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日己醜,禦史馮三元列舉了遼東經略熊廷弼八條無謀之過和三條欺君之罪。熊廷弼請求朝廷對他免職。楊漣上奏說:“對遼東經略的評價終究無法抹殺他的功勞,但同情遼東經略也不能掩蓋他的過失。熊廷弼的功勞在於艱難支撐,使遼東暫時安寧了一年;過失在於麵對長期衰頹的局麵,無法振作,對實現全麵穩固無良策可施。”二十二日,禦史張修德建議將熊廷弼貶謫流放。熊廷弼上書請求朝廷審查其是否有守遼之功。


    戶部科道官員王繼昌奉旨參與討論,上奏說:“熊廷弼遭人詬病有三個方麵,一是熊廷弼以粗暴謾罵下屬的方式展示其威勢和魄力,導致將帥們無法被有效調動,也就無法取得軍事上的成功。二是最初未能充分利用遼東本地人的力量,而是過度依賴外來援兵,這些援兵又對遼地造成嚴重破壞,導致人心背離,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三是熊廷弼大規模調集全國各地的兵力,耗費了巨額財力,軍隊在行進過程中,對沿途驛站承受巨大壓力,同時軍隊叛兵在逃亡過程中肆意劫掠、奸淫,給沿途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


    熊廷弼請求免職的奏疏中寫道:“遼東官軍三路覆沒,開原再次失陷,我僅率領幾百疲弱士兵匆忙出關,到達杏山時又得知鐵嶺失守。那時,遼東士民認為遼東必亡,紛紛奪門逃走;文武官員認為遼東必亡,各自暗中準備馬匹打算逃走;各道官員認為遼東必亡,派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等官員前往沈陽,他們均不願前往,閻鳴泰甚至半路痛哭而返;遼西地區認為遼東必亡,計劃加強海州三坌河防守,以固守廣寧門戶;關內地區認為遼東必亡,都不願轉運糧餉而留給自用;全國士民都認為遼東必亡,不願發放軍器火藥,以免落入敵手;各級大小衙門認為遼東必亡,擔心敵軍直逼京師,日夜忙著轉移家眷財物;朝廷內外官員都認為遼東必亡,要麽主張固守京城門戶山海關,要麽提議戍守海州作為遼陽退路,戍守金伏作為山東防線。連敵人都認為遼東必亡,打算在此建都。當時人心惶惶,情況危急,危在旦夕,而如今遼東局勢轉危為安,地方安定,朝廷上下安然無事、安然自臥,這絕非前線不練兵、不部署、不安撫,隻靠專注於打嘴仗、濫用刑罰的朝中大臣所能達成的。至於指責我統兵十餘萬卻未能大勝或小勝敵軍,未能殺敵擒酋,反而害民失地,遭敵人嘲笑,確實存在這樣的遺憾。但說到殺敵擒酋之事,在當時的兵員將領條件下,實在不宜輕易談及。之前因朝廷催戰導致張承允犧牲、楊鎬三路大軍慘敗,在這樣的教訓麵前,我此刻怎敢輕率行事”等等。


