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
隨著“王張江姚”四人幫的垮台，中華大地終於結束“十年動亂”呈現出“嚴冬過盡綻春蕾”的令人歡欣鼓舞的新氣象。其中最具標誌性的重大政治事件是：“推薦工農兵上大學”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全麵恢複“高考製度”。麵對國家首先在教育領域的“破冰”改革，一度被壓抑多年的全國各族青年無不歡唿雀躍。大家奔走相告，竟相翻出書本，挑燈複習，開始迎戰即將到來的第一次“大考”。
那一年，三哥貴章和我也都決定參加高考。當時貴章哥已結束知青生活返城在吉林市第二建築公司做了一名瓦匠。他在磐石朝陽山結識的右派陳子夫也已平反被安排到吉林市總工會職工培訓中心做了一名講師。兒子陳曉珊和女兒陳菲菲還在磐石朝陽山參加勞動。據貴章哥講，陳曉珊和妹妹陳菲菲也都準備報名參加1977年度的冬季高考。後來政審時妹妹陳菲菲通過並一舉考入長春地質學院，後畢業被分配到吉林省黃金研究所當了一名研究員；陳曉珊則因在文革期間“涉嫌現反言論”尚未作出評反結論而被剝奪了當年的“報考權”。
在此期間，貴章哥為鼓勵我參加高考還專門給我郵來了一疊子複習資料。怎奈因當年在校讀書我哥倆均以語文一科見長，數理化失分太多而雙雙落榜。有鑒於此，為尋求改變現狀我兄弟決定一邊工作，一邊繼續備戰1978年度高考。
令我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是：當年鹿場書記徐乃遷為支持我備戰1978年高考曾為我提供了許多便利。此外，我的母親還從一家人的“牙縫中”每月摳出10塊錢支持我去上縣裏的高考補習班。初始階段我借住在縣玻璃廠我的同學赫令江的職工宿舍，一日三餐吃在玻璃廠的職工食堂，一應花銷還能承擔得起。然而好景不長，10天後我就被赫令江的領導給轟了出來。無奈，我隻能被迫退出補習班，迴鹿場邊上班邊備戰高考。因為我不忍心隻為自己而讓家人去喝“西北風”。結果，1978年的高考本人非常遺憾地隻因一分之差再次名落孫山。值得慶賀的是，貴章哥當年總算將巴進線考入吉林市聯大”中文係，結束了他在吉林市第二建築公司的“瓦匠生涯”；他的好友陳曉珊當年也通過政審一舉考入大連鐵道學院，後成為吉林電力大學的一名老師。
打這以後，高考一年比一年難度大。特別是與剛走出校門的應屆畢業生“同台pk”已經幾乎沒有勝出的可能。說白了，要實現對自己人生軌跡的改變，唯一的途徑就是報考農場“以工代幹”崗位了。好在1977年10月我已被恢複“團籍”，同時還被解除了報考場內“公共崗位”的各項封禁。
在默默的期盼和等待中，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機會終於來到了：1979年10月，農場計劃麵向全場在職青年職工和應屆高中畢業生通過考試公開招聘5名“以工代幹”教師。得到這個消息，我立即前往場部政工股李忠孝股長處報了名。現在看來，那是農場有史以來聲勢最大、報考人員最多的一次公招，但也是存在舞弊非議最多的一次公招。
關於那次公考，全場上至場領導，下到普通職工無不期盼參考子女有幸通過公招改變自己的命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近水樓台者”不惜鋌而走險，開始挖空心地把“算盤”打到“出題老師”的身上。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這也的確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辦法。
