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我們梁山好漢打遼國。遼國其實不好打，好打的話，趙宋朝廷早就打下來了，還能等到我們來，給我們送軍功？
宋與遼之間，可以說是整個北宋期間最重要的外部關係，雙方打打和和數百年，根據雙方史書記載，大小戰鬥不下數百次，但在這些戰鬥中，北宋十戰九敗。難道北宋真的積貧積弱到如此地步？
那倒未必。鐵牛從六個方麵進行對比說明：
一是從疆域上對比：北宋自宋太宗趙光義開始，其統治疆域，北至河北燕京，東至東海，南至海南南海，西至川陝、甘肅。其疆域相對之前的唐來講，確實縮小了不少，但其整體麵積仍然大於周邊國家，且牢牢控製了當時中國最為富庶的中原、江南、成都平原等地，可以說是東西南北中，要糧有糧、要礦有礦，海水江河相擠，山地平原迭次，算不上地大物博，至少也是物產豐富。與北宋相比，當時遼國的統治疆域主要是南至河北一帶，東至渤海灣、朝鮮等地，北至蒙古，西達寧夏，其控製疆域麵積大體上略小於北宋。但與北宋嚴格的中央集權相比不同，遼國在東北、蒙古的統治，主要依靠鬆散的部落聯盟，也就是說這些地區某種程度上隻是名義上臣服於遼國，各自均有各自的組織架構和武裝力量，這些地區的部落力量隨時可能對遼背後捅刀，而遼實際控製的核心區域隻有河北、燕京、蒙古東南、東北西部等地。其物產與宋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別。當時的蒙古和東北之地，糧食產量均較低，隻適合遊牧民族的部落式發展，而不適合統一的中央王朝的發展，否則，其過長的冬季完全無法支撐其龐大體係的運行，這也是為什麽一到冬季，遼軍就會習慣性南下的一個原因。
二是從人口上對比：北宋人口在頂峰時高達一億多人，這些還隻是戶部的官方戶籍記載，並不包括那些為了逃避人丁稅，而沒有進行官方登記的黑戶。北宋的主體民族漢族占總人口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五，其餘如南方的苗族、羌族等少數民族人口占比較少，且性格溫和，穩定性較高。而遼國人口在頂峰時為九百多萬，其中主體民族契丹族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女真、蒙古等其他少數民族占比百分之三十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在遼國的統治區內，北方漢族占比達百分之十左右。很明顯，在人口對比上，遼國的總人口數不但遠低於北宋，其構成結構也遠比北宋複雜。
三是從武裝力量對比：北宋建國之初基本承襲唐朝製度，後來為了鞏固皇權，又進行了相關官職和軍製的修正，但大體分為禁軍、廂兵、鄉兵、番兵四種武裝力量。其中可以把禁軍理解為全訓的國防武裝力量，廂兵理解為對內維穩的半訓武裝警察部隊，而鄉兵理解為普通的基層治安力量，番兵則為民族地區的自治力量。在對遼事務上，禁軍起主要作用，廂兵起輔助作用，當時北宋禁軍與廂兵的數量常年維持在一百萬人以上，兵民比例保持在一比一百左右，常駐宋遼前線部隊在十萬人左右。與唐朝的府兵製不同，北宋實行募兵製。也就是說，北宋的軍隊都是全日製的職業軍人，其訓練和戰鬥素質遠高於半農半兵的半軍人。而遼國軍製同樣借鑒於唐朝，實行地方軍與中央軍並行的軍事製度。同時，根據當時遼國的周邊環境，遼國建立了按戰爭對象劃分的軍區製度，與北宋有所不同的是，遼國除了有番兵製度以外，還設立了專門的漢軍，以達到以漢製漢的作用。遼國的常備兵力在五十萬至七十萬之間，兵民比例保持在一比十五左右，遠高於北宋，兵製采取兵民合一和募兵相結合的製度，常駐宋遼前線軍隊八至九萬左右，略低於北宋。
