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月是神，
月是美女，
月是自己……
縱觀大唐，要說月跟哪位詩人最是知音，李白也比不過。
那個詩人，就是王昌齡。
作為盛唐詩壇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昌齡鍾情於月，在他所創作的181首詩中寫到月亮的有近70首。這些詩中的月亮已不是客觀的自然物象，因詩人創作的處境不同，從而賦予月亮不同的思想情感內涵。王昌齡一生的人生經曆，豐富了月所體現的人文屬性。
月的陰晴圓缺，月的升降冷熱，其實也是王昌齡真實的人生經曆的內心寫照。
一生命運坎坷的王昌齡，自己雖然似乎受到命運的詛咒，卻依然為失意的人奔走唿號。
一輪月，兩相思，王昌齡用心體察征人遠戍的愁悶，和那輪明月一樣真誠地哀慟他們的不幸。而對於那些身陷“高牆”的女子則以女兒般的情懷，對著月亮哭訴內心的淒怨。
但正如月亮永遠是夜空的主角一樣，王昌齡的一生雖然充滿了悲劇色彩，但他卻未被打入“冷宮”，而是在詩歌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盛唐詩壇尤其是邊塞詩歌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王昌齡用自己的詩歌創作踐行了其在詩歌理論中所提倡的詩緣於任性的觀點，為月賦予了更為豐富的情感內涵，從深層解析了悲苦的根源，充滿了人文關懷。
雖然王昌齡的死令人唏噓，但他的名字連同他的詩歌，像那輪明月一樣，依然溫柔撫慰著著神州大地。
（二）
濠州的月，也許見過王昌齡最後一麵。隻是我們不知道，暮年流離的王昌齡，是否也在去世的一瞬間，把自己想說的話留給了明月？
安史之亂爆發後，被貶為“龍標（今湖南懷化）尉”的王昌齡，覺得天下大亂，逃難中的朝廷似乎沒有力量再來顧及他們這些貶官罪臣，幾經考慮決定出走，於是私自離開了貶所，打算迴到家鄉山西去。
至德二載（757年），花甲之年的王昌齡從龍標北上到長江，然後順流東下，再走陸路北上到濠州（治所在今安徽鳳陽），隻要穿過叛軍控製區域就能到達山西。
當時安史叛軍處在鼎盛時期，占據了長安、洛陽以及整個河北地區，山西雖然還在唐軍郭子儀、李光弼手中，但也是叛軍的主攻方向之一。
叛軍另外一個主攻方向就是江淮，叛軍尹子琦部南侵，準備攻占江淮乃至江南這片唐王朝賦稅、糧食主要區域，幸好被張巡、許遠在睢陽（現河南省商丘市）付出極大代價阻擋住。
王昌齡就是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到了濠州。誰也想不到，濠州成了王昌齡人生的終點。
當時濠州刺史是閭丘曉。“以刀火之際，歸鄉裏，為刺史閭丘曉所忌而殺”。《唐才子傳》記錄的王昌齡之死，讓人扼腕歎息。
王昌齡遇害之時，已經是花甲之年，也許他早已看透世間冷暖，對世間已經不再留戀。
也許，王昌齡會對濠州城上徘徊的月這樣說：
“平生快意邊關度，落葉飄零望晉陽。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關於濠州刺史閭丘曉殺害王昌齡的原因，早已成為千古之謎。
而史書上，隻有一句記錄證明了閭丘曉與王昌齡的死有關，《新唐書》記載：“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
王昌齡遇害之時，是至德二載（757年）。此時，一場空前慘烈的大戰正在睢陽展開，守城的官員張巡、許遠兵微將寡，麵對叛軍攻城苦守數月。
當時唐王朝任命的江南節度使張鎬負責江淮方麵軍事，濠州和睢陽相隔不過百餘裏，張鎬命令濠州刺史閭丘曉救援睢陽張巡和許遠，而閭丘曉唯恐招惹叛軍南下，遲遲沒有發兵，等到張鎬調集的援軍到達睢陽時，睢陽剛剛被叛軍攻破三日。也就是說，如果閭丘曉出兵救援睢陽，很有可能睢陽不會失陷。
