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吳用哥哥的重用拔擢，他的做事、為人我是一百個放心。
我黑旋風李逵對我本身並不自信。自被任命為殿前司副殿帥後，論者如雲！這個消息在朝野中，還是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就好像癩蛤蟆吃到了天鵝肉，天鵝們不同意，覺得天鵝肉驟然降了一個檔次；癩蛤蟆們也不服氣，覺得癩蛤蟆嘛，長得醜，生來就是喝西北風的，突然有一隻吃到了天鵝肉，讓其他癩蛤蟆情何以堪；西北風也生氣了，你喝我已經好幾萬年了，突然棄我而去，我的麵子哪裏放？你讓東北風、西南風都怎麽看？
所以，我的任命書不可想象。其實，不瞞您說，連我自己第一次聽了，都覺得朝廷的這個決定輕率了，不靠譜！
想想我李鐵牛，一介莽漢，出身牢卒，流落草莽。都說，李逵是個勇猛無比的武將，他的戰功赫赫，連好漢們都對他非常欽佩。不過，也有人對我鐵牛的任命持懷疑態度，認為我太過衝動，打前陣當炮灰可以，不適合擔任這個重要職務。盡管是個副職，但要管日常業務，對鐵牛的素質終究是個考驗。他們的眼光好像在問我：你行嗎？
鐵牛自己也知道這些缺點，所以，在赴任之前，夜裏潛入武勝軍，找到了承宣使吳用哥哥，請教了一番。吳用哥哥滿是擔憂，不過還是仔細叮囑了一番，叫我如此如此。又送給我一些管理、操練、待人之書，叫我好好研讀，細細琢磨。
人非生而知之，乃學而知之也。我迴來後，就開始讀《孫子兵法》等書籍，不過是溫習一下。這些東西，在另一個平行空間，我早就爛熟於心。所以，讀了一會兒，就覺得無聊了。於是，把書扔到一邊，開始翻閱殿前司的資料，算是提前熟悉業務、熟悉將來的同事們。就像教師上課之前，要備課，既要備教材，又要備學生，才能教得得心應手。
先熟悉自己的直係上司梁師成。梁師成，字守道，據說是蘇東坡私生子，也不確定，但他的“六賊”之一的身份，在民間確定無疑。所以，今後要小心提防。
少年時代的梁師成非常聰明，有過目不忘之能，書法也特別棒。再加上刻苦用功，時常受到鄉親們的誇獎。但是，梁師成似乎不願意加入“科舉”之列，總想找一個比“進士及第”更好的辦法，去謀取富貴。要是三番五次地參考，本來家裏就窮困，到時非落個窮死不可。因此，他想走一條捷徑，走一條與“科舉”異曲同工的捷徑。
有一天，他讀到唐朝大宦官高力士的傳記，大為感慨，並認為效法高力士，可以快速獲取成功。梁師成是個有膽有識的人，隻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於是，他讓人閹了自己，然後進宮當了太監。
有了高力士這個榜樣，這個奮鬥目標，一切屈辱與無奈，他都能忍受。進宮後，梁師成在做好衛生工作的同時，堅持練習書法。後來，他的一手出色的小楷字被書藝局總領賈詳看上了。於是，賈詳把他從保潔員提升到抄寫秘書。從此，梁師成的人生發生了質的變化。賈祥死後，梁守道負責管理宮廷的機要文書。
在任機要秘書的同時，梁師成憑借已有的書法功底，研習趙佶的“瘦金體”書法。俗話說“招招會不如一招絕”，他終於被宋徽宗引為書法知己。隨之，他的人生又發生了一次飛躍。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梁守道終於獲得了進士文憑。不久，他晉升為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侯。
有人說，梁師成的進士文憑不是通過考試獲得的，而是靠權勢謀得的。但是，這種說法不太可靠。原因在於：一則，此人爭強好勝，且少年有才，進考場與各地才子們一較高下的可能性大；二則，他考取的是“進士及第”，而不是狀元，要是弄權，他完全可以弄個第一名；三則，他的文章可能一般，但他的一手“瘦金體”書法，考官會一眼認出，然後暗中照顧，也是有可能的。
梁師成雖然被後人指為貪官、奸臣，但他的實際能力還是不可小覷的。由於工作努力，業務熟練，成績突出，他一直升到檢校太傅、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位比宰相。梁守道位高權重，又與皇帝趙佶是文友，朝臣們都怕他。宰相王黼尊稱他為“恩府先生”，甚至以父子禮對待他。蔡京父子，雖然也是大權在握，但也得諂媚於他。故時人稱梁師成為“隱相”。
雖然被譽為不出麵的宰相，但仍免不了被人背後議論他“進士及第”的真假，還瞧不起他的出身：要不是窮困、下賤極了，怎麽會當太監呢？聽到非議後的他卻自豪地說：別看我出身貧寒之家，但我可是蘇軾的骨血。為了證明自己所說非虛，梁師成和蘇軾的孩子們平輩而論、兄弟相稱。不過，蘇軾冤案的昭雪，確實是梁師成通過宋徽宗趙佶而操作成功的。他還利用自己的政治優勢，通過宋徽宗，解禁了蘇軾的詩文。
他還曾經率領軍隊征過方臘起義，為宋徽宗立過戰功。不過，梁師成也有很多負麵評價，他貪汙受賄、結黨營私、欺壓百姓，被人們稱為“六賊”之一。
