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碧血劍(59)
金庸作品集（簡體新版） 作者：金庸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為了避免戰爭，向敵人付出若幹金銀財物，如果目的是爭取休整的機會，隻要不是喪失主權和屈辱，並不一定是外交上的失敗。北宋真宗時寇準主持澶淵之盟，對契丹增加“歲幣”（每年支付的和平費），達成相當長期的和平，避免了兩線作戰，得以集中力量去對付另一大敵西夏。當時以及後世史家並不認為是錯誤決策，但寇準後來還是被政敵進讒，說他利用了皇帝。在西洋史上，第八世紀時，來自丹麥的維金人侵入英國，燒殺劫掠，十分殘暴，英國國王阿爾佛萊德組織抗戰，頗有成效，但維金人始終不退，占領了英國整個北方，後來的英國國王無奈，與維金人達成協議，每年付以一大筆歲幣，稱為“丹麥金”（dane geld），國王向人民征稅，用來付給敵人以購買和平，稅項就叫做“丹麥金”。英國人民雖感到屈辱，但免了戰爭和被劫掠之苦，還是樂於交稅，直到後來諾曼人入侵，將丹麥侵略者逐出英國為止，交付“丹麥金”的時期幾長達二百年。不過兩國對峙，一方付出和平費後，必須好好利用這段買來的和平時期來準備日後的抗戰，但如苟安偷生，不自振作，好像南宋一樣，結果便是滅亡。
皇太極對於緞布的要求一下子就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議以適當禮物還報，希望和議盡快辦理，可見對於締結和平的確具有極大誠意。他自知人口與兵力有限，經不起長期的消耗戰。[56]此後每發生一次戰爭，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明朝當時和滿清議和的障礙，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與金人議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國的和議，人人都怕做秦檜。大家抱著同樣的心理：“隻要讚成和金人議和，那就是大漢奸秦檜。”這是當時讀書人的“條件反射”。袁崇煥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議和，朝臣都不附和。遼東經略王之臣更為此一再彈劾袁崇煥，說這種主張就像宋人和金人議和那樣愚蠢自誤。
其實，明朝當時與宋朝的情況大不相同。
在南宋時，金兵已占領了中國北方的全部，邊界要直到淮河，與揚州、南京已相距不遠。議和等於是放棄收複失地。但在明朝天啟年間，金人隻占領了遼東，遼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暫時議和，影響不是極大。
南宋之時，嶽飛、韓世忠、劉錡、張俊、吳璘、吳玠等大將，都是兵精能戰，金人後方不穩，黃河長江以北的義民紛紛反金，形勢上利於北伐，議和是失卻了恢複的良機。明末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賴的隻西洋大炮。但當時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動，隻能用於守城，不能用於運動戰，而且並無可以爆炸的炮彈，威力比較有限。
對於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議和，宋方絕對屈辱，每年片麵進貢金帛，並非雙方互贈。宋朝皇帝對金稱臣。[57]然而皇太極卻甘願低於明朝皇帝一級，隻要求比明朝的諸臣高一級。皇太極一再表示，金國不敢與中國並列，隻希望地位比察哈爾蒙古人高一點就滿足了。[58]他和袁崇煥書信來往，態度上是很明顯的謙恭。[59]
可見宋金議和與明金議和兩事，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皇太極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後來索性改了國號，不稱金國，而稱“大清”，以免引起漢人心理上敵對性的連鎖反應。[60]
袁崇煥和皇太極信使往來，但因朝中大臣視和議如洪水猛獸，談判全無結果。
當時主張和金人議和，非但冒舉國之大不韙，而且是冒曆史上之大不韙。中國過去受到外族的軍事壓力而議和，通常總是屈辱性的，漢人對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將“議和”、“投降”、“漢奸”三件事聯係在一起。後來袁崇煥被殺，“主張和議”是主要罪名之一。
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爭取時間，中國曆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爭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等到整頓好軍隊後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過這不是中國曆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
