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門戶大略(一)
穿越必備：白話明季北略那點事 作者：明溪漱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自夏商周三代以來，曆朝曆代都有大臣們朋黨現象。漢代的黨人，大多是品德高尚的君子；唐代的黨人，小人占多數，但其中不乏有才幹者；宋代的黨人，君子居多。然而，一旦朝堂上朋黨之論興起，必然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關，直至國家衰敗滅亡。那些才智出眾、品行正直的士人，本應是社會所仰賴的棟梁，卻被冠以黨派之名。於是，他們的智慧和策略，都用於彼此內耗傾軋，無暇顧及國家大事。並且，指責別人結黨的人，自己往往也是有黨派的。這個黨派衰落，那個黨派興盛，後起的黨派往往還不如前。這種禍患蔓延影響宗廟社稷安危，本就是意料之中之事。
到了明朝，在萬曆皇帝即位之前，尚未有明確的黨派名稱。直到四明人沈一貫擔任內閣首輔，他自恃才華，不願屈居人下，而當時，一批賢良之士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人，他們耿直自負，時常與內閣意見相左。沈一貫的追隨者多為言官，而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吸引了眾多重臣名流前往，這便是東林黨形成的開端。關於確立皇位繼承人的爭論興起時，當時的重臣名流們都認為按照長幼順序確立太子是天經地義的，紛紛上書請求盡早確立太子。這是理所當然的道理，諫言者的無功可居，聽到的人也不能將此指認為罪錯。然而，皇帝認為他們是有意擁護太子是期待將來能因此獲得富貴，所以對於群臣上書談論這個事情很不高興，當然即使他們不談論，皇帝也不會主動去做。假如他們請求的這件事當時就得到皇帝批準同意，不僅後來皇帝與兒子之間不會產生隔閡猜忌，而且朝臣們也不會因此事被指責為喪失氣節。
當時，大臣們的初次請求未獲皇帝允許，再次請求則遭到了皇帝嚴厲貶謫，此後甚至有多大臣因此被廷杖，皇帝對這些賢良之士非常仇視，極力打擊嚴懲他們。盡管皇帝本性仁慈，內心並無惡意，隻是希望平息爭論，但這樣一來反而引起更多議論。於是，內閣諸輔臣中，隻有山陰人王家屏、歸德人沈鯉與言官們一道堅持請求，皇帝未予采納，二人因此被貶歸鄉裏。其餘如沈一貫、申時行、王錫爵等人，表麵上以調和為名，也未曾沒有委婉且堅持地向皇帝提出這些請求，但其實心中也認為言官們多事。皇帝認為這些大臣鼓動輿論，內閣也以同樣理由指責他們。然而，言官們的進言忠言逆耳，而調和者們的言辭則顯得甜美好聽，於是皇帝就將言官們視作不懷好意的結黨之人。
申時行性情寬和，他所貶黜的人不久就會被重新起用，而沈一貫則仗權好勝，被他貶黜的人雖然離開了官場，名聲反而更高，東林黨人的名聲因此傳遍天下，他們的言論被視為公正理性的意見，即便朝廷也常常以他們的看法來衡量是非。東林黨成員逐漸增多，其中不乏追求名利、急於求成之人。起初東林黨的領袖人物都是君子，後來越來越多的好名之徒、浮躁之人也依附於東林黨。由此，關於淮揚巡撫撫李三才的不利輿論就開始興起。
淮揚巡撫李三才是西安附近之人，年輕時就聲名顯赫，所到之處都頗有威望，但他雖有才華，卻品行不端。當他擔任淮揚巡撫時，覬覦更高的職位，廣泛結交賓客。這些人每日都在顧憲成身邊稱讚他，顧憲成因此對他產生了好感，也替他宣揚聲譽。那些指責李三才的人，認為他給東林黨人帶來了汙點，李三才便利用權謀之術與那些人針鋒相對，朝廷輿論對他的譴責批評也更為強烈，東林黨也因此受到很大牽連。
不久，朝廷發生了妖書案，並興起大獄，清流派大臣因此麵臨極大的危險。接著發生了“梃擊案”，朝廷兩黨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所謂“妖書”，是指《續憂危竑議》這本書，無人知曉其真正作者是誰，大致內容是說雖然奪取年紀最大皇子的儲君之位很難，但當今世上豪傑如沈一貫（四明人）等人能夠輔助此事成功，這似乎是出自清流派大臣之口，目的是為了傾覆沈一貫等人下台。也有人說這是奸人偽造，意圖陷害郭正域（明朝大臣）。郭正域當時是清流派大臣領袖，備受內閣忌憚痛恨。當時，皇帝極為震怒，傾盡各種手段對郭正域進行嚴厲調查，搜查其住所及其身邊人，最終未能找到任何證據，於是將此案歸咎於皦生光（生員，因經常敲詐官員，被眾人集體指認偽妖書作者）並將他下獄，但最終也未能查明真相。
