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文人騷客,隻要說到誰最會吃,很少人會不提《隨園食單》,而提到《隨園食單》就不會不提作者袁枚。袁枚,字子才,生於1716年,活了82歲,在當時算是人瑞了。在孟緞紅成長的那個年代,中學課本裏選過袁枚的《祭妹文》當課文。袁枚與其三妹袁素文,從小青梅竹馬,兄妹間情感很深。他這篇文章情詞懇切,發自胸腹,很少認真讀《祭妹文》的人不會被感動得想要發出一聲歎息。現摘錄一段如下:


    “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嚐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日長成,遽躬蹈之。嗚唿!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餘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


    有話雲“讀《出師表》不哭者不忠,讀《陳情表》不哭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其實我看還得加上“讀《祭妹文》不哭者不真”吧。袁枚的文章,在講求八股的盛清之際算是文學革命,當時他的許多行徑,肯定算得上離經叛道的行為。他主張直抒胸臆的性靈文章,諷刺那些追尋唐宋古風的八股文章根本是“貧賤驕人、木偶演戲、開骨董店”。這種批評的語言本真是大膽前衛,尖酸刻薄,簡直是什麽話都敢講。作為一個大文豪,語帶刻薄總是不好的。印象中李敖、魯迅都曾在文章中破口大罵,這都給人留下了曆史證據。在有聲望的家庭出生的人,即使再生氣,也不會輕易在大庭廣眾之下失去雅度的。


    讀者要往下看才又會恍然大悟,袁枚不僅敢講,而且是一個極為敢“做”的人。


    要說“出名要趁早”,袁枚可比張愛玲出名更早,這位袁大才子很早就受到了主流社會的關注。袁枚是文學神童,他十二歲就中了秀才啦,然後一帆風順,二十三歲中進士,二十四歲聯捷殿試二甲第五名,也就是說連乾隆爺都欽閱過他的文章(殿試是皇帝欽點科考前十名的文章聖覽)。這還不能充分說明他的才氣,別說乾隆帝了,就連共和國的毛澤東主席都讀他的文章,而且不管是革命時期,還是建國大業完成之後,袁子才的《隨園詩話》一直是毛主席經常讀的一本書,自己讀還不夠,還要兩兒子也一起讀。為什麽呢?除了詩人觀摩詩文外,看倌讀到最後,要自己領會了。魯迅先生算是文學大家了,他研究中國文學的深刻程度隻差胡適之博士一點點,連他老人家都說《隨園詩話》這本書“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此外,高陽、蔡瀾、梁實秋、汪曾祺、陳存仁這些大吃客都在文章中熱情討論過袁枚,可見得袁枚真是有那麽點值得大家注意的本領。


    有這樣的的才情,袁子才當年其實有點狂妄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他未免有點忒大膽了點。據說他在科考中的對賦(也就是對對子)“因風想玉珂” 一題的答卷中,居然寫道:“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雖然沒有完全直指什麽,但隱隱約約你能感覺得到這是一種花花公子口吻的文句,難聽點的說,是輕薄與淫穢了,那些熟讀聖賢書的的文廟翰林們一看這句子,哪能接受呢?一下子就議論要否決了袁枚的文章。可是時任文華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叫尹繼善的考官卻很欣賞他,於是力排眾議,終於讓袁子才沒有名落孫山。在那個八股年代,別說答卷上一句話了,有時單就忘了避諱一個字,可能就會落榜了;甚至考生的名子取得不好都會落選。像慈禧某年就因為有個考生叫王國鈞的,慈禧太後覺得這不正是“亡國君”的不好暗示嗎,當場就斃掉了考生的名次。這尹繼善後來當然成了袁子才的恩師,而且不止一次造就了袁大才子。


    在京當了幾天翰林院的學者,袁枚就想辦法調到地方當官,當過現在南京地區的縣太爺。在地方當官五年,袁枚就買下了江寧織造隋赫德的一處園子,並且改名為隨園。這隋赫德就是當年雍正帝派去抄《紅樓夢》曹雪芹他家的大官,也就是說,這隨園可能是曹家百處家產的一部份。看起來,袁枚官運是不差,南京算是極為富庶的地方,他能去那裏幹這個肥缺,據說又是這個叫尹繼善的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疏通的。如果好好幹下去,袁枚以“從地方包圍中央”之勢,更上一層樓不是沒有可能,但令人驚訝的是,三十四歲,袁枚就以父親故去、要奉養高堂老母、自己身子骨不好等等為由辭了官,在隨園開始享受他接下來的五十年閑雲野鶴、聲色犬馬、荒淫無度的日子。