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基本關鍵在於：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準備而終於大舉反攻、得到最後勝利？單是在現代史上，後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產黨人尤其善於運用，如列寧在第一次大戰時與德國議和，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訂停戰協定，北越、南越越共與美國、西貢政府簽訂巴黎停戰協定等都是。議和停戰隻是策略，決不等於投降。策略或對或錯，投降通常是錯。然而明末當國的君臣都是庸才，對於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大局發展的前途都茫無所知，既無決戰的剛勇，也無等待的韌力。那時為了對滿清及民軍用兵，賦稅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極，國庫入不敷出，左支右絀，百廢不舉，對軍隊欠糧欠餉，裁撤驛站（既破壞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訊設備，大量失業的驛卒更成為造反民軍的骨幹，李自成即為被裁的驛卒），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戰言和，對朝廷和人民都是極大好事。袁崇煥精明正確的戰略見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識的認為是“漢奸思想”。
袁崇煥當然知道如此力排眾議，對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將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隻是以大局為重。[61]以他如此剛烈之人，對聲名自然非常愛惜，給人罵作“漢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較起來，死守寧遠、抗拒大敵，在他並不算是難事，最多打不過，一死殉國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負擔成為“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責任，可艱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剛強的人，越是不重視性命而不肯忍受恥辱。越是儒家的書讀得多，心中曆史感極其深厚的人，越是寶貴自己的名節。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跡，如張巡睢陽死守，顏杲卿常山罵賊，袁崇煥做起來並不困難。對於性格柔和的人，當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義難，在袁崇煥這樣的偉烈之士，卻是守寧遠易而主和議難。主張議和，他必須違反曆史傳統、違反舉國輿論、違反朝廷決策、更違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連自己都反。
他是個衝動的熱情的豪傑，是“寧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鉤”的剛士，是行事不顧一切、“幾大就幾大”的蠻子，可是他終於決定：“忍辱負重”。
在他那個時代，絕無現代西方民主社會中尊重少數人意見的習慣與風度。連袁崇煥自己在內，都相信“國人皆曰可殺”多半便是“可殺”。那是一個非此即彼、決不容忍異見的時代，是正人君子紛紛犧牲生命而提出正義見解的時代。卑鄙的奸黨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對風骨和節操越是看重。東漢和明末，是中國曆史上讀書人道德價值最受重視的兩個時期。歲寒堅節，冰雪清操，在當時的道德觀念中，與“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愛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終於因主和而為天下士論所不齒，對他將是多麽嚴重的事。當魏忠賢灼手可熱之時，他手下一般趨炎附勢之徒將反對派都稱為“東林黨”，名之曰“奸黨”。袁崇煥與清流派關係密切，但因手統雄兵，為關外重鎮，所以沒有名列“東林黨人榜”，袁崇煥反以此為愧，耽心不得流芳千秋。[62]
他對金人的和談並不是公開進行的，因此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抨擊，但他當然預料到將來終於要公開，清議和知友的譴責不可避免的會落到他頭上。
在袁崇煥死後十三年的崇禎十五年，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洪承疇於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鬆山、錦州失守。崇禎便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民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更明白無力兩線作戰，暗中與皇帝籌劃對滿清講和。崇禎和陳新甲不斷商議，朝中其他大臣聽到了風聲，便紛紛上奏，反對和議。崇禎矢口不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你們反對什麽？崇禎每次親筆寫手詔給陳新甲，總是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泄漏而讓群臣知道了。
