛都收受毛文龍的賄賂，袁崇煥對皇帝一說，毛文龍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時，《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向吳王表演治軍之法，要殺吳王的兩名愛姬，因二姬不奉軍令，嬉笑不絕。吳王大驚，派人去向孫子說：“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還是斬了兩個愛姬，部隊肅然，奉命惟謹。吳王不悅，說：“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將軍請下去休息罷，我不想再看了。”吳王雖然心痛愛姬之死，還是接受伍子胥的勸告，重用孫子帶兵，破楚、滅越、威齊，吳國霸於天下。
崇禎的度量，比之吳王闔閭是差得多了。見識也差得多了。
崇禎因袁崇煥殺毛文龍而殺袁，等於三國時蜀漢的劉禪因諸葛亮斬了馬謖，把諸葛亮殺了。
十二
這時候朝廷又欠餉不發了。袁崇煥再上奏章，深深憂慮又會發生兵變，更憂慮兵卒嘩變後不再接受安撫，從此變為“大盜”。他說一定要發生一次兵變，才發一次欠餉，而發了欠餉之後，又一定將負責官員捉去殺了一批，這樣下去，永遠是“欠餉—兵變—發餉—殺官—欠餉”的惡性循環。[97]這道奏章，當然隻有再度加深崇禎對他的憎恨。
崇禎二年春，袁崇煥上奏，說山海關一帶防務鞏固，已不足慮，但薊門單弱，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這時薊遼總督是劉策，懦弱而不懂軍事。袁崇煥看到了防務弱點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沒有多加理會，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禎下旨交由部科商議辦理，但始終遷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舉從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煥料中。首當其衝的，正是剛剛發生過索餉兵變的遵化。
明朝初年為了防備蒙古人，對北方邊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築了長城，設立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統偏頭、寧武、雁門三關）、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九大邊防軍區，那便是所謂“九邊”。東起鴨綠江，西至酒泉，綿延數千裏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駐守。但後來注意力集中於遼東，其他八鎮的防務就廢弛了。
明太祖本來建都南京，成祖因為在北京起家，將都城遷了過去。在中國整個地形上，北京偏於東北，和財賦來源的東南相距甚遠。最不利的是，北京離開國防第一線的長城隻一百多裏，敵軍一攻破長城，快馬奔馳半天，就兵臨北京城下。金元兩朝以北京為首都，因為它們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變，可以立刻轉身逃迴本土。明朝的情況卻根本不同。成祖對蒙古采取攻勢，建都北京便於進攻，後來兵力衰弱，北京地勢上的弱點立刻暴露無遺。[98]本來，兩個互相敵對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期對峙的，僵持一段時期之後，終究是非進則退。[99]明朝既堅決不肯和滿清議和，形勢上又無力進攻，再將京城暴露在敵人大兵團朝發夕至的極近距離之內，根本戰略完全錯誤。以漢人為主的中華民族所以偉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和農工商經濟，征戰本非所長，[100]如果基本戰略一錯，局勢就難以收拾了。
