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10日上午。
當母親會同於陳兩門兒女正在一籌莫展地商討“孤兒寡母日後如何生存大問題”的時候，由繼父原下放單位鎮賚縣國營東方紅農場委派人事勞資科長劉躍印專程趕來我家，向母親正式通報了場方《關於對於海生遺孀及三子一女今後生計問題的安排意見》。其核心要義有三點：“一是自1973年1月1日起由農場為於海生遺孀及3子1女一家五口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補助費7.5元，其中對3子1女發放至年滿18周歲為止；二是待場方將住房落實後會盡快把於海生遺孀及子女接迴農場生活居住；三是負責對於海生所遺3子1女年滿18周歲後解決就業安置問題”。
待劉躍印代表場方通報完上述意見後，他又用征詢的口氣向母親問道：“老嫂子！看看還有什麽問題需要場方幫助解決？您盡管提！”
隻見母親沉吟片刻，隨後迴道：“你大哥這一走，我們家的天就算塌了！孩子都太小不立事，今後的生活一定還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眼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快些把我和孩子從這舉目無親的地方接迴農場居住！”
“好的！我們一定抓緊安排！”說罷，劉躍印起身跟母親和在場的倆姐夫、倆姐、倆哥逐一握手道別後便朝外屋走去。在場的倆哥倆姐倆姐夫也隨之跟出屋外，一直把劉躍印送上停在院門口的“212”吉普車後方才返迴。
東方紅農場代表劉躍印的到來，一下驅散了籠罩在屋內所有人心頭的“陰霾”。剛才都還一個個愁眉苦臉的樣子，現在似乎瞬間都變得輕鬆一些了。因為大家都清楚劉躍印在這個節骨眼上趕來我家就是給我母親吃“定心丸”來了。場方清楚一旦讓我母親鬧起來，他們是根本招架不了的。
當倆姐倆哥倆姐夫送走劉躍印迴屋後，桂琴二姐第一個先說了話：
“媽呀！我爸走的急，留下你和仨弟一妹在這裏生活困難一定不少，我們離得遠又幫不上，真的是苦了您了！但我向您表個態，今後要是遇到過不去的坎兒，我跟青山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
聽了桂琴二姐的話，母親禁不住又流下了熱淚。隻聽她咬著嘴唇剛強地迴複道：“有農場生活費做保障，我們肯定是要不了飯了！你們姐弟幾個都不用惦記了。這地方花銷少，日子好對付！你們家裏都有一托了人，趕快都迴去該忙啥就忙啥吧！不到萬不得以我是不會給你們添鬧糟的！”
隻見馮青山、金魁竺倆姐夫和化濤哥都相互對望了一下，隨後都不約而同地說道：“咱媽可真是個明白人啊！了不起！”
就這樣，幾天來那個讓每人在心中都特別糾結的“問號”就這麽一點都沒“傷筋動骨”地便悄然化掉了。
第二天上午10點，桂琴二姐、化濤哥和馮青山二姐夫因家中有急事便先一步踏上返程的歸途了。除了母親在家看小妹外，其餘人都前往腰杭停車站點一起把桂琴二姐仨人送上了開往鎮賚的公共汽車。
送走桂琴二姐等人後，淑峰姐當即和貴章哥首先就“春節到底在哪過的問題”進行了磋商。淑峰姐本打算這個春節在家陪陪母親，但考慮到此時正是首批知青推薦返城的關鍵期，擔心請假過長會“授人以柄”。母親一向是最有“大局觀”的，她當即拍板讓淑峰姐必須盡快返迴磐石，絕不能幹因小失大影響招工返城的事。至於貴章哥在哪過年由他自行決定。最後，貴章哥為不讓母親太過傷感決定留在腰杭陪母親過年。
淑峰姐和魁竺姐夫定於兩天後動身返迴江城。故那兩天母親和淑峰姐幾乎是一嘮就是大半宿。當然，淑峰姐跟魁竺姐夫的婚緣大事肯定是她必須要弄清的一個問題了。
娘倆通過推心置腹的一頓嘮扯，母親總算對魁竺姐夫有了大概的了解：
姐夫金魁竺，祖籍遼寧台安，時年28歲，大淑峰姐5歲，滿族人，複轉軍人，吉林工大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現任江城市拖拉機配件廠車間黨支部書記。此人個頭高大，身材勻稱，儀表出眾，心地善良，辦事穩重，做人肯擔當，有超強責任感。目前是拖拉機配件廠廠級第一後備幹部。
魁竺姐夫與淑峰姐初識於明城公社明城大隊。一次，他在與另外一名同事到明城大隊搞外調時偶然間與淑峰姐相遇一見鍾情，並從此正式確立戀愛關係。隨後，淑峰姐有一天將魁竺姐夫帶到了同父異母長兄陳翰章家，意在征求長兄意見幫著拿拿主意。翰章大哥對淑峰姐所選的意中人非常滿意。似乎就是這次與長兄相見，大哥才認為必須得把姐姐的富農成份跟魁竺實言相告。當魁竺姐夫得知這一情況後，最初幾天絕對是經過了一番思想鬥爭的，深怕娶了個富農妻子會影響了組織對自己的提拔。好在魁竺姐夫是個很講良心的人，加之他在心裏也的確深深愛上了淑峰姐。所以他毅然決定向組織坦陳此事。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這一步做得很聰明，體現了他對黨的絕對忠誠。此後這件事不單沒有成為他政治上的“絆腳石”不說，而且還得到了上級組織的理解和支持。