針對那次公招我是不配也不敢作非分之想的。但我自有我的一套“妙想”。即先對本次公招從報名對象、錄用名額、出題老師三方麵進行綜合分析，然後得出“知己知彼”的判斷：即本次公招農場若單憑文化課考試排序作為唯一錄取標準，我百分之百沒戲。其理由，一是本人嚴重偏科，數理化會扯後腿；二是已離開校門三年半，與剛畢業的“小字輩”同時競考根本沒有勝出的可能。由於本人事先對這次“公招”看得很透，所以後經兩天苦思冥想，終於給自己憋出個“出奇製勝”的“絕招兒”。即以給場黨委上“萬言書”引起朱書記和全體黨委委員對我個人“才華”的重視。此外，我當時敢突發這一奇想的關鍵還在於有兩個難能可貴的外部條件：一個是場黨委當時正在全場幹部職工和黨團員中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活動”，這樣一來，本人所上“萬言書”就純屬是響應黨委號召的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建言獻策”行為了；再一個就是79年5月朱書記到鹿場調研時我的發言曾給他留下過深刻印象。對於我個人而言，此時我給場黨委所上“萬言書”就是一次“破釜沉舟”式的自己跟自己命運的“博弈”。贏了，我的人生軌跡就能出現“拐點”；輸了，大不了我接著繼續養鹿。這就是我在當時麵對那次“公招”毫不摻假的真實心態。
後來的事實證明：我賭贏了。恰是這“挽狂瀾於既倒”的拚死一搏，才讓我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拐點”，即終於使我通過本次公考成為一名“以工代幹”的農場教師了。
主意拿定之後，我隻用了兩個夜晚就動筆寫完了《論農場管理十大弊癰》的萬言書，並通過朱書記的內弟張守雙把這份材料直接遞交給了場黨委的朱百順書記。針對我的這個舉動，不明真相的母親嚇壞了，她深怕我考慮不周在政治上再栽了跟頭。但“開弓沒有迴頭箭”，我即然做了就沒有什麽好怕的，大不了在鹿場放上一輩子鹿嗎！
時隔不久，場黨委朱百順書記代表場黨委專門給我就所上“萬言書”迴了一封複信，大意是：“對我響應場黨委號召，發揚主人翁精神建言獻策表示感謝！對於所提建議農場將在今後工作中逐漸采納並加以整改。”
一周之後，農場麵向全場發布了“關於公開招聘5名以工代幹教師的錄用結果”。按照文化課考試成績排序：第一名張樹新；第二名沈豔嬌；第三名沈豔梅；第四名朱景芝；第五名楊秋慧；第六名陳孝章。
另據後期農場權威人士透露：在農場召開黨委會確定錄用人選時，朱百順書記曾在會上宣讀了我的“萬言書”。之後是副書記高景山第一個發言，他說這個叫陳孝章的小夥子挺有才華應該考慮使用。而後在研究老師錄用問題時，考第五名的楊秋慧因已在造紙廠做了出納員，故把排在第六名的我直接串上來列為錄用對象。這就是那次黨委會的大體經過。
事實再一次證明，那份“萬言書”對於場黨委最後拍板決定用我這個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若非本人對那次公招作最後“拚死一搏”，那麽最終的結果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由此可見，這件事堪稱是“自己跟自己命運博奕”的一個“經典範例”。
下麵，對當年那份題為《論農場管理十大弊癰》萬言書特作如下提綱挈領式的摘錄：
尊敬的朱百順書記及各位黨委委員：大家好！
我是鹿場一線養鹿工人共青團員陳孝章。為響應場黨委“關於解放思想為農場發展積極諫言獻策”號召，本人決定本著實事求是和對農場發展高度負責精神，提出如下建議：
一、關於農場目前在管理上存在的“十大弊端”：
（一）做為全省最大穀物農場，沒有真正培樹起可以凝聚全體幹部職工“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農場精神”。此為“弊”之一。
（二）全場職工昏昏噩噩，精神狀態不佳，主人翁意識不強。此為“弊”之二。
（三）幹部職工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差，隻是一味地端著“鐵飯碗”混飯吃。此為“弊”之三。
（四）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建設不同步。全體職工“愛崗敬業，以場為家”意識嚴重缺失。此為“弊”之四。
（五）法紀教育嚴重滯後，職工法紀觀念淡薄。此為“弊”之五。
（六）農耕作業機械化程度不低，但勞動生產率不高。此為“弊”之六。
（七）後勤管理混亂，沒有章法，浪費現象比比皆是。此為“弊”之七。
（八）農耕作業經營粗放，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此為“弊”之八。
（九）農場工會形同虛設，職工權益保障嚴重缺失。此為“弊”之九。
