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3年12月中旬的一天。
由一位年近50名叫張佩文的中年男子趕著一掛套有4匹駿馬的膠輪大車滿載行李箱櫃終於把我們一家人從地獄般的腰杭乃村接迴了國營東方農場二分場（鹿場）。
我家的新居位於二分場最後一棟職工“幹打壘”住宅東屬第二家，麵積約有50平方米。其中有半間是廚房，一個大間是用於擺放箱櫃家具和南側搭有一鋪大炕，北側搭有一鋪小炕的正房。房子外麵砌有整齊的院牆，院落約有60平方米，在依托左院牆一側建有一窄溜倉房和雞架狗窩。木製的雨達和兩扇院門正對著廚房進出房屋的風門。在這間標準農場職工住宅房的裏間，正屋南麵是一大窗，北側有一小窗。隔窗北望，可見崗坡之下的大片麥田和正北方向的一片影影綽綽的樹林，那是遠近聞名的“蘇可果園”。
見有新鄰搬來此屋，未經招唿前後左右鄰舍都一哄聲地跑過來幫忙缷車了。他們有東屋近鄰郎春華和郎春彥兄弟；有右手第一鄰居山東人杜培東、杜輝兄妹；右手第二鄰居尚文勝、尚誌傑父子；右手第三、四、五鄰居山東人王玉信、王景信、王善信兄弟；第六鄰居鹿場場長衛中凡的老伴等。此外，與我在農場中學同班讀書的許言信、邱元友、王軍、衛仁休和一個外號叫“張大晃”的同學也都趕來一起幫忙缷車了。當年的熱鬧場景至今想起來仍讓我倍感無比溫暖。那是一種在那邊剛剛擺脫歧視、欺侮與冷漠；而這邊卻獲得熱誠、友愛與溫馨的感受。相比之下，那可真是“一陰一晴、一冷一熱、一明一暗”兩重天啊！
果真是人多熱情高、幹勁大、出活兒。不屑一刻鍾光景，車上的東西就全被搬進了屋裏。恰在此時，鹿場書記徐乃遷和場長衛中凡兩人趕了過來。徐乃遷看上去不到40歲的年紀，走路邁著“外八字”步，說話慢聲拉語，是個專業型的技術幹部；同比徐書記，衛中凡場長是個矮個子、為人精於算計、說話辦事分外嚴謹的技術型幹部。他與徐乃遷均畢業於吉林省左家特產專科學校且為同班同學，都是專修梅花鹿飼養專業的高級知識分子。
隻見徐乃遷走進屋內一邊跟母親握手一邊說道：“老嫂子，我和衛場長是受閆振生書記委托來看您跟孩子的。這些年讓您和孩子受苦啦！打今天起您在鹿場生活如有什麽困難，請盡管跟我和衛場長說，我們會盡力幫您解決的！”
徐乃遷的話音剛落，母親的眼淚也跟著落了下來，她隨口說道：“謝謝兩位領導！謝謝閆書記對我們全家人的照顧！我一定要教育孩子好好學習，絕不辜負農場對我們一家人的大恩大德！”
正是沐浴著鹿場人對我們這個剛剛受過心靈創痛的苦難家庭播灑的陽光雨露，我們開始了在二分場（鹿場）的全新生活。
鹿場的正宗官方稱謂是：“鎮賚縣國營東方紅農場二分場”。該場是一家以專業“舍飼放養梅花鹿”為主業的特產專業牧場。當時分場有住戶40家，在編全民所有製職工75人；分場設有“梅花鹿養殖”和“後勤服務”兩支專業隊；有存欄梅花鹿（含母鹿公鹿）1100餘隻；平均年產鹿仔400隻、年產藥用幹茸3000兩。是省屬張家園子農場下屬9個分場中的一家骨幹分場。
鹿場地處張家園子農場核心區域。東距一分場（場部）10華裏；東北至李八虎（五分場）7公裏；西北至蘇可屯（四分場）5公裏；南至三分場5公裏；西到孟家油坊20華裏是可以放養梅花鹿的廣闊草甸。
鹿場初建於1966年。多數專業老職工包括書記徐乃遷、場長衛中凡等都是從延邊汪清鹿場整體隨“鹿群”一並遷到鎮賚張家園子農場的。後期隨著梅花鹿養殖規模的擴大又從山東支邊移民和複轉軍人中擴充了一部分新職工。
整個鹿場建在一個方圓1.2平方公裏的突起土崗上。土崗西北高，東南低。在土崗的東緩坡上並排建有6棟成趟的“幹打壘”住宅。在住宅片區右前方300米處規劃建有一大片“鹿苑區”；在對著“鹿苑區”的左前方依次建有“青貯堆放場”；鹿場禮堂、倉庫、食堂；二層鹿場辦公樓和“炸茸車間”；馬廐、機務隊、學校、衛生所。在土崗中軸線上建有一條由北至南的主街。從外觀看去是一個規劃布局精巧、房舍建設整齊、彩化綠化亮眼、場區欣欣向榮的典型現代化農場新村。
自打我家搬迴鹿場後，一家人的生活不僅在衣食住行方麵有了保障，而且在精神層麵也不再壓抑了。母親的臉上也能時常看到難得一見的笑容了。此時我正在張家園子場部中學讀初中二年級；老五在蘇可小學讀五年；老六在蘇可小學讀三年。
我是1973年8月暑假過後轉學到東方紅農場中學初中二年一班插班讀書的。因在辦理轉學手續時，腰杭乃王忠義校長也一並把我的“共青團員”組織關係開給了農場中學，故“從腰杭轉來的陳孝章是共青團員”一下便傳遍了整個農場中學。要知道，那可是個大力提倡“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年代。“團員”身份對於提高全校師生對我的認知和躋身學校政治生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別的先且不論，就說時任張家園子農場中學的黨支部書記，10年後成為我老丈人的張連奎吧，為了看看新轉過來的我是個什麽樣子還特意到班裏來看過我一次。那時候，農場中學很大，從初一到高二每個年級都有兩個教學班，全校共有8個教學班約400名在校生。團員占比僅為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五。我至今還記得那時高二班的學生團員有高二班的班長盧方（先任農場團書記，隨後恢複高考就讀吉林工大最後去深圳經商辦企業）、高一班的班長張玉良（後在鎮賚縣郵政局當了一名管理幹部）。而在初二兩個班隻有我一人是“共青團員”。由此可見，在那個時代要想獲得團員身份須在各方麵都得有“絕佳表現”。誰取得了“共青團員”稱號誰就等於在政治上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含金量”。
時任當時農場中學黨支部書記的張連奎，是一名從部隊轉業的連職軍官。此人1.78米身材，不論站立或行走都是絕對的軍姿標準。他相貌英俊帥氣，口語表達具有很強的邏輯性。他文化水準盡管不是很高，但不乏政治智慧，在文人匯集的農場中學教師堆裏還是具有相當不錯“口碑度”的。
時任農場中學校長苗德森，40左右歲，1.9米的大個頭，水蛇腰，師範科班畢業。以教學管理和授課見長。他課堂教學的最大亮點是：邏輯性、知識性、趣味性強。一堂語文、曆史課，他往往能使學生身臨其境，外加妙趣橫生的語言總能給學生留下經久不忘的印象。憑心而論，他的教學風格對我日後10年從教影響極大。說白了，我的課堂語文教學是一直帶有苗老師的模仿痕跡的。