當母親弄清了上述情況後，才終於打消了顧慮姐姐被騙的擔憂。因為她實在耽心“女怕嫁錯郎”的悲劇發生在自己心愛的女兒身上了。
繼父的撒手人寰使我們這個失去了“頂門杠”的家庭生活一下發生了“天塌”般的逆轉。除貴章哥外，遠道而來的哥哥姐姐和姐夫們都陸續迴歸了各自的生活空間。唯餘寡母領著仨兒一女還得在這舉目無親的腰杭乃繼續活下去。當時的我隻有14歲，還是一個不諳世事和尚未形成三觀的翩翩少年。好在小小年紀畢竟親曆了生父突然病亡、寡母文革茹苦謀生、繼父一放蘇可農場、二放大屯腰杭、再到客死他鄉的跌宕人生曆練，過早地形成了不肯向困難低頭的意誌品格和樂觀的人生態度，所以我才能毅然擔起家庭生活重擔，陪著母親走過那段異常艱辛的生活之路……
首先，繼父的突然病逝帶給我家的是來自生活上的重壓。要不咋說“窮人孩子早當家”是生活逼出來的“真理”呢！繼父活著的時候，我們家的生活可謂衣食無憂，且生活鎖事完全由繼父一人操持。從某種程度上講生活水準甚至要高出同一時期城裏和本地鄉村人很大一截。說白了那種生活安逸是繼父憑借個人本事給我們創造來的。比如說，母親在生小妹期間他提前備下的主副食品就絕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的。事實上在這方麵他的確是個有超常思維和特別招法的人。換言之，他是個能把“舍與得”辯證思維玩得遊刃有餘的“人生高手”。隻要他活著，家人就能活得像在天堂一樣；他死了，家人也就好比墜入地獄一般。就拿燒柴這件事來說吧，初到腰杭時他得帶著我們自已去摟柴禾燒，但一段時間以後就變成有人專門給我們家送柴禾了。他為什麽能做到這一點？其實，這是他用自己的“舍”換來的。即要麽是在對方有急需的時候他把錢借與對方然後不要了人家才換了種方式給他送來了柴禾；要麽就是給對方辦事，人家為了答謝他才給家裏送來了一些柴禾。總之，他是個能把“若預取之，必先予之”人生哲學應用得恰到好處的一個絕對“高人”。繼父死後，第一個壓到我肩上的就是解決燒柴問題。漫漫冬夜，居家過日子沒有燒的可不行。所以我一有空兒就帶著老五到地裏去割秋天人家沒放倒的包米杆往迴背。在1973年春節前後那段時間，我們哥倆通過連挑帶背硬是弄迴了一垛玉米秸。因此緣故，我跟老五的肩膀頭那段時間一直都是“血印”的，晚上睡覺一碰鑽心的疼。此外，冬季挑水也是個挺難的事。當時住在腰杭二隊時，全隊都吃隊部門前那口井的水。那是一口安有轆軲把的水井，井深約有30米，一個井繩的終端吊著一個膠皮柳罐，每搖上來一桶水都得費很大的力氣。自打繼父被大隊抽出經常跑采買後，去井邊擔水的事就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起初媽媽怕我壓壞了先是按半桶往迴挑，挑了幾天我就開始挑整桶水了。挑水最難的季節是“三九天”。此時別說我這個未成年人，就連大人走上井台打水都得加老小心了。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去擔水，井台上的冰台凍得老高，每搖一柳罐水都可費勁了，一不小心腳“踩禿嚕了”被飛速轉動的“轆軲把”打傷是常有的事。有一天，在春節前的一個霜霧蒙蒙的早晨我又去擔水了。那天氣溫特別低，每哈口氣都能立馬在眉毛上凝成霜花。當我把最後一柳罐水剛搖到井口用左手抓住罐把擋到井裙上時，我的左腳突然踩滑導致身體失衡，左手抓著的柳罐瞬間脫手墜入井中，讓飛速轉動的轆軲一下把我從井台打落下來。好在是自己戴著一頂狗皮帽，頭頂被砸了個大包，門牙被磕掉一顆，總算躲過了一劫。凡事往往都是“吃一塹長一智”。打這以後，我開始格外注意登上井台腳踩地這一環節，不踩實腳跟絕不輕易搖動轆軲。正所謂“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繩”。自此在腰杭生活的一年多時間裏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的險情。
難怪人們常說“吃喝拉撒無小事”，“柴米油鹽愁死人”。除去摟柴、擔水這類生活鎖事外，還有碾米種園、養豬做飯、和泥抹牆、對外跑跑顛顛等事一古腦都壓到了我的身上。此時，和我一般大孩子大都在父母的羽翼下專心學業，但我則要替母親分擔生活重壓，幫助媽媽跑起生活“龍套”。當時，困擾我家的頭號難題是3個小子太能吃，外加副食匱乏油水小，每月的供應糧總得差個8至10天揭不開鍋。沒辦法隻能以“瓜菜代”的方式緩解口糧的嚴重不足問題。