所謂“梃擊案”，是指張差手持棍棒闖入太子居住的青宮，聲稱要向皇帝告發兩位宦官，這兩位宦官是鄭貴妃派遣建造寺廟的人。巡按禦史劉廷元上報奏疏稱：從張差的表現看，他像是瘋癲之人，但其背後動機令人十分懷疑。於是劉光複等人支持張差瘋癲的說法，而刑部主事王之采在獄中審訊張差，得出結論認為幕後主使者是鄭貴。朝野頓時一片嘩然，認為皇親國戚間竟有像專諸（春秋時期著名刺客）刺殺吳王僚一樣的行刺之事發生。鄭貴妃也深感恐懼，向皇帝申訴自己的冤屈。皇帝命令她親自向東宮太子說明情況。鄭貴妃看到太子後極力為自己辯解，於是太子上奏請求皇帝出麵，在眾臣麵前為她澄清事實。皇帝與太子都反複向眾臣解釋此事與鄭貴妃無關，最終將那兩個宦官及張差定罪，其他人員則不再追究。當張差案發生時，朝廷內外都無法不對鄭貴妃產生懷疑，因為此案恰好與鄭貴妃身邊宦官有關，且他直接闖入太子居所，仿佛是故意安排好的。王之采的奏疏言之鑿鑿，或許是因為他對兩位宦官極度痛恨，所以故意將梃擊案栽贓給他們，真實情況也不得而知，而劉廷元等人因此對王之采尤為痛恨。王之采平時品行不端，劉廷元與韓浚等人便借考核之機對他嚴加處置。因為太子身邊的護衛力量薄弱，以至於外人能夠輕易闖入，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朝臣們都擔憂會有意外發生，對太子不利，皇親國戚的憂慮警惕 ，也是絕對不會少的。然而，因此此事涉及宮禁秘密，難以定案，隻能采取像漢朝時田叔燒毀梁王涉案證據那樣的調停和稀泥的策略。關於此案持兩種不同說法的人相互傾軋，都務必要將對方送到刑罰部門趕盡殺絕，這是何等用心！
此時，兩黨已經勢不兩立。萬曆辛亥年（公元1611年）的京察由孫丕揚主持，曹於汴、湯兆京協助，但他們所處理貶謫的湯賓尹、王紹徽等人，都是攻擊東林黨之人。王紹徽有清高聲望，而湯賓尹則以才華聞名，因此秦聚奎直接指責這次京察不公。到了萬曆丁巳年（公元1617年）的京察，鄭繼之主持，徐紹吉、韓浚協助，所處理貶謫的又都是東林黨人。當時世人公認的清流派，幾乎被一網打盡。那時，葉向高離職，方從哲獨自擔任內閣首輔，他平庸無能，無所作為，皇帝對於奏疏全都留中不發，不做任何處理，隻要言官一彈劾，被彈劾者就會自行離職，不再遵從皇帝的旨意。言官的權勢越來越重，形成了齊、楚、浙三派鼎立的局麵。齊派以亓詩教、韓浚等人為首，楚派以官應震、吳亮嗣等人為首，浙派以劉廷元、姚宗文等人為首，他們的勢力十分囂張。湯賓尹等人賊暗中操控這些派係，因此還出現了宣黨、昆黨等不同的黨派名稱。
所謂“宣黨”，指的是湯賓尹，所謂“昆黨”，指的是顧天峻。顧天峻、高亢自視甚高，而湯賓尹品行惡劣。萬曆庚戌年（公元1610年）的科舉，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等人都有才名，他們急於求富貴，互相嫉妒爭鬥。鄒之麟依附韓敬，想謀求吏部職務未成，於是反過來攻擊韓敬。因此，鄒之麟、錢謙益都被當時的權貴所壓製。禮部主事夏嘉遇最初也曾受到當時權貴的推崇，但他與鄒之麟交好，也因此受到了壓製。
這時，官軍在遼東四路失利的消息傳來。趙興邦當時擔任兵部官員，仍然負責主持科學會試，鄒之麟、夏嘉遇因此就彈劾他，並牽連到亓詩教。言官們因此聯合上疏彈劾夏嘉遇，趙興邦迅速升任級別較高的朝廷中樞官員，其勢力更加囂張，而朝廷輿論更加憤怒。禦史詹世濟幫助夏嘉遇攻擊趙興邦，而趙興邦的勢力則逐漸衰退。神宗皇帝駕崩，光宗皇帝即位，首先征召葉向高入朝輔政，內閣大臣劉一燝、朝廷重臣周嘉謨都將征召提拔名流大臣作為首要任務，像鄒元標、趙南星、曹於汴等人，都成為選拔官員的吏部高級官員，當時依附東林黨的人，就算是閑居田間之人也能成為高官，而齊、楚、浙三派此前掌權的人物，都被貶黜，在萬曆年間，朝野上下一度認為國家呈現出如同宋朝元佑年間那樣繁榮昌盛的局麵。
然而，那些依附東林黨以求晉升的官僚們，隻關心自己的快速升遷，朝廷中新增的高級官員數量眾多，已不能滿足人們的期望。在趙南星擔任吏部尚書期間，高攀龍、楊漣、左光鬥等人都擔任了禦史，魏大中為吏科都給事中，鄒維連、夏嘉遇、程國祥等人為吏部司官，他們清廉激進，雖在論事時有些苛刻，但更引起了其他人的敵視。
當時大太監魏忠賢暗中掌握了朝政大權，起初他也曾欣賞這些賢良之士，但因他們的剛直不阿，最後對他們產生了深深的厭惡。周宗建、侯震暘等人相繼彈劾魏忠賢和其親信客氏。客氏是熹宗皇帝的乳母，私下裏與魏忠賢保持著夫妻關係。熹宗皇帝對國家事務幾乎全然不管，宮中事務全由魏忠賢和客氏掌控。葉向高本打算調解雙方矛盾，但東林黨人堅決要求將魏忠賢逐出朝廷。楊漣列舉魏忠賢二十四項大罪的奏疏上呈，使雙方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