於是張鎬大怒，杖斃閭丘曉，為張巡和許遠報了仇，同時，也報了王昌齡的仇。閭丘曉也知道自己有罪，向張鎬求情說自己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吃奶嬰孩需要撫養，請張鎬饒自己一命。張鎬說“你害死了王昌齡，他的親人誰人能養？”閭丘曉啞口無言。
由此，我們可以大膽猜測，之所以王昌齡死在閭丘曉手中，張鎬殺死閭丘曉時又特別提出王昌齡，唯一原因應該就是王昌齡在濠州惹怒了閭丘曉。
二人應該原本並無仇怨，甚至都未必能夠見過麵。在當時的情況下，王昌齡必定是因為力勸閭丘曉出兵，在閭丘曉拒絕之後，說出了一些很難聽的話，比如“你閭丘曉坐視友軍被圍不救，莫非是與叛軍有所勾結，準備叛軍一到就舉城投降？”
以王昌齡的品德和性格，這些話能說得出來。
當時睢陽形勢危急，張巡苦守十個月，派遣南霽雲向周邊徐州許叔冀、臨淮賀蘭進明等人求援，結果無人來救，後來許叔冀、賀蘭進明都投降了安史叛軍。閭丘曉所在的濠州與睢陽最近，睢陽一旦失守，亳州定是叛軍下一個目標，閭丘曉拒不發兵救援睢陽，大概率是已經存了投降叛軍的企圖。
這種情況下，王昌齡一個小小的八九品小官吏，在至少是正四品下的刺史麵前，揭露其叛逆企圖，惱羞成怒的閭丘曉必對王昌齡起了殺心。
《資治通鑒》說閭丘曉這個人傲慢兇狠，似這種敢殺詩家天子的狂人，殺他百次都不夠。好在一向同情詩人的張鎬，最終替王昌齡報了仇，算是告慰了王昌齡的在天之靈。
（三）
王昌齡（698—757），字少伯，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說京兆長安人（今西安）人。盛唐著名邊塞詩人。
王昌齡早年貧苦，主要依靠農耕維持生活，30歲左右進士及第。初任秘書省校書郎，而後又擔任博學宏辭、汜水尉，因事被貶嶺南。開元末返長安，改授江寧丞，後被謗謫龍標尉。安史亂起，為刺史閭丘曉所殺。
王昌齡與李白、高適、王維、王之渙、岑參等人交往深厚。其詩以七絕見長，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邊塞所作邊塞詩最著，有“詩家夫子王江寧”之譽，又被後人譽為“七絕聖手”。王昌齡詩緒密而思清，與高適、王之渙齊名，時謂“王江寧”。有文集六卷，今編詩四卷。代表作有《從軍行七首》《出塞》《閨怨》等。
在唐代詩人中，王昌齡始終是個迷一樣的人物。
他的許多詩句我們都耳熟能詳，如“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出塞》）；“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芙蓉樓送尋漸》）等等，但是，他的一生行狀，史書所記卻寥寥無幾。
王昌齡是一個獨孤走在人間的大唐詩人，如陳子昂那“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一般。
也許正是這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飽滿的心，王昌齡才把自己的本真與本心，在筆端盡情綻放，為後世留下那大量膾炙人口的經典詩作。
大唐的由盛轉衰，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空前的汙濁，王昌齡用其真心寫春秋，恰似在塵埃中開出了一朵朵屬於自己的花。更像是那輪明月，無論盈虧，始終都守護著傳承千萬載的華夏文脈。
（四）
戍樓上徘徊的月，曾陪著王昌齡走馬邊關。
王昌齡曾“漫遊西北，奔赴邊塞”，希望有朝一日立馬橫刀，征平胡虜，建立不世的功勳，卻奈何時運不濟，隻得悔歎：“雖投定遠筆，未生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
王昌齡雖未曾在塵沙飛揚的大漠邊塞建立寸功以揚名獲利，但他對人生境遇的敏感體驗，已經和他手中的筆融為一體，走馬邊關入詩中，成就了他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邊塞詩人”的美名。