現在說來也不怕“砢磣”了。1973年春夏季節，我家老五和老六動不動晚上就餓得直哭。無奈，我跟母親曾采取三種方式解決“糧荒”問題：一是我跟老五曾不止一次地上樹擼過榆樹錢然後摻到包米麵裏烀大餅子；二是去農場托人特批一部分麥麩子摻到白麵裏頭蒸餑餑；三是找繼父生前的老朋友弄一點原糧補充口糧的不足。記得當年因吃麥麩子摻白麵蒸的黑乎乎的“麵餑悖”竟讓我們哥幾個幹燥得連屎都拉不下來，沒辦法不得不偷偷請村醫陳國順大哥過來幫我們灌腸解決拉屎問題。其痛苦程度至今想起都令人不寒而栗。按說，一幫半大小子生活在遍地是糧的農村本不該餓成這個樣。據我所知，當時很多人家的手都是“不老實”的，但我們的母親卻教育我們“寧可餓死也不能幹不勞而獲”的偷盜行為。現在看來，母親這麽做沒有錯。倘若她對孩子們的偷盜行為不加製止反倒推波助瀾的話，那麽我們哥仨或許早就走上了一條人生的“不歸路”。
現在看來，那段時間是對我們一家人進行“人性大考”的關鍵期。倘若不是母親以“高尚人品”和固守做人“底線原則”影響和教育了我們哥仨的話，那麽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順利通過那場“人性大考”。從這個意義上講，母親就是我們的幾個孩子的“人生航標燈”。
綜上事例說明，人性的“善與惡”隻是一念之間的事。守住了你就會擁有美麗的人生；滑落了你就是滋生惡念的罪人。若非如此，那麽教人向善的釋迦牟尼佛也許就不會諄諄告誡弟子們說“佛在我心、我心即佛”了。其次，繼父的突然病逝 讓我們的家庭再一次失去了“頂梁柱。
個別人由於一直嫉恨張君和繼父的關係，很早就想要搬倒他了，就是苦於找不到突破口。當時人們瘋傳：在腰杭安電這件事上於大頭肯定給了張君好處，否則張君是不會冒險包庇袒護“陳久章宣揚反革命言論”案的。正是基於這種鬥爭思維，大隊授意學校對正讀小學三年級的久章開始深挖背後的教唆人了。由於事實上這件事的確與繼父無關，故調查人員卻非得逼久章說是“繼父教唆”的，不說中午就不讓久章迴家吃飯。別看久章是個孩子，但他還真挺強就說是自己想的，到了也沒說是繼父教唆這句話，氣得調查人在屋裏直跳腳。此事因在這一環節始終沒能核下來，外加摳了兩次久章就是一個勁地哭，拿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所以也就隻好先放下了。
第二種情況：是拿我的“入團問題”大做文章。1973年寒假過後，此時我在腰杭戴帽中學（初一）正讀後半學期。當時的班主任是畢興玉老師，教我們語文的是季景義老師。學生除腰杭本屯學生外還有畢家崗子的周萬喜、畢興剛、王德君、畢榮新和前杭乃的鄭福全等十名同學。在此期間，由於我在班級各方麵表現都極為出色，故早已被做為發展共青團員的重點培養對象。按說，早在放寒假前我與周萬喜、王洪福等3人加入團組織的手續即已履行完畢，計劃待寒假過後開學在全校搞一次公開的“入團宣誓儀式”。然而，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待舉行“入團宣誓儀式”那天，當校長王忠義向全校師生公布上台宣誓人名單時隻有周萬喜、王洪福，卻唯獨沒有我。麵對這一突發變故，我的大腦頓時變成一片空白。眼淚刷刷地流過麵頰，所有師生都把詫異的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然而，直到這時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情況。隻知道事情肯定是出岔了。
十分鍾後，待“宣誓儀式”剛一結束，校長王忠義便把坐在一邊還在發呆的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隻見他繃著一張嚴肅的麵孔，眨著左眼帶有玻璃花的眼睛對我說道：
“孝章同學，鑒於你的現實政治表現校團支部決定對吸納你加入團組織要繼續延長考驗期。希望你要繼續努力學習、工作，不要背思想包袱！”
聽了王校長這番話，我知道繼續辯解已毫無意義。於是迴複道：“我堅決服從組織決定，請組織繼續考察我的學習和工作吧！”說罷，我禮貌地向王老師行了個禮後便含淚離開了校長室……此後，我的“共青團員”身份直到1973年8月轉學到東方紅農場中學就讀初中二年級時才予以正式確認。