葉向高很快離職，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起初，魏忠賢當庭杖責工部主事萬燝，以此震懾朝臣，隨後又因夏嘉遇、魏大中與禦史陳九疇的爭執，立即對他們進行貶謫，隨後又將東林黨人全部逐出朝廷，並掀起一場大獄，釀成了清流大臣的浩劫，國家幾乎陷入危亡。盡管此事有魏忠賢的奸佞同黨如崔呈秀等人暗中作祟，但東林黨人也不能說毫無責任。他們雖高談闊論，但在實務上卻無所建樹，因名利地位的爭奪又導致內部猜忌滋生。他們對於異己分子，即使是清廉之士也要排擠；對於依附自己的人，即使是汙濁之輩也要接納。即使那些東林黨的領袖人物，盡管直言敢諫、值得尊重，但嫉恨他們的人也很多。
魏忠賢得勢後，大量任用奸邪之徒如崔呈秀等人，在全國上下如同瘋狂般作惡，四處出擊興起大獄。楊漣、左光鬥、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升等人被投入詔獄，飽受酷刑而死，天下人為之痛惜。但仍有大量人稱頌魏忠賢的“功德”，請求為他立祠祭祀，朝廷群臣無論上疏還是私議，都必以皇帝與魏忠賢並稱。魏忠賢一門中有三人封公封侯，權勢之大遠超劉瑾十倍，人們在他麵前無不小心翼翼地站立，不敢輕舉妄動。此時，憂國之士已經感到國家有改朝換代的趨勢。
盡管崔呈秀等人雖然兇惡，但實際上才智平庸，不值一提。熹宗皇帝駕崩後，魏忠賢唿喚崔呈秀密謀許久，卻無計可施。崇禎皇帝即位後，神明自持，魏忠賢一黨雖然在朝廷內外遍布，但他們並未察覺自己已處於劣勢。朝中大臣錢元愨、陸澄源以及貢士錢嘉征等人先後彈劾魏忠賢，魏忠賢和崔呈秀最終自縊而死，其黨羽都被罷黜，凡是之前被魏忠賢罷黜的大臣，都被朝廷再次起用。
崇禎皇帝重新審理魏忠賢逆黨案，勵精圖治，多次召見群臣詢問意見，每次發表意見，大臣們都無人能及。天下人對崇禎帝寄予厚望，期待國家能長久太平。東林黨人昔日被魏忠賢殘酷迫害，那些存活下來的東林黨人，人們無不推為名賢，而被魏忠賢收用的人，則被視為下流之輩。人們普遍認為，君子與小人的界限，在此時已經分明。此時明朝諸位賢臣政治地位的死而複生，全靠崇禎皇帝的恩典，他們本應該團結一致，為國分憂以報答皇帝。然而，他們卻急於求成，喜好議論彈劾他人，對逆耳之言心懷怨恨，接納那些附和自己的人，缺點毛病跟以前一樣。久而久之，崇禎皇帝便對東林黨人產生了懷疑，認為他們偏袒一方。在朝廷推舉選拔閣臣時，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當，錢謙益試圖壓製周延儒使其無法上台，溫體仁便趁機上疏彈劾錢謙益，並提及錢謙益曾經涉及科場醜聞。崇禎皇帝大怒，當麵質問錢謙益，禦史章允儒為他激烈爭辯，被崇禎皇帝逮捕並罷黜，錢謙益也被罷黜歸鄉。黨爭之禍再次爆發，但群臣仍無所作為，不思以實績迴報崇禎皇帝，隻是一味攻擊溫體仁、周延儒二人。但彼此攻擊越激烈，崇禎皇帝就越懷疑他們。
此時邊境危機日益加深，崇禎皇帝認為群臣無一人可信賴。史可法、袁宏勳等人彈劾內閣大臣韓礦、錢龍錫，迫使他們被罷免，錢龍錫不久因涉及袁崇煥案被捕入獄。周延儒成為內閣首輔，溫體仁也相繼進入內閣，朝廷黨爭被崇禎皇帝深惡痛絕。崇禎皇帝深知兩黨各自因為私仇相互攻擊，不願偏聽偏信，因此在內閣中重用攻擊東林黨的人，而在言官中則多為東林黨人。當時又有複社聞名天下，複社繼東林黨之後崛起，其門徒眾多，文采斐然，足以改變一時風氣，即使朝廷論議也常常提及他們，但無法阻止其崛起。周延儒與溫體仁因權勢相爭，不久就各自離心，周延儒被罷免，溫體仁擔任首輔掌握朝政。溫體仁便引薦薛國觀接替他擔任閣臣。周延儒聰明而貪婪，溫體仁清廉而陰險，薛國觀才智不如兩人，但傲慢與偏狹與他們相同。
此時流寇之患日益嚴重，但朝廷始終無法提出有效的對策。溫體仁被罷免後，薛國觀也因貪腐被賜死，他的事情是被東廠揭發。人們都傳言大臣吳昌時是幕後黑手，但實際上也是薛國觀過於偏狹，崇禎皇帝內心厭棄他，而非他人所為。不久，崇禎皇帝再次召見起複周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人，張至發不願出仕，賀逢聖不久因病歸鄉。周延儒趁崇禎皇帝後悔之前誤信讒言之際，赦免百姓拖欠的國家賦稅，寬恕罪犯，並將之前遭到罷斥的大臣大多重新起用。他還救下了翰林黃道周，避免他遭受刑獄之災，一時之間名聲大噪。原來，周延儒被罷相後，其門人張溥、馬世奇等人以道德公義感動了他。吳昌時與周延儒關係密切，周延儒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因此他的舉措完全與過去相反，原先被排斥的人也被起用。