關於梁師成檢校太尉一職。其實，讀宋史，您會發現太尉滿大街，您會覺得奇怪。其實，太尉在宋代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有不同的含義，存在著幾種不同的太尉，既可以是官，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尊稱，而太尉的含義發生比較大的變化恰好就有徽宗一份“功勞”。宋徽宗這個人是個愛給大宋換皮膚的文藝青年。他覺得公主、郡主、縣主等都不符合古製，因而改成了帝姬、宗姬、族姬；他覺得侍中、中書令、左仆射、右仆射都名不正言不順，因而改為左輔、右弼、太宰、少宰；他覺得大宋的很多州府的郡名不合理，因而要改賜，很多唐代沒有的州沒有郡名，因而要新賜；他覺得武選官以唐代開始設置的一堆內諸司使、三班使臣為階也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因而強迫症一樣的向文階官看齊，改稱各種大夫、郎。同樣，三師三公的名稱他也要折騰一下：政和二年，（蔡）京落致仕，依前太師，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製，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為三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認真相。於是以三孤取代了三公，說句無關的，如果沒有徽宗這一哆嗦，南宋嶽少保多半就是嶽司空了。
但是，徽宗又覺得太尉這個官畢竟比較有“主兵”的古典意義，不應該廢除，因而拿出來作為武臣“階官”，在節度使之上，改太尉以冠武階。因此，從政和二年九月改製以後的太尉，就是清一色的丘八，且逐漸泛濫。比如：政和二年十二月，武信軍節度使童貫為太尉；政和七年正月，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為太尉；宣和二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梁師成為太尉；宣和四年四月，常德軍節度使譚稹為太尉；宣和四年十一月，彰德軍節度使鄭詳為太尉。宣和五年十一月，郭藥師為太尉；靖康元年四月，種師道為太尉。而且，宋代三衙管軍（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南宋的三衙主管公事）皆可尊稱為“太尉”。比如：宋太祖趙匡胤任殿前都點檢時，便被稱為“太尉”。後來，北宋邊疆實際統兵的部署、總管、鈐轄、都監等“兵官”也被人稱為“太尉”。
那麽，梁師成的“檢校太尉”又是個什麽鬼呢？檢校，就是審查、核對、核實。南北朝時期，當官差被派到某一個地方去處理事務，就在官職前加“檢校”二字，那時不是正式官銜。隋朝時才有“檢校”這一正式官銜。唐中前期，加“檢校”官職，雖然不是正式拜授，相當於“代理”官職，但有權行使該職權。唐中後期，“檢校”一職均為散官或加官，不具有實權，主要表達深受恩寵。宋朝從太師、太尉到國子祭酒、水部員外郎等，都有加“檢校”之例，作為“散官”，與正職並存。而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員等級的稱號，是有官名而無實職的官稱，沒有品級，僅存名號。
宋初檢校官多加給武臣、吏職及蕃官軍員，文臣則加於樞密使、宣徽使與節度使。宋神宗元豐年間改製後，僅留存檢校於三公與三師（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宋徽宗政和年間，改三公為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文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開府儀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武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太尉，
所以，梁師成的檢校太尉，也是個虛銜，表示武臣“階官”，他之前的實職是河東節度使。但是，“河東節度使”自五代以來， 都不是個小官。因為提起五代，對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們的開國之主無一例外都是以前朝藩鎮的身份“上位”為帝的。這其中，後唐、後晉、後漢連續三朝的開國皇帝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在登基之前都曾做過“河東節度使”。而後周的開國皇帝郭威，也曾是“河東節度使”的麾下大將。
那麽，為什麽河東會盛產開國帝王？河東節度使又有什麽特殊的“職位優勢”呢？所謂河東地區，是指黃河“幾”字形河曲處北向南流向主河道以東、太行山以西地區，包括今天山西省中部、北部大部，及陝西、寧夏、內蒙各一部。此地在唐朝，是李唐皇室的龍興之地，其中太原城更是唐高祖李淵的起兵之所，被唐朝定為北京，其地位僅次於長安、洛陽。