第三種情況：是屯子裏的“雞鳴狗盜”之徒不時對我家進行不懷好意的“滋事騷擾”。老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這話一點不假。繼父死後，一時間個別不懷好意的“屯痞”也開始把魔爪在淒黑之夜伸向了我家。在前麵我曾說過，腰杭本地人對外來人員是具有很強排外心理的。他們的共性問題是看不得外來人在衣食住行方麵比他們好。加之我繼父在這方麵又一度太過張揚，所以早就在某些“屯痞”的心裏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眼下，於大頭突然死了，因此他們覺得向於大頭家人泄恨的機會終於來了。
開始的時候，“屯痞”們隻是幹一些小偷小模的事情。今天順走兩根鬆木杆，明天偷走兩塊木頭板。就這麽一來二去，他們覺得孤兒寡母“鼠眯”得就象耗子見了貓，於是膽子越來越大，開始升級到偷雞毒狗了。
記得那是1973年暑期的一個漆黑的子夜時分，正當屋內一家人熟睡之際，一個黑影正在院外將一個下了毒的“饅頭”扔進了我家的院子裏。不大一會兒，吃下饅頭的小花狗隻發出兩聲哀叫便一頭撲倒在地上了。接著一個大個、貓著水蛇腰的黑衣人從東院牆跳進院子裏。此人經驗十分老道，沒用多大會兒功夫就把外屋風門給捅咕開了。隨後他閃身向中屋摸去。此時，母親和妹妹仍住中屋小北炕，我和老五老六住南炕。黑衣人進了中屋後先是順著南炕炕沿往右摸，結果他第一個先摸到的是老五的頭。隻聽老五“媽呀！”一聲從炕上跳起來大喊道：“屋裏進人啦！”
緊隨老五這聲喊，我母親一下拽著了電燈，但見那個黑衣人一個高躥到外屋奪門便跑了出去。我跟老五這時也都光著腳緊跟著追了出去。此時，院內空無一人，隻有死去的小花狗還靜靜地趴在那裏……
當我跟老五帶著一臉驚恐迴到屋內的時候，隻見母親抱著妹妹還在那裏一臉無助地流著眼淚。自打發生了這擋事以後，母親在第二天上午便趕去張家園子拜見了農場的閆振生書記。聽了母親的含淚請求，閆書記深表同情並表態一定盡快落實住房解決搬家問題。從農場迴到家裏後，西院“老邢二姐”馬上趕了過來。當她聽母親說完昨晚發生的事情後簡直氣壞了。她當即表態晚上要過來給我母親作伴。打這以後，母親不知不覺地患上“神經衰弱症”，每到夜晚再也不敢睡囫圇覺了。此外，為了給孩子們壯膽，她在答應讓“老礬二姐”晚上過來作伴的同時，還特意找了後院呂洪武的兒子呂三一並過來作伴壯膽了。其實，現在看來母親同時請呂三過來作伴實屬一步“高棋”。因有了呂三的進局，那麽麵對屯子裏的種種流言蜚語我們就基本能把關於老礬二姐的話說清楚了。
你還別說，自打有老邢二姐和呂三雙雙進入我家過夜作伴，一時間“屯痞”們也都消停下來。看來，這呂邢兩門大戶真的是無人敢惹。
別看17歲的老邢二姐沒讀過書，但她天生就是個聰明的女孩。自打來到我家作伴後，人家處處都表現出一個好姐姐的樣子。上敬我母，下愛弟妹，不矯情，肯擔當，絕不輕佻，儼然把自己當成了這個家中的“大姐大”。
老邢二姐不同於一般膚淺女孩的地方還在於她的美是“美在心裏”。在我看來，老邢二姐的心象“水晶”一樣純淨，美的無瑕，美的沒有一絲雜念。接近母親跟我的動機是純粹的“愛之深”和“憐之切”使然。
在老邢二姐與我家交往過程中，有兩件事是曾經給我留下過深刻印象的：
其一是她很能講故事。每到夜深人靜之時她總能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地給我們講鬼故事和愛情故事。她的這手“絕活兒”一段時間都成了呂三和我們哥仨晚上的最盼。似乎每個晚上二姐不講上兩段故事我們都根本睡不著覺。而在我少年的記憶裏，聽二姐繪聲繪色的故事入眠就像流過心田的小溪至今仍繞耳不絕。
其二是在感情上她真的渴望把“生米煮成熟飯”。1973年12月份，當淑峰姐剛剛生下第一個女兒小巍的時候母親打發我專程趕去江城送雞蛋和小米。老邢二姐聽說後也要去江城看她在四小教書的二姨，並想結伴同往。無奈母親隻能同意。對這次結伴同行我沒想太多。但老邢二姐卻有著很多想法。這一路上她幾乎沒有浪費任何跟我單獨相處的一點時間。隻要一有機會她就想方設法向我示愛。在此期間，二姐有一個舉動似乎太露骨了，即在長春火車站候車時她非得要拉我去照相館拍一張合影照。對於她的這個提議我當場就給拒絕了。給出的理由非常簡單：我不願意照相。其實，當時二姐的想法我非常清楚，她隻是想急於把我二人婚姻關係既成事實，然後迴去再跟我母親攤牌。事情走到這一步，我很慶幸自己還是有坐懷不亂的很好定力的。假如我不負責任地跟二姐拍了這張合影，那麽我的人生軌跡或許在這一節點就出現重大人生“拐點”了。
事實再一次證明：尊重別人的前提首先要學會尊重自己。一個連自己都不尊重的人，他可能尊重別人嗎？我是打心裏尊重“老砍二姐”的，但“愛”與“尊重”是有著本質差異的兩種情感。我不能因為尊重“老邢二姐”而對她“妄自菲薄”，那不是正人君子所為，而是要必遭天譴的一種畜生行為！