滿清這次進軍皇太極親自帶兵，集兵十餘萬，知道袁崇煥守在東路，攻打不進，於是由蒙古兵作先導，繞道西路進攻。出發前對王公大臣說：“明朝倘若肯和，我們采參開礦，與他們交易，換來布疋，大家共享太平，豈不極好？但我幾次三番的求和，明朝總是不允，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達喀喇沁的青城。這條路很遠，行軍不便，諸將見到了前途的艱難，不少人便主張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爾泰兩大貝勒主張最力，認為：深入敵境，勞師襲遠，如果糧匱馬疲，又怎麽迴得去？縱使攻進了長城，明人勢必聚集各路兵馬圍攻，我們便寡不敵眾，要是後路遭到堵截，恐無歸路。金人的根本是在遼寧、吉林一帶。從山海關進攻北京，那是安全的進軍路線，如果打不勝，退迴去就是了。現在遠遠的繞道蒙古，當時運輸工具簡陋，糧草很容易接濟不上。那時代善四十九歲，是皇太極的二哥，莽古爾泰四十三歲，是皇太極的五哥，兩人都在四大貝勒之列，權勢頗大，比較老成持重。
少壯派大將嶽托與濟爾哈朗等人則支持皇太極（當時三十八歲，排行第八）的進軍主張。嶽托是代善的兒子，當時年齡不詳，相信最多三十歲，濟爾哈朗是皇太極的堂弟，三十四歲，都是勇氣十足。那日開軍事會議密商，直開到深夜，在皇太極的堅持下決定繼續進攻。但皇太極也知道此行極險，第二日早晨重申軍令，不準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中毒，不準酗酒，采取柴草時必須眾人同行，不可落單，充分顯露了戰戰兢兢的心情。皇太極愛讀《三國演義》，這次出師，很有鄧艾伐蜀、深入險地的意味。[101]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極命嶽托、濟爾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濟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諸部蒙古兵攻龍井關；他自己親率中軍攻洪山口。三路先後攻克，進入長城，進迫遵化。
袁崇煥於十月廿八日得訊，立即兵分兩路，北路派鎮守山海關的趙率教帶騎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壽、何可綱等大將從南路西去保衛北京。沿途所經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都留兵布防，準備截斷清兵的歸路。
崇禎正在惶急萬狀之際，聽得袁崇煥來援，自然是喜從天降，大大嘉獎，發內帑勞軍（這次是心甘情願了），發表袁崇煥作各路援軍總司令。[102]
袁崇煥部十一月初趕到薊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與清兵在馬升橋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勝。清軍半夜裏退兵。
但北路援軍卻遭到了重大挫敗。趙率教急馳西援，到達三屯營時，總兵朱國彥竟緊閉城門，不讓他部隊進城。趙率教無奈，隻得領兵向西迎敵，在遵化城外大戰，疲兵被清軍阿濟格所部的左路軍包圍殲滅，趙率教中箭陣亡。遵化陷落，巡撫王元雅自殺。
毛文龍在皮島，儼然是獨立為王的模樣，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監察核數、濫殺難民冒功、侵吞軍糧、軍紀不肅，的確有罪。但袁崇煥以尚方劍斬他的方式，卻也未免太戲劇化了些。明朝賜尚方劍給主帥，用意是給主帥以絕對權威，部將如不聽指揮，立即可以誅殺。然而毛文龍的罪行都非緊急，也不是反叛作亂。何況毛文龍也是受賜尚方劍的。
毛文龍在皮島，畢竟曾屢次出兵，騷擾滿清後方，是當時海上惟一的一支機動遊擊隊，滿清對他也一直頗為重視忌憚。
這十二條罪狀中，有幾條平心而論並不能成立。毛文龍說取登州、南京如反掌，隻不過一時誇口，並非真的要造反，不過皇權專製時代，說這種話確是大逆不道；向外國買馬，當是軍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權的，部將喜歡姓毛，旨在拍主帥的馬屁，也沒有什麽大不了；不能恢複寸土，隻能說他無能，卻非有罪，要打敗清兵，恢複失地，談何容易？在島上為魏忠賢塑像，更難以加他罪名。天啟年間，魏忠賢權勢熏天，各省督撫都為魏忠賢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當時袁崇煥在寧遠也建了魏忠賢的生祠。時勢所然，人人難免。
毛文龍真正的重大過失，是不受節製，在他所控製的軍區中獨立行事，不聽上級指揮。在大戰之時，大將獨立自主，不奉命令，當然是違反軍紀的重大事件。
毛文龍死後，部將心中不服，頗有逐漸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將有孔有德（後降清封定南王，鎮廣西）、耿仲明（降清封靖南王，鎮福建）、尚可喜（降清封平南王，鎮廣東）。這三人投降滿清，為清朝出了很大力氣，甚至把西洋火器帶了過去。清初四大降王，除吳三桂外，其餘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龍的舊部。不過這也不能說是袁崇煥的過失。[95]