我在張家園子農場中學從初二到高中畢業總共讀了三年書。這三年既是我由少年轉入青年的過渡期，也是積累學識和形成“三觀”的成長期。在此期間，有多位老師和同學都對我的成長產生過深遠的重大影響。至今想來，我和他們之間的故事仍是那樣令我萬般感動：
——田永財老師是我的班主任。他是教我們物理課的。畢業於文革前的長春冶金專科學校。田老師是一位長相帥氣、舉止溫文爾雅，且頗受學生喜歡的老師。他說話有板有眼，慢聲拉語。他的物理課講的棒極了。一些偏愛理科的如崔蒼鬆、李瑞峰同學經常愛跟田老師粘在一起。我是偏愛文科的學生，但因我在從事班務管理和參加學校政治活動方麵是個“陣陣都少不下”的幹將，自然也就成了田老師的“得意門生”。
田老師對我的第一個”好”，體現在政治上對我的“善加保護”。他知道我在各方麵都表現積極，但他也知道我的“軟肋”是太過單純。為防止我淪為學校各方政治博弈的犧牲品，他經常給我“吃小灶”，向我介紹學校複雜的人際關係以及他對一些人和事的看法。正因為有了田老師的時常提醒和告誡，故那段時間我才沒有“翻船”或出現“被別人當槍使”的情況。對於一個初到農場中學甚至根本不知道學校“水深水淺”的人來說，田老師這是在“指點迷津”。若非如此，我或許很早就栽了跟鬥。
田老師對我的第二個“好”，是體現在生活上對我的悉心關愛。當時我們家還住在腰杭乃。由於家裏吃不飽，所以中午時常帶用麥麩子摻玉米麵蒸的“黑窩窩頭”就蘿卜條鹹菜
到外邊偷偷吃。後來這種情況被田老師知道了，於是他開始隔三差五以請我到他家幹點活為由變向給我改善生活了。記得田老師的老伴是個長得挺黑、身材矮胖，老能幹活的山東女人。家裏有1個姑娘2個小子。大女兒身有殘疾。說句實話，那段時間田老師家的飯我可真沒少吃，尤其是師母蒸的山東大饅頭總能讓我在饑腸轆轆的情況下飽歺一頓。
對於田老師在那一時期善待於我的這份深情厚意我從未敢忘。每每想起總會讓我心中泛起暖意，感動不已。
——蘇沐是我讀中學時的語文老師，也是學校語文教研組的學科組長。他長得麵部白皙瘦削，1.6米左右的個頭。他舉止斯文，說話語吐珠磯，以精通現代漢語、古漢語和國內外文學見長。此外，他博覽群書、通曉曆史，猶擅吉劇、話劇等劇本的編寫創作。是農場中學在文科學養方麵無人能及的學科帶頭人。
蘇老師家住鹿場，與我家僅一道之隔。他的愛人田華是田永財老師的二姐，故我也隨同田老師一樣習慣親切地稱她為“二姐”。二姐時年30左右歲，長相俊美，說話溫婉動聽，一看就是個讀書人。她跟蘇老師育有一兒一女。女兒蘇曉宇長得白淨可人，打小一看便遺傳了蘇沐老師很好的文化基因，後來女承父業，現在公主嶺市一中學任初三把關語文老師；兒子蘇東來長得乖巧、伶俐、懂事、可愛。現任吉林省工商銀行人力資源處處長。縱觀農場當年那茬人的晚輩，能超過蘇沐老師兒女的還真是鳳毛麟角。
毫不誇張地說，蘇老師對我整個人生運程的影響是帶有決定性的。說得確切些，他就是我在茫茫暗夜那個手舉“火把”給我照亮前進道路的人；他就是我在浩渺海天之間幫我扯起人生航帆的“艄公”。沒有他的點撥我就找不準前行的方向；沒有他的鞭策我就會喪失自信心甚至很難形成對自我存在價值的認知。
蘇老師是那位給我打開中外文學大門的“領路人”。自打從我1973年8月就讀農場中學成為他的“關門弟子”到1983年10月，他一直從未停頓地在影響和教育著我。那個年代，能讀上幾本中外名著似乎比登天還難，關鍵問題是找不到獲取這些書藉的渠道。讓我倍感幸運的是蘇老師恰恰能“掏換”到這些書。也正是從那時候起，我陸續認識了“巴爾紮克”、“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普希金”和中國古代的“羅貫中”、“施耐庵”和近代的“巴金”、“茅盾”等中外知名作家。他們的文學作品像磁石一樣地吸引我，灌溉著我幹涸的心田，極大地激發起我對閱讀和寫作的濃厚興趣。現在看來，這10年是我讀書最多、思考最多、練筆最多的10年。沒有這10年的累積和磨礪，也就不可能為我日後的成長打下紮實的“文學基本功”。這也正應了“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這麽一句真理了。
蘇老師是那位把我帶到不辭辛苦“爬格子”和“耍筆杆”的“第一人” 。蘇老師讓我最佩服的是“特能寫”，而且寫得好寫得快。記得那是1975年入冬時節。一天，我在去蘇老師家串門時，發現他正在創作一部四場吉劇《場社之間》準備排練參加東部四社一場文藝大匯演。得知這一情況後，蘇老師用帶有啟發性的口吻對我說：
“孝章啊，你知道讀書跟寫作的關係嗎？在這兩者間，讀是手段，寫是目的。讀是為說和寫服務的，一個人隻有既會說又會寫才能成為出類拔萃的佼佼者！”
聽了蘇老師這番話，我忽然有了一種如夢方醒的感覺。也正是這次見麵，蘇老師悄悄地告訴我說，待東部四社一場匯演結束後，農場在1976年春節前也要搞一次大匯演，希望我早做準備能拿出個“打人”的東西來。就這樣，我用一周時間很快創作出一部獨幕話劇《一把鎬》。劇本後經蘇老師把關修改，而後排練參演，一舉獲評一等獎。該劇目我不僅是編劇、導演，而且還親自主演了本劇的“反角”老地主，受到了全場觀眾的一致好評。打這以後，我陸續創作了“數來寶”、“三句半”、“相聲”等多種體裁的文藝作品，一時間成了蘇沐門下與“王國軍”齊名的“關門弟子”之一。
自1973年8月到1976年7月我在東方紅農場中學整好讀了3年書。這3年是我在累積學識、提升組織能力、參加校務活動、與老師同學增進友誼等方麵都有不斐收獲的三年。
迴首那段逝去的歲月，除蘇沐和田永財老師外，還有許多感人的故事發生在與其他任課老師和要好同學之間，每每想起同樣令我激動不已：