當母親會同於陳兩門兒女正在一籌莫展地商討“孤兒寡母日後如何生存大問題”的時候，由繼父原下放單位鎮賚縣國營東方紅農場委派人事勞資科長劉躍印專程趕來我家，向母親正式通報了場方《關於對於海生遺孀及三子一女今後生計問題的安排意見》。其核心要義有三點：“一是自1973年1月1日起由農場為於海生遺孀及3子1女一家五口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補助費7.5元，其中對3子1女發放至年滿18周歲為止；二是待場方將住房落實後會盡快把於海生遺孀及子女接迴農場生活居住；三是負責對於海生所遺3子1女年滿18周歲後解決就業安置問題”。
待劉躍印代表場方通報完上述意見後，他又用征詢的口氣向母親問道：“老嫂子！看看還有什麽問題需要場方幫助解決？您盡管提！”
隻見母親沉吟片刻，隨後迴道：“你大哥這一走，我們家的天就算塌了！孩子都太小不立事，今後的生活一定還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眼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快些把我和孩子從這舉目無親的地方接迴農場居住！”
“好的！我們一定抓緊安排！”說罷，劉躍印起身跟母親和在場的倆姐夫、倆姐、倆哥逐一握手道別後便朝外屋走去。在場的倆哥倆姐倆姐夫也隨之跟出屋外，一直把劉躍印送上停在院門口的“212”吉普車後方才返迴。
東方紅農場代表劉躍印的到來，一下驅散了籠罩在屋內所有人心頭的“陰霾”。剛才都還一個個愁眉苦臉的樣子，現在似乎瞬間都變得輕鬆一些了。因為大家都清楚劉躍印在這個節骨眼上趕來我家就是給我母親吃“定心丸”來了。場方清楚一旦讓我母親鬧起來，他們是根本招架不了的。
當倆姐倆哥倆姐夫送走劉躍印迴屋後，桂琴二姐第一個先說了話：
“媽呀！我爸走的急，留下你和仨弟一妹在這裏生活困難一定不少，我們離得遠又幫不上，真的是苦了您了！但我向您表個態，今後要是遇到過不去的坎兒，我跟青山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
聽了桂琴二姐的話，母親禁不住又流下了熱淚。隻聽她咬著嘴唇剛強地迴複道：“有農場生活費做保障，我們肯定是要不了飯了！你們姐弟幾個都不用惦記了。這地方花銷少，日子好對付！你們家裏都有一托了人，趕快都迴去該忙啥就忙啥吧！不到萬不得以我是不會給你們添鬧糟的！”
隻見馮青山、金魁竺倆姐夫和化濤哥都相互對望了一下，隨後都不約而同地說道：“咱媽可真是個明白人啊！了不起！”
就這樣，幾天來那個讓每人在心中都特別糾結的“問號”就這麽一點都沒“傷筋動骨”地便悄然化掉了。
第二天上午10點，桂琴二姐、化濤哥和馮青山二姐夫因家中有急事便先一步踏上返程的歸途了。除了母親在家看小妹外，其餘人都前往腰杭停車站點一起把桂琴二姐仨人送上了開往鎮賚的公共汽車。
送走桂琴二姐等人後，淑峰姐當即和貴章哥首先就“春節到底在哪過的問題”進行了磋商。淑峰姐本打算這個春節在家陪陪母親，但考慮到此時正是首批知青推薦返城的關鍵期，擔心請假過長會“授人以柄”。母親一向是最有“大局觀”的，她當即拍板讓淑峰姐必須盡快返迴磐石，絕不能幹因小失大影響招工返城的事。至於貴章哥在哪過年由他自行決定。最後，貴章哥為不讓母親太過傷感決定留在腰杭陪母親過年。
淑峰姐和魁竺姐夫定於兩天後動身返迴江城。故那兩天母親和淑峰姐幾乎是一嘮就是大半宿。當然，淑峰姐跟魁竺姐夫的婚緣大事肯定是她必須要弄清的一個問題了。
娘倆通過推心置腹的一頓嘮扯，母親總算對魁竺姐夫有了大概的了解：
姐夫金魁竺，祖籍遼寧台安，時年28歲，大淑峰姐5歲，滿族人，複轉軍人，吉林工大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現任江城市拖拉機配件廠車間黨支部書記。此人個頭高大，身材勻稱，儀表出眾，心地善良，辦事穩重，做人肯擔當，有超強責任感。目前是拖拉機配件廠廠級第一後備幹部。
魁竺姐夫與淑峰姐初識於明城公社明城大隊。一次，他在與另外一名同事到明城大隊搞外調時偶然間與淑峰姐相遇一見鍾情，並從此正式確立戀愛關係。隨後，淑峰姐有一天將魁竺姐夫帶到了同父異母長兄陳翰章家，意在征求長兄意見幫著拿拿主意。翰章大哥對淑峰姐所選的意中人非常滿意。似乎就是這次與長兄相見，大哥才認為必須得把姐姐的富農成份跟魁竺實言相告。當魁竺姐夫得知這一情況後，最初幾天絕對是經過了一番思想鬥爭的，深怕娶了個富農妻子會影響了組織對自己的提拔。好在魁竺姐夫是個很講良心的人，加之他在心裏也的確深深愛上了淑峰姐。所以他毅然決定向組織坦陳此事。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這一步做得很聰明，體現了他對黨的絕對忠誠。此後這件事不單沒有成為他政治上的“絆腳石”不說，而且還得到了上級組織的理解和支持。