該年八月，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去給陳新甲，催他盡快設法和滿清議和。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將皇帝的密詔留在他書房中的幾上而去。陳新甲的家僮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這樣一來，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拿到了證據，登時嘩然，立刻紛紛上奏章反對。
皇帝再也無法抵賴，惱怒之極，下詔要陳新甲解釋，責問他為什麽主張議和，罪大惡極之至。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詔中的句子，證明這是出於皇上的聖意。崇禎更失麵子，老羞成怒，下旨：陳新甲著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李自成破開封，烹殺福王），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那時距明朝之亡已不過一年半，局麵的惡劣可想而知，但群臣還是堅決反對議和，連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國防部長暗中商量，表麵上堅決不肯承認，最後消息泄漏，便殺了國防部長以卸自己責任。從這件事中，可以見到當時對“議和”是如何的忌諱，輿論壓力是如何沉重。連崇禎這樣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對群臣承認有議和之意。
袁崇煥卻膽敢進行議和。那正是出於曾子所說“隻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對，雖有千萬人反對，我還是幹了”那種浩然之氣。[63]
諸葛亮出師北伐，天下皆稱其忠。嶽飛苦戰抗敵，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煥的功業或許比不上諸葛亮和嶽飛，雖然，那也是很難真正比較的，然而他身處嫌疑之地而行舉世嫌疑之事，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負擔，諸葛亮和嶽飛卻幸而不必經受。
袁崇煥有一句詩：“心苦後人知”。當真是英雄寂寞，壯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當時的諒解，隻盼望自己這番苦心孤詣能為後人所知。當我寫到這一段文字時，想到他的耿耿之懷，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劇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壯美，深刻的淒愴意。
正確的戰略決策無法執行，朝政越來越腐敗，在魏忠賢籠罩一切的邪惡勢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關外酷寒的天氣，生長於亞熱帶的廣東人實在感到很難抵受。在這期間，袁崇煥從廣東招募來的人員中有人要迴故鄉去了，臨別時問他：你留在這裏繼續擔當艱危呢，還是迴鄉以求平安？他寫了一首詩迴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內心你還不明白嗎？又何必問安危去留？我在這裏奮不顧身，本來不是為了富貴。故鄉的親友們如果問起，請你轉告：邊界還沒有平靖，我隻有感到慚愧，當然要繼續幹下去。[64]
袁崇煥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二弟崇燦（一說是他哥哥）當他在關外時在故鄉逝世。三弟崇煜隨著他在軍中辦事，後來也告辭迴鄉。袁崇煥從寧遠送他到山海關而分手，寫了兩首詩給他，說：邊疆需要人守禦，升平還沒有得到，我早已決心報國，安危去留的問題不必提了。[65]
八
在這段時期中，皇太極進攻朝鮮，打了幾個勝仗後，朝鮮投降，訂立了對滿清十分有利的和約，每年從朝鮮得到糧食、金錢和物品的供應。皇太極本來提出三個條件：割地、擒毛文龍、派兵一萬助攻中國。朝鮮對這三個條件無法接納，但在經濟上盡量滿足滿清的要求。同時在此後的明清戰爭中，朝鮮改守中立，使滿清去了後顧之憂。
在皇太極對朝鮮用兵之時，袁崇煥加緊修築錦州、中左、大淩河三城的防禦工事，派水師去支援皮島的毛文龍，另派趙率教、朱梅等九員將領率兵九千，進兵三岔河，牽製清軍，作朝鮮的聲援。但朝鮮不久就和滿清訂了城下之盟，趙率教等領兵而迴，並未和清軍接觸。
皇太極無法和明朝達成和議，卻見袁崇煥修築城堡的工作進行得十分積極，時間越久，今後進攻會更加困難，於是決定“以戰求和”，對寧遠發動攻擊。
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年）五月，皇太極親率兩黃旗、兩白旗精兵，進攻遼西諸城堡，攻陷明方大淩河、小淩河兩個要塞，隨即進攻寧遠的外圍要塞錦州。
五月十一，皇太極所率大軍攻抵錦州，四麵合圍。這時守錦州的是趙率教，他和監軍太監紀用守城，派人去與皇太極議和，那自是緩兵之計，以待救兵。皇太極不中計，攻城愈急。
袁崇煥派遣祖大壽和尤世祿帶了四千精兵，繞到清軍後路去包抄，又派水師去攻東路作為牽製。這時天熱，海上不結冰，水師用得著了。但駐在清軍後方皮島的明軍統帥毛文龍不肯出兵牽製。
