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9章 戊戌變法，一場絕望中的自我覺醒
曆史排行榜，萬朝皇帝卷起來了 作者：權照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884年，年僅19歲的譚嗣同選擇離家出走，
他選擇徒步旅行的方式，
遊曆了大清國的大部分地區。
這次旅行讓他看到了清朝的真實麵貌，與他之前的認知大相徑庭。
彼時，洋務運動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
但譚嗣同卻發現，大部分地區並未享受到這場運動的成果。
普通百姓仍然生活在困境之中，他們受到官吏的壓迫和剝削，卻無法發出聲音，尋求公正。
譚嗣同總結下來，這些問題應該就是封建專製統治所帶來的一些列弊端。
所以即便他父親譚繼洵曾擔任過湖廣總督，他自己就是官二代，但他卻依舊毫不留情地批判著封建專製製度。”
“譚繼洵依舊期望兒子能跟隨自己的腳步，進入仕途。
在他的督促下，譚嗣同從五歲起就開始學習四書五經。
但譚嗣同對八股文的應試教育並無熱情，他的考試成績一直不理想，始終未能成功通過科舉考試。
從清代的官員檔案中可以看出，他的功名僅限於監生。
到了1894年，譚嗣同對清朝軍隊的‘屢戰屢敗’深感失望，於是他決定放棄科舉之路，全心投入到新學和維新事業中。
雖然譚繼洵曾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但最終他還是作出了妥協，不再強迫譚嗣同參加科舉考試。
然而，譚繼洵的讓步是有限度的。
他嚴肅地對譚嗣同說：‘我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不知道還能活多久。
你可以不參加科舉考試，但你也已經三十多歲，必須為自己的未來打算。
全家人的生活都要靠你，我先為你捐個官職吧！’
於是，譚繼洵為兒子爭取到了一個江蘇候補知府的職務。”
“譚繼洵一直在為兒子譚嗣同鋪設著他所認為的，最正確的仕途道路，
可譚嗣同卻對這種安排充滿了抵觸與憤懣，內心的怒火與不滿從未消減。
這種父子間的對立，一直持續到譚嗣同生命的最後一年。
在應光緒帝召見之前，
譚嗣同以江蘇候補知府的身份在南京閉門撰寫《仁書》。
在這部作品中，他將對腐敗朝廷的滿腔怒火轉化為對專製製度的深刻批判，直斥：‘兩千餘年的專製製度，實乃大盜之政。’”
看到這裏，許多皇帝的臉色都變得有些陰沉難看起來。
這家夥，可不就是一杆子打翻了一船帝王嘛！
不過封建社會確實也有很大的弊端，譚嗣同說的也不算錯。
“這一年，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戰敗。
隨後在慈禧太後的授意下，李鴻章簽署了喪失國權、屈辱至極的《馬關條約》。
譚嗣同心中充滿悲憤，
他立誌要奮發圖強，求學上進，推動國家變革。
此後，他積極投身湖南的新學運動。
次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公車上書’，唿籲清政府進行改革。
譚嗣同帶著崇敬之情赴京，與康有為等人結識，並從他們那裏獲得深刻的啟發與鼓舞。”
“1898年，譚嗣同在湖南成立南學會，並創辦《湘報》宣傳變法思想，成為維新派中的激進人物。
同年6月，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正式宣布實施變法。
譚嗣同看到了實現自己抱負的曙光。
同年8月，在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舉薦下，譚嗣同應召入京。
光緒帝下詔授予他四品卿銜和軍機章京職務，讓他直接參與變法事務。
康有為不僅學識淵博，聲名顯赫，譚嗣同將康有為視為偶像和救星。
他深信，隻要追隨康有為的步伐，變法必定能夠順利實現。
在戊戌政變即將發生前夕，
譚嗣同曾夜訪袁世凱，力勸他起兵反抗，鏟除慈禧太後的親信榮祿，以輔助光緒帝全力推進變法。”
“袁世凱表麵上對譚嗣同信誓旦旦，但背地裏卻向慈禧太後和榮祿告密，譚嗣同對此一無所知。
九月初，政變終於爆發。
慈禧太後下令逮捕所有維新黨人，譚嗣同也在其中。