然而，周延儒本性貪婪，看到輿論都推崇自己，便變得更加放縱，他受賄數量不斷增加，但此時崇禎皇帝十分虛心聽取他的意見。張溥死後，馬世奇想遠離權勢，不願進入京城，周延儒身邊都是小人，朝政每日俱下。崇禎皇帝對他懷恨在心，很快就將周延儒免官，讓他迴鄉。後來吳昌時被處死，皇帝不解氣，讓然將周延儒押解至京，逼令他自殺，如同對待薛國觀一樣。周延儒雖然為政寬厚，再次出山後所行也多為善政，但死後無人憐憫他，因其過於攬權和貪婪受賄。當時，那些名流大臣仍在朝中，但處事多為空談，對國家並無實際貢獻。流寇攻入京城後，崇禎皇帝以身殉國，而群臣幾乎沒有跟隨他赴死的。因此，世人對這些文臣更加痛恨。然而，像範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等人英勇赴死，他們的事跡光照日月，即使是仇敵也不能不推崇他們。
南明朝廷建立後，當時國家形勢危如累卵，大臣們即使摒棄不同政見，專心一致憂慮國家之事，尚且難以支撐大局，結果卻是朝廷黨爭更加激烈。當時就擁立哪位藩王為皇帝之事，鳳陽總督馬士英寫書信與史可法商議，信中提到了立賢的話，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認為馬士英意有所指、支持立賢，於是與薑曰廣、呂大器等人迴信馬士英，信中提到了福王以往失德之事。而當時錢謙益雖然閑居在家，但也往來於江上，有意擁立潞王，認為福王因“三案”的舊事與東林黨人關係不合。馬士英得到史可法迴信後，立刻與大將黃得功、高傑等人以此為攻擊史可法的口實，力主擁立福王為帝。他們所主張的血緣遠近之說雖然正確，但馬士英此舉與最初的書信內容不符，史可法等人實際上是被馬士英所利用。福王即位為弘光帝之初，任命史可法為內閣首輔，是意圖以此聚攏天下名流收買人心，等到馬士英一到南京，史可法就被派出在外為督師。馬士英推薦了阮大铖（閹黨餘孽），南明朝廷上下極力反對，但最終弘光帝還是以中旨起用他為兵部侍郎。
阮大铖入朝後，立即著手翻查舊日閹黨逆案，對那些清流派官員進行處置。禦史劉宗周以奏疏抗爭，但馬士英、阮大铖在朝內倚仗宦官勢力，在朝外勾結藩鎮大將，並拉攏勳貴大臣以鞏固自己的意圖。他們一心想要驅逐劉宗周等清流官員。自此以後，宦官與勳貴勢力相互勾結，變得難以製約。賄賂之風盛行，那些被查處的官員，因貪腐被糾劾的敗類和貪墨累累者，紛紛得以官複原職，甚至有人多次被破格提拔。當時，有人因在擁立新君之事上持有不同意見，加之涉及以前的三案舊事，激起了弘光帝憤怒，但弘光帝本性寬仁，不願掀起大規模的冤獄，故清流官員並未遭到大規模清洗，結果最終導致左良玉因清流派官員群情激憤，在外發動了清君側的行動。馬士英調動所有精銳兵力以防範左良玉，然而當左良玉大軍抵達淮安、揚州時，滿朝文武竟都聲稱不用憂慮，甚至有人企圖借此機會徹底擊垮左良玉。當時有見識之士指出，如此混亂的政治局麵，眾多邪惡之徒都在朝中，實在罕見。結果清軍一渡過長江，國家局勢便迅速崩潰。馬士英、阮大铖之流，手握重兵，卻望風而逃，實在令人痛心！
不論是東林黨還是攻擊東林黨的一方，在國家大事上都不能說毫無責任。平心而論，東林黨的領袖人物起初是顧憲成、鄒元標等賢人，後來是楊漣、左光鬥，再後來是文震孟、姚希孟，最後還有張溥、馬世奇等人，他們以文章氣節聞名一時，而攻擊東林黨的一方，起初是沈一貫，接著是亓詩教、趙興邦，再是魏忠賢、崔呈秀，然後是溫體仁、薛國觀，最後是馬士英、阮大铖，他們都不被朝廷輿論所接納。但東林黨內部也存在不少敗類，而攻擊東林黨的一方中也不乏具有清廉、獨立操守之士。當然，兩黨領袖之間的差距猶如天壤之別。東林黨雖然秉持高尚的言論，但在籌劃抵禦外敵、平定內亂的實際措施上並無實效。攻擊東林黨者自詡孤高清傲，但從未真正為朝廷整頓法紀，他們隻是憑借著言語的刻薄尖酸勝過他人，可以說是為了個人私仇而不是國家公義。無論是東林黨還是攻擊東林黨的一方，在國家大事上都同樣無濟於事，都受到人們的指責。附庸東林黨的人大多品行不端，貪財者、狡猾者皆出自其中，然而，清流大臣仍能占據主導地位，有時也能公正地選拔人才，行賄者尚且羞於被人知曉。但攻擊東林黨的人則唯恐行賄不足，到了魏忠賢、崔呈秀掌權時，南京當時的政局就已經明目張膽地以權謀私利，卻不以為恥。東林黨初期尚有氣節，常與宦官為敵，即便是賢良的宦官王安，也隻是仰慕賢良之士，並非是東林黨與宦官勾結。等到東林黨衰落、求勝無門時，就有部分東林黨人鋌而走險與宦官結交，這種情況在崇禎末年時有發生。在神宗皇帝時期，攻擊東林黨的人中，那些宦官尚未掌權，也還沒有大臣與太監相互勾結的情況。自從崔呈秀等人尊崇魏忠賢為主後，大臣們諂媚宦官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頌揚像王莽一般的魏忠賢的功德，實為天地間的一大怪事。直到南明朝廷時期，與宦官勾結者更是趾高氣昂，生怕別人不知。