王昌齡邊塞詩裏多次現“月”的身影。如，“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出塞二首》其二），再如“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從軍行七首》其二）等，在這些詩中，“月”幾乎成為了詩人營造邊關孤寂冷清氛圍的關鍵意象。
可以說，王昌齡把月的特性發揮到了極致。
在邊塞，王昌齡是一個旁觀者，也是親曆者，他用自己的筆觸記錄下了邊關將士清貧的生活和戰鬥的艱苦，以及他們奮勇殺敵、誓破樓蘭的豪邁情懷。
此刻的月，似乎不僅僅是為了渲染邊地的淒寒。試想一下，在百年征戰的古老戰場上，戰事初歇，戰士們枕戈待旦，四野月色昏黃，塵沙飛揚，這時的“月”便不再隻是陰柔潔白的玉輪，而是成為了烘托愛國將士們的英勇奮戰的英雄形象，營造悲壯的戰場氛圍的不可或缺的情感象征。
還有一層意義。戰士們遠離故土，那輪同樣照耀著故鄉的明月，自然也成為了他們思鄉懷人的情感寄托。他們辭別故土，遠赴邊關，甘願忍受寂寞和疲憊，也是為了確保家國的安泰，此刻的月又成為了他們征戰沙場的力量源泉。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邊關烽火連綿，家書亦抵萬金。長久的戰事帶來了的精神上深重的離別之苦。王昌齡作為一個親曆者，通過自己的筆觸真實地反映了戍邊將士的悲苦與願望。
“烽火城西四百樓，黃昏獨坐海風情。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裏愁”。“月”再一次出現，在茫茫荒漠，西風勁吹，烽火城樓雖逾數尋，卻抵不過羌笛悠悠喚起的濃濃鄉愁。
在詩的後半句，以“關山之月”入手，筆鋒忽轉，千萬裏外征人的嬌妻也在同一片月光下愁腸百結。一輪明月，兩處相思，巧妙地把征人思親，思婦念遠聯係在了一起，愁上加愁，哀婉動人。
（未完待續，隨時補充修改）
月是神，
月是美女，
月是自己……
縱觀大唐，要說月跟哪位詩人最是知音，李白也比不過。
那個詩人，就是王昌齡。
作為盛唐詩壇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昌齡鍾情於月，在他所創作的181首詩中寫到月亮的有近70首。這些詩中的月亮已不是客觀的自然物象，因詩人創作的處境不同，從而賦予月亮不同的思想情感內涵。王昌齡一生的人生經曆，豐富了月所體現的人文屬性。
月的陰晴圓缺，月的升降冷熱，其實也是王昌齡真實的人生經曆的內心寫照。
一生命運坎坷的王昌齡，自己雖然似乎受到命運的詛咒，卻依然為失意的人奔走唿號。
一輪月，兩相思，王昌齡用心體察征人遠戍的愁悶，和那輪明月一樣真誠地哀慟他們的不幸。而對於那些身陷“高牆”的女子則以女兒般的情懷，對著月亮哭訴內心的淒怨。
但正如月亮永遠是夜空的主角一樣，王昌齡的一生雖然充滿了悲劇色彩，但他卻未被打入“冷宮”，而是在詩歌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盛唐詩壇尤其是邊塞詩歌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王昌齡用自己的詩歌創作踐行了其在詩歌理論中所提倡的詩緣於任性的觀點，為月賦予了更為豐富的情感內涵，從深層解析了悲苦的根源，充滿了人文關懷。
雖然王昌齡的死令人唏噓，但他的名字連同他的詩歌，像那輪明月一樣，依然溫柔撫慰著著神州大地。
（二）
濠州的月，也許見過王昌齡最後一麵。隻是我們不知道，暮年流離的王昌齡，是否也在去世的一瞬間，把自己想說的話留給了明月？
安史之亂爆發後，被貶為“龍標（今湖南懷化）尉”的王昌齡，覺得天下大亂，逃難中的朝廷似乎沒有力量再來顧及他們這些貶官罪臣，幾經考慮決定出走，於是私自離開了貶所，打算迴到家鄉山西去。
至德二載（757年），花甲之年的王昌齡從龍標北上到長江，然後順流東下，再走陸路北上到濠州（治所在今安徽鳳陽），隻要穿過叛軍控製區域就能到達山西。