——張洪財老師是教我們初二數學的。他畢業於長春理工學院，40左右歲的年紀，中等個頭，不胖不廋，與我繼父的二姑爺馮青山是大學同班同學。張老師的課堂教學特點是：講課磨嘰、語言囉嗦，組織教學欠火，雖有滿腹學識，但因不善與學生互動，課堂知識轉化率不高，往往給人以“茶壺煮餃子有嘴倒不出”的感覺。說實話，張老師是個絕對有責任心的好老師。他心地善良，老實巴交，在校內外從不與人爭名奪利。也許是我在學習上偏重文科的緣故，故在他喜歡的學生中我肯定是排不進前5的。張老師隻教過我初二1年數學，但卻發生過一件讓我至今都不能原諒自己的蠢事。那是1974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張老師?著三角板來給我們上幾何課了。他還向往常一樣隻顧自己悶頭講課，學生在下邊想幹啥就幹啥，整個課堂亂轟轟的一片嘈雜。麵對這種情況，盡管我也是不樂意上幾何課的，但我對張老師在課堂上對學生的放任行為仍從內心表示了強烈不滿。於是，當這節課還剩下最後10分鍾的時候我首先站起來向張老師發難了：
“張老師！你還配當我們的數學老師嗎？我要是你呀，就立馬滾出課堂！”
同學們見我帶頭說了話，課堂頓時靜了下來。隻見張老師悵然若失地眨了眨眼睛，隨後一甩“計子”地反駁道：
“好！陳孝章，既然你認為我不配當這個數學老師，那就拜托你們另請高明吧！”說完，悻悻地?起三角板就離開了教室……
事情發生後，我心明鏡似的學校會找我。果然，下課鈴聲剛響過，一個高一班的同學跑來通知我說田永財老師讓我馬上到教導處去一趟。當我趕到教導處時，學校負責共青團工作的金傑老師和班主任田永財老師正一臉嚴肅地坐在那裏等著我。見我走進屋來，金老師“謔”地一下站起來對我劈頭蓋臉的就是一頓砸巴：
“陳孝章同學，行啊！你長本事了！你有什麽權利讓張洪財老師滾出課堂？這是一個共青團員應該幹的事情嗎？”
見金傑老師一臉怒不可遏的樣子，我自知理虧，故嘎吧了幾下嘴也沒作任何辯解，隻是口不對心地嘟噥了一句：“金老師，我對張老師失敬了，對不起！”
“既然你承認自己有錯，道歉的話你還是對張老師說吧！走，我們去見張老師！”說罷，我便跟著兩位老師去見張洪財老師了。
此時，張老師正坐在他的辦公桌前生悶氣呢！見我們三人走來既未起身，也沒搭話。
隻見田老師向我呶了呶嘴，示意我先向張老師開口。於是，我麵向張老師先深鞠一躬，然後說道：
“張老師，剛才課堂上我對您失敬了，對不起！”
但見張洪財老師楞楞地瞅了我好一會兒後，才以原諒的口氣說道：
“孝章同學，你給老師在課堂提意見沒啥。我跟你生氣是不能接受你的方法！”
就這樣，不管這件事張老師是真理解也好，假諒解也罷，此事就這麽暫時先放下了。
大家知道，我國是儒家文化發源地。儒學曆來是講求“師道尊嚴”的。1980年當我也步張老師後塵成為一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專職的人民教師後，我才隱隱感知當年那個魯莽舉動對張老師的傷害有多麽嚴重。因為我知道，張洪財老師是由於性情使然和不善組織教學才使課堂秩序出現了“散亂差”現象，而並非他在授業和師德方麵存在嚴重問題，所以我的做法才是大錯特錯的。此事雖已過去近40年了，但對張老師的那份愧疚卻一直“如鯁在喉”。每每想來總覺得對心地慈善、老實厚道的張洪財老師永遠心存一份沉甸甸的虧欠……
——彭顯明老師是我讀高中的數學老師，40左右歲，畢業於吉林農大農機係。他中等個頭，胖瘦適中，說話慢聲拉語，戴著高度近視眼鏡。他是個“煙鬼”，煙抽得“老瘮了”，從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覺，中間摳除吃3頓飯的功夫，他的煙是一直都不會離手的。彭老師是學校“數學大拿”，課講得深入淺出，明白透徹。他對我的“好”重點是幫我把穩了在校政治表現“方向盤”：
彭老師是我讀高中的班主任。當時我是學校學生堆裏的領軍人物，身兼數職。在班級是團支部書記；在學校是文藝宣傳隊隊長同時兼任學校民兵連連長，可謂唿風喚雨，眾星捧月。當時，全國教育領域“反潮流”的聲勢一浪高過一浪。黃帥、張鐵生等典型人物的所作所為一時間把大中小學校園攪動得“濁浪滔天”。記得當時有一幕在全國頗有影響的話劇《救救她》公演播出後猶如一石激起幹層浪，瞬間把剛剛湧起的“教育小迴潮”給壓了下去。“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打爛課堂鬧革命”、“考試交白卷光榮”等論調一時甚囂塵上，讓人眼花繚亂根本摸不準前行的方向。
從古至今，人言可畏。猶當輿論導向偏離正確軌道時，其破壞力真的是不可估量。正是在典型“黃帥”和話劇《救救她》的輿論引導下，身為全校學生領軍人物的我再也不甘寂寞，一下跳到學校政治生活的最前台，帶頭上演了兩出“攪亂校園鬧革命”的惡作劇。
第一出惡作劇：是我以學校文藝宣傳隊隊長的名義同學校書記鄧書德和校長苗德森公開談判要求學校必須為宣傳隊組織排練大型話劇《救救她》提供一切便利。其中核心一條，即凡參演該劇學生演員在排練期間可隨時告假離開課堂，對公開阻撓者一律按不支持學生革命行動予以遣責和批判。談判中，苗校長與我圍繞這條意見發生了激烈爭執，但我拒不讓步。最後直到鄧書記拿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後雙方才算勉強達成了一致。那個折中方案的大意是：事先搞好溝通，力求做到劇目排練與課堂授課“兩不誤”。
第二出惡作劇：是我與教我們高中語文的高傑老師在課堂上直接發生了正麵衝突。記得那是1975年4月上旬的一天。懷有身孕的高傑老師來教室給我們上語文課了。高老師在學校一向以嚴厲、嘴黑、壓茬著稱，男女學生幾乎沒有不怕她的。恰好那幾天我正在用蠟紙刻寫《救救她》劇本然後再複印給參演同學背台詞。由於我低頭刻寫太過專注，所以高傑老師連著兩次點我的名字我都沒聽到，氣得她直接走過來搶過鋼板便又迴到了講台。針對高老師的這一做法，我非常生氣。於是也顧不得她的尊嚴和感受了，直接衝上講台把鋼板搶了過來並理直氣壯地當著全班同學的麵對高老師說：
“高老師，我今天在課堂上是沒聽你的課，但我幹的也是學校的革命工作。我錯了你可以批評我，但不該以這種粗暴的方式對待我！”
聽了我這番話，高老師氣得臉更紅脖子更粗了，兩行熱淚瞬間流了下來。隻見她夾起教案，氣哼哼地說了一句：“陳孝章，這個班有你今後的課我不上了！”說罷轉身走出了教室。