趙率教是陝西人，這人的人品本來是相當不高的。努爾哈赤攻遼陽時，趙率教是主帥袁應泰的中軍（參謀長）。袁應泰是不懂軍事的文官，趙率教卻沒有盡他做參謀長的責任，這個戰役指揮得一塌胡塗。清軍攻破遼陽，袁應泰殉難，趙率教卻偷偷逃走了，論法當斬，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來是賄賂了上官。後來王化貞大敗，關外各城都成為無人管的地方，趙率教申請戴罪立功，帶領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衛，但到達時發覺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進。努爾哈赤攻寧遠，趙率教在前屯衛，距離很近，自己不親去赴援，後來寧遠大捷，他卻想分功，以致給滿桂痛罵，釀成了很大風波。
皇太極對於緞布的要求一下子就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議以適當禮物還報，希望和議盡快辦理，可見對於締結和平的確具有極大誠意。他自知人口與兵力有限，經不起長期的消耗戰。[56]此後每發生一次戰爭，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明朝當時和滿清議和的障礙，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與金人議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國的和議，人人都怕做秦檜。大家抱著同樣的心理：“隻要讚成和金人議和，那就是大漢奸秦檜。”這是當時讀書人的“條件反射”。袁崇煥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議和，朝臣都不附和。遼東經略王之臣更為此一再彈劾袁崇煥，說這種主張就像宋人和金人議和那樣愚蠢自誤。
其實，明朝當時與宋朝的情況大不相同。
在南宋時，金兵已占領了中國北方的全部，邊界要直到淮河，與揚州、南京已相距不遠。議和等於是放棄收複失地。但在明朝天啟年間，金人隻占領了遼東，遼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暫時議和，影響不是極大。
南宋之時，嶽飛、韓世忠、劉錡、張俊、吳璘、吳玠等大將，都是兵精能戰，金人後方不穩，黃河長江以北的義民紛紛反金，形勢上利於北伐，議和是失卻了恢複的良機。明末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賴的隻西洋大炮。但當時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動，隻能用於守城，不能用於運動戰，而且並無可以爆炸的炮彈，威力比較有限。
對於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議和，宋方絕對屈辱，每年片麵進貢金帛，並非雙方互贈。宋朝皇帝對金稱臣。[57]然而皇太極卻甘願低於明朝皇帝一級，隻要求比明朝的諸臣高一級。皇太極一再表示，金國不敢與中國並列，隻希望地位比察哈爾蒙古人高一點就滿足了。[58]他和袁崇煥書信來往，態度上是很明顯的謙恭。[59]
可見宋金議和與明金議和兩事，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皇太極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後來索性改了國號，不稱金國，而稱“大清”，以免引起漢人心理上敵對性的連鎖反應。[60]
袁崇煥和皇太極信使往來，但因朝中大臣視和議如洪水猛獸，談判全無結果。
當時主張和金人議和，非但冒舉國之大不韙，而且是冒曆史上之大不韙。中國過去受到外族的軍事壓力而議和，通常總是屈辱性的，漢人對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將“議和”、“投降”、“漢奸”三件事聯係在一起。後來袁崇煥被殺，“主張和議”是主要罪名之一。
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爭取時間，中國曆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爭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等到整頓好軍隊後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過這不是中國曆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
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基本關鍵在於：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準備而終於大舉反攻、得到最後勝利？單是在現代史上，後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產黨人尤其善於運用，如列寧在第一次大戰時與德國議和，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訂停戰協定，北越、南越越共與美國、西貢政府簽訂巴黎停戰協定等都是。議和停戰隻是策略，決不等於投降。策略或對或錯，投降通常是錯。然而明末當國的君臣都是庸才，對於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大局發展的前途都茫無所知，既無決戰的剛勇，也無等待的韌力。那時為了對滿清及民軍用兵，賦稅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極，國庫入不敷出，左支右絀，百廢不舉，對軍隊欠糧欠餉，裁撤驛站（既破壞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訊設備，大量失業的驛卒更成為造反民軍的骨幹，李自成即為被裁的驛卒），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戰言和，對朝廷和人民都是極大好事。袁崇煥精明正確的戰略見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識的認為是“漢奸思想”。