兩黨中最令人痛恨之處在於，他們熱衷於迎合附會，隻要有人提出中庸和解之策，便懷疑他是異己政敵，必定加以攻擊，即使有賢良之人，也畏懼他們的輿論攻勢而不敢堅持真理，更有甚者，因朋友、親戚、門生故吏等牽連關係，還必須多方防範，極力阻止他們一並發展進步，以至於矛盾激化，冤冤相報，前仇更深，身家兩敗，國運也隨之衰落。可以說，他們都是太祖皇帝的罪人。然而，後世對他們的評價，卻始終是賢、邪兩立，涇渭分明，沒有把他們看做是同一類人。我也曾因前輩所愛重，試圖將他們歸入清流之列，但我並不因此而存有偏見，隻是平實地陳述事實，希望能讓鬼神見證。（這篇文章出自明末抗清大臣夏允彝。）
到了明朝，在萬曆皇帝即位之前，尚未有明確的黨派名稱。直到四明人沈一貫擔任內閣首輔，他自恃才華，不願屈居人下，而當時，一批賢良之士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人，他們耿直自負，時常與內閣意見相左。沈一貫的追隨者多為言官，而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吸引了眾多重臣名流前往，這便是東林黨形成的開端。關於確立皇位繼承人的爭論興起時，當時的重臣名流們都認為按照長幼順序確立太子是天經地義的，紛紛上書請求盡早確立太子。這是理所當然的道理，諫言者的無功可居，聽到的人也不能將此指認為罪錯。然而，皇帝認為他們是有意擁護太子是期待將來能因此獲得富貴，所以對於群臣上書談論這個事情很不高興，當然即使他們不談論，皇帝也不會主動去做。假如他們請求的這件事當時就得到皇帝批準同意，不僅後來皇帝與兒子之間不會產生隔閡猜忌，而且朝臣們也不會因此事被指責為喪失氣節。
當時，大臣們的初次請求未獲皇帝允許，再次請求則遭到了皇帝嚴厲貶謫，此後甚至有多大臣因此被廷杖，皇帝對這些賢良之士非常仇視，極力打擊嚴懲他們。盡管皇帝本性仁慈，內心並無惡意，隻是希望平息爭論，但這樣一來反而引起更多議論。於是，內閣諸輔臣中，隻有山陰人王家屏、歸德人沈鯉與言官們一道堅持請求，皇帝未予采納，二人因此被貶歸鄉裏。其餘如沈一貫、申時行、王錫爵等人，表麵上以調和為名，也未曾沒有委婉且堅持地向皇帝提出這些請求，但其實心中也認為言官們多事。皇帝認為這些大臣鼓動輿論，內閣也以同樣理由指責他們。然而，言官們的進言忠言逆耳，而調和者們的言辭則顯得甜美好聽，於是皇帝就將言官們視作不懷好意的結黨之人。
申時行性情寬和，他所貶黜的人不久就會被重新起用，而沈一貫則仗權好勝，被他貶黜的人雖然離開了官場，名聲反而更高，東林黨人的名聲因此傳遍天下，他們的言論被視為公正理性的意見，即便朝廷也常常以他們的看法來衡量是非。東林黨成員逐漸增多，其中不乏追求名利、急於求成之人。起初東林黨的領袖人物都是君子，後來越來越多的好名之徒、浮躁之人也依附於東林黨。由此，關於淮揚巡撫撫李三才的不利輿論就開始興起。
淮揚巡撫李三才是西安附近之人，年輕時就聲名顯赫，所到之處都頗有威望，但他雖有才華，卻品行不端。當他擔任淮揚巡撫時，覬覦更高的職位，廣泛結交賓客。這些人每日都在顧憲成身邊稱讚他，顧憲成因此對他產生了好感，也替他宣揚聲譽。那些指責李三才的人，認為他給東林黨人帶來了汙點，李三才便利用權謀之術與那些人針鋒相對，朝廷輿論對他的譴責批評也更為強烈，東林黨也因此受到很大牽連。
不久，朝廷發生了妖書案，並興起大獄，清流派大臣因此麵臨極大的危險。接著發生了“梃擊案”，朝廷兩黨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所謂“妖書”，是指《續憂危竑議》這本書，無人知曉其真正作者是誰，大致內容是說雖然奪取年紀最大皇子的儲君之位很難，但當今世上豪傑如沈一貫（四明人）等人能夠輔助此事成功，這似乎是出自清流派大臣之口，目的是為了傾覆沈一貫等人下台。也有人說這是奸人偽造，意圖陷害郭正域（明朝大臣）。郭正域當時是清流派大臣領袖，備受內閣忌憚痛恨。當時，皇帝極為震怒，傾盡各種手段對郭正域進行嚴厲調查，搜查其住所及其身邊人，最終未能找到任何證據，於是將此案歸咎於皦生光（生員，因經常敲詐官員，被眾人集體指認偽妖書作者）並將他下獄，但最終也未能查明真相。
所謂“梃擊案”，是指張差手持棍棒闖入太子居住的青宮，聲稱要向皇帝告發兩位宦官，這兩位宦官是鄭貴妃派遣建造寺廟的人。巡按禦史劉廷元上報奏疏稱：從張差的表現看，他像是瘋癲之人，但其背後動機令人十分懷疑。於是劉光複等人支持張差瘋癲的說法，而刑部主事王之采在獄中審訊張差，得出結論認為幕後主使者是鄭貴。朝野頓時一片嘩然，認為皇親國戚間竟有像專諸（春秋時期著名刺客）刺殺吳王僚一樣的行刺之事發生。鄭貴妃也深感恐懼，向皇帝申訴自己的冤屈。皇帝命令她親自向東宮太子說明情況。鄭貴妃看到太子後極力為自己辯解，於是太子上奏請求皇帝出麵，在眾臣麵前為她澄清事實。皇帝與太子都反複向眾臣解釋此事與鄭貴妃無關，最終將那兩個宦官及張差定罪，其他人員則不再追究。