對於“殺毛事件”，當時輿論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認為，毛文龍即使有罪，他是一個大軍區司令，也隻能由皇帝下旨誅殺。皇帝的統治手段，主要隻是賞與罰。袁崇煥擅殺大將，是嚴重的侵犯了君權。
當時小說盛行，有人做了小說來稱譽毛文龍。一部是四十迴的《遼海丹忠錄》，是杭州人陸雲龍所作，大捧同鄉毛帥。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鐵冠圖》（不是講李自成事跡的那一部），以毛文龍為主角。
當時大名士陳眉公對“殺毛事件”抨擊甚烈。另一個大名士錢謙益是毛文龍的朋友，對朝野輿論當然也有影響。《明季北略》甚至說：袁崇煥捏造十二條罪名來害死了毛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道金牌來害死了嶽飛完全一樣。卻又是過份的批評了。
推測袁崇煥所以用這樣的斷然手段殺毛，首先是出於他剛強果決的性格。其次，文人帶兵，一定熟讀孫子兵法，對於孫武殺吳王愛姬二人、因而使得宮中美女盡皆凜遵軍法的故事，對於“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的軍法觀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時候寧遠、錦州、薊州各處軍事要地都曾發生兵變，如不整飭軍紀，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煥明知這樣做不對，還是忍不住要殺毛，推想起來，也有自恃崇禎奈何他不得的成份。最後，毛文龍接近魏忠賢，袁崇煥接近東林清流，其中也難免有一些黨派成見。
袁崇煥殺毛文龍一事，論者多認為大招崇禎之忌，是袁崇煥被殺的主要原因之一。到底袁殺毛一事，真是合理而必要，還是犯了錯誤？這在袁崇煥的一生，是一個重要問題。
第一：袁崇煥有沒有殺毛之權？袁崇煥於崇禎元年受任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明朝兵部尚書相當於現代的國防部長兼總參謀長，有軍令權，可指揮陸軍、海軍，禦史略等於現代的政治委員，是皇帝的代表，在部隊中監督統帥。“督師”是帶兵的最高級文官，袁當時官職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兼野戰軍總司令兼政委，又兼陸海軍前敵總司令。毛文龍的皮島軍區歸他管轄。臨敵之時，麾下大將如果不聽指揮，主帥將之斬首，中國曆史上事所常有。例如諸葛亮斬馬謖，臨終時遺命斬魏延。尚方劍是“皇帝誅殺臣下之權力的象征”。袁崇煥受賜尚方劍，即是崇禎賜給他專殺之權，他用尚方劍殺毛文龍，是代表皇帝殺的。[96]
第二：毛文龍是否真的有罪？毛文龍先前抗清有功，在皮島起了一些牽製作用，但他立功升官之後，自大起來，皮島軍區隻二萬多名官兵，他卻要領十萬名官兵的糧餉，不接受中央審核，並自行設立市場做生意，派官兵去鄰國朝鮮挖人參，取貂皮。還收取海上過境稅，強迫朝鮮繳納糧米（侵犯中央的外交權）。後勤部建議皮島的糧餉由寧遠（袁的總司令部）轉發，以資核實，毛堅不接受。寧遠大戰時，局勢緊急，毛文龍部隊在清軍後方，卻不出兵應援或配合牽製。中央要求皮島餉銀由寧遠轉發，毛文龍不肯，雙方交涉得緊了，毛文龍威脅說：“我帶兵南下，攻打登州、萊州，取南京猶如反掌。”登州、萊州是袁崇煥直轄的軍區，南京是明朝的南都，明太祖的龍興之地。中央無奈，隻好暫不堅持。袁崇煥受任之前，曾與首輔大學士（約相當於宰相）錢龍錫商量，要殺毛文龍以確立軍紀。錢龍錫不表反對，但勸他慎重。
第三：毛雖有罪，是否應殺？當時軍紀廢弛，兵士為了索取欠餉，常常嘩變，殺害上官。軍紀不肅，無法打仗。袁崇煥曾向崇禎誇口，要五年複遼。如無一支紀律如鐵的精兵，怎能抗清複遼？要樹立軍紀，必須先整肅不守紀律、不服從命令的大將。毛文龍的軍階是總兵（還帶都督銜，約略相當於軍長、軍區司令），和祖大壽、滿桂等相同，統兵號稱十萬（實際約二萬八千名）。當時袁崇煥所指揮的部隊，全部約六萬名，如將毛部近三萬兵收過來統一指揮，對軍務有極大好處。袁與毛在島山見麵，長談三日三夜，毛始終不聽指揮。袁勸他退休迴去西湖享福。毛文龍誇稱熟悉朝鮮情形，滅清之後可順手取得朝鮮。在此情形下，不殺毛文龍無法抗清。打個比方，如果當年林彪統帶第四野戰軍，在東北要獨立自主，不服從中央命令，宣稱打垮國民黨部隊後要乘機攻取南北朝鮮（事實上林彪沒有這樣做，也未宣稱）。中共中央不殺林彪，這場仗就打不下去了。