四是從裝備對比：仰仗於北宋繁榮的工商業和手工業體係，北宋有極其完整的軍械製造鏈，從冶鐵、造鋼到刀、劍的尺寸、比例、弓箭的長度、拉力都有相關技術標準，和規範的標準化生產流程。而遼國當時的冶鐵、製造技術較為落後，基本依賴於其所控製的中原地區的漢人工匠進行相關兵器的製造和生產，其整體兵器水平遠低於北宋軍隊。同時，隨著火器在北宋軍隊的裝備，遼國的裝備劣勢進一步凸顯，至遼國滅亡，遼國軍隊也未能裝備一支火器。
五是從動員力量上對比：按照宋朝的兵民比例，在緊急戰爭狀態下，宋朝除了可以將數十萬駐守地方的禁軍和廂兵調往前線外，還可以利用其嚴密的中央集權製度，緊急動員一百萬人左右。而遼國其兵民比例已經較高，在戰爭狀態下，不但能夠動員的力量少，且為防備韃靼、突厥、女真等力量，還要將僅可動員的力量派駐在這些地區，加強對這些地區的鎮守。
六是從經濟力量對比：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兩國交戰打的不僅是前線，更是背後的國家實力。按照曆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測算，同一時期的北宋，其國內生產總值和糧食產量在整個亞洲高於其他國家的總和，其國內糧食儲備量，足以支撐北宋軍隊十年以上的連續全麵戰爭。而同時期的遼國其國內生產總值和糧食產量不足北宋的十分之一，其物資儲備量甚至不足以支撐遼軍超過一年的全麵戰爭。
如此對比下來，真不知道，北宋到底弱在哪兒了？但大大小小的戰鬥下來，北宋還是十戰九敗。這不由人對宋朝的官僚體製、軍事製度和文武百官的能力產生懷疑。
北宋王朝建立於一個諸國並立、八方建元的年代。為統一中國，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宋太祖趙匡胤製定了“先南後北”的作戰方略。按照這個方略，宋太祖先後平定荊湖、後蜀，其後兩次征伐北漢失敗，又繼續實施“先南後北”方略，平定南漢、南唐，吳越、漳泉被迫上表歸附，南方完全統一。在此基礎上，宋太宗趙光義一鼓作氣，於979年滅掉北漢，終於結束了唐亡以來延續數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據局麵，除了契丹遼朝控製的燕雲十六州以外，漢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區和南方的廣大區域重新獲得了統一。936 年，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當上“兒皇帝”，割讓幽燕十六州（燕雲十六州，也稱幽雲十六州，是漢族聚居區，號稱“華人百萬”）給契丹。宋太宗滅掉北漢後，乘勝於 979 年 6 月北伐契丹。因易州、涿州守土長官皆是漢人，太宗不戰奪得兩城。在圍攻薊州城時，契丹的鐵林廂主李劄盧存率部投降，幽州神武廳士卒鄉兵 400 餘人歸降，範陽百姓也獻牛酒犒師。宋太宗誌在必得，率軍猛攻薊州。薊州（今北京西）是契丹南京，契丹守將耶律學古堅守城池，宋兵久攻不下，士氣漸至低落。這時，遼朝以耶律休哥為前鋒，率兵救援，太宗命大軍拔營，前至高梁河迎敵。宋軍尚未到高粱河，已有遼兵數萬渡河而來，雙方展開激戰，遼軍傷亡慘重，漸向後退。太宗正要命令宋軍窮追猛打，又有兩隊遼兵分左右衝殺而來。宋軍抵擋不住，敗下陣來，太宗倉皇奔迴涿州。還未進城,耶律休哥又率遼兵追到，太宗與隊伍失散，單槍匹馬，不明路徑，又加天色昏暗，陷於泥淖之中。幸逢楊業從太原押運軍需糧草趕到，才得以脫身。
毛澤東讀《宋史·太宗本紀》至此，寫下批語:“此人不知兵，非契丹對手。爾後屢敗，契丹均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辦法，宋人終不省。”
偉人所言，點中要害。