當張差案發生時，朝廷內外都無法不對鄭貴妃產生懷疑，因為此案恰好與鄭貴妃身邊宦官有關，且他直接闖入太子居所，仿佛是故意安排好的。王之采的奏疏言之鑿鑿，或許是因為他對兩位宦官極度痛恨，所以故意將梃擊案栽贓給他們，真實情況也不得而知，而劉廷元等人因此對王之采尤為痛恨。王之采平時品行不端，劉廷元與韓浚等人便借考核之機對他嚴加處置。因為太子身邊的護衛力量薄弱，以至於外人能夠輕易闖入，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朝臣們都擔憂會有意外發生，對太子不利，皇親國戚的憂慮警惕 ，也是絕對不會少的。然而，因此此事涉及宮禁秘密，難以定案，隻能采取像漢朝時田叔燒毀梁王涉案證據那樣的調停和稀泥的策略。關於此案持兩種不同說法的人相互傾軋，都務必要將對方送到刑罰部門趕盡殺絕，這是何等用心！
此時，兩黨已經勢不兩立。萬曆辛亥年（公元1611年）的京察由孫丕揚主持，曹於汴、湯兆京協助，但他們所處理貶謫的湯賓尹、王紹徽等人，都是攻擊東林黨之人。王紹徽有清高聲望，而湯賓尹則以才華聞名，因此秦聚奎直接指責這次京察不公。到了萬曆丁巳年（公元1617年）的京察，鄭繼之主持，徐紹吉、韓浚協助，所處理貶謫的又都是東林黨人。當時世人公認的清流派，幾乎被一網打盡。那時，葉向高離職，方從哲獨自擔任內閣首輔，他平庸無能，無所作為，皇帝對於奏疏全都留中不發，不做任何處理，隻要言官一彈劾，被彈劾者就會自行離職，不再遵從皇帝的旨意。言官的權勢越來越重，形成了齊、楚、浙三派鼎立的局麵。齊派以亓詩教、韓浚等人為首，楚派以官應震、吳亮嗣等人為首，浙派以劉廷元、姚宗文等人為首，他們的勢力十分囂張。湯賓尹等人賊暗中操控這些派係，因此還出現了宣黨、昆黨等不同的黨派名稱。
所謂“宣黨”，指的是湯賓尹，所謂“昆黨”，指的是顧天峻。顧天峻、高亢自視甚高，而湯賓尹品行惡劣。萬曆庚戌年（公元1610年）的科舉，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等人都有才名，他們急於求富貴，互相嫉妒爭鬥。鄒之麟依附韓敬，想謀求吏部職務未成，於是反過來攻擊韓敬。因此，鄒之麟、錢謙益都被當時的權貴所壓製。禮部主事夏嘉遇最初也曾受到當時權貴的推崇，但他與鄒之麟交好，也因此受到了壓製。
這時，官軍在遼東四路失利的消息傳來。趙興邦當時擔任兵部官員，仍然負責主持科學會試，鄒之麟、夏嘉遇因此就彈劾他，並牽連到亓詩教。言官們因此聯合上疏彈劾夏嘉遇，趙興邦迅速升任級別較高的朝廷中樞官員，其勢力更加囂張，而朝廷輿論更加憤怒。禦史詹世濟幫助夏嘉遇攻擊趙興邦，而趙興邦的勢力則逐漸衰退。神宗皇帝駕崩，光宗皇帝即位，首先征召葉向高入朝輔政，內閣大臣劉一燝、朝廷重臣周嘉謨都將征召提拔名流大臣作為首要任務，像鄒元標、趙南星、曹於汴等人，都成為選拔官員的吏部高級官員，當時依附東林黨的人，就算是閑居田間之人也能成為高官，而齊、楚、浙三派此前掌權的人物，都被貶黜，在萬曆年間，朝野上下一度認為國家呈現出如同宋朝元佑年間那樣繁榮昌盛的局麵。
然而，那些依附東林黨以求晉升的官僚們，隻關心自己的快速升遷，朝廷中新增的高級官員數量眾多，已不能滿足人們的期望。在趙南星擔任吏部尚書期間，高攀龍、楊漣、左光鬥等人都擔任了禦史，魏大中為吏科都給事中，鄒維連、夏嘉遇、程國祥等人為吏部司官，他們清廉激進，雖在論事時有些苛刻，但更引起了其他人的敵視。
當時大太監魏忠賢暗中掌握了朝政大權，起初他也曾欣賞這些賢良之士，但因他們的剛直不阿，最後對他們產生了深深的厭惡。周宗建、侯震暘等人相繼彈劾魏忠賢和其親信客氏。客氏是熹宗皇帝的乳母，私下裏與魏忠賢保持著夫妻關係。熹宗皇帝對國家事務幾乎全然不管，宮中事務全由魏忠賢和客氏掌控。葉向高本打算調解雙方矛盾，但東林黨人堅決要求將魏忠賢逐出朝廷。楊漣列舉魏忠賢二十四項大罪的奏疏上呈，使雙方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
葉向高很快離職，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起初，魏忠賢當庭杖責工部主事萬燝，以此震懾朝臣，隨後又因夏嘉遇、魏大中與禦史陳九疇的爭執，立即對他們進行貶謫，隨後又將東林黨人全部逐出朝廷，並掀起一場大獄，釀成了清流大臣的浩劫，國家幾乎陷入危亡。盡管此事有魏忠賢的奸佞同黨如崔呈秀等人暗中作祟，但東林黨人也不能說毫無責任。他們雖高談闊論，但在實務上卻無所建樹，因名利地位的爭奪又導致內部猜忌滋生。他們對於異己分子，即使是清廉之士也要排擠；對於依附自己的人，即使是汙濁之輩也要接納。即使那些東林黨的領袖人物，盡管直言敢諫、值得尊重，但嫉恨他們的人也很多。