第四：當時有人說，袁崇煥不應該當場殺了毛文龍，應將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請崇禎處理，或者先請皇帝批準而再殺他。當時大學者黃梨洲評論說：“文龍官至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緡（兩），不應則跋扈，恐嚇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則其內懷異誌非一日也。”梨洲又雲：“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崇煥朝請，文龍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龍賄賂甚多，袁崇煥一提出申請，毛文龍即刻知道，有了防備，極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將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義子義孫，有可能動武搶奪，引起內戰。就像《三國演義》中寫魏大將鄧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車，鄧的部屬武力搶奪囚車。
第五：也有人說，袁崇煥去寧遠當統帥之前，決心整肅軍紀，要殺毛文龍，和首輔錢龍錫商議。其實他直接請示皇帝更好，因為崇禎先得到殺毛的訊息之後，袁再殺毛，崇禎就不會驚愕恐懼，害怕袁崇煥權太大。然而崇禎更信任宦官廠衛，而這些宦官廠衛都收受毛文龍的賄賂，袁崇煥對皇帝一說，毛文龍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時，《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向吳王表演治軍之法，要殺吳王的兩名愛姬，因二姬不奉軍令，嬉笑不絕。吳王大驚，派人去向孫子說：“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還是斬了兩個愛姬，部隊肅然，奉命惟謹。吳王不悅，說：“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將軍請下去休息罷，我不想再看了。”吳王雖然心痛愛姬之死，還是接受伍子胥的勸告，重用孫子帶兵，破楚、滅越、威齊，吳國霸於天下。
崇禎的度量，比之吳王闔閭是差得多了。見識也差得多了。
崇禎因袁崇煥殺毛文龍而殺袁，等於三國時蜀漢的劉禪因諸葛亮斬了馬謖，把諸葛亮殺了。
十二
這時候朝廷又欠餉不發了。袁崇煥再上奏章，深深憂慮又會發生兵變，更憂慮兵卒嘩變後不再接受安撫，從此變為“大盜”。他說一定要發生一次兵變，才發一次欠餉，而發了欠餉之後，又一定將負責官員捉去殺了一批，這樣下去，永遠是“欠餉—兵變—發餉—殺官—欠餉”的惡性循環。[97]這道奏章，當然隻有再度加深崇禎對他的憎恨。
崇禎二年春，袁崇煥上奏，說山海關一帶防務鞏固，已不足慮，但薊門單弱，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這時薊遼總督是劉策，懦弱而不懂軍事。袁崇煥看到了防務弱點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沒有多加理會，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禎下旨交由部科商議辦理，但始終遷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舉從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煥料中。首當其衝的，正是剛剛發生過索餉兵變的遵化。
明朝初年為了防備蒙古人，對北方邊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築了長城，設立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統偏頭、寧武、雁門三關）、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九大邊防軍區，那便是所謂“九邊”。東起鴨綠江，西至酒泉，綿延數千裏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駐守。但後來注意力集中於遼東，其他八鎮的防務就廢弛了。