這個地方山河環繞、地勢險峻：北部有長城天險，可以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侵；南部有澤（今山西晉城）、潞（今山西長治）二州倚黃河為屏障，可抵擋中原王朝軍隊向北進犯；東有太行山，可限製盧龍、魏博、成德等河北強藩的西征；西有戈壁大漠，可隔斷黨項、迴鶻、阻卜等蕃部的威脅。由此可見，河東地區的地理形勢，使其成為典型的易守難攻之地。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便形容河東是“襟帶河、汾，翼蔽關、洛，推為雄勝”。不論是誰想要征服這裏，都勢必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李克用割據河東，雖遭後梁朱溫毀滅性打擊。但仍可憑借澤、潞防線死死堅持，最終由李存勖轉敗為勝；強悍如契丹鐵騎，也幾度在長城的雁門關等地被以逸待勞的河東軍打得滿地找牙。而且，晉中、晉北地勢較高，故而從河東出兵，無論是向東進攻河北藩鎮，還是南下進攻中原腹地，都能夠“居高臨下，勢如破竹”，憑借騎兵高速的機動能力，很快就能突破敵軍防線，進而兵臨城下。更何況從河東出發向東或向南用兵，兩個方向上都是大平原，幾乎無險可守，這更可令以騎兵為主的河東軍隊毫不費力地大踏步實施戰略機動，牽著敵人鼻子走，牢牢掌握戰爭主動權。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都是率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撲開封或洛陽，一戰便攻取中原都城，從而奠定大業。
故而自唐朝起，中原政權便在此屯駐重兵戍守。唐朝設河東節度使之職時，便在駐軍五萬五千，以防備突厥、契丹。而且，河東因為鄰近遊牧民族聚集區，境內本身也有不少遊牧民族，特別是昭武九姓和沙陀族居多，這些部族弓馬嫻熟、能征善戰，所以曆任河東節度使都十分注意招攬這些部族中的精銳編入部隊，這就使河東能夠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軍團。在冷兵器時代，強大的騎兵就是最具威力的戰略機動力量，這是河東集團能夠在唐末五代唿風喚雨的最為重要的軍事資本。
而為了統禦這些驕兵悍將，非有名望、資曆、本領最為出色的將帥不能鎮守之。所以自後唐開始，河東節度使全部由本朝頭號大將出任，石敬瑭、劉知遠無一例外都是如此。兵強將也強，猛將配精兵，這在靠武力吃飯、憑軍功闖天下的五代亂世中，自然能夠成就五代天子三代出河東的特殊現象。翻看整個五代史，我們不難發現，那些名頭響亮、在史籍中著墨甚多的傑出人物，源自河東集團者可謂數不勝數。一部《舊五代史》，列傳中的文臣武將出身河東集團的占到總數的一半以上。
隨著後來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北宋，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宣告終結，但河東節度使一職從此成了曆代皇帝和朝臣們關注的熱點。
北宋建立後的第二年，宋太祖趙匡胤便向趙普諮詢平息戰亂、長治久安之策。鑒於唐朝安史之亂造成的危害，趙普提出了“削藩三大綱領”：“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稍奪其權”，是指逐漸收奪藩鎮的行政權；“製其錢穀”，是指收繳藩鎮的財富，收奪藩鎮的財政權；“收其精兵”，是指收編藩鎮的精銳部隊，收奪藩鎮的兵權。
藩鎮管轄的州府稱為“支郡”。唐朝末年，為了鎮壓黃巢起義，州府長官刺史往往由武人擔任，還擁有一州兵權；臨時代理官員則稱為權知軍州事（簡稱“知州”）。這些州府長官或擁兵自立，或由藩鎮節度使控製，早已脫離了朝廷管轄。
藩鎮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控製了地方的州政、縣政；而要收奪藩鎮的行政權，自然就要收奪州、縣的行政權。這種在老虎嘴裏拔牙的事情，必須等待時機。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後滅掉荊南、湖南兩個割據政權，兩地舊有的藩鎮體係也隨之解體。宋太祖抓住機會，延續了周世宗的做法，沒有再在新吞並的地區任命新的節度使，而是將這裏的州縣全部直隸朝廷，實際上罷廢了支郡。此後，隨著北宋逐漸吞並南方諸國，越來越多的州縣在行政上直屬中央，支郡製度在南方不複存在。在中央與地方實力此消彼長之際，宋太祖又任命高級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鎮去做知州、州縣，逐步架空節度使的行政權力。到了太平興國二年（977），也就是宋太祖去世、宋太宗趙光義繼位後的第二年，節度使支郡製度終於被徹底廢除。
