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所以失去天下,原因有四條,且與君主的失德無關。第一條是外有強鄰:自從遼東失陷以來,邊防形勢日益緊張,邊防緊張就不得不增加戍卒,戍卒增多則軍餉開支增大,於是出現了加派賦稅之事,百姓因此貧困。而且連年調動軍隊,逃亡、潰散的士兵都聚集在山林中,這就是亂世的開端。第二條是內有大寇:張獻忠、李自成等人在陝西、河南起事,這時如果用內地的戍兵抵禦賊寇,戍兵膽怯不敢作戰;如果用邊防軍隊對付賊寇,那麽關隘要塞又不能輕易撤防。所以隻能左支右絀,導致賊寇更加囂張,無法控製。第三條是天災流行:如果在流寇橫行之時,百姓沒有饑荒之憂,或許還能貪生怕死,堅守城池,賊寇的勢力就會稍微孤立。然而陝西、河南連年大饑荒,山東、兩湖連年旱災和蝗災,窮苦百姓沒有生存之路,隻能跟隨賊寇搶劫,希望暫時緩解死亡厄運。因此賊寇所到之處,百姓爭相打開城門,拱手歡迎他們進城,即使是地方官也無法禁止。賊寇因此更加壯大,勢力更加囂張,亂世由此形成。第四條是將相無人:在這天人交困的時期,必須要有像李泌、李綱那樣的宰相,像郭子儀(被封為汾陽郡王)、嶽飛(諡號武穆)那樣的將領,或許能在萬難之中挽救亂局,而當時的狀況又是如何呢?開始時溫體仁嫉賢妒能,卻稱為內閣首付,接著楊嗣昌平庸懦弱,而任為督師,最後張縉彥毫無謀略,而任為兵部尚書,此時有能力挽狂瀾的文臣宰相嗎?至於所用的將領,不過是唐通、薑鑲、劉澤清、白廣恩之類,都是貪生怕死、望風而降的人物。將相都是這個樣子,怎能抵禦清國外侮、清除賊寇內賊呢?


    這四個原因中任何一個都足以導致天下大亂,更何況同時出現,豈能天下形勢不土崩瓦解呢?如果把國家比喻為一家,強鄰侵犯門戶,盜賊占據廳堂,掌管家中事務的人又勒索敲詐、貪婪主人錢財,而仆人抱頭鼠竄、紛紛逃跑,那麽隻剩下區區一個主人,怎能不衰敗?再比如像人體有病,邊疆警報就像人的腰背處的病患,張獻忠、李自成之亂就像腹心之處的病患,水、旱、蟲等災害就像傷寒失熱的病患,一個人同時有三處病患,已經難以支撐,再加上庸醫治療,其死亡是可以預料的。明朝末年的情況與此有什麽不同呢?


    那麽究竟應該怎麽辦呢?我認為隻有和、守、戰三條策略。迴憶起當初錦州之戰,朝廷的良將勁兵幾乎全軍覆沒,於是導致強鄰輕視朝廷,邊防警報不斷。如果當時以洪承疇總督兵馬,吳三桂為總兵,嚴兵固守,不輕易與敵人交戰,並且以甜言蜜語和豐厚的禮物與敵人和解,那麽十幾萬大軍完全可以保衛東方邊境,這就是處理遼事的正確策略,不適宜開戰而應該求和。


    至於李自成,他是賊寇中的梟雄,如果當時讓孫傳庭屯集重兵於潼關堅守,命令盧象升、周遇吉等視情況出動精銳部隊策應,那麽高傑、白廣恩等人就不會全軍覆沒,而西安就可以固守。 西安穩固的話,李自成必定無法輕易越過山西而進入河北。這就是對陝西戰事的策略,以守為主,以戰為輔。


    至於張獻忠,他隻是一個兇殘的賊寇,其聲勢遠不如李自成,那麽對他的策略應該是以戰為主,守為輔。如果命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等人會合浙江、直隸的軍隊,四麵包圍,就可以消滅他。消滅了張獻忠,那麽左良玉二十萬大軍可以與洪承疇十六萬大軍形成掎角之勢,內外夾擊,就可以消滅李自成。消滅了張獻忠、李自成,即使清軍深入內地,也不會馬上導致朝廷陷入危亡境地。可惜朝廷當權者不懂戰守之策,又用人不當,使洪承疇、盧象升在東麵陷入困境,孫傳庭在潼關覆滅,左良玉在朱仙鎮潰敗,周遇吉在寧武關戰死,清軍和賊寇交替入侵,軍隊和百姓競相叛亂,最終釀成大禍,無法挽救。


    可悲啊!迴顧南宋南渡之時,金國兀術率軍大舉入侵,楊太(此處可能筆誤,應該為楊幺,南宋初年農民軍領袖)占據洞庭湖,與劉豫(金國所立的偽齊國皇帝)勾結,企圖順流東下,而李成(南宋偽齊國將領)攻陷了襄陽六郡,準備從江西陸路進軍,向浙江進軍與他們會師。當時天下的形勢非常危急,如果是別人麵對這種情況,一定會導致像明朝甲申之禍一樣的後果,幸虧當時有嶽飛擔任製置使來應對,上奏認為襄陽是恢複中原的根本,應當先收複襄陽六郡以消除朝廷腹心之疾,然後出兵湖湘消滅群盜,這是有先見之明的。不久襄陽被收複,洞庭湖被平定,金兵也就不能構成大的威脅,南宋得以在江南偏安一百五十年。這就是國家根本元氣穩固,外患逐漸消除的結果。可惜明朝末年的人都沒有這種見識,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詳細闡述了當時亂世的由來。


    康熙十年辛亥(公元1671年)四月十五日,我完成了《明季北略》一書的初稿,並寫下這篇評論附於書中(計六奇寫於社埄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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