明太祖本來建都南京，成祖因為在北京起家，將都城遷了過去。在中國整個地形上，北京偏於東北，和財賦來源的東南相距甚遠。最不利的是，北京離開國防第一線的長城隻一百多裏，敵軍一攻破長城，快馬奔馳半天，就兵臨北京城下。金元兩朝以北京為首都，因為它們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變，可以立刻轉身逃迴本土。明朝的情況卻根本不同。成祖對蒙古采取攻勢，建都北京便於進攻，後來兵力衰弱，北京地勢上的弱點立刻暴露無遺。[98]本來，兩個互相敵對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期對峙的，僵持一段時期之後，終究是非進則退。[99]明朝既堅決不肯和滿清議和，形勢上又無力進攻，再將京城暴露在敵人大兵團朝發夕至的極近距離之內，根本戰略完全錯誤。以漢人為主的中華民族所以偉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和農工商經濟，征戰本非所長，[100]如果基本戰略一錯，局勢就難以收拾了。
滿清這次進軍皇太極親自帶兵，集兵十餘萬，知道袁崇煥守在東路，攻打不進，於是由蒙古兵作先導，繞道西路進攻。出發前對王公大臣說：“明朝倘若肯和，我們采參開礦，與他們交易，換來布疋，大家共享太平，豈不極好？但我幾次三番的求和，明朝總是不允，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達喀喇沁的青城。這條路很遠，行軍不便，諸將見到了前途的艱難，不少人便主張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爾泰兩大貝勒主張最力，認為：深入敵境，勞師襲遠，如果糧匱馬疲，又怎麽迴得去？縱使攻進了長城，明人勢必聚集各路兵馬圍攻，我們便寡不敵眾，要是後路遭到堵截，恐無歸路。金人的根本是在遼寧、吉林一帶。從山海關進攻北京，那是安全的進軍路線，如果打不勝，退迴去就是了。現在遠遠的繞道蒙古，當時運輸工具簡陋，糧草很容易接濟不上。那時代善四十九歲，是皇太極的二哥，莽古爾泰四十三歲，是皇太極的五哥，兩人都在四大貝勒之列，權勢頗大，比較老成持重。
少壯派大將嶽托與濟爾哈朗等人則支持皇太極（當時三十八歲，排行第八）的進軍主張。嶽托是代善的兒子，當時年齡不詳，相信最多三十歲，濟爾哈朗是皇太極的堂弟，三十四歲，都是勇氣十足。那日開軍事會議密商，直開到深夜，在皇太極的堅持下決定繼續進攻。但皇太極也知道此行極險，第二日早晨重申軍令，不準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中毒，不準酗酒，采取柴草時必須眾人同行，不可落單，充分顯露了戰戰兢兢的心情。皇太極愛讀《三國演義》，這次出師，很有鄧艾伐蜀、深入險地的意味。[101]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極命嶽托、濟爾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濟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諸部蒙古兵攻龍井關；他自己親率中軍攻洪山口。三路先後攻克，進入長城，進迫遵化。
袁崇煥於十月廿八日得訊，立即兵分兩路，北路派鎮守山海關的趙率教帶騎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壽、何可綱等大將從南路西去保衛北京。沿途所經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都留兵布防，準備截斷清兵的歸路。
崇禎正在惶急萬狀之際，聽得袁崇煥來援，自然是喜從天降，大大嘉獎，發內帑勞軍（這次是心甘情願了），發表袁崇煥作各路援軍總司令。[102]
袁崇煥部十一月初趕到薊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與清兵在馬升橋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勝。清軍半夜裏退兵。
但北路援軍卻遭到了重大挫敗。趙率教急馳西援，到達三屯營時，總兵朱國彥竟緊閉城門，不讓他部隊進城。趙率教無奈，隻得領兵向西迎敵，在遵化城外大戰，疲兵被清軍阿濟格所部的左路軍包圍殲滅，趙率教中箭陣亡。遵化陷落，巡撫王元雅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