    桃花笑春風


    袁枚能吃會吃,在江湖上是人人皆知的事,然而唯有那些愛讀稗官野史、筆記小說的人,才會對袁子才的“食色風流”評頭論足。但是評者老是忽略了一個時代的差異性,把今天的社會尺度套在另一個時代,不能算是恰當。早在乾隆時代,袁枚的桀驁不馴和我行我素,就已惹得許多人憎恨他、妒嫉他,用文章詆毀他。甚至到了近代,文人們對他的態度也是兩極化的。汪曾祺在文章中說到,他不喜歡袁子才的為人,但另一方麵對《隨園食單》的內容還是抱持著欣賞的態度。曆史小說家高陽的態度基本和汪曾祺一樣,覺得袁子才的“品流”不高,但對《隨園食單》還是花了大篇幅去討論。高陽認為,不像李漁,袁子才的食單是可以實際操作與嚐試的,有許多還是很有創意的佳肴,記錄了一些失傳的民間料理做法,是彌足珍貴的飲銑史料。高陽也不喜歡袁枚,他的立論很簡單,因為袁枚不擅酒。他的意思大概是不喝酒的人,境界不能算高吧,陶淵明就喝酒,白居易也喝酒,就別說李白了。這兩位是“不以人廢言”的代表。民國大中醫陳存仁對袁子才的態度基本上算是憎惡了,他花了幾十頁的功夫把袁子才的家底給淘盡了,找出袁子才淫穢終日的許多傳聞。寫過食療食補文章的陳存仁在中醫界是個文藝才子,師承章太炎,他對食單卻沒有什麽特殊感情。不論如何,從古至今因為褒貶不一,袁子才可算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人物。


    汪曾祺並沒有說明為什麽他不喜歡袁枚的為人,我隻能猜測兩點:一是袁枚為地方父母官,然徇私枉法私情太多,說不上清廉正直。二是袁枚對女人是不顧封建社會的約俗,恣情縱欲,態度太過表露。更有甚者則是人們認為他另有龍陽之癖(就是斷臂山的意思啦)。


    這些指控似乎爭議也頗大。說他為官幾年買下隋園,一定是貪汙。其實這隨園地處當時的“荒山”,就算是曹家產業,也隻是不好的一處吧(跟今天南京市找出來的隨園舊址,不見得是同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父母官,幹個幾年買下比平常人大一點的一處房子,就情就理也不算太過份。何況當是是清代盛世,國富民強,不是天災人禍之時,說不上收刮民脂民膏,搞得民間水深火熱,亦不能算是大貪官。循私枉法部份,袁枚肯定自己不覺得有什不對。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情字為先,他倒是主動將這樣的事記載在《隨園詩話》裏。沒見過有人會把關說徇私的事自費出版,當作風雅的。現例舉一案的是是非非,其中《隨園詩話》是這樣記載的,我翻成白話,看倌可以自己判斷一下:


    掌管蘇州的孔南溪太守,嚴明果決,威武不能屈。有一青樓女子叫金蕊仙的,犯事被關了起來,身邊沒有一個人能為他說話,於是就遣人來我這裏希望我能幫她關說。我跟她不熟,隻是點頭交。但我捉摸她的話,判斷如果我不假裝跟她有特殊感情,孔太守那裏恐怕不會買帳。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孔太守說,老夫一生淡泊,沒什麽追求,隻是喜歡風花雪月的事,對此就像著了魔一般 。今年春天,到江淮一帶尋花問柳,但此間花名在外的妓女,大多是徒具虛名而己,實在不咋滴,和他們一塊吃酒玩樂真沒勁頭。隻有金蕊仙,千嬌百媚,對我有情有意,是他們這幫俗人中的枝頭鳳凰,於是我們一起去鄧尉賞梅,最後彼此依依不舍告別。今天,我接到金的一封信,說他因為別人的事被牽連惹上官司,可能要麵對酷刑罰。這事情的是是非非,大人自有判斷,且大人通情達理,在下不敢置喙幹涉。隻是我念這樣女子,風塵滾滾,波逐隨流,也許真是因為輕信愚蠢,所以最後走頭無路。聽聞大人是聖人再世,有側隱之心,能憫飄零女子,我希望大人不要對她施以杖刑擊腳。這種交際花的恩客很多,什麽人不認識?完全可以找有錢有權的貴胄來關說,但卻老遠找到我這個住在荒山僻壤的老人,可見大人威聲在外,公正嚴明,我真可以為之請命了嗎?