有錢有糧，節度使就不愁養兵。而這正是藩鎮割據一方的基礎。所以，在奪迴行政權的同時，宋太祖又悄無聲息地將手伸向了節度使的錢口袋。自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6）起，中央與地方一直實行財稅三分製，也就是將地方征收的財稅分成三份，一份上繳中央，稱為上供；一份由節度使調用，稱為送使；還有一份留給州府自己使用，稱為留州。乾德二年（964），在趙普的建議下，宋太祖又下詔，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稅，除了留在州中用於日常開支外，其餘的貨幣一律送往京師。宋太祖動用了金融手段。開寶三年（970）五月，宋太祖在開封開設便錢務，規定商人可以將現錢交給國庫，然後由便錢務發給票據，商人憑票到各州府取款。由於此前宋太祖的兩道“乾德詔令”，已經使地方財稅全部以留州名義掛在朝廷名下，這就為便錢務提供了法律依據。這樣，國庫不斷吸納商人的貨幣，而各州府以留州名義虛報截留的貨幣卻被商人兌換走，地方的貨幣變相流入朝廷的國庫。在專業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項政策的配合下，“製其錢穀”完美收官。而且，便錢務成立時，大規模的節度使遷調、罷免工作已經開始，自顧不暇的節度使再也無力公然反抗朝廷。
與“製其錢穀”類似，為了“收其精兵”，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鋪墊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太祖便下詔，要求藩鎮提升那些驍勇善戰的精銳士兵的個人等級。這道詔令獲得了廣大藩鎮的積極響應。因為藩鎮登記的精銳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財稅，從而就越有財力雇傭更多的士兵，供養更多的軍隊，然後對抗朝廷。藩鎮想得很美，卻沒想到因此掉進了太祖的陷阱。乾德三年（965）八月，太祖終於公開了自己的真實目的，發布了開國以來第一道收編地方精兵的詔令。收兵令要求藩鎮將精銳士兵送至開封，由朝廷的軍頭司負責揀選，符合標準的就留下補入禁軍，不符合的就退迴藩鎮。由於有了四年前的準備，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鎮精兵的實際人數，使得藩鎮無法瞞報。就這樣，宋太祖將驍勇之士選送京城，編入中央禁軍，將各地軍隊中的精英集中到京師。全國的精銳部隊被征集到首都開封，藩鎮軍隊走向衰落。逐漸的，地方軍隊隻留下了老弱病殘，他們不再出征，隻負責鋪路、蓋房、疏通河道、維護治安之類的工作，被稱為“廂軍”。作為戰鬥序列的地方部隊實際上已不複存在。
那麽，又該如何保證收迴來的權力不再失去呢？還得靠製度。首先是地方行政權。雖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知縣取代了節度使，但還是擔心知州權力過大，因而又設立了通判。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與知州同理一州之政，儼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還對知州有監察權，俗稱“監州”。二者互相製約，都難以一支獨大。宋太宗在罷廢支郡製度後，又將全國劃分為15個路。曆經演變，路級機構逐漸形成主管財政、司法、監察的轉運使司，主管司法的提點刑獄司，主管救濟、水利、茶鹽等的提舉常平司，以及主管軍事的安撫使司。四個路級機構互不統屬，甚至連駐地、轄區都不同，它們互相監察，互相牽製，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據的死而複生。
與收奪行政權和財政權相比，收奪地方兵權後，一個更直接的問題浮出水麵：地方部隊消失了，誰來維護地方治安和邊鎮安全？既然廂軍不行，就隻能靠禁軍。第一原則是內外相製。太祖將十萬禁軍駐京，十萬禁軍外派地方。一旦京師生變，各路兵馬就能聯合起來，討伐不臣；而一地一州的禁軍，又不足以發動顛覆天下的兵變。第二原則是更戍法。其實用禁軍進駐地方的辦法，五代時期也用過。剛開始的時候，這些禁軍能夠對當地藩鎮形成威懾。可久而久之，屯駐在地方的禁軍反而成了地方部隊，與藩鎮兵合二為一，反而加強了藩鎮勢力。宋太祖的一係列集權政策和製度組合拳，徹底解決了這些曆史難題。中唐以來的兵禍，以及兵禍引發的政治動亂，至此徹底根除。
沒有實權的節度使，從此失去了往日雄風。然而，宋代的文臣武將，仍然對節度使的虛銜趨之若鶩，這又是為什麽呢？節度使也是一種“軍銜”。比如宋太祖趙匡胤，在後周做殿前都點檢時，曾領歸德軍節度使。顯然，趙匡胤的權柄來自禁軍，他也並不去歸德軍做地方大員，但節度使的身份，卻表示他是當時最高級別的武將。宋代節度使失去權力後，身份標識的作用被繼承下來，依然是武官最高級別的階官。任命節度使的程序，與選拔宰相、冊封親王公主相當。正因如此，宋真宗寵信的宦官劉承珪才會在臨死前，希望得到節度使的稱號；一代名將嶽飛，也因為在32歲拜節度使而倍感自豪。