說趙光義不知兵，並非冤枉。僅就這次進攻契丹來說，宋軍滅北漢，已是精疲力竭，以疲憊之師於 酷暑與兵力強盛的契丹作戰，是“不知兵”之一;宋軍長驅直入，連下兩城，幾乎沒遇到周折，這是契丹“誘敵深入”之計，而太宗卻不明就裏，孤軍深入，是“不知兵”之二；宋軍久攻薊州不下,卻又不做打援準備,待遼軍蜂擁而至才倉促迎戰,是“不知兵”之三。兩次征討契丹失敗，宋朝主和派意見占了上風，太宗詔命沿邊州縣把守邊境，不得興釁滋事。雍熙三年（986 年）正月，知雄州開封賀令圖及其父嶽州刺史賀懷浦上書太宗，稱“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太宗下令東路出雄州（今河北雄縣)，由曹彬、米信率領；中路出定州（今河北定縣)，由田重進率領；西路出雁門，由潘美、楊業率領，計 30 萬大軍北上攻遼。三路之中，東路屬佯攻部隊，目的在於吸引遼軍主力，掩護中、西兩路，最後合圍幽州。西路、中路進展順利，奪取寰、應、朔、雲、蔚諸州及飛狐口（今河北淶源），這時傳來東路軍大敗消息。原來曹彬不顧原定計劃，孤軍深入，結果被遼軍截斷糧道，造成潰敗局麵。宋太宗下令全線退兵。此即毛澤東所說“雍熙三年敗於契丹”。
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這裏隻是針對宋太宗一個人的能力而言的。指出了北宋必敗的領導因素。其實，北宋必敗，還有戰略思想方麵的原因。
人們對宋朝的第一印象，就是“積弱積貧”。這種感知是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骨子裏的。而直接給人帶來這種印象感知的，則是宋朝羸弱的軍力，因此，盡管宋朝經濟、文化、科技發達，但人們對宋朝往往抱有不屑一顧的態度。這說明，軍事實力是否強大，是判斷一個國家強盛與否的第一標準。就像一個地區的教育質量，人們往往隻看高考，高考成了老百姓評判一個地區教育質量的唯一標準。這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就是國力也好，教育也罷，人們隻看結果，不看過程，也不問理由。
宋與遼之間，可以說是整個北宋期間最重要的外部關係，雙方打打和和數百年，根據雙方史書記載，大小戰鬥不下數百次，但在這些戰鬥中，北宋十戰九敗。難道北宋真的積貧積弱到如此地步？
那倒未必。鐵牛從六個方麵進行對比說明：
一是從疆域上對比：北宋自宋太宗趙光義開始，其統治疆域，北至河北燕京，東至東海，南至海南南海，西至川陝、甘肅。其疆域相對之前的唐來講，確實縮小了不少，但其整體麵積仍然大於周邊國家，且牢牢控製了當時中國最為富庶的中原、江南、成都平原等地，可以說是東西南北中，要糧有糧、要礦有礦，海水江河相擠，山地平原迭次，算不上地大物博，至少也是物產豐富。與北宋相比，當時遼國的統治疆域主要是南至河北一帶，東至渤海灣、朝鮮等地，北至蒙古，西達寧夏，其控製疆域麵積大體上略小於北宋。但與北宋嚴格的中央集權相比不同，遼國在東北、蒙古的統治，主要依靠鬆散的部落聯盟，也就是說這些地區某種程度上隻是名義上臣服於遼國，各自均有各自的組織架構和武裝力量，這些地區的部落力量隨時可能對遼背後捅刀，而遼實際控製的核心區域隻有河北、燕京、蒙古東南、東北西部等地。其物產與宋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別。當時的蒙古和東北之地，糧食產量均較低，隻適合遊牧民族的部落式發展，而不適合統一的中央王朝的發展，否則，其過長的冬季完全無法支撐其龐大體係的運行，這也是為什麽一到冬季，遼軍就會習慣性南下的一個原因。