（十）建章建製流於形式化，對各項製度的執行監督不到位。此為“弊”之十。
二、關於對存在問題的改進建議：
第一，從農場實際出發，開展一次“關於培樹農場精神大討論活動”。記得毛澤東當年提出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字“抗大精神”就曾經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那麽做為全省最大穀物農場，我認為同樣需要一種精神。
第二，農場的主人是農場的全體職工。要實現由“員工”向“主人”的角色轉換，就必須通過群團組織把職工組織起來，開展經常性地教育活動，讓他們切實找到“家”的感覺才行。
第三，“大鍋飯”思想是製約職工“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發揮的“罪魁禍首”。為此應通過建立並完善“激勵機製”幫助職工徹底克服“鐵飯碗”思想。
第四、要通過精心設計一係列精神文明創建活動豐富職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隻有讓職工首先在精神上充實起來，才能煥發出衝天的工作幹勁。
第五、要不斷加大對廣大職工法紀和場紀教育力度。要通過辦短訓班的方式培訓若幹遵紀守法典型，然後再以點帶麵尋求提高法紀建設的整體水平。
第六，要加強農機專業隊伍建設，開展經常性的崗位練兵和勞動競賽活動。以確保農機設備發揮出最大的勞動效能。
第七，繼續強化對後勤“人財物”的科學管理，要通過製度建設“看住盲點，堵上漏點”，進而實現後勤保障工作的規範化和科學化。
第八，要探索農耕生產向“高產和高效”發展。糾正“廣種薄收”的放羊思維，不斷提高土地種植的綜合效益。
第九，不斷強化工會組織在農場民主管理中的存在感。要讓職工通過工會平台積極參與到農場民主管理中來。
第十，進一步加大對各項規章製度貫徹執行情況的監督考核力度。不能讓製度隻是掛在牆上的擺設，要讓製度成為形成全場從上到下貫徹執行力的“最佳幫手”。
綜上所述，即本人向場黨委提出的十點建議，如有不妥，誠盼批評指教。
“…………”
隨著“王張江姚”四人幫的垮台，中華大地終於結束“十年動亂”呈現出“嚴冬過盡綻春蕾”的令人歡欣鼓舞的新氣象。其中最具標誌性的重大政治事件是：“推薦工農兵上大學”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全麵恢複“高考製度”。麵對國家首先在教育領域的“破冰”改革，一度被壓抑多年的全國各族青年無不歡唿雀躍。大家奔走相告，竟相翻出書本，挑燈複習，開始迎戰即將到來的第一次“大考”。
那一年，三哥貴章和我也都決定參加高考。當時貴章哥已結束知青生活返城在吉林市第二建築公司做了一名瓦匠。他在磐石朝陽山結識的右派陳子夫也已平反被安排到吉林市總工會職工培訓中心做了一名講師。兒子陳曉珊和女兒陳菲菲還在磐石朝陽山參加勞動。據貴章哥講，陳曉珊和妹妹陳菲菲也都準備報名參加1977年度的冬季高考。後來政審時妹妹陳菲菲通過並一舉考入長春地質學院，後畢業被分配到吉林省黃金研究所當了一名研究員；陳曉珊則因在文革期間“涉嫌現反言論”尚未作出評反結論而被剝奪了當年的“報考權”。
在此期間，貴章哥為鼓勵我參加高考還專門給我郵來了一疊子複習資料。怎奈因當年在校讀書我哥倆均以語文一科見長，數理化失分太多而雙雙落榜。有鑒於此，為尋求改變現狀我兄弟決定一邊工作，一邊繼續備戰1978年度高考。
令我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是：當年鹿場書記徐乃遷為支持我備戰1978年高考曾為我提供了許多便利。此外，我的母親還從一家人的“牙縫中”每月摳出10塊錢支持我去上縣裏的高考補習班。初始階段我借住在縣玻璃廠我的同學赫令江的職工宿舍，一日三餐吃在玻璃廠的職工食堂，一應花銷還能承擔得起。然而好景不長，10天後我就被赫令江的領導給轟了出來。無奈，我隻能被迫退出補習班，迴鹿場邊上班邊備戰高考。因為我不忍心隻為自己而讓家人去喝“西北風”。結果，1978年的高考本人非常遺憾地隻因一分之差再次名落孫山。值得慶賀的是，貴章哥當年總算將巴進線考入吉林市聯大”中文係，結束了他在吉林市第二建築公司的“瓦匠生涯”；他的好友陳曉珊當年也通過政審一舉考入大連鐵道學院，後成為吉林電力大學的一名老師。