又扯遠了。不是說北宋嗎？怎麽又扯到南宋了？
我黑旋風李逵對我本身並不自信。自被任命為殿前司副殿帥後，論者如雲！這個消息在朝野中，還是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就好像癩蛤蟆吃到了天鵝肉，天鵝們不同意，覺得天鵝肉驟然降了一個檔次；癩蛤蟆們也不服氣，覺得癩蛤蟆嘛，長得醜，生來就是喝西北風的，突然有一隻吃到了天鵝肉，讓其他癩蛤蟆情何以堪；西北風也生氣了，你喝我已經好幾萬年了，突然棄我而去，我的麵子哪裏放？你讓東北風、西南風都怎麽看？
所以，我的任命書不可想象。其實，不瞞您說，連我自己第一次聽了，都覺得朝廷的這個決定輕率了，不靠譜！
想想我李鐵牛，一介莽漢，出身牢卒，流落草莽。都說，李逵是個勇猛無比的武將，他的戰功赫赫，連好漢們都對他非常欽佩。不過，也有人對我鐵牛的任命持懷疑態度，認為我太過衝動，打前陣當炮灰可以，不適合擔任這個重要職務。盡管是個副職，但要管日常業務，對鐵牛的素質終究是個考驗。他們的眼光好像在問我：你行嗎？
鐵牛自己也知道這些缺點，所以，在赴任之前，夜裏潛入武勝軍，找到了承宣使吳用哥哥，請教了一番。吳用哥哥滿是擔憂，不過還是仔細叮囑了一番，叫我如此如此。又送給我一些管理、操練、待人之書，叫我好好研讀，細細琢磨。
人非生而知之，乃學而知之也。我迴來後，就開始讀《孫子兵法》等書籍，不過是溫習一下。這些東西，在另一個平行空間，我早就爛熟於心。所以，讀了一會兒，就覺得無聊了。於是，把書扔到一邊，開始翻閱殿前司的資料，算是提前熟悉業務、熟悉將來的同事們。就像教師上課之前，要備課，既要備教材，又要備學生，才能教得得心應手。
先熟悉自己的直係上司梁師成。梁師成，字守道，據說是蘇東坡私生子，也不確定，但他的“六賊”之一的身份，在民間確定無疑。所以，今後要小心提防。
少年時代的梁師成非常聰明，有過目不忘之能，書法也特別棒。再加上刻苦用功，時常受到鄉親們的誇獎。但是，梁師成似乎不願意加入“科舉”之列，總想找一個比“進士及第”更好的辦法，去謀取富貴。要是三番五次地參考，本來家裏就窮困，到時非落個窮死不可。因此，他想走一條捷徑，走一條與“科舉”異曲同工的捷徑。
有一天，他讀到唐朝大宦官高力士的傳記，大為感慨，並認為效法高力士，可以快速獲取成功。梁師成是個有膽有識的人，隻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於是，他讓人閹了自己，然後進宮當了太監。
有了高力士這個榜樣，這個奮鬥目標，一切屈辱與無奈，他都能忍受。進宮後，梁師成在做好衛生工作的同時，堅持練習書法。後來，他的一手出色的小楷字被書藝局總領賈詳看上了。於是，賈詳把他從保潔員提升到抄寫秘書。從此，梁師成的人生發生了質的變化。賈祥死後，梁守道負責管理宮廷的機要文書。
在任機要秘書的同時，梁師成憑借已有的書法功底，研習趙佶的“瘦金體”書法。俗話說“招招會不如一招絕”，他終於被宋徽宗引為書法知己。隨之，他的人生又發生了一次飛躍。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梁守道終於獲得了進士文憑。不久，他晉升為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侯。
有人說，梁師成的進士文憑不是通過考試獲得的，而是靠權勢謀得的。但是，這種說法不太可靠。原因在於：一則，此人爭強好勝，且少年有才，進考場與各地才子們一較高下的可能性大；二則，他考取的是“進士及第”，而不是狀元，要是弄權，他完全可以弄個第一名；三則，他的文章可能一般，但他的一手“瘦金體”書法，考官會一眼認出，然後暗中照顧，也是有可能的。
梁師成雖然被後人指為貪官、奸臣，但他的實際能力還是不可小覷的。由於工作努力，業務熟練，成績突出，他一直升到檢校太傅、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位比宰相。梁守道位高權重，又與皇帝趙佶是文友，朝臣們都怕他。宰相王黼尊稱他為“恩府先生”，甚至以父子禮對待他。蔡京父子，雖然也是大權在握，但也得諂媚於他。故時人稱梁師成為“隱相”。
雖然被譽為不出麵的宰相，但仍免不了被人背後議論他“進士及第”的真假，還瞧不起他的出身：要不是窮困、下賤極了，怎麽會當太監呢？聽到非議後的他卻自豪地說：別看我出身貧寒之家，但我可是蘇軾的骨血。為了證明自己所說非虛，梁師成和蘇軾的孩子們平輩而論、兄弟相稱。不過，蘇軾冤案的昭雪，確實是梁師成通過宋徽宗趙佶而操作成功的。他還利用自己的政治優勢，通過宋徽宗，解禁了蘇軾的詩文。
他還曾經率領軍隊征過方臘起義，為宋徽宗立過戰功。不過，梁師成也有很多負麵評價，他貪汙受賄、結黨營私、欺壓百姓，被人們稱為“六賊”之一。