當時安史叛軍處在鼎盛時期，占據了長安、洛陽以及整個河北地區，山西雖然還在唐軍郭子儀、李光弼手中，但也是叛軍的主攻方向之一。
叛軍另外一個主攻方向就是江淮，叛軍尹子琦部南侵，準備攻占江淮乃至江南這片唐王朝賦稅、糧食主要區域，幸好被張巡、許遠在睢陽（現河南省商丘市）付出極大代價阻擋住。
王昌齡就是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到了濠州。誰也想不到，濠州成了王昌齡人生的終點。
當時濠州刺史是閭丘曉。“以刀火之際，歸鄉裏，為刺史閭丘曉所忌而殺”。《唐才子傳》記錄的王昌齡之死，讓人扼腕歎息。
王昌齡遇害之時，已經是花甲之年，也許他早已看透世間冷暖，對世間已經不再留戀。
也許，王昌齡會對濠州城上徘徊的月這樣說：
“平生快意邊關度，落葉飄零望晉陽。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關於濠州刺史閭丘曉殺害王昌齡的原因，早已成為千古之謎。
而史書上，隻有一句記錄證明了閭丘曉與王昌齡的死有關，《新唐書》記載：“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
王昌齡遇害之時，是至德二載（757年）。此時，一場空前慘烈的大戰正在睢陽展開，守城的官員張巡、許遠兵微將寡，麵對叛軍攻城苦守數月。
當時唐王朝任命的江南節度使張鎬負責江淮方麵軍事，濠州和睢陽相隔不過百餘裏，張鎬命令濠州刺史閭丘曉救援睢陽張巡和許遠，而閭丘曉唯恐招惹叛軍南下，遲遲沒有發兵，等到張鎬調集的援軍到達睢陽時，睢陽剛剛被叛軍攻破三日。也就是說，如果閭丘曉出兵救援睢陽，很有可能睢陽不會失陷。
於是張鎬大怒，杖斃閭丘曉，為張巡和許遠報了仇，同時，也報了王昌齡的仇。閭丘曉也知道自己有罪，向張鎬求情說自己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吃奶嬰孩需要撫養，請張鎬饒自己一命。張鎬說“你害死了王昌齡，他的親人誰人能養？”閭丘曉啞口無言。
由此，我們可以大膽猜測，之所以王昌齡死在閭丘曉手中，張鎬殺死閭丘曉時又特別提出王昌齡，唯一原因應該就是王昌齡在濠州惹怒了閭丘曉。
二人應該原本並無仇怨，甚至都未必能夠見過麵。在當時的情況下，王昌齡必定是因為力勸閭丘曉出兵，在閭丘曉拒絕之後，說出了一些很難聽的話，比如“你閭丘曉坐視友軍被圍不救，莫非是與叛軍有所勾結，準備叛軍一到就舉城投降？”
以王昌齡的品德和性格，這些話能說得出來。
當時睢陽形勢危急，張巡苦守十個月，派遣南霽雲向周邊徐州許叔冀、臨淮賀蘭進明等人求援，結果無人來救，後來許叔冀、賀蘭進明都投降了安史叛軍。閭丘曉所在的濠州與睢陽最近，睢陽一旦失守，亳州定是叛軍下一個目標，閭丘曉拒不發兵救援睢陽，大概率是已經存了投降叛軍的企圖。
這種情況下，王昌齡一個小小的八九品小官吏，在至少是正四品下的刺史麵前，揭露其叛逆企圖，惱羞成怒的閭丘曉必對王昌齡起了殺心。
《資治通鑒》說閭丘曉這個人傲慢兇狠，似這種敢殺詩家天子的狂人，殺他百次都不夠。好在一向同情詩人的張鎬，最終替王昌齡報了仇，算是告慰了王昌齡的在天之靈。
（三）
王昌齡（698—757），字少伯，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說京兆長安人（今西安）人。盛唐著名邊塞詩人。
王昌齡早年貧苦，主要依靠農耕維持生活，30歲左右進士及第。初任秘書省校書郎，而後又擔任博學宏辭、汜水尉，因事被貶嶺南。開元末返長安，改授江寧丞，後被謗謫龍標尉。安史亂起，為刺史閭丘曉所殺。
王昌齡與李白、高適、王維、王之渙、岑參等人交往深厚。其詩以七絕見長，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邊塞所作邊塞詩最著，有“詩家夫子王江寧”之譽，又被後人譽為“七絕聖手”。王昌齡詩緒密而思清，與高適、王之渙齊名，時謂“王江寧”。有文集六卷，今編詩四卷。代表作有《從軍行七首》《出塞》《閨怨》等。