二是從人口上對比：北宋人口在頂峰時高達一億多人，這些還隻是戶部的官方戶籍記載，並不包括那些為了逃避人丁稅，而沒有進行官方登記的黑戶。北宋的主體民族漢族占總人口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五，其餘如南方的苗族、羌族等少數民族人口占比較少，且性格溫和，穩定性較高。而遼國人口在頂峰時為九百多萬，其中主體民族契丹族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女真、蒙古等其他少數民族占比百分之三十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在遼國的統治區內，北方漢族占比達百分之十左右。很明顯，在人口對比上，遼國的總人口數不但遠低於北宋，其構成結構也遠比北宋複雜。
三是從武裝力量對比：北宋建國之初基本承襲唐朝製度，後來為了鞏固皇權，又進行了相關官職和軍製的修正，但大體分為禁軍、廂兵、鄉兵、番兵四種武裝力量。其中可以把禁軍理解為全訓的國防武裝力量，廂兵理解為對內維穩的半訓武裝警察部隊，而鄉兵理解為普通的基層治安力量，番兵則為民族地區的自治力量。在對遼事務上，禁軍起主要作用，廂兵起輔助作用，當時北宋禁軍與廂兵的數量常年維持在一百萬人以上，兵民比例保持在一比一百左右，常駐宋遼前線部隊在十萬人左右。與唐朝的府兵製不同，北宋實行募兵製。也就是說，北宋的軍隊都是全日製的職業軍人，其訓練和戰鬥素質遠高於半農半兵的半軍人。而遼國軍製同樣借鑒於唐朝，實行地方軍與中央軍並行的軍事製度。同時，根據當時遼國的周邊環境，遼國建立了按戰爭對象劃分的軍區製度，與北宋有所不同的是，遼國除了有番兵製度以外，還設立了專門的漢軍，以達到以漢製漢的作用。遼國的常備兵力在五十萬至七十萬之間，兵民比例保持在一比十五左右，遠高於北宋，兵製采取兵民合一和募兵相結合的製度，常駐宋遼前線軍隊八至九萬左右，略低於北宋。
四是從裝備對比：仰仗於北宋繁榮的工商業和手工業體係，北宋有極其完整的軍械製造鏈，從冶鐵、造鋼到刀、劍的尺寸、比例、弓箭的長度、拉力都有相關技術標準，和規範的標準化生產流程。而遼國當時的冶鐵、製造技術較為落後，基本依賴於其所控製的中原地區的漢人工匠進行相關兵器的製造和生產，其整體兵器水平遠低於北宋軍隊。同時，隨著火器在北宋軍隊的裝備，遼國的裝備劣勢進一步凸顯，至遼國滅亡，遼國軍隊也未能裝備一支火器。
五是從動員力量上對比：按照宋朝的兵民比例，在緊急戰爭狀態下，宋朝除了可以將數十萬駐守地方的禁軍和廂兵調往前線外，還可以利用其嚴密的中央集權製度，緊急動員一百萬人左右。而遼國其兵民比例已經較高，在戰爭狀態下，不但能夠動員的力量少，且為防備韃靼、突厥、女真等力量，還要將僅可動員的力量派駐在這些地區，加強對這些地區的鎮守。
六是從經濟力量對比：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兩國交戰打的不僅是前線，更是背後的國家實力。按照曆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測算，同一時期的北宋，其國內生產總值和糧食產量在整個亞洲高於其他國家的總和，其國內糧食儲備量，足以支撐北宋軍隊十年以上的連續全麵戰爭。而同時期的遼國其國內生產總值和糧食產量不足北宋的十分之一，其物資儲備量甚至不足以支撐遼軍超過一年的全麵戰爭。
如此對比下來，真不知道，北宋到底弱在哪兒了？但大大小小的戰鬥下來，北宋還是十戰九敗。這不由人對宋朝的官僚體製、軍事製度和文武百官的能力產生懷疑。
北宋王朝建立於一個諸國並立、八方建元的年代。為統一中國，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宋太祖趙匡胤製定了“先南後北”的作戰方略。按照這個方略，宋太祖先後平定荊湖、後蜀，其後兩次征伐北漢失敗，又繼續實施“先南後北”方略，平定南漢、南唐，吳越、漳泉被迫上表歸附，南方完全統一。在此基礎上，宋太宗趙光義一鼓作氣，於979年滅掉北漢，終於結束了唐亡以來延續數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據局麵，除了契丹遼朝控製的燕雲十六州以外，漢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區和南方的廣大區域重新獲得了統一。