關於梁師成檢校太尉一職。其實，讀宋史，您會發現太尉滿大街，您會覺得奇怪。其實，太尉在宋代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有不同的含義，存在著幾種不同的太尉，既可以是官，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尊稱，而太尉的含義發生比較大的變化恰好就有徽宗一份“功勞”。宋徽宗這個人是個愛給大宋換皮膚的文藝青年。他覺得公主、郡主、縣主等都不符合古製，因而改成了帝姬、宗姬、族姬；他覺得侍中、中書令、左仆射、右仆射都名不正言不順，因而改為左輔、右弼、太宰、少宰；他覺得大宋的很多州府的郡名不合理，因而要改賜，很多唐代沒有的州沒有郡名，因而要新賜；他覺得武選官以唐代開始設置的一堆內諸司使、三班使臣為階也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因而強迫症一樣的向文階官看齊，改稱各種大夫、郎。同樣，三師三公的名稱他也要折騰一下：政和二年，（蔡）京落致仕，依前太師，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製，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為三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認真相。於是以三孤取代了三公，說句無關的，如果沒有徽宗這一哆嗦，南宋嶽少保多半就是嶽司空了。
但是，徽宗又覺得太尉這個官畢竟比較有“主兵”的古典意義，不應該廢除，因而拿出來作為武臣“階官”，在節度使之上，改太尉以冠武階。因此，從政和二年九月改製以後的太尉，就是清一色的丘八，且逐漸泛濫。比如：政和二年十二月，武信軍節度使童貫為太尉；政和七年正月，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為太尉；宣和二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梁師成為太尉；宣和四年四月，常德軍節度使譚稹為太尉；宣和四年十一月，彰德軍節度使鄭詳為太尉。宣和五年十一月，郭藥師為太尉；靖康元年四月，種師道為太尉。而且，宋代三衙管軍（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南宋的三衙主管公事）皆可尊稱為“太尉”。比如：宋太祖趙匡胤任殿前都點檢時，便被稱為“太尉”。後來，北宋邊疆實際統兵的部署、總管、鈐轄、都監等“兵官”也被人稱為“太尉”。
那麽，梁師成的“檢校太尉”又是個什麽鬼呢？檢校，就是審查、核對、核實。南北朝時期，當官差被派到某一個地方去處理事務，就在官職前加“檢校”二字，那時不是正式官銜。隋朝時才有“檢校”這一正式官銜。唐中前期，加“檢校”官職，雖然不是正式拜授，相當於“代理”官職，但有權行使該職權。唐中後期，“檢校”一職均為散官或加官，不具有實權，主要表達深受恩寵。宋朝從太師、太尉到國子祭酒、水部員外郎等，都有加“檢校”之例，作為“散官”，與正職並存。而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員等級的稱號，是有官名而無實職的官稱，沒有品級，僅存名號。
宋初檢校官多加給武臣、吏職及蕃官軍員，文臣則加於樞密使、宣徽使與節度使。宋神宗元豐年間改製後，僅留存檢校於三公與三師（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宋徽宗政和年間，改三公為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文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開府儀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武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太尉，
所以，梁師成的檢校太尉，也是個虛銜，表示武臣“階官”，他之前的實職是河東節度使。但是，“河東節度使”自五代以來， 都不是個小官。因為提起五代，對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們的開國之主無一例外都是以前朝藩鎮的身份“上位”為帝的。這其中，後唐、後晉、後漢連續三朝的開國皇帝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在登基之前都曾做過“河東節度使”。而後周的開國皇帝郭威，也曾是“河東節度使”的麾下大將。
那麽，為什麽河東會盛產開國帝王？河東節度使又有什麽特殊的“職位優勢”呢？所謂河東地區，是指黃河“幾”字形河曲處北向南流向主河道以東、太行山以西地區，包括今天山西省中部、北部大部，及陝西、寧夏、內蒙各一部。此地在唐朝，是李唐皇室的龍興之地，其中太原城更是唐高祖李淵的起兵之所，被唐朝定為北京，其地位僅次於長安、洛陽。