綜上兩出“惡作劇”是我在當時那個極左年代險些走上“政治不歸路”而拉開的“序幕”。若不是彭老師及時出麵製止點醒我這個“自以為是”的夢中人，那麽我就必然會由學生領袖蛻變為侵害苗德森校長和高傑老師人身權益的“政治罪人”。因為自從“鋼板事件”發生後，我迅速召集學校文藝宣傳隊的吳貴林、薑國君、曲學軍、吳秀波、胡俠、楊曉娟、白彥波等30餘名文藝骨幹在學校掀起了“罷課”和“校園示威遊行”行動。與此同時，我們高喊著“向革命小將黃帥學習！”“堅決搬掉阻攔校園革命絆腳石！”“我們要以革命的名義向扼殺學生自由的一切腐朽勢力宣戰！”等政治口號，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了苗德森校長和高傑老師。眼見勢態愈演愈烈，身為班主任的彭顯明老師再也坐不住板凳了，他在暗中讓一個同學給我傳話叫我下午放學後務必去他家一趟說“有要事相商”。
下午4點半，我準時趕到了彭老師家。此時，師母正在廚房做飯，見我來了熱情地跟我打了招唿。隻記得師母姓吳，是場部衛生所的一名護士，人長得端莊秀氣，不乏“大家閨秀範兒”，把家裏收拾得幹淨而又利落。當我進到裏屋時，彭老師已沏好熱茶坐在炕沿邊上等著我。隻見他陰沉著一張臉，一邊抽煙一邊生氣地說：“孝章啊，你是咱班的團支書，也是我最得意的好學生。苗校長和高老師在私底下也都認為你是個好孩子，你可不能因為領導和老師與你的想法不一致就以怨報德幹犯渾的傻事呀！”
聽了彭老師這番話，我的心多少好受了一點，於是迴道：“彭老師，我幹的也是學校的工作！我總覺得苗校長和高老師在故意刁難我！”
“你這麽想就錯了！老師對學生就好比父母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哪個老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你為學校工作組織大夥排劇沒錯，但苗校長和高老師讓你別耽誤學習也沒錯。那麽這兩者發生矛盾應該咋辦？依我看，人家苗校長和高老師管你是對你好，為你負責任。可你卻把人家對你的好心當成了驢肝肺。你說這不是以怨報德是啥？”
聽了彭老師這番暖心暖肺的話我真的無語了。尤其是他關於“老師對學生就像父母對自己孩子一樣”的恰當比喻一語點醒了我這個“夢中人”。
大凡說教類工作，話在精而不在多。所謂“精”就是能撼動人心，引發共鳴。正因為彭老師的話“喻象貼切、感人至深、曉之以理、驚魂懾魄”，終使我這隻“迷途羔羊”在險些落入萬丈深淵那一刻把我又奇跡般地拉了迴來。當天晚飯，彭老師是留我跟他們全家人一起吃的。我當時不好意思，但為留我吃這頓飯彭老師好懸又甩了“計子”。飯後，我們師生二人又一直談了很久，很久……
翌日早晨8點，我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去校長室和教導處分別向苗校長和高傑老師當麵作了深刻檢討。見我有聞過即糾，知錯就改的表現，苗校長和高老師都很高興，兩位師長既給了我充分的諒解與包容，也給了我既往不咎的鞭策和鼓勵。打這以後，宣傳隊在我的領導下，不僅獲得了《救救她》劇目的排演成功，而且也使每一個參演學生都沒有耽誤正常的課業學習，真正實現了學校鄧書德書記提出的劇目排演和課業學習“兩不誤”。
——閆紅老師是教我們高中政治課的全校最年輕的女教師，同時她還擔任學校的團書記。她20剛出頭的年紀，長得白淨、大臉盤，梳著兩隻小短辮，兩個嘴角稍微有點耷拉，乍一看去還是很受端秀的。她舉止穩重，不苟言笑，政治課講的還是不錯的。冬季裏她喜歡穿一身黃軍服，圍一條紅圍脖，走起路來總是英姿颯爽的樣子。此外，閆老師還有一個最“雷人”的身份，即她是農場閆振生書記的女兒。
閆紅老師的出現就象漆黑暗夜裏滑過的一顆流星斑闌而又耀眼。加之她身兼團書記和擁有一唿百應的號召力，身邊很快便聚攏了像我一樣的眾多學生骨幹。不瞞大家說，當時閆紅老師在學生中的影響力是學校鄧書德書記和苗德森校長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的。必須承認，閆紅老師是很好的遺傳了她父親“政治基因”的。她政治素質很高，既給人以高高在上的居高臨下感，又會動之以情地籠絡關懷她需要倚重的骨幹學生。當時，在全校學生中高二班的林鳳義和高一班的我和曲學軍是最受閆紅老師全力推崇和倚重的“三大金剛”。
在農場中學後期，正因有閆紅老師的加持，我和曲學軍在學校文體活動中才脫穎而出成了在全場都十分耀眼的“明星人物”。僅在1975至1976年7月間，閆紅老師就為提高我在學校的知名度給我創造了4次機會。
其一是提請任命我為高一班團支部書記。此舉明確定位了我是新高一的“政治首腦”。這一步驟的意義關乎班級學生的“人心向背”，尤其是一些農場周邊農村就近來農場中學就讀學生一入學就知道班裏以誰為中心和拜誰的“廟門”了。毫不誇張地說，當時的我絕對是高一班的核心人物，否則的話身邊斷不會聚攏了張曉平、龔顯平、曲學軍、薑國軍、邱元友等一眾“鐵粉兒”。
其二是舉薦我出任學校文藝宣傳隊隊長。這等於是一步把我送上了“大花轎”。可以說，這既是個踐行自我價值的“文化舞台”，也是提升我在全場知名度的“政治平台”。也正是在這個台麵上我的統籌才能、組織才能、創作才能、表演才能均得以充分發揮，我的名字方能為農場人所家喻戶曉。
其三是舉薦我做為1975年“農場全民運動會”全程主持人。在此之前，農場凡大型文體活動的主持者都當仁不讓地首推苗德森校長，任何人都無法撼動。然而由於閆紅老師的極力舉薦，1975年的農場全民運動會卻突然換上了我這個“新麵孔”。讓閆紅老師倍感高興的是，由於我的臨場出色發揮和出彩的口語表達竟給全場老少留下了深刻印象。曲學軍在那一年的跳高和幾項中長短跑也都取得了打破農場紀錄的好成績。
其四是推薦我為當年農場團代會中學致祝賀辭朗誦人。通過閆老師的這次舉薦，我獲得了向全場青年展示自己文學創作和詩歌朗誦才能的機會。應當說，正是在這次團代會上由我代表農場中學向大會所致祝的賀辭才給全體與會青年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陳孝章的名字才被全場青年所熟知。
記得不錯的話，在1975年的全民運動會不久，閆紅老師就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去省內某高校上大學了，據說後來畢業後在白城市某單位供職。總之，對於我和曲學軍來說，閆紅老師既恰似曇花一現，又如天空中的雷電一閃，可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她給我們留下的卻是恆久不滅的記憶……