當母親弄清了上述情況後，才終於打消了顧慮姐姐被騙的擔憂。因為她實在耽心“女怕嫁錯郎”的悲劇發生在自己心愛的女兒身上了。
繼父的撒手人寰使我們這個失去了“頂門杠”的家庭生活一下發生了“天塌”般的逆轉。除貴章哥外，遠道而來的哥哥姐姐和姐夫們都陸續迴歸了各自的生活空間。唯餘寡母領著仨兒一女還得在這舉目無親的腰杭乃繼續活下去。當時的我隻有14歲，還是一個不諳世事和尚未形成三觀的翩翩少年。好在小小年紀畢竟親曆了生父突然病亡、寡母文革茹苦謀生、繼父一放蘇可農場、二放大屯腰杭、再到客死他鄉的跌宕人生曆練，過早地形成了不肯向困難低頭的意誌品格和樂觀的人生態度，所以我才能毅然擔起家庭生活重擔，陪著母親走過那段異常艱辛的生活之路……
首先，繼父的突然病逝帶給我家的是來自生活上的重壓。要不咋說“窮人孩子早當家”是生活逼出來的“真理”呢！繼父活著的時候，我們家的生活可謂衣食無憂，且生活鎖事完全由繼父一人操持。從某種程度上講生活水準甚至要高出同一時期城裏和本地鄉村人很大一截。說白了那種生活安逸是繼父憑借個人本事給我們創造來的。比如說，母親在生小妹期間他提前備下的主副食品就絕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的。事實上在這方麵他的確是個有超常思維和特別招法的人。換言之，他是個能把“舍與得”辯證思維玩得遊刃有餘的“人生高手”。隻要他活著，家人就能活得像在天堂一樣；他死了，家人也就好比墜入地獄一般。就拿燒柴這件事來說吧，初到腰杭時他得帶著我們自已去摟柴禾燒，但一段時間以後就變成有人專門給我們家送柴禾了。他為什麽能做到這一點？其實，這是他用自己的“舍”換來的。即要麽是在對方有急需的時候他把錢借與對方然後不要了人家才換了種方式給他送來了柴禾；要麽就是給對方辦事，人家為了答謝他才給家裏送來了一些柴禾。總之，他是個能把“若預取之，必先予之”人生哲學應用得恰到好處的一個絕對“高人”。繼父死後，第一個壓到我肩上的就是解決燒柴問題。漫漫冬夜，居家過日子沒有燒的可不行。所以我一有空兒就帶著老五到地裏去割秋天人家沒放倒的包米杆往迴背。在1973年春節前後那段時間，我們哥倆通過連挑帶背硬是弄迴了一垛玉米秸。因此緣故，我跟老五的肩膀頭那段時間一直都是“血印”的，晚上睡覺一碰鑽心的疼。此外，冬季挑水也是個挺難的事。當時住在腰杭二隊時，全隊都吃隊部門前那口井的水。那是一口安有轆軲把的水井，井深約有30米，一個井繩的終端吊著一個膠皮柳罐，每搖上來一桶水都得費很大的力氣。自打繼父被大隊抽出經常跑采買後，去井邊擔水的事就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起初媽媽怕我壓壞了先是按半桶往迴挑，挑了幾天我就開始挑整桶水了。挑水最難的季節是“三九天”。此時別說我這個未成年人，就連大人走上井台打水都得加老小心了。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去擔水，井台上的冰台凍得老高，每搖一柳罐水都可費勁了，一不小心腳“踩禿嚕了”被飛速轉動的“轆軲把”打傷是常有的事。有一天，在春節前的一個霜霧蒙蒙的早晨我又去擔水了。那天氣溫特別低，每哈口氣都能立馬在眉毛上凝成霜花。當我把最後一柳罐水剛搖到井口用左手抓住罐把擋到井裙上時，我的左腳突然踩滑導致身體失衡，左手抓著的柳罐瞬間脫手墜入井中，讓飛速轉動的轆軲一下把我從井台打落下來。好在是自己戴著一頂狗皮帽，頭頂被砸了個大包，門牙被磕掉一顆，總算躲過了一劫。凡事往往都是“吃一塹長一智”。打這以後，我開始格外注意登上井台腳踩地這一環節，不踩實腳跟絕不輕易搖動轆軲。正所謂“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繩”。自此在腰杭生活的一年多時間裏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的險情。
難怪人們常說“吃喝拉撒無小事”，“柴米油鹽愁死人”。除去摟柴、擔水這類生活鎖事外，還有碾米種園、養豬做飯、和泥抹牆、對外跑跑顛顛等事一古腦都壓到了我的身上。此時，和我一般大孩子大都在父母的羽翼下專心學業，但我則要替母親分擔生活重壓，幫助媽媽跑起生活“龍套”。當時，困擾我家的頭號難題是3個小子太能吃，外加副食匱乏油水小，每月的供應糧總得差個8至10天揭不開鍋。沒辦法隻能以“瓜菜代”的方式緩解口糧的嚴重不足問題。