    末以一首元微的特贈予大人:‘寄語東風好抬舉,夜來曾有鳳凰棲。’


    後來孔太守迴信說:“鳳鳥曾棲之樹,托抬舉於東風,唯有當作召公之甘棠,勿剪勿伐而已。”我們的書信在江湖上一時傳為佳話。


    憑以上所記,可見袁子才是一憐香惜玉,又不拒結交青樓花妓的人,即便冒關說的汙名也要去保護弱女子,不怕惹上那些是是非非,實在是能通花間情語之人。他記下這事,肯定是覺得此乃風雅之事,應與人分享,毫不覺得有啥不對。


    像這樣風花雪月的記載可多了,再一則如下:


    廣東珠娘,皆惡劣無一可者,餘偶同龍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問何姓名?龍文笑曰:皆名春色。餘問何以有此美名?曰:春色惱人眠不得。


    說廣東珠江一帶的船窯妓女,長得極為惡劣。有一次我和龍文兄弟上了船,覺得意興索然,正想問船女花名,龍文弟說,不用問了,她們都叫“春色”啦。我說為何都叫這個名子?龍文打趣說,哈哈,春色恐怖嚇得人睡不著。


    她對女子的身體,就像他對美食一樣,窮究得很深,對古書中某些詞句非常感興趣,也不避諱,一則如下:


    古樂府“碧玉破瓜時”,或解以為月事初來,如破瓜,則見紅潮者,非也。蓋將瓜縱橫破之,成二八字,作十六歲解也。段成式詩:“猶憐最小分瓜日”;李群玉詩:“碧玉初分瓜字年”;此其證矣。


    也就是他最少從古來同好間悟出,享用女子身,最佳的年齡是十六歲。別說我像道學先生,我實在想象不到一個大詩人能這樣寫文章,對這種血淋淋的詞用得那麽大方自然。古來不是沒這赤裸裸講性的書,像《金瓶梅》的情節不知比這個大膽可怕多少倍,但人家可是用的筆名寫作,而我們袁子才卻是名滿天下的才子。這隻是冰山小角,五十年中,袁枚還好納妾,對風月女人,對豢養女人毫不避諱,一生都在追尋能文能詩的女人。你見過哪個大文豪會寫這樣的事?再一則如下:


    餘屢娶姬人,無能詩者,惟蘇州陶姬有二首雲:“新年無處不張燈,笙歌元宵響飛騰,唯有學吟人愛靜,小樓坐看月高升。無心閑步到蕭齋,忽有春風拂麵來,行過小橋池水活,梅花對我一枝開。”


    袁枚的風流他自己並不隱諱,時常拿出來講,就算是追逐風雅,尺度亦算是很寬了。可以說,他是一個我行我素的性情中人是不會錯的。他的風月之事,有些即便是現在看來也是很觸目心驚的。押妓賦詩就不多說了,時江南文人多遊妓院,坐擁金陵粉黛,左抱一個秦姬,右摟一個吳伶,喝花酒吟詩作對,當時是一雅致的事(多好的時代哇,哪像現代,表裏不一,人五人六),如果妓女自己能詩會畫,那就更是受到文人追捧。日本藝伎,就是受到唐朝妓風的影響,講求色藝雙全(別再罵人家日本人有藝伎這方麵的問題了,咱中國是人家這一套的祖師爺)。流連青樓妓院,是社會名流經常幹的事。所謂風流兩字,在古代比較接近今天的風月兩字,是有雅興在其中的,沒有今天人們想得那樣不堪。


    但袁枚這樣的人,一定受到很多道學之士的詆毀,特別是關於龍陽之癖的傳說。有人將他的詩文拿出來推測。說他曾寫下:“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為無鹽夫,寧作子都妾。”“周公所製禮,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夫狎我者,愛我也。”人們認為這些句子是有“那個”的意思。陳存仁更是另解他的詩文,覺得下麵之句極為可疑:“平生每好居人後,今日還應讓弟先”。我見了隻能一聲長歎,實在是斷章取義者也。


    袁子才的一生,不求聞達於官場,急流湧退,誌在鄉野,而終日飲食男女,對聲色美食的追求化為藝術的境界,是盛清時代縱情聲色犬馬生活藝術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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