由一位年近50名叫張佩文的中年男子趕著一掛套有4匹駿馬的膠輪大車滿載行李箱櫃終於把我們一家人從地獄般的腰杭乃村接迴了國營東方農場二分場（鹿場）。
我家的新居位於二分場最後一棟職工“幹打壘”住宅東屬第二家，麵積約有50平方米。其中有半間是廚房，一個大間是用於擺放箱櫃家具和南側搭有一鋪大炕，北側搭有一鋪小炕的正房。房子外麵砌有整齊的院牆，院落約有60平方米，在依托左院牆一側建有一窄溜倉房和雞架狗窩。木製的雨達和兩扇院門正對著廚房進出房屋的風門。在這間標準農場職工住宅房的裏間，正屋南麵是一大窗，北側有一小窗。隔窗北望，可見崗坡之下的大片麥田和正北方向的一片影影綽綽的樹林，那是遠近聞名的“蘇可果園”。
見有新鄰搬來此屋，未經招唿前後左右鄰舍都一哄聲地跑過來幫忙缷車了。他們有東屋近鄰郎春華和郎春彥兄弟；有右手第一鄰居山東人杜培東、杜輝兄妹；右手第二鄰居尚文勝、尚誌傑父子；右手第三、四、五鄰居山東人王玉信、王景信、王善信兄弟；第六鄰居鹿場場長衛中凡的老伴等。此外，與我在農場中學同班讀書的許言信、邱元友、王軍、衛仁休和一個外號叫“張大晃”的同學也都趕來一起幫忙缷車了。當年的熱鬧場景至今想起來仍讓我倍感無比溫暖。那是一種在那邊剛剛擺脫歧視、欺侮與冷漠；而這邊卻獲得熱誠、友愛與溫馨的感受。相比之下，那可真是“一陰一晴、一冷一熱、一明一暗”兩重天啊！
果真是人多熱情高、幹勁大、出活兒。不屑一刻鍾光景，車上的東西就全被搬進了屋裏。恰在此時，鹿場書記徐乃遷和場長衛中凡兩人趕了過來。徐乃遷看上去不到40歲的年紀，走路邁著“外八字”步，說話慢聲拉語，是個專業型的技術幹部；同比徐書記，衛中凡場長是個矮個子、為人精於算計、說話辦事分外嚴謹的技術型幹部。他與徐乃遷均畢業於吉林省左家特產專科學校且為同班同學，都是專修梅花鹿飼養專業的高級知識分子。
隻見徐乃遷走進屋內一邊跟母親握手一邊說道：“老嫂子，我和衛場長是受閆振生書記委托來看您跟孩子的。這些年讓您和孩子受苦啦！打今天起您在鹿場生活如有什麽困難，請盡管跟我和衛場長說，我們會盡力幫您解決的！”
徐乃遷的話音剛落，母親的眼淚也跟著落了下來，她隨口說道：“謝謝兩位領導！謝謝閆書記對我們全家人的照顧！我一定要教育孩子好好學習，絕不辜負農場對我們一家人的大恩大德！”
正是沐浴著鹿場人對我們這個剛剛受過心靈創痛的苦難家庭播灑的陽光雨露，我們開始了在二分場（鹿場）的全新生活。
鹿場的正宗官方稱謂是：“鎮賚縣國營東方紅農場二分場”。該場是一家以專業“舍飼放養梅花鹿”為主業的特產專業牧場。當時分場有住戶40家，在編全民所有製職工75人；分場設有“梅花鹿養殖”和“後勤服務”兩支專業隊；有存欄梅花鹿（含母鹿公鹿）1100餘隻；平均年產鹿仔400隻、年產藥用幹茸3000兩。是省屬張家園子農場下屬9個分場中的一家骨幹分場。
鹿場地處張家園子農場核心區域。東距一分場（場部）10華裏；東北至李八虎（五分場）7公裏；西北至蘇可屯（四分場）5公裏；南至三分場5公裏；西到孟家油坊20華裏是可以放養梅花鹿的廣闊草甸。
鹿場初建於1966年。多數專業老職工包括書記徐乃遷、場長衛中凡等都是從延邊汪清鹿場整體隨“鹿群”一並遷到鎮賚張家園子農場的。後期隨著梅花鹿養殖規模的擴大又從山東支邊移民和複轉軍人中擴充了一部分新職工。
整個鹿場建在一個方圓1.2平方公裏的突起土崗上。土崗西北高，東南低。在土崗的東緩坡上並排建有6棟成趟的“幹打壘”住宅。在住宅片區右前方300米處規劃建有一大片“鹿苑區”；在對著“鹿苑區”的左前方依次建有“青貯堆放場”；鹿場禮堂、倉庫、食堂；二層鹿場辦公樓和“炸茸車間”；馬廐、機務隊、學校、衛生所。在土崗中軸線上建有一條由北至南的主街。從外觀看去是一個規劃布局精巧、房舍建設整齊、彩化綠化亮眼、場區欣欣向榮的典型現代化農場新村。
自打我家搬迴鹿場後，一家人的生活不僅在衣食住行方麵有了保障，而且在精神層麵也不再壓抑了。母親的臉上也能時常看到難得一見的笑容了。此時我正在張家園子場部中學讀初中二年級；老五在蘇可小學讀五年；老六在蘇可小學讀三年。
我是1973年8月暑假過後轉學到東方紅農場中學初中二年一班插班讀書的。因在辦理轉學手續時，腰杭乃王忠義校長也一並把我的“共青團員”組織關係開給了農場中學，故“從腰杭轉來的陳孝章是共青團員”一下便傳遍了整個農場中學。要知道，那可是個大力提倡“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年代。“團員”身份對於提高全校師生對我的認知和躋身學校政治生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別的先且不論，就說時任張家園子農場中學的黨支部書記，10年後成為我老丈人的張連奎吧，為了看看新轉過來的我是個什麽樣子還特意到班裏來看過我一次。那時候，農場中學很大，從初一到高二每個年級都有兩個教學班，全校共有8個教學班約400名在校生。團員占比僅為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五。我至今還記得那時高二班的學生團員有高二班的班長盧方（先任農場團書記，隨後恢複高考就讀吉林工大最後去深圳經商辦企業）、高一班的班長張玉良（後在鎮賚縣郵政局當了一名管理幹部）。而在初二兩個班隻有我一人是“共青團員”。由此可見，在那個時代要想獲得團員身份須在各方麵都得有“絕佳表現”。誰取得了“共青團員”稱號誰就等於在政治上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含金量”。
時任當時農場中學黨支部書記的張連奎，是一名從部隊轉業的連職軍官。此人1.78米身材，不論站立或行走都是絕對的軍姿標準。他相貌英俊帥氣，口語表達具有很強的邏輯性。他文化水準盡管不是很高，但不乏政治智慧，在文人匯集的農場中學教師堆裏還是具有相當不錯“口碑度”的。
時任農場中學校長苗德森，40左右歲，1.9米的大個頭，水蛇腰，師範科班畢業。以教學管理和授課見長。他課堂教學的最大亮點是：邏輯性、知識性、趣味性強。一堂語文、曆史課，他往往能使學生身臨其境，外加妙趣橫生的語言總能給學生留下經久不忘的印象。憑心而論，他的教學風格對我日後10年從教影響極大。說白了，我的課堂語文教學是一直帶有苗老師的模仿痕跡的。