這個地方山河環繞、地勢險峻：北部有長城天險，可以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侵；南部有澤（今山西晉城）、潞（今山西長治）二州倚黃河為屏障，可抵擋中原王朝軍隊向北進犯；東有太行山，可限製盧龍、魏博、成德等河北強藩的西征；西有戈壁大漠，可隔斷黨項、迴鶻、阻卜等蕃部的威脅。由此可見，河東地區的地理形勢，使其成為典型的易守難攻之地。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便形容河東是“襟帶河、汾，翼蔽關、洛，推為雄勝”。不論是誰想要征服這裏，都勢必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李克用割據河東，雖遭後梁朱溫毀滅性打擊。但仍可憑借澤、潞防線死死堅持，最終由李存勖轉敗為勝；強悍如契丹鐵騎，也幾度在長城的雁門關等地被以逸待勞的河東軍打得滿地找牙。而且，晉中、晉北地勢較高，故而從河東出兵，無論是向東進攻河北藩鎮，還是南下進攻中原腹地，都能夠“居高臨下，勢如破竹”，憑借騎兵高速的機動能力，很快就能突破敵軍防線，進而兵臨城下。更何況從河東出發向東或向南用兵，兩個方向上都是大平原，幾乎無險可守，這更可令以騎兵為主的河東軍隊毫不費力地大踏步實施戰略機動，牽著敵人鼻子走，牢牢掌握戰爭主動權。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都是率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撲開封或洛陽，一戰便攻取中原都城，從而奠定大業。
故而自唐朝起，中原政權便在此屯駐重兵戍守。唐朝設河東節度使之職時，便在駐軍五萬五千，以防備突厥、契丹。而且，河東因為鄰近遊牧民族聚集區，境內本身也有不少遊牧民族，特別是昭武九姓和沙陀族居多，這些部族弓馬嫻熟、能征善戰，所以曆任河東節度使都十分注意招攬這些部族中的精銳編入部隊，這就使河東能夠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軍團。在冷兵器時代，強大的騎兵就是最具威力的戰略機動力量，這是河東集團能夠在唐末五代唿風喚雨的最為重要的軍事資本。
而為了統禦這些驕兵悍將，非有名望、資曆、本領最為出色的將帥不能鎮守之。所以自後唐開始，河東節度使全部由本朝頭號大將出任，石敬瑭、劉知遠無一例外都是如此。兵強將也強，猛將配精兵，這在靠武力吃飯、憑軍功闖天下的五代亂世中，自然能夠成就五代天子三代出河東的特殊現象。翻看整個五代史，我們不難發現，那些名頭響亮、在史籍中著墨甚多的傑出人物，源自河東集團者可謂數不勝數。一部《舊五代史》，列傳中的文臣武將出身河東集團的占到總數的一半以上。
隨著後來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北宋，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宣告終結，但河東節度使一職從此成了曆代皇帝和朝臣們關注的熱點。
北宋建立後的第二年，宋太祖趙匡胤便向趙普諮詢平息戰亂、長治久安之策。鑒於唐朝安史之亂造成的危害，趙普提出了“削藩三大綱領”：“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稍奪其權”，是指逐漸收奪藩鎮的行政權；“製其錢穀”，是指收繳藩鎮的財富，收奪藩鎮的財政權；“收其精兵”，是指收編藩鎮的精銳部隊，收奪藩鎮的兵權。
藩鎮管轄的州府稱為“支郡”。唐朝末年，為了鎮壓黃巢起義，州府長官刺史往往由武人擔任，還擁有一州兵權；臨時代理官員則稱為權知軍州事（簡稱“知州”）。這些州府長官或擁兵自立，或由藩鎮節度使控製，早已脫離了朝廷管轄。
藩鎮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控製了地方的州政、縣政；而要收奪藩鎮的行政權，自然就要收奪州、縣的行政權。這種在老虎嘴裏拔牙的事情，必須等待時機。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後滅掉荊南、湖南兩個割據政權，兩地舊有的藩鎮體係也隨之解體。宋太祖抓住機會，延續了周世宗的做法，沒有再在新吞並的地區任命新的節度使，而是將這裏的州縣全部直隸朝廷，實際上罷廢了支郡。此後，隨著北宋逐漸吞並南方諸國，越來越多的州縣在行政上直屬中央，支郡製度在南方不複存在。在中央與地方實力此消彼長之際，宋太祖又任命高級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鎮去做知州、州縣，逐步架空節度使的行政權力。到了太平興國二年（977），也就是宋太祖去世、宋太宗趙光義繼位後的第二年，節度使支郡製度終於被徹底廢除。