魏忠賢得勢後，大量任用奸邪之徒如崔呈秀等人，在全國上下如同瘋狂般作惡，四處出擊興起大獄。楊漣、左光鬥、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升等人被投入詔獄，飽受酷刑而死，天下人為之痛惜。但仍有大量人稱頌魏忠賢的“功德”，請求為他立祠祭祀，朝廷群臣無論上疏還是私議，都必以皇帝與魏忠賢並稱。魏忠賢一門中有三人封公封侯，權勢之大遠超劉瑾十倍，人們在他麵前無不小心翼翼地站立，不敢輕舉妄動。此時，憂國之士已經感到國家有改朝換代的趨勢。
盡管崔呈秀等人雖然兇惡，但實際上才智平庸，不值一提。熹宗皇帝駕崩後，魏忠賢唿喚崔呈秀密謀許久，卻無計可施。崇禎皇帝即位後，神明自持，魏忠賢一黨雖然在朝廷內外遍布，但他們並未察覺自己已處於劣勢。朝中大臣錢元愨、陸澄源以及貢士錢嘉征等人先後彈劾魏忠賢，魏忠賢和崔呈秀最終自縊而死，其黨羽都被罷黜，凡是之前被魏忠賢罷黜的大臣，都被朝廷再次起用。
崇禎皇帝重新審理魏忠賢逆黨案，勵精圖治，多次召見群臣詢問意見，每次發表意見，大臣們都無人能及。天下人對崇禎帝寄予厚望，期待國家能長久太平。東林黨人昔日被魏忠賢殘酷迫害，那些存活下來的東林黨人，人們無不推為名賢，而被魏忠賢收用的人，則被視為下流之輩。人們普遍認為，君子與小人的界限，在此時已經分明。此時明朝諸位賢臣政治地位的死而複生，全靠崇禎皇帝的恩典，他們本應該團結一致，為國分憂以報答皇帝。然而，他們卻急於求成，喜好議論彈劾他人，對逆耳之言心懷怨恨，接納那些附和自己的人，缺點毛病跟以前一樣。久而久之，崇禎皇帝便對東林黨人產生了懷疑，認為他們偏袒一方。在朝廷推舉選拔閣臣時，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當，錢謙益試圖壓製周延儒使其無法上台，溫體仁便趁機上疏彈劾錢謙益，並提及錢謙益曾經涉及科場醜聞。崇禎皇帝大怒，當麵質問錢謙益，禦史章允儒為他激烈爭辯，被崇禎皇帝逮捕並罷黜，錢謙益也被罷黜歸鄉。黨爭之禍再次爆發，但群臣仍無所作為，不思以實績迴報崇禎皇帝，隻是一味攻擊溫體仁、周延儒二人。但彼此攻擊越激烈，崇禎皇帝就越懷疑他們。
此時邊境危機日益加深，崇禎皇帝認為群臣無一人可信賴。史可法、袁宏勳等人彈劾內閣大臣韓礦、錢龍錫，迫使他們被罷免，錢龍錫不久因涉及袁崇煥案被捕入獄。周延儒成為內閣首輔，溫體仁也相繼進入內閣，朝廷黨爭被崇禎皇帝深惡痛絕。崇禎皇帝深知兩黨各自因為私仇相互攻擊，不願偏聽偏信，因此在內閣中重用攻擊東林黨的人，而在言官中則多為東林黨人。當時又有複社聞名天下，複社繼東林黨之後崛起，其門徒眾多，文采斐然，足以改變一時風氣，即使朝廷論議也常常提及他們，但無法阻止其崛起。周延儒與溫體仁因權勢相爭，不久就各自離心，周延儒被罷免，溫體仁擔任首輔掌握朝政。溫體仁便引薦薛國觀接替他擔任閣臣。周延儒聰明而貪婪，溫體仁清廉而陰險，薛國觀才智不如兩人，但傲慢與偏狹與他們相同。
此時流寇之患日益嚴重，但朝廷始終無法提出有效的對策。溫體仁被罷免後，薛國觀也因貪腐被賜死，他的事情是被東廠揭發。人們都傳言大臣吳昌時是幕後黑手，但實際上也是薛國觀過於偏狹，崇禎皇帝內心厭棄他，而非他人所為。不久，崇禎皇帝再次召見起複周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人，張至發不願出仕，賀逢聖不久因病歸鄉。周延儒趁崇禎皇帝後悔之前誤信讒言之際，赦免百姓拖欠的國家賦稅，寬恕罪犯，並將之前遭到罷斥的大臣大多重新起用。他還救下了翰林黃道周，避免他遭受刑獄之災，一時之間名聲大噪。原來，周延儒被罷相後，其門人張溥、馬世奇等人以道德公義感動了他。吳昌時與周延儒關係密切，周延儒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因此他的舉措完全與過去相反，原先被排斥的人也被起用。
然而，周延儒本性貪婪，看到輿論都推崇自己，便變得更加放縱，他受賄數量不斷增加，但此時崇禎皇帝十分虛心聽取他的意見。張溥死後，馬世奇想遠離權勢，不願進入京城，周延儒身邊都是小人，朝政每日俱下。崇禎皇帝對他懷恨在心，很快就將周延儒免官，讓他迴鄉。後來吳昌時被處死，皇帝不解氣，讓然將周延儒押解至京，逼令他自殺，如同對待薛國觀一樣。周延儒雖然為政寬厚，再次出山後所行也多為善政，但死後無人憐憫他，因其過於攬權和貪婪受賄。當時，那些名流大臣仍在朝中，但處事多為空談，對國家並無實際貢獻。流寇攻入京城後，崇禎皇帝以身殉國，而群臣幾乎沒有跟隨他赴死的。因此，世人對這些文臣更加痛恨。然而，像範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等人英勇赴死，他們的事跡光照日月，即使是仇敵也不能不推崇他們。