936 年，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當上“兒皇帝”，割讓幽燕十六州（燕雲十六州，也稱幽雲十六州，是漢族聚居區，號稱“華人百萬”）給契丹。宋太宗滅掉北漢後，乘勝於 979 年 6 月北伐契丹。因易州、涿州守土長官皆是漢人，太宗不戰奪得兩城。在圍攻薊州城時，契丹的鐵林廂主李劄盧存率部投降，幽州神武廳士卒鄉兵 400 餘人歸降，範陽百姓也獻牛酒犒師。宋太宗誌在必得，率軍猛攻薊州。薊州（今北京西）是契丹南京，契丹守將耶律學古堅守城池，宋兵久攻不下，士氣漸至低落。這時，遼朝以耶律休哥為前鋒，率兵救援，太宗命大軍拔營，前至高梁河迎敵。宋軍尚未到高粱河，已有遼兵數萬渡河而來，雙方展開激戰，遼軍傷亡慘重，漸向後退。太宗正要命令宋軍窮追猛打，又有兩隊遼兵分左右衝殺而來。宋軍抵擋不住，敗下陣來，太宗倉皇奔迴涿州。還未進城,耶律休哥又率遼兵追到，太宗與隊伍失散，單槍匹馬，不明路徑，又加天色昏暗，陷於泥淖之中。幸逢楊業從太原押運軍需糧草趕到，才得以脫身。
毛澤東讀《宋史·太宗本紀》至此，寫下批語:“此人不知兵，非契丹對手。爾後屢敗，契丹均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辦法，宋人終不省。”
偉人所言，點中要害。
說趙光義不知兵，並非冤枉。僅就這次進攻契丹來說，宋軍滅北漢，已是精疲力竭，以疲憊之師於 酷暑與兵力強盛的契丹作戰，是“不知兵”之一;宋軍長驅直入，連下兩城，幾乎沒遇到周折，這是契丹“誘敵深入”之計，而太宗卻不明就裏，孤軍深入，是“不知兵”之二；宋軍久攻薊州不下,卻又不做打援準備,待遼軍蜂擁而至才倉促迎戰,是“不知兵”之三。兩次征討契丹失敗，宋朝主和派意見占了上風，太宗詔命沿邊州縣把守邊境，不得興釁滋事。雍熙三年（986 年）正月，知雄州開封賀令圖及其父嶽州刺史賀懷浦上書太宗，稱“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太宗下令東路出雄州（今河北雄縣)，由曹彬、米信率領；中路出定州（今河北定縣)，由田重進率領；西路出雁門，由潘美、楊業率領，計 30 萬大軍北上攻遼。三路之中，東路屬佯攻部隊，目的在於吸引遼軍主力，掩護中、西兩路，最後合圍幽州。西路、中路進展順利，奪取寰、應、朔、雲、蔚諸州及飛狐口（今河北淶源），這時傳來東路軍大敗消息。原來曹彬不顧原定計劃，孤軍深入，結果被遼軍截斷糧道，造成潰敗局麵。宋太宗下令全線退兵。此即毛澤東所說“雍熙三年敗於契丹”。
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這裏隻是針對宋太宗一個人的能力而言的。指出了北宋必敗的領導因素。其實，北宋必敗，還有戰略思想方麵的原因。
人們對宋朝的第一印象，就是“積弱積貧”。這種感知是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骨子裏的。而直接給人帶來這種印象感知的，則是宋朝羸弱的軍力，因此，盡管宋朝經濟、文化、科技發達，但人們對宋朝往往抱有不屑一顧的態度。這說明，軍事實力是否強大，是判斷一個國家強盛與否的第一標準。就像一個地區的教育質量，人們往往隻看高考，高考成了老百姓評判一個地區教育質量的唯一標準。這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就是國力也好，教育也罷，人們隻看結果，不看過程，也不問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