有錢有糧，節度使就不愁養兵。而這正是藩鎮割據一方的基礎。所以，在奪迴行政權的同時，宋太祖又悄無聲息地將手伸向了節度使的錢口袋。自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6）起，中央與地方一直實行財稅三分製，也就是將地方征收的財稅分成三份，一份上繳中央，稱為上供；一份由節度使調用，稱為送使；還有一份留給州府自己使用，稱為留州。乾德二年（964），在趙普的建議下，宋太祖又下詔，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稅，除了留在州中用於日常開支外，其餘的貨幣一律送往京師。宋太祖動用了金融手段。開寶三年（970）五月，宋太祖在開封開設便錢務，規定商人可以將現錢交給國庫，然後由便錢務發給票據，商人憑票到各州府取款。由於此前宋太祖的兩道“乾德詔令”，已經使地方財稅全部以留州名義掛在朝廷名下，這就為便錢務提供了法律依據。這樣，國庫不斷吸納商人的貨幣，而各州府以留州名義虛報截留的貨幣卻被商人兌換走，地方的貨幣變相流入朝廷的國庫。在專業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項政策的配合下，“製其錢穀”完美收官。而且，便錢務成立時，大規模的節度使遷調、罷免工作已經開始，自顧不暇的節度使再也無力公然反抗朝廷。
與“製其錢穀”類似，為了“收其精兵”，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鋪墊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太祖便下詔，要求藩鎮提升那些驍勇善戰的精銳士兵的個人等級。這道詔令獲得了廣大藩鎮的積極響應。因為藩鎮登記的精銳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財稅，從而就越有財力雇傭更多的士兵，供養更多的軍隊，然後對抗朝廷。藩鎮想得很美，卻沒想到因此掉進了太祖的陷阱。乾德三年（965）八月，太祖終於公開了自己的真實目的，發布了開國以來第一道收編地方精兵的詔令。收兵令要求藩鎮將精銳士兵送至開封，由朝廷的軍頭司負責揀選，符合標準的就留下補入禁軍，不符合的就退迴藩鎮。由於有了四年前的準備，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鎮精兵的實際人數，使得藩鎮無法瞞報。就這樣，宋太祖將驍勇之士選送京城，編入中央禁軍，將各地軍隊中的精英集中到京師。全國的精銳部隊被征集到首都開封，藩鎮軍隊走向衰落。逐漸的，地方軍隊隻留下了老弱病殘，他們不再出征，隻負責鋪路、蓋房、疏通河道、維護治安之類的工作，被稱為“廂軍”。作為戰鬥序列的地方部隊實際上已不複存在。
那麽，又該如何保證收迴來的權力不再失去呢？還得靠製度。首先是地方行政權。雖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知縣取代了節度使，但還是擔心知州權力過大，因而又設立了通判。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與知州同理一州之政，儼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還對知州有監察權，俗稱“監州”。二者互相製約，都難以一支獨大。宋太宗在罷廢支郡製度後，又將全國劃分為15個路。曆經演變，路級機構逐漸形成主管財政、司法、監察的轉運使司，主管司法的提點刑獄司，主管救濟、水利、茶鹽等的提舉常平司，以及主管軍事的安撫使司。四個路級機構互不統屬，甚至連駐地、轄區都不同，它們互相監察，互相牽製，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據的死而複生。
與收奪行政權和財政權相比，收奪地方兵權後，一個更直接的問題浮出水麵：地方部隊消失了，誰來維護地方治安和邊鎮安全？既然廂軍不行，就隻能靠禁軍。第一原則是內外相製。太祖將十萬禁軍駐京，十萬禁軍外派地方。一旦京師生變，各路兵馬就能聯合起來，討伐不臣；而一地一州的禁軍，又不足以發動顛覆天下的兵變。第二原則是更戍法。其實用禁軍進駐地方的辦法，五代時期也用過。剛開始的時候，這些禁軍能夠對當地藩鎮形成威懾。可久而久之，屯駐在地方的禁軍反而成了地方部隊，與藩鎮兵合二為一，反而加強了藩鎮勢力。宋太祖的一係列集權政策和製度組合拳，徹底解決了這些曆史難題。中唐以來的兵禍，以及兵禍引發的政治動亂，至此徹底根除。
沒有實權的節度使，從此失去了往日雄風。然而，宋代的文臣武將，仍然對節度使的虛銜趨之若鶩，這又是為什麽呢？節度使也是一種“軍銜”。比如宋太祖趙匡胤，在後周做殿前都點檢時，曾領歸德軍節度使。顯然，趙匡胤的權柄來自禁軍，他也並不去歸德軍做地方大員，但節度使的身份，卻表示他是當時最高級別的武將。宋代節度使失去權力後，身份標識的作用被繼承下來，依然是武官最高級別的階官。任命節度使的程序，與選拔宰相、冊封親王公主相當。正因如此，宋真宗寵信的宦官劉承珪才會在臨死前，希望得到節度使的稱號；一代名將嶽飛，也因為在32歲拜節度使而倍感自豪。
又扯遠了。不是說北宋嗎？怎麽又扯到南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