打這以後，高考一年比一年難度大。特別是與剛走出校門的應屆畢業生“同台pk”已經幾乎沒有勝出的可能。說白了，要實現對自己人生軌跡的改變，唯一的途徑就是報考農場“以工代幹”崗位了。好在1977年10月我已被恢複“團籍”，同時還被解除了報考場內“公共崗位”的各項封禁。
在默默的期盼和等待中，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機會終於來到了：1979年10月，農場計劃麵向全場在職青年職工和應屆高中畢業生通過考試公開招聘5名“以工代幹”教師。得到這個消息，我立即前往場部政工股李忠孝股長處報了名。現在看來，那是農場有史以來聲勢最大、報考人員最多的一次公招，但也是存在舞弊非議最多的一次公招。
關於那次公考，全場上至場領導，下到普通職工無不期盼參考子女有幸通過公招改變自己的命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近水樓台者”不惜鋌而走險，開始挖空心地把“算盤”打到“出題老師”的身上。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這也的確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辦法。
針對那次公招我是不配也不敢作非分之想的。但我自有我的一套“妙想”。即先對本次公招從報名對象、錄用名額、出題老師三方麵進行綜合分析，然後得出“知己知彼”的判斷：即本次公招農場若單憑文化課考試排序作為唯一錄取標準，我百分之百沒戲。其理由，一是本人嚴重偏科，數理化會扯後腿；二是已離開校門三年半，與剛畢業的“小字輩”同時競考根本沒有勝出的可能。由於本人事先對這次“公招”看得很透，所以後經兩天苦思冥想，終於給自己憋出個“出奇製勝”的“絕招兒”。即以給場黨委上“萬言書”引起朱書記和全體黨委委員對我個人“才華”的重視。此外，我當時敢突發這一奇想的關鍵還在於有兩個難能可貴的外部條件：一個是場黨委當時正在全場幹部職工和黨團員中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活動”，這樣一來，本人所上“萬言書”就純屬是響應黨委號召的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建言獻策”行為了；再一個就是79年5月朱書記到鹿場調研時我的發言曾給他留下過深刻印象。對於我個人而言，此時我給場黨委所上“萬言書”就是一次“破釜沉舟”式的自己跟自己命運的“博弈”。贏了，我的人生軌跡就能出現“拐點”；輸了，大不了我接著繼續養鹿。這就是我在當時麵對那次“公招”毫不摻假的真實心態。
後來的事實證明：我賭贏了。恰是這“挽狂瀾於既倒”的拚死一搏，才讓我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拐點”，即終於使我通過本次公考成為一名“以工代幹”的農場教師了。
主意拿定之後，我隻用了兩個夜晚就動筆寫完了《論農場管理十大弊癰》的萬言書，並通過朱書記的內弟張守雙把這份材料直接遞交給了場黨委的朱百順書記。針對我的這個舉動，不明真相的母親嚇壞了，她深怕我考慮不周在政治上再栽了跟頭。但“開弓沒有迴頭箭”，我即然做了就沒有什麽好怕的，大不了在鹿場放上一輩子鹿嗎！
時隔不久，場黨委朱百順書記代表場黨委專門給我就所上“萬言書”迴了一封複信，大意是：“對我響應場黨委號召，發揚主人翁精神建言獻策表示感謝！對於所提建議農場將在今後工作中逐漸采納並加以整改。”
一周之後，農場麵向全場發布了“關於公開招聘5名以工代幹教師的錄用結果”。按照文化課考試成績排序：第一名張樹新；第二名沈豔嬌；第三名沈豔梅；第四名朱景芝；第五名楊秋慧；第六名陳孝章。
另據後期農場權威人士透露：在農場召開黨委會確定錄用人選時，朱百順書記曾在會上宣讀了我的“萬言書”。之後是副書記高景山第一個發言，他說這個叫陳孝章的小夥子挺有才華應該考慮使用。而後在研究老師錄用問題時，考第五名的楊秋慧因已在造紙廠做了出納員，故把排在第六名的我直接串上來列為錄用對象。這就是那次黨委會的大體經過。