袁崇煥當然知道如此力排眾議，對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將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隻是以大局為重。[61]以他如此剛烈之人，對聲名自然非常愛惜，給人罵作“漢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較起來，死守寧遠、抗拒大敵，在他並不算是難事，最多打不過，一死殉國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負擔成為“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責任，可艱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剛強的人，越是不重視性命而不肯忍受恥辱。越是儒家的書讀得多，心中曆史感極其深厚的人，越是寶貴自己的名節。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跡，如張巡睢陽死守，顏杲卿常山罵賊，袁崇煥做起來並不困難。對於性格柔和的人，當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義難，在袁崇煥這樣的偉烈之士，卻是守寧遠易而主和議難。主張議和，他必須違反曆史傳統、違反舉國輿論、違反朝廷決策、更違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連自己都反。
他是個衝動的熱情的豪傑，是“寧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鉤”的剛士，是行事不顧一切、“幾大就幾大”的蠻子，可是他終於決定：“忍辱負重”。
在他那個時代，絕無現代西方民主社會中尊重少數人意見的習慣與風度。連袁崇煥自己在內，都相信“國人皆曰可殺”多半便是“可殺”。那是一個非此即彼、決不容忍異見的時代，是正人君子紛紛犧牲生命而提出正義見解的時代。卑鄙的奸黨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對風骨和節操越是看重。東漢和明末，是中國曆史上讀書人道德價值最受重視的兩個時期。歲寒堅節，冰雪清操，在當時的道德觀念中，與“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愛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終於因主和而為天下士論所不齒，對他將是多麽嚴重的事。當魏忠賢灼手可熱之時，他手下一般趨炎附勢之徒將反對派都稱為“東林黨”，名之曰“奸黨”。袁崇煥與清流派關係密切，但因手統雄兵，為關外重鎮，所以沒有名列“東林黨人榜”，袁崇煥反以此為愧，耽心不得流芳千秋。[62]
他對金人的和談並不是公開進行的，因此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抨擊，但他當然預料到將來終於要公開，清議和知友的譴責不可避免的會落到他頭上。
在袁崇煥死後十三年的崇禎十五年，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洪承疇於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鬆山、錦州失守。崇禎便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民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更明白無力兩線作戰，暗中與皇帝籌劃對滿清講和。崇禎和陳新甲不斷商議，朝中其他大臣聽到了風聲，便紛紛上奏，反對和議。崇禎矢口不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你們反對什麽？崇禎每次親筆寫手詔給陳新甲，總是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泄漏而讓群臣知道了。
該年八月，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去給陳新甲，催他盡快設法和滿清議和。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將皇帝的密詔留在他書房中的幾上而去。陳新甲的家僮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這樣一來，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拿到了證據，登時嘩然，立刻紛紛上奏章反對。