    於是熊廷弼交還印信,靜候朝廷處分。熹宗皇帝命令解除熊廷弼的職務,讓他返迴原籍接受審查。十月十日,朝廷任命袁應泰為遼東經略。


    熊廷弼在辯解奏疏中陳述:“去年秋天,遼陽以北各城人口逃散,如今在沈陽、奉集以南,不僅原本逃走的民眾陸續迴歸,而且開原、鐵嶺、蒲河以南,每日聚集大量人口,各地商客也日益增多,這是當地人口情況。清河、撫順、開原、鐵嶺、蒲伊汛等地均被敵軍攻占,雖然尚未收複,但沈陽、奉集、寬靉、醮陽、長永、寬奠等地曾被棄守的城池、堡壘現已重新駐守,遼陽更不用說,這是當地城池狀況。去年秋天,遼陽僅剩孱弱的騎兵四五千人、川兵一萬人,沈陽駐軍萬餘人,現今援兵、募兵總計達十三萬,各堡開始屯兵,各城逐漸加強防禦,這是當地兵馬情況。自去年八月至今年九月,當地總共耗費白銀二百三十一萬餘兩,米豆一百餘萬石,不知大臣們奏疏中說的我‘一年虛耗八百萬’從何而來,這是當地的錢糧情況。各類軍器中,除上疏向內庫及各邊軍索取的部分不計外,我製造的大炮中,重二百斤以上的數百門,八九十斤至百斤的數百門,百子炮上千門,三眼銃、鳥銃七千餘支,此外還有盔甲、胸甲、臂盾、甲梁、戰車、槍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罐、釘獗、盾牌等,數量以千萬計,這些是當地武器裝備情況。每一項物資都是我大聲疾唿、奮力爭取所得,每一件事都是我廢寢忘食、嘔心瀝血所辦理,每一處防守區域都是我親自踏勘、親手規劃。遼東地區各項事務複雜困難,有的疆臣幾年都無法妥善處理,我一年之內就全部承擔起來,身為臣子實屬不易。近年來朝廷議論紛紛,全然不顧當地軍中實際情況,僅憑塘報中敵情的緩急來論斷。前年冬天至今年春天,敵軍因冰雪將領而攻勢稍緩,有人便哄然宣稱敵軍疲憊、財力匱乏,急催官軍作戰,戰敗後又啞口無言,不敢再提一個‘戰’字。現在看到我剛將局麵穩定下來,那些原本沉默的人又開始起哄,急切要求開戰。這些人不過是個矮之人在現場觀察,又看不清楚,隻知道附和別人,沒有一點真知灼見。至於當初啟用李如柏、李如楨,裁撤巡撫、增設巡撫,起用讚畫、閱科,討論督護等事宜,無一不是朝廷言官們提出的建議,卻沒有一項見效。地方事務應當由地方官員處理,他們身處險境,性命攸關,又肩負重任,自然會盡心妥善處置,何必用一些空話、套話話幹擾他們,一旦地方官與朝中大臣意見不合,他們又勃然大怒。如果今後朝中議論仍然如此不切實際,那麽經略大臣將無法施展手腳。這是我對後繼經略大臣、其他封疆大吏以及整個國家的憂慮。”


    譯者注:1.原文中的“交代”,古語中既有交接的意思,也有解釋的意思,此處譯為辯解。


    2. 原文中的“鋼輪”,此處應指鋼輪地雷。戚繼光在萬曆八年四月造壓發鋼輪引爆裝置,並在書中對這種裝置的用法有較為詳細的記載:該種鋼輪地雷以填滿火藥的石炮為炸彈,將機關布置在敵軍必經之路上,敵軍觸發機關後,綁在滾軸上的重物墜落,滾軸帶動兩端的鋼輪旋轉摩擦火石點火,以此引燃地雷的藥線。


    3. 原文中的“火人”,在《孫子兵法》的《火攻篇》中指一種火攻戰法,就是點燃敵人的營柵,焚燒其士卒。這裏的“火人、火馬”,應該是指戚繼光所著《武備新書》中記載的一種火攻器械,即以木人、火馬、天雷炮並以木為人,縛於馬上,飾以紙甲胄,而藏炮於腹,以火爇馬尾,使之衝敵。


    4. 原文中的“矮人觀場”,意為隻知道附和別人,自己沒有主見,也形容見識不廣。


    5.熊廷弼作為晚明時期的關鍵軍事人物,他在遼東經略任上麵臨了極為嚴峻複雜的內外挑戰。馮三元和王繼昌等人對其提出了嚴厲批評,主要集中在熊廷弼的領導風格、用人策略、軍事行動及其對遼東地區社會穩定的影響等方麵。他們認為熊廷弼的管理方式被認為過於嚴苛,缺乏有效的激勵機製,導致將領之間難以協同作戰,且過度依賴外部援軍,忽略了本地力量的整合與動員,同時也加重了地方經濟負擔,引起民心浮動。


    熊廷弼擇在辯解中強調了他在接手遼東局勢時的危急程度,以及通過一係列努力,包括恢複秩序、招募兵馬、加固城池、補充軍備等措施,使得遼東局勢得以暫時穩定,人口有所迴流,經濟和軍事力量有所增強。然而,他也承認在具體戰役中的確未能取得預期的勝利,正是這一點受到多方質疑和責難。


    從熊廷弼的言論中,不難看出出當時朝廷決策與前線實際的重大脫節以及言官們對戰局判斷的主觀性與表麵化,朝中皇帝和大臣們往往根據一時的敵情變化隨意鼓吹戰略調整,而忽視了戰場實際和長遠規劃。


    熊廷弼的經曆和遭遇凸顯了晚明政治體製的問題,尤其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緊張以及決策層在軍事戰略上的短視和搖擺不定。倘若熊廷弼能夠在一個更為理性、高效且支持前線決策的朝廷中樞領導下,或許能在遼東的戰略布局上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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