他的日本朋友得知消息後，立刻通知了他，並表示願意協助他逃脫。
然而，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選擇逃往日本駐華使館避難不同，譚嗣同卻主動放棄了逃生的機會。
當梁啟超勸他逃往日本時，譚嗣同堅決地迴應道：‘我父親在湖北任職，我怎能拋下一切逃走？我早已抱定必死的決心。’
他知道，如果自己逃走，慈禧太後必定會遷怒於他的父親。
為了保護父親和家人，他寧願選擇留下，甚至希望通過自己的犧牲來喚醒國人的覺悟。
他從容地安排好自己的後事，
將手稿、書信等物品托付給一位可靠的人，請其轉交給梁啟超代為保管。
譚嗣同心中時刻掛念著父親。
盡管父子二人在政見上存在分歧，但血脈相連的親情卻是無法割舍的。
他不能再讓父親受到牽連，於是他決定模仿父親的字跡，寫下七封‘決裂信’。
這些信件內容都是狠狠地斥責自己‘大逆不道’，並代替父親與自己斷絕父子關係，以此保護家人免受牽連。
他反複修改、銷毀前三稿，直到第四稿完成後才仔細斟酌，最終將信件疊好封入信封。
做完這一切後，譚嗣同便靜坐在家中等待清兵的到來。”
“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被捕時，官兵在他的書房裏發現了他寫給父親譚繼洵的‘決裂信’，並立即將這些信件沒收。
這些信件隨後被呈送到慈禧太後手中，成為了重要的證據。
由於信件中明確表示了與父親的決裂，
清政府認為譚繼洵與譚嗣同的活動並無直接聯係，
因此對譚繼洵的處罰相對較輕，僅下令將他驅逐迴原籍。
而譚嗣同在被捕後，被關押在刑部監獄，這座監獄的的名字叫做‘天牢’。
在獄中，譚嗣同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信念，麵對死亡毫無畏懼。
臨刑前的夜晚，他懷著必死的決心，在牢房的牆壁上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首詩。
他撿起地上的煤屑，以牆壁為紙，以煤屑為墨，揮毫寫下：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譚嗣同以生命為代價，詮釋了自己對國家和民族的信念、忠誠與擔當。”
他選擇徒步旅行的方式，
遊曆了大清國的大部分地區。
這次旅行讓他看到了清朝的真實麵貌，與他之前的認知大相徑庭。
彼時，洋務運動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
但譚嗣同卻發現，大部分地區並未享受到這場運動的成果。
普通百姓仍然生活在困境之中，他們受到官吏的壓迫和剝削，卻無法發出聲音，尋求公正。
譚嗣同總結下來，這些問題應該就是封建專製統治所帶來的一些列弊端。
所以即便他父親譚繼洵曾擔任過湖廣總督，他自己就是官二代，但他卻依舊毫不留情地批判著封建專製製度。”
“譚繼洵依舊期望兒子能跟隨自己的腳步，進入仕途。
在他的督促下，譚嗣同從五歲起就開始學習四書五經。
但譚嗣同對八股文的應試教育並無熱情，他的考試成績一直不理想，始終未能成功通過科舉考試。
從清代的官員檔案中可以看出，他的功名僅限於監生。
到了1894年，譚嗣同對清朝軍隊的‘屢戰屢敗’深感失望，於是他決定放棄科舉之路，全心投入到新學和維新事業中。
雖然譚繼洵曾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但最終他還是作出了妥協，不再強迫譚嗣同參加科舉考試。
然而，譚繼洵的讓步是有限度的。
他嚴肅地對譚嗣同說：‘我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不知道還能活多久。
你可以不參加科舉考試，但你也已經三十多歲，必須為自己的未來打算。
全家人的生活都要靠你，我先為你捐個官職吧！’
於是，譚繼洵為兒子爭取到了一個江蘇候補知府的職務。”
“譚繼洵一直在為兒子譚嗣同鋪設著他所認為的，最正確的仕途道路，
可譚嗣同卻對這種安排充滿了抵觸與憤懣，內心的怒火與不滿從未消減。
這種父子間的對立，一直持續到譚嗣同生命的最後一年。
在應光緒帝召見之前，
譚嗣同以江蘇候補知府的身份在南京閉門撰寫《仁書》。