現在說來也不怕“砢磣”了。1973年春夏季節，我家老五和老六動不動晚上就餓得直哭。無奈，我跟母親曾采取三種方式解決“糧荒”問題：一是我跟老五曾不止一次地上樹擼過榆樹錢然後摻到包米麵裏烀大餅子；二是去農場托人特批一部分麥麩子摻到白麵裏頭蒸餑餑；三是找繼父生前的老朋友弄一點原糧補充口糧的不足。記得當年因吃麥麩子摻白麵蒸的黑乎乎的“麵餑悖”竟讓我們哥幾個幹燥得連屎都拉不下來，沒辦法不得不偷偷請村醫陳國順大哥過來幫我們灌腸解決拉屎問題。其痛苦程度至今想起都令人不寒而栗。按說，一幫半大小子生活在遍地是糧的農村本不該餓成這個樣。據我所知，當時很多人家的手都是“不老實”的，但我們的母親卻教育我們“寧可餓死也不能幹不勞而獲”的偷盜行為。現在看來，母親這麽做沒有錯。倘若她對孩子們的偷盜行為不加製止反倒推波助瀾的話，那麽我們哥仨或許早就走上了一條人生的“不歸路”。
現在看來，那段時間是對我們一家人進行“人性大考”的關鍵期。倘若不是母親以“高尚人品”和固守做人“底線原則”影響和教育了我們哥仨的話，那麽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順利通過那場“人性大考”。從這個意義上講，母親就是我們的幾個孩子的“人生航標燈”。
綜上事例說明，人性的“善與惡”隻是一念之間的事。守住了你就會擁有美麗的人生；滑落了你就是滋生惡念的罪人。若非如此，那麽教人向善的釋迦牟尼佛也許就不會諄諄告誡弟子們說“佛在我心、我心即佛”了。其次，繼父的突然病逝 讓我們的家庭再一次失去了“頂梁柱。
個別人由於一直嫉恨張君和繼父的關係，很早就想要搬倒他了，就是苦於找不到突破口。當時人們瘋傳：在腰杭安電這件事上於大頭肯定給了張君好處，否則張君是不會冒險包庇袒護“陳久章宣揚反革命言論”案的。正是基於這種鬥爭思維，大隊授意學校對正讀小學三年級的久章開始深挖背後的教唆人了。由於事實上這件事的確與繼父無關，故調查人員卻非得逼久章說是“繼父教唆”的，不說中午就不讓久章迴家吃飯。別看久章是個孩子，但他還真挺強就說是自己想的，到了也沒說是繼父教唆這句話，氣得調查人在屋裏直跳腳。此事因在這一環節始終沒能核下來，外加摳了兩次久章就是一個勁地哭，拿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所以也就隻好先放下了。
第二種情況：是拿我的“入團問題”大做文章。1973年寒假過後，此時我在腰杭戴帽中學（初一）正讀後半學期。當時的班主任是畢興玉老師，教我們語文的是季景義老師。學生除腰杭本屯學生外還有畢家崗子的周萬喜、畢興剛、王德君、畢榮新和前杭乃的鄭福全等十名同學。在此期間，由於我在班級各方麵表現都極為出色，故早已被做為發展共青團員的重點培養對象。按說，早在放寒假前我與周萬喜、王洪福等3人加入團組織的手續即已履行完畢，計劃待寒假過後開學在全校搞一次公開的“入團宣誓儀式”。然而，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待舉行“入團宣誓儀式”那天，當校長王忠義向全校師生公布上台宣誓人名單時隻有周萬喜、王洪福，卻唯獨沒有我。麵對這一突發變故，我的大腦頓時變成一片空白。眼淚刷刷地流過麵頰，所有師生都把詫異的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然而，直到這時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情況。隻知道事情肯定是出岔了。
十分鍾後，待“宣誓儀式”剛一結束，校長王忠義便把坐在一邊還在發呆的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隻見他繃著一張嚴肅的麵孔，眨著左眼帶有玻璃花的眼睛對我說道：
“孝章同學，鑒於你的現實政治表現校團支部決定對吸納你加入團組織要繼續延長考驗期。希望你要繼續努力學習、工作，不要背思想包袱！”
聽了王校長這番話，我知道繼續辯解已毫無意義。於是迴複道：“我堅決服從組織決定，請組織繼續考察我的學習和工作吧！”說罷，我禮貌地向王老師行了個禮後便含淚離開了校長室……此後，我的“共青團員”身份直到1973年8月轉學到東方紅農場中學就讀初中二年級時才予以正式確認。