我在張家園子農場中學從初二到高中畢業總共讀了三年書。這三年既是我由少年轉入青年的過渡期，也是積累學識和形成“三觀”的成長期。在此期間，有多位老師和同學都對我的成長產生過深遠的重大影響。至今想來，我和他們之間的故事仍是那樣令我萬般感動：
——田永財老師是我的班主任。他是教我們物理課的。畢業於文革前的長春冶金專科學校。田老師是一位長相帥氣、舉止溫文爾雅，且頗受學生喜歡的老師。他說話有板有眼，慢聲拉語。他的物理課講的棒極了。一些偏愛理科的如崔蒼鬆、李瑞峰同學經常愛跟田老師粘在一起。我是偏愛文科的學生，但因我在從事班務管理和參加學校政治活動方麵是個“陣陣都少不下”的幹將，自然也就成了田老師的“得意門生”。
田老師對我的第一個”好”，體現在政治上對我的“善加保護”。他知道我在各方麵都表現積極，但他也知道我的“軟肋”是太過單純。為防止我淪為學校各方政治博弈的犧牲品，他經常給我“吃小灶”，向我介紹學校複雜的人際關係以及他對一些人和事的看法。正因為有了田老師的時常提醒和告誡，故那段時間我才沒有“翻船”或出現“被別人當槍使”的情況。對於一個初到農場中學甚至根本不知道學校“水深水淺”的人來說，田老師這是在“指點迷津”。若非如此，我或許很早就栽了跟鬥。
田老師對我的第二個“好”，是體現在生活上對我的悉心關愛。當時我們家還住在腰杭乃。由於家裏吃不飽，所以中午時常帶用麥麩子摻玉米麵蒸的“黑窩窩頭”就蘿卜條鹹菜
到外邊偷偷吃。後來這種情況被田老師知道了，於是他開始隔三差五以請我到他家幹點活為由變向給我改善生活了。記得田老師的老伴是個長得挺黑、身材矮胖，老能幹活的山東女人。家裏有1個姑娘2個小子。大女兒身有殘疾。說句實話，那段時間田老師家的飯我可真沒少吃，尤其是師母蒸的山東大饅頭總能讓我在饑腸轆轆的情況下飽歺一頓。
對於田老師在那一時期善待於我的這份深情厚意我從未敢忘。每每想起總會讓我心中泛起暖意，感動不已。
——蘇沐是我讀中學時的語文老師，也是學校語文教研組的學科組長。他長得麵部白皙瘦削，1.6米左右的個頭。他舉止斯文，說話語吐珠磯，以精通現代漢語、古漢語和國內外文學見長。此外，他博覽群書、通曉曆史，猶擅吉劇、話劇等劇本的編寫創作。是農場中學在文科學養方麵無人能及的學科帶頭人。
蘇老師家住鹿場，與我家僅一道之隔。他的愛人田華是田永財老師的二姐，故我也隨同田老師一樣習慣親切地稱她為“二姐”。二姐時年30左右歲，長相俊美，說話溫婉動聽，一看就是個讀書人。她跟蘇老師育有一兒一女。女兒蘇曉宇長得白淨可人，打小一看便遺傳了蘇沐老師很好的文化基因，後來女承父業，現在公主嶺市一中學任初三把關語文老師；兒子蘇東來長得乖巧、伶俐、懂事、可愛。現任吉林省工商銀行人力資源處處長。縱觀農場當年那茬人的晚輩，能超過蘇沐老師兒女的還真是鳳毛麟角。
毫不誇張地說，蘇老師對我整個人生運程的影響是帶有決定性的。說得確切些，他就是我在茫茫暗夜那個手舉“火把”給我照亮前進道路的人；他就是我在浩渺海天之間幫我扯起人生航帆的“艄公”。沒有他的點撥我就找不準前行的方向；沒有他的鞭策我就會喪失自信心甚至很難形成對自我存在價值的認知。
蘇老師是那位給我打開中外文學大門的“領路人”。自打從我1973年8月就讀農場中學成為他的“關門弟子”到1983年10月，他一直從未停頓地在影響和教育著我。那個年代，能讀上幾本中外名著似乎比登天還難，關鍵問題是找不到獲取這些書藉的渠道。讓我倍感幸運的是蘇老師恰恰能“掏換”到這些書。也正是從那時候起，我陸續認識了“巴爾紮克”、“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普希金”和中國古代的“羅貫中”、“施耐庵”和近代的“巴金”、“茅盾”等中外知名作家。他們的文學作品像磁石一樣地吸引我，灌溉著我幹涸的心田，極大地激發起我對閱讀和寫作的濃厚興趣。現在看來，這10年是我讀書最多、思考最多、練筆最多的10年。沒有這10年的累積和磨礪，也就不可能為我日後的成長打下紮實的“文學基本功”。這也正應了“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這麽一句真理了。
蘇老師是那位把我帶到不辭辛苦“爬格子”和“耍筆杆”的“第一人” 。蘇老師讓我最佩服的是“特能寫”，而且寫得好寫得快。記得那是1975年入冬時節。一天，我在去蘇老師家串門時，發現他正在創作一部四場吉劇《場社之間》準備排練參加東部四社一場文藝大匯演。得知這一情況後，蘇老師用帶有啟發性的口吻對我說：
“孝章啊，你知道讀書跟寫作的關係嗎？在這兩者間，讀是手段，寫是目的。讀是為說和寫服務的，一個人隻有既會說又會寫才能成為出類拔萃的佼佼者！”
聽了蘇老師這番話，我忽然有了一種如夢方醒的感覺。也正是這次見麵，蘇老師悄悄地告訴我說，待東部四社一場匯演結束後，農場在1976年春節前也要搞一次大匯演，希望我早做準備能拿出個“打人”的東西來。就這樣，我用一周時間很快創作出一部獨幕話劇《一把鎬》。劇本後經蘇老師把關修改，而後排練參演，一舉獲評一等獎。該劇目我不僅是編劇、導演，而且還親自主演了本劇的“反角”老地主，受到了全場觀眾的一致好評。打這以後，我陸續創作了“數來寶”、“三句半”、“相聲”等多種體裁的文藝作品，一時間成了蘇沐門下與“王國軍”齊名的“關門弟子”之一。
自1973年8月到1976年7月我在東方紅農場中學整好讀了3年書。這3年是我在累積學識、提升組織能力、參加校務活動、與老師同學增進友誼等方麵都有不斐收獲的三年。
迴首那段逝去的歲月，除蘇沐和田永財老師外，還有許多感人的故事發生在與其他任課老師和要好同學之間，每每想起同樣令我激動不已：
——張洪財老師是教我們初二數學的。他畢業於長春理工學院，40左右歲的年紀，中等個頭，不胖不廋，與我繼父的二姑爺馮青山是大學同班同學。張老師的課堂教學特點是：講課磨嘰、語言囉嗦，組織教學欠火，雖有滿腹學識，但因不善與學生互動，課堂知識轉化率不高，往往給人以“茶壺煮餃子有嘴倒不出”的感覺。說實話，張老師是個絕對有責任心的好老師。他心地善良，老實巴交，在校內外從不與人爭名奪利。也許是我在學習上偏重文科的緣故，故在他喜歡的學生中我肯定是排不進前5的。張老師隻教過我初二1年數學，但卻發生過一件讓我至今都不能原諒自己的蠢事。那是1974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張老師?著三角板來給我們上幾何課了。他還向往常一樣隻顧自己悶頭講課，學生在下邊想幹啥就幹啥，整個課堂亂轟轟的一片嘈雜。麵對這種情況，盡管我也是不樂意上幾何課的，但我對張老師在課堂上對學生的放任行為仍從內心表示了強烈不滿。於是，當這節課還剩下最後10分鍾的時候我首先站起來向張老師發難了：