南明朝廷建立後，當時國家形勢危如累卵，大臣們即使摒棄不同政見，專心一致憂慮國家之事，尚且難以支撐大局，結果卻是朝廷黨爭更加激烈。當時就擁立哪位藩王為皇帝之事，鳳陽總督馬士英寫書信與史可法商議，信中提到了立賢的話，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認為馬士英意有所指、支持立賢，於是與薑曰廣、呂大器等人迴信馬士英，信中提到了福王以往失德之事。而當時錢謙益雖然閑居在家，但也往來於江上，有意擁立潞王，認為福王因“三案”的舊事與東林黨人關係不合。馬士英得到史可法迴信後，立刻與大將黃得功、高傑等人以此為攻擊史可法的口實，力主擁立福王為帝。他們所主張的血緣遠近之說雖然正確，但馬士英此舉與最初的書信內容不符，史可法等人實際上是被馬士英所利用。福王即位為弘光帝之初，任命史可法為內閣首輔，是意圖以此聚攏天下名流收買人心，等到馬士英一到南京，史可法就被派出在外為督師。馬士英推薦了阮大铖（閹黨餘孽），南明朝廷上下極力反對，但最終弘光帝還是以中旨起用他為兵部侍郎。
阮大铖入朝後，立即著手翻查舊日閹黨逆案，對那些清流派官員進行處置。禦史劉宗周以奏疏抗爭，但馬士英、阮大铖在朝內倚仗宦官勢力，在朝外勾結藩鎮大將，並拉攏勳貴大臣以鞏固自己的意圖。他們一心想要驅逐劉宗周等清流官員。自此以後，宦官與勳貴勢力相互勾結，變得難以製約。賄賂之風盛行，那些被查處的官員，因貪腐被糾劾的敗類和貪墨累累者，紛紛得以官複原職，甚至有人多次被破格提拔。當時，有人因在擁立新君之事上持有不同意見，加之涉及以前的三案舊事，激起了弘光帝憤怒，但弘光帝本性寬仁，不願掀起大規模的冤獄，故清流官員並未遭到大規模清洗，結果最終導致左良玉因清流派官員群情激憤，在外發動了清君側的行動。馬士英調動所有精銳兵力以防範左良玉，然而當左良玉大軍抵達淮安、揚州時，滿朝文武竟都聲稱不用憂慮，甚至有人企圖借此機會徹底擊垮左良玉。當時有見識之士指出，如此混亂的政治局麵，眾多邪惡之徒都在朝中，實在罕見。結果清軍一渡過長江，國家局勢便迅速崩潰。馬士英、阮大铖之流，手握重兵，卻望風而逃，實在令人痛心！
不論是東林黨還是攻擊東林黨的一方，在國家大事上都不能說毫無責任。平心而論，東林黨的領袖人物起初是顧憲成、鄒元標等賢人，後來是楊漣、左光鬥，再後來是文震孟、姚希孟，最後還有張溥、馬世奇等人，他們以文章氣節聞名一時，而攻擊東林黨的一方，起初是沈一貫，接著是亓詩教、趙興邦，再是魏忠賢、崔呈秀，然後是溫體仁、薛國觀，最後是馬士英、阮大铖，他們都不被朝廷輿論所接納。但東林黨內部也存在不少敗類，而攻擊東林黨的一方中也不乏具有清廉、獨立操守之士。當然，兩黨領袖之間的差距猶如天壤之別。東林黨雖然秉持高尚的言論，但在籌劃抵禦外敵、平定內亂的實際措施上並無實效。攻擊東林黨者自詡孤高清傲，但從未真正為朝廷整頓法紀，他們隻是憑借著言語的刻薄尖酸勝過他人，可以說是為了個人私仇而不是國家公義。無論是東林黨還是攻擊東林黨的一方，在國家大事上都同樣無濟於事，都受到人們的指責。附庸東林黨的人大多品行不端，貪財者、狡猾者皆出自其中，然而，清流大臣仍能占據主導地位，有時也能公正地選拔人才，行賄者尚且羞於被人知曉。但攻擊東林黨的人則唯恐行賄不足，到了魏忠賢、崔呈秀掌權時，南京當時的政局就已經明目張膽地以權謀私利，卻不以為恥。東林黨初期尚有氣節，常與宦官為敵，即便是賢良的宦官王安，也隻是仰慕賢良之士，並非是東林黨與宦官勾結。等到東林黨衰落、求勝無門時，就有部分東林黨人鋌而走險與宦官結交，這種情況在崇禎末年時有發生。在神宗皇帝時期，攻擊東林黨的人中，那些宦官尚未掌權，也還沒有大臣與太監相互勾結的情況。自從崔呈秀等人尊崇魏忠賢為主後，大臣們諂媚宦官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頌揚像王莽一般的魏忠賢的功德，實為天地間的一大怪事。直到南明朝廷時期，與宦官勾結者更是趾高氣昂，生怕別人不知。
兩黨中最令人痛恨之處在於，他們熱衷於迎合附會，隻要有人提出中庸和解之策，便懷疑他是異己政敵，必定加以攻擊，即使有賢良之人，也畏懼他們的輿論攻勢而不敢堅持真理，更有甚者，因朋友、親戚、門生故吏等牽連關係，還必須多方防範，極力阻止他們一並發展進步，以至於矛盾激化，冤冤相報，前仇更深，身家兩敗，國運也隨之衰落。可以說，他們都是太祖皇帝的罪人。然而，後世對他們的評價，卻始終是賢、邪兩立，涇渭分明，沒有把他們看做是同一類人。我也曾因前輩所愛重，試圖將他們歸入清流之列，但我並不因此而存有偏見，隻是平實地陳述事實，希望能讓鬼神見證。（這篇文章出自明末抗清大臣夏允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