事實再一次證明，那份“萬言書”對於場黨委最後拍板決定用我這個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若非本人對那次公招作最後“拚死一搏”，那麽最終的結果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由此可見，這件事堪稱是“自己跟自己命運博奕”的一個“經典範例”。
下麵，對當年那份題為《論農場管理十大弊癰》萬言書特作如下提綱挈領式的摘錄：
尊敬的朱百順書記及各位黨委委員：大家好！
我是鹿場一線養鹿工人共青團員陳孝章。為響應場黨委“關於解放思想為農場發展積極諫言獻策”號召，本人決定本著實事求是和對農場發展高度負責精神，提出如下建議：
一、關於農場目前在管理上存在的“十大弊端”：
（一）做為全省最大穀物農場，沒有真正培樹起可以凝聚全體幹部職工“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農場精神”。此為“弊”之一。
（二）全場職工昏昏噩噩，精神狀態不佳，主人翁意識不強。此為“弊”之二。
（三）幹部職工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差，隻是一味地端著“鐵飯碗”混飯吃。此為“弊”之三。
（四）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建設不同步。全體職工“愛崗敬業，以場為家”意識嚴重缺失。此為“弊”之四。
（五）法紀教育嚴重滯後，職工法紀觀念淡薄。此為“弊”之五。
（六）農耕作業機械化程度不低，但勞動生產率不高。此為“弊”之六。
（七）後勤管理混亂，沒有章法，浪費現象比比皆是。此為“弊”之七。
（八）農耕作業經營粗放，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此為“弊”之八。
（九）農場工會形同虛設，職工權益保障嚴重缺失。此為“弊”之九。
（十）建章建製流於形式化，對各項製度的執行監督不到位。此為“弊”之十。
二、關於對存在問題的改進建議：
第一，從農場實際出發，開展一次“關於培樹農場精神大討論活動”。記得毛澤東當年提出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字“抗大精神”就曾經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那麽做為全省最大穀物農場，我認為同樣需要一種精神。
第二，農場的主人是農場的全體職工。要實現由“員工”向“主人”的角色轉換，就必須通過群團組織把職工組織起來，開展經常性地教育活動，讓他們切實找到“家”的感覺才行。
第三，“大鍋飯”思想是製約職工“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發揮的“罪魁禍首”。為此應通過建立並完善“激勵機製”幫助職工徹底克服“鐵飯碗”思想。
第四、要通過精心設計一係列精神文明創建活動豐富職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隻有讓職工首先在精神上充實起來，才能煥發出衝天的工作幹勁。
第五、要不斷加大對廣大職工法紀和場紀教育力度。要通過辦短訓班的方式培訓若幹遵紀守法典型，然後再以點帶麵尋求提高法紀建設的整體水平。
第六，要加強農機專業隊伍建設，開展經常性的崗位練兵和勞動競賽活動。以確保農機設備發揮出最大的勞動效能。
第七，繼續強化對後勤“人財物”的科學管理，要通過製度建設“看住盲點，堵上漏點”，進而實現後勤保障工作的規範化和科學化。
第八，要探索農耕生產向“高產和高效”發展。糾正“廣種薄收”的放羊思維，不斷提高土地種植的綜合效益。
第九，不斷強化工會組織在農場民主管理中的存在感。要讓職工通過工會平台積極參與到農場民主管理中來。
第十，進一步加大對各項規章製度貫徹執行情況的監督考核力度。不能讓製度隻是掛在牆上的擺設，要讓製度成為形成全場從上到下貫徹執行力的“最佳幫手”。
綜上所述，即本人向場黨委提出的十點建議，如有不妥，誠盼批評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