“張老師！你還配當我們的數學老師嗎？我要是你呀，就立馬滾出課堂！”
同學們見我帶頭說了話，課堂頓時靜了下來。隻見張老師悵然若失地眨了眨眼睛，隨後一甩“計子”地反駁道：
“好！陳孝章，既然你認為我不配當這個數學老師，那就拜托你們另請高明吧！”說完，悻悻地?起三角板就離開了教室……
事情發生後，我心明鏡似的學校會找我。果然，下課鈴聲剛響過，一個高一班的同學跑來通知我說田永財老師讓我馬上到教導處去一趟。當我趕到教導處時，學校負責共青團工作的金傑老師和班主任田永財老師正一臉嚴肅地坐在那裏等著我。見我走進屋來，金老師“謔”地一下站起來對我劈頭蓋臉的就是一頓砸巴：
“陳孝章同學，行啊！你長本事了！你有什麽權利讓張洪財老師滾出課堂？這是一個共青團員應該幹的事情嗎？”
見金傑老師一臉怒不可遏的樣子，我自知理虧，故嘎吧了幾下嘴也沒作任何辯解，隻是口不對心地嘟噥了一句：“金老師，我對張老師失敬了，對不起！”
“既然你承認自己有錯，道歉的話你還是對張老師說吧！走，我們去見張老師！”說罷，我便跟著兩位老師去見張洪財老師了。
此時，張老師正坐在他的辦公桌前生悶氣呢！見我們三人走來既未起身，也沒搭話。
隻見田老師向我呶了呶嘴，示意我先向張老師開口。於是，我麵向張老師先深鞠一躬，然後說道：
“張老師，剛才課堂上我對您失敬了，對不起！”
但見張洪財老師楞楞地瞅了我好一會兒後，才以原諒的口氣說道：
“孝章同學，你給老師在課堂提意見沒啥。我跟你生氣是不能接受你的方法！”
就這樣，不管這件事張老師是真理解也好，假諒解也罷，此事就這麽暫時先放下了。
大家知道，我國是儒家文化發源地。儒學曆來是講求“師道尊嚴”的。1980年當我也步張老師後塵成為一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專職的人民教師後，我才隱隱感知當年那個魯莽舉動對張老師的傷害有多麽嚴重。因為我知道，張洪財老師是由於性情使然和不善組織教學才使課堂秩序出現了“散亂差”現象，而並非他在授業和師德方麵存在嚴重問題，所以我的做法才是大錯特錯的。此事雖已過去近40年了，但對張老師的那份愧疚卻一直“如鯁在喉”。每每想來總覺得對心地慈善、老實厚道的張洪財老師永遠心存一份沉甸甸的虧欠……
——彭顯明老師是我讀高中的數學老師，40左右歲，畢業於吉林農大農機係。他中等個頭，胖瘦適中，說話慢聲拉語，戴著高度近視眼鏡。他是個“煙鬼”，煙抽得“老瘮了”，從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覺，中間摳除吃3頓飯的功夫，他的煙是一直都不會離手的。彭老師是學校“數學大拿”，課講得深入淺出，明白透徹。他對我的“好”重點是幫我把穩了在校政治表現“方向盤”：
彭老師是我讀高中的班主任。當時我是學校學生堆裏的領軍人物，身兼數職。在班級是團支部書記；在學校是文藝宣傳隊隊長同時兼任學校民兵連連長，可謂唿風喚雨，眾星捧月。當時，全國教育領域“反潮流”的聲勢一浪高過一浪。黃帥、張鐵生等典型人物的所作所為一時間把大中小學校園攪動得“濁浪滔天”。記得當時有一幕在全國頗有影響的話劇《救救她》公演播出後猶如一石激起幹層浪，瞬間把剛剛湧起的“教育小迴潮”給壓了下去。“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打爛課堂鬧革命”、“考試交白卷光榮”等論調一時甚囂塵上，讓人眼花繚亂根本摸不準前行的方向。
從古至今，人言可畏。猶當輿論導向偏離正確軌道時，其破壞力真的是不可估量。正是在典型“黃帥”和話劇《救救她》的輿論引導下，身為全校學生領軍人物的我再也不甘寂寞，一下跳到學校政治生活的最前台，帶頭上演了兩出“攪亂校園鬧革命”的惡作劇。
第一出惡作劇：是我以學校文藝宣傳隊隊長的名義同學校書記鄧書德和校長苗德森公開談判要求學校必須為宣傳隊組織排練大型話劇《救救她》提供一切便利。其中核心一條，即凡參演該劇學生演員在排練期間可隨時告假離開課堂，對公開阻撓者一律按不支持學生革命行動予以遣責和批判。談判中，苗校長與我圍繞這條意見發生了激烈爭執，但我拒不讓步。最後直到鄧書記拿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後雙方才算勉強達成了一致。那個折中方案的大意是：事先搞好溝通，力求做到劇目排練與課堂授課“兩不誤”。
第二出惡作劇：是我與教我們高中語文的高傑老師在課堂上直接發生了正麵衝突。記得那是1975年4月上旬的一天。懷有身孕的高傑老師來教室給我們上語文課了。高老師在學校一向以嚴厲、嘴黑、壓茬著稱，男女學生幾乎沒有不怕她的。恰好那幾天我正在用蠟紙刻寫《救救她》劇本然後再複印給參演同學背台詞。由於我低頭刻寫太過專注，所以高傑老師連著兩次點我的名字我都沒聽到，氣得她直接走過來搶過鋼板便又迴到了講台。針對高老師的這一做法，我非常生氣。於是也顧不得她的尊嚴和感受了，直接衝上講台把鋼板搶了過來並理直氣壯地當著全班同學的麵對高老師說：
“高老師，我今天在課堂上是沒聽你的課，但我幹的也是學校的革命工作。我錯了你可以批評我，但不該以這種粗暴的方式對待我！”
聽了我這番話，高老師氣得臉更紅脖子更粗了，兩行熱淚瞬間流了下來。隻見她夾起教案，氣哼哼地說了一句：“陳孝章，這個班有你今後的課我不上了！”說罷轉身走出了教室。
綜上兩出“惡作劇”是我在當時那個極左年代險些走上“政治不歸路”而拉開的“序幕”。若不是彭老師及時出麵製止點醒我這個“自以為是”的夢中人，那麽我就必然會由學生領袖蛻變為侵害苗德森校長和高傑老師人身權益的“政治罪人”。因為自從“鋼板事件”發生後，我迅速召集學校文藝宣傳隊的吳貴林、薑國君、曲學軍、吳秀波、胡俠、楊曉娟、白彥波等30餘名文藝骨幹在學校掀起了“罷課”和“校園示威遊行”行動。與此同時，我們高喊著“向革命小將黃帥學習！”“堅決搬掉阻攔校園革命絆腳石！”“我們要以革命的名義向扼殺學生自由的一切腐朽勢力宣戰！”等政治口號，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了苗德森校長和高傑老師。眼見勢態愈演愈烈，身為班主任的彭顯明老師再也坐不住板凳了，他在暗中讓一個同學給我傳話叫我下午放學後務必去他家一趟說“有要事相商”。