在這部作品中，他將對腐敗朝廷的滿腔怒火轉化為對專製製度的深刻批判，直斥：‘兩千餘年的專製製度，實乃大盜之政。’”
看到這裏，許多皇帝的臉色都變得有些陰沉難看起來。
這家夥，可不就是一杆子打翻了一船帝王嘛！
不過封建社會確實也有很大的弊端，譚嗣同說的也不算錯。
“這一年，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戰敗。
隨後在慈禧太後的授意下，李鴻章簽署了喪失國權、屈辱至極的《馬關條約》。
譚嗣同心中充滿悲憤，
他立誌要奮發圖強，求學上進，推動國家變革。
此後，他積極投身湖南的新學運動。
次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公車上書’，唿籲清政府進行改革。
譚嗣同帶著崇敬之情赴京，與康有為等人結識，並從他們那裏獲得深刻的啟發與鼓舞。”
“1898年，譚嗣同在湖南成立南學會，並創辦《湘報》宣傳變法思想，成為維新派中的激進人物。
同年6月，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正式宣布實施變法。
譚嗣同看到了實現自己抱負的曙光。
同年8月，在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舉薦下，譚嗣同應召入京。
光緒帝下詔授予他四品卿銜和軍機章京職務，讓他直接參與變法事務。
康有為不僅學識淵博，聲名顯赫，譚嗣同將康有為視為偶像和救星。
他深信，隻要追隨康有為的步伐，變法必定能夠順利實現。
在戊戌政變即將發生前夕，
譚嗣同曾夜訪袁世凱，力勸他起兵反抗，鏟除慈禧太後的親信榮祿，以輔助光緒帝全力推進變法。”
“袁世凱表麵上對譚嗣同信誓旦旦，但背地裏卻向慈禧太後和榮祿告密，譚嗣同對此一無所知。
九月初，政變終於爆發。
慈禧太後下令逮捕所有維新黨人，譚嗣同也在其中。
他的日本朋友得知消息後，立刻通知了他，並表示願意協助他逃脫。
然而，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選擇逃往日本駐華使館避難不同，譚嗣同卻主動放棄了逃生的機會。
當梁啟超勸他逃往日本時，譚嗣同堅決地迴應道：‘我父親在湖北任職，我怎能拋下一切逃走？我早已抱定必死的決心。’
他知道，如果自己逃走，慈禧太後必定會遷怒於他的父親。
為了保護父親和家人，他寧願選擇留下，甚至希望通過自己的犧牲來喚醒國人的覺悟。
他從容地安排好自己的後事，
將手稿、書信等物品托付給一位可靠的人，請其轉交給梁啟超代為保管。
譚嗣同心中時刻掛念著父親。
盡管父子二人在政見上存在分歧，但血脈相連的親情卻是無法割舍的。
他不能再讓父親受到牽連，於是他決定模仿父親的字跡，寫下七封‘決裂信’。
這些信件內容都是狠狠地斥責自己‘大逆不道’，並代替父親與自己斷絕父子關係，以此保護家人免受牽連。
他反複修改、銷毀前三稿，直到第四稿完成後才仔細斟酌，最終將信件疊好封入信封。
做完這一切後，譚嗣同便靜坐在家中等待清兵的到來。”
“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被捕時，官兵在他的書房裏發現了他寫給父親譚繼洵的‘決裂信’，並立即將這些信件沒收。
這些信件隨後被呈送到慈禧太後手中，成為了重要的證據。
由於信件中明確表示了與父親的決裂，
清政府認為譚繼洵與譚嗣同的活動並無直接聯係，
因此對譚繼洵的處罰相對較輕，僅下令將他驅逐迴原籍。
而譚嗣同在被捕後，被關押在刑部監獄，這座監獄的的名字叫做‘天牢’。
在獄中，譚嗣同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信念，麵對死亡毫無畏懼。
臨刑前的夜晚，他懷著必死的決心，在牢房的牆壁上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首詩。
他撿起地上的煤屑，以牆壁為紙，以煤屑為墨，揮毫寫下：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譚嗣同以生命為代價，詮釋了自己對國家和民族的信念、忠誠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