皇帝再也無法抵賴，惱怒之極，下詔要陳新甲解釋，責問他為什麽主張議和，罪大惡極之至。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詔中的句子，證明這是出於皇上的聖意。崇禎更失麵子，老羞成怒，下旨：陳新甲著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李自成破開封，烹殺福王），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那時距明朝之亡已不過一年半，局麵的惡劣可想而知，但群臣還是堅決反對議和，連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國防部長暗中商量，表麵上堅決不肯承認，最後消息泄漏，便殺了國防部長以卸自己責任。從這件事中，可以見到當時對“議和”是如何的忌諱，輿論壓力是如何沉重。連崇禎這樣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對群臣承認有議和之意。
袁崇煥卻膽敢進行議和。那正是出於曾子所說“隻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對，雖有千萬人反對，我還是幹了”那種浩然之氣。[63]
諸葛亮出師北伐，天下皆稱其忠。嶽飛苦戰抗敵，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煥的功業或許比不上諸葛亮和嶽飛，雖然，那也是很難真正比較的，然而他身處嫌疑之地而行舉世嫌疑之事，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負擔，諸葛亮和嶽飛卻幸而不必經受。
袁崇煥有一句詩：“心苦後人知”。當真是英雄寂寞，壯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當時的諒解，隻盼望自己這番苦心孤詣能為後人所知。當我寫到這一段文字時，想到他的耿耿之懷，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劇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壯美，深刻的淒愴意。
正確的戰略決策無法執行，朝政越來越腐敗，在魏忠賢籠罩一切的邪惡勢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關外酷寒的天氣，生長於亞熱帶的廣東人實在感到很難抵受。在這期間，袁崇煥從廣東招募來的人員中有人要迴故鄉去了，臨別時問他：你留在這裏繼續擔當艱危呢，還是迴鄉以求平安？他寫了一首詩迴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內心你還不明白嗎？又何必問安危去留？我在這裏奮不顧身，本來不是為了富貴。故鄉的親友們如果問起，請你轉告：邊界還沒有平靖，我隻有感到慚愧，當然要繼續幹下去。[64]
袁崇煥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二弟崇燦（一說是他哥哥）當他在關外時在故鄉逝世。三弟崇煜隨著他在軍中辦事，後來也告辭迴鄉。袁崇煥從寧遠送他到山海關而分手，寫了兩首詩給他，說：邊疆需要人守禦，升平還沒有得到，我早已決心報國，安危去留的問題不必提了。[65]
八
在這段時期中，皇太極進攻朝鮮，打了幾個勝仗後，朝鮮投降，訂立了對滿清十分有利的和約，每年從朝鮮得到糧食、金錢和物品的供應。皇太極本來提出三個條件：割地、擒毛文龍、派兵一萬助攻中國。朝鮮對這三個條件無法接納，但在經濟上盡量滿足滿清的要求。同時在此後的明清戰爭中，朝鮮改守中立，使滿清去了後顧之憂。
在皇太極對朝鮮用兵之時，袁崇煥加緊修築錦州、中左、大淩河三城的防禦工事，派水師去支援皮島的毛文龍，另派趙率教、朱梅等九員將領率兵九千，進兵三岔河，牽製清軍，作朝鮮的聲援。但朝鮮不久就和滿清訂了城下之盟，趙率教等領兵而迴，並未和清軍接觸。
皇太極無法和明朝達成和議，卻見袁崇煥修築城堡的工作進行得十分積極，時間越久，今後進攻會更加困難，於是決定“以戰求和”，對寧遠發動攻擊。
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年）五月，皇太極親率兩黃旗、兩白旗精兵，進攻遼西諸城堡，攻陷明方大淩河、小淩河兩個要塞，隨即進攻寧遠的外圍要塞錦州。
五月十一，皇太極所率大軍攻抵錦州，四麵合圍。這時守錦州的是趙率教，他和監軍太監紀用守城，派人去與皇太極議和，那自是緩兵之計，以待救兵。皇太極不中計，攻城愈急。
袁崇煥派遣祖大壽和尤世祿帶了四千精兵，繞到清軍後路去包抄，又派水師去攻東路作為牽製。這時天熱，海上不結冰，水師用得著了。但駐在清軍後方皮島的明軍統帥毛文龍不肯出兵牽製。
趙率教是陝西人，這人的人品本來是相當不高的。努爾哈赤攻遼陽時，趙率教是主帥袁應泰的中軍（參謀長）。袁應泰是不懂軍事的文官，趙率教卻沒有盡他做參謀長的責任，這個戰役指揮得一塌胡塗。清軍攻破遼陽，袁應泰殉難，趙率教卻偷偷逃走了，論法當斬，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來是賄賂了上官。後來王化貞大敗，關外各城都成為無人管的地方，趙率教申請戴罪立功，帶領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衛，但到達時發覺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進。努爾哈赤攻寧遠，趙率教在前屯衛，距離很近，自己不親去赴援，後來寧遠大捷，他卻想分功，以致給滿桂痛罵，釀成了很大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