下午4點半，我準時趕到了彭老師家。此時，師母正在廚房做飯，見我來了熱情地跟我打了招唿。隻記得師母姓吳，是場部衛生所的一名護士，人長得端莊秀氣，不乏“大家閨秀範兒”，把家裏收拾得幹淨而又利落。當我進到裏屋時，彭老師已沏好熱茶坐在炕沿邊上等著我。隻見他陰沉著一張臉，一邊抽煙一邊生氣地說：“孝章啊，你是咱班的團支書，也是我最得意的好學生。苗校長和高老師在私底下也都認為你是個好孩子，你可不能因為領導和老師與你的想法不一致就以怨報德幹犯渾的傻事呀！”
聽了彭老師這番話，我的心多少好受了一點，於是迴道：“彭老師，我幹的也是學校的工作！我總覺得苗校長和高老師在故意刁難我！”
“你這麽想就錯了！老師對學生就好比父母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哪個老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你為學校工作組織大夥排劇沒錯，但苗校長和高老師讓你別耽誤學習也沒錯。那麽這兩者發生矛盾應該咋辦？依我看，人家苗校長和高老師管你是對你好，為你負責任。可你卻把人家對你的好心當成了驢肝肺。你說這不是以怨報德是啥？”
聽了彭老師這番暖心暖肺的話我真的無語了。尤其是他關於“老師對學生就像父母對自己孩子一樣”的恰當比喻一語點醒了我這個“夢中人”。
大凡說教類工作，話在精而不在多。所謂“精”就是能撼動人心，引發共鳴。正因為彭老師的話“喻象貼切、感人至深、曉之以理、驚魂懾魄”，終使我這隻“迷途羔羊”在險些落入萬丈深淵那一刻把我又奇跡般地拉了迴來。當天晚飯，彭老師是留我跟他們全家人一起吃的。我當時不好意思，但為留我吃這頓飯彭老師好懸又甩了“計子”。飯後，我們師生二人又一直談了很久，很久……
翌日早晨8點，我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去校長室和教導處分別向苗校長和高傑老師當麵作了深刻檢討。見我有聞過即糾，知錯就改的表現，苗校長和高老師都很高興，兩位師長既給了我充分的諒解與包容，也給了我既往不咎的鞭策和鼓勵。打這以後，宣傳隊在我的領導下，不僅獲得了《救救她》劇目的排演成功，而且也使每一個參演學生都沒有耽誤正常的課業學習，真正實現了學校鄧書德書記提出的劇目排演和課業學習“兩不誤”。
——閆紅老師是教我們高中政治課的全校最年輕的女教師，同時她還擔任學校的團書記。她20剛出頭的年紀，長得白淨、大臉盤，梳著兩隻小短辮，兩個嘴角稍微有點耷拉，乍一看去還是很受端秀的。她舉止穩重，不苟言笑，政治課講的還是不錯的。冬季裏她喜歡穿一身黃軍服，圍一條紅圍脖，走起路來總是英姿颯爽的樣子。此外，閆老師還有一個最“雷人”的身份，即她是農場閆振生書記的女兒。
閆紅老師的出現就象漆黑暗夜裏滑過的一顆流星斑闌而又耀眼。加之她身兼團書記和擁有一唿百應的號召力，身邊很快便聚攏了像我一樣的眾多學生骨幹。不瞞大家說，當時閆紅老師在學生中的影響力是學校鄧書德書記和苗德森校長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的。必須承認，閆紅老師是很好的遺傳了她父親“政治基因”的。她政治素質很高，既給人以高高在上的居高臨下感，又會動之以情地籠絡關懷她需要倚重的骨幹學生。當時，在全校學生中高二班的林鳳義和高一班的我和曲學軍是最受閆紅老師全力推崇和倚重的“三大金剛”。
在農場中學後期，正因有閆紅老師的加持，我和曲學軍在學校文體活動中才脫穎而出成了在全場都十分耀眼的“明星人物”。僅在1975至1976年7月間，閆紅老師就為提高我在學校的知名度給我創造了4次機會。
其一是提請任命我為高一班團支部書記。此舉明確定位了我是新高一的“政治首腦”。這一步驟的意義關乎班級學生的“人心向背”，尤其是一些農場周邊農村就近來農場中學就讀學生一入學就知道班裏以誰為中心和拜誰的“廟門”了。毫不誇張地說，當時的我絕對是高一班的核心人物，否則的話身邊斷不會聚攏了張曉平、龔顯平、曲學軍、薑國軍、邱元友等一眾“鐵粉兒”。
其二是舉薦我出任學校文藝宣傳隊隊長。這等於是一步把我送上了“大花轎”。可以說，這既是個踐行自我價值的“文化舞台”，也是提升我在全場知名度的“政治平台”。也正是在這個台麵上我的統籌才能、組織才能、創作才能、表演才能均得以充分發揮，我的名字方能為農場人所家喻戶曉。
其三是舉薦我做為1975年“農場全民運動會”全程主持人。在此之前，農場凡大型文體活動的主持者都當仁不讓地首推苗德森校長，任何人都無法撼動。然而由於閆紅老師的極力舉薦，1975年的農場全民運動會卻突然換上了我這個“新麵孔”。讓閆紅老師倍感高興的是，由於我的臨場出色發揮和出彩的口語表達竟給全場老少留下了深刻印象。曲學軍在那一年的跳高和幾項中長短跑也都取得了打破農場紀錄的好成績。
其四是推薦我為當年農場團代會中學致祝賀辭朗誦人。通過閆老師的這次舉薦，我獲得了向全場青年展示自己文學創作和詩歌朗誦才能的機會。應當說，正是在這次團代會上由我代表農場中學向大會所致祝的賀辭才給全體與會青年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陳孝章的名字才被全場青年所熟知。
記得不錯的話，在1975年的全民運動會不久，閆紅老師就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去省內某高校上大學了，據說後來畢業後在白城市某單位供職。總之，對於我和曲學軍來說，閆紅老師既恰似曇花一現，又如天空中的雷電一閃，可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她給我們留下的卻是恆久不滅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