第三種情況：是屯子裏的“雞鳴狗盜”之徒不時對我家進行不懷好意的“滋事騷擾”。老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這話一點不假。繼父死後，一時間個別不懷好意的“屯痞”也開始把魔爪在淒黑之夜伸向了我家。在前麵我曾說過，腰杭本地人對外來人員是具有很強排外心理的。他們的共性問題是看不得外來人在衣食住行方麵比他們好。加之我繼父在這方麵又一度太過張揚，所以早就在某些“屯痞”的心裏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眼下，於大頭突然死了，因此他們覺得向於大頭家人泄恨的機會終於來了。
開始的時候，“屯痞”們隻是幹一些小偷小模的事情。今天順走兩根鬆木杆，明天偷走兩塊木頭板。就這麽一來二去，他們覺得孤兒寡母“鼠眯”得就象耗子見了貓，於是膽子越來越大，開始升級到偷雞毒狗了。
記得那是1973年暑期的一個漆黑的子夜時分，正當屋內一家人熟睡之際，一個黑影正在院外將一個下了毒的“饅頭”扔進了我家的院子裏。不大一會兒，吃下饅頭的小花狗隻發出兩聲哀叫便一頭撲倒在地上了。接著一個大個、貓著水蛇腰的黑衣人從東院牆跳進院子裏。此人經驗十分老道，沒用多大會兒功夫就把外屋風門給捅咕開了。隨後他閃身向中屋摸去。此時，母親和妹妹仍住中屋小北炕，我和老五老六住南炕。黑衣人進了中屋後先是順著南炕炕沿往右摸，結果他第一個先摸到的是老五的頭。隻聽老五“媽呀！”一聲從炕上跳起來大喊道：“屋裏進人啦！”
緊隨老五這聲喊，我母親一下拽著了電燈，但見那個黑衣人一個高躥到外屋奪門便跑了出去。我跟老五這時也都光著腳緊跟著追了出去。此時，院內空無一人，隻有死去的小花狗還靜靜地趴在那裏……
當我跟老五帶著一臉驚恐迴到屋內的時候，隻見母親抱著妹妹還在那裏一臉無助地流著眼淚。自打發生了這擋事以後，母親在第二天上午便趕去張家園子拜見了農場的閆振生書記。聽了母親的含淚請求，閆書記深表同情並表態一定盡快落實住房解決搬家問題。從農場迴到家裏後，西院“老邢二姐”馬上趕了過來。當她聽母親說完昨晚發生的事情後簡直氣壞了。她當即表態晚上要過來給我母親作伴。打這以後，母親不知不覺地患上“神經衰弱症”，每到夜晚再也不敢睡囫圇覺了。此外，為了給孩子們壯膽，她在答應讓“老礬二姐”晚上過來作伴的同時，還特意找了後院呂洪武的兒子呂三一並過來作伴壯膽了。其實，現在看來母親同時請呂三過來作伴實屬一步“高棋”。因有了呂三的進局，那麽麵對屯子裏的種種流言蜚語我們就基本能把關於老礬二姐的話說清楚了。
你還別說，自打有老邢二姐和呂三雙雙進入我家過夜作伴，一時間“屯痞”們也都消停下來。看來，這呂邢兩門大戶真的是無人敢惹。
別看17歲的老邢二姐沒讀過書，但她天生就是個聰明的女孩。自打來到我家作伴後，人家處處都表現出一個好姐姐的樣子。上敬我母，下愛弟妹，不矯情，肯擔當，絕不輕佻，儼然把自己當成了這個家中的“大姐大”。
老邢二姐不同於一般膚淺女孩的地方還在於她的美是“美在心裏”。在我看來，老邢二姐的心象“水晶”一樣純淨，美的無瑕，美的沒有一絲雜念。接近母親跟我的動機是純粹的“愛之深”和“憐之切”使然。
在老邢二姐與我家交往過程中，有兩件事是曾經給我留下過深刻印象的：
其一是她很能講故事。每到夜深人靜之時她總能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地給我們講鬼故事和愛情故事。她的這手“絕活兒”一段時間都成了呂三和我們哥仨晚上的最盼。似乎每個晚上二姐不講上兩段故事我們都根本睡不著覺。而在我少年的記憶裏，聽二姐繪聲繪色的故事入眠就像流過心田的小溪至今仍繞耳不絕。
其二是在感情上她真的渴望把“生米煮成熟飯”。1973年12月份，當淑峰姐剛剛生下第一個女兒小巍的時候母親打發我專程趕去江城送雞蛋和小米。老邢二姐聽說後也要去江城看她在四小教書的二姨，並想結伴同往。無奈母親隻能同意。對這次結伴同行我沒想太多。但老邢二姐卻有著很多想法。這一路上她幾乎沒有浪費任何跟我單獨相處的一點時間。隻要一有機會她就想方設法向我示愛。在此期間，二姐有一個舉動似乎太露骨了，即在長春火車站候車時她非得要拉我去照相館拍一張合影照。對於她的這個提議我當場就給拒絕了。給出的理由非常簡單：我不願意照相。其實，當時二姐的想法我非常清楚，她隻是想急於把我二人婚姻關係既成事實，然後迴去再跟我母親攤牌。事情走到這一步，我很慶幸自己還是有坐懷不亂的很好定力的。假如我不負責任地跟二姐拍了這張合影，那麽我的人生軌跡或許在這一節點就出現重大人生“拐點”了。
事實再一次證明：尊重別人的前提首先要學會尊重自己。一個連自己都不尊重的人，他可能尊重別人嗎？我是打心裏尊重“老砍二姐”的，但“愛”與“尊重”是有著本質差異的兩種情感。我不能因為尊重“老邢二姐”而對她“妄自菲薄”，那不是正人君子所為，而是要必遭天譴的一種畜生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