在唐代詩人中，王昌齡始終是個迷一樣的人物。
他的許多詩句我們都耳熟能詳，如“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出塞》）；“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芙蓉樓送尋漸》）等等，但是，他的一生行狀，史書所記卻寥寥無幾。
王昌齡是一個獨孤走在人間的大唐詩人，如陳子昂那“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一般。
也許正是這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飽滿的心，王昌齡才把自己的本真與本心，在筆端盡情綻放，為後世留下那大量膾炙人口的經典詩作。
大唐的由盛轉衰，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空前的汙濁，王昌齡用其真心寫春秋，恰似在塵埃中開出了一朵朵屬於自己的花。更像是那輪明月，無論盈虧，始終都守護著傳承千萬載的華夏文脈。
（四）
戍樓上徘徊的月，曾陪著王昌齡走馬邊關。
王昌齡曾“漫遊西北，奔赴邊塞”，希望有朝一日立馬橫刀，征平胡虜，建立不世的功勳，卻奈何時運不濟，隻得悔歎：“雖投定遠筆，未生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
王昌齡雖未曾在塵沙飛揚的大漠邊塞建立寸功以揚名獲利，但他對人生境遇的敏感體驗，已經和他手中的筆融為一體，走馬邊關入詩中，成就了他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邊塞詩人”的美名。
王昌齡邊塞詩裏多次現“月”的身影。如，“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出塞二首》其二），再如“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從軍行七首》其二）等，在這些詩中，“月”幾乎成為了詩人營造邊關孤寂冷清氛圍的關鍵意象。
可以說，王昌齡把月的特性發揮到了極致。
在邊塞，王昌齡是一個旁觀者，也是親曆者，他用自己的筆觸記錄下了邊關將士清貧的生活和戰鬥的艱苦，以及他們奮勇殺敵、誓破樓蘭的豪邁情懷。
此刻的月，似乎不僅僅是為了渲染邊地的淒寒。試想一下，在百年征戰的古老戰場上，戰事初歇，戰士們枕戈待旦，四野月色昏黃，塵沙飛揚，這時的“月”便不再隻是陰柔潔白的玉輪，而是成為了烘托愛國將士們的英勇奮戰的英雄形象，營造悲壯的戰場氛圍的不可或缺的情感象征。
還有一層意義。戰士們遠離故土，那輪同樣照耀著故鄉的明月，自然也成為了他們思鄉懷人的情感寄托。他們辭別故土，遠赴邊關，甘願忍受寂寞和疲憊，也是為了確保家國的安泰，此刻的月又成為了他們征戰沙場的力量源泉。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邊關烽火連綿，家書亦抵萬金。長久的戰事帶來了的精神上深重的離別之苦。王昌齡作為一個親曆者，通過自己的筆觸真實地反映了戍邊將士的悲苦與願望。
“烽火城西四百樓，黃昏獨坐海風情。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裏愁”。“月”再一次出現，在茫茫荒漠，西風勁吹，烽火城樓雖逾數尋，卻抵不過羌笛悠悠喚起的濃濃鄉愁。
在詩的後半句，以“關山之月”入手，筆鋒忽轉，千萬裏外征人的嬌妻也在同一片月光下愁腸百結。一輪明月，兩處相思，巧妙地把征人思親，思婦念遠聯係在了一起，愁上加愁，哀婉動人。
（未完待續，隨時補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