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穿越明朝，我開局就離京就藩 作者：穀禾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既要馬兒跑又不要馬兒不吃草，正好可以闡明明朝中後期官員們的俸祿。
明代官員日常開支到底需要多少錢？
明人李樂《見聞雜記》的記載，李樂在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並出巡地方之時，一個月內，衙內諸如魚、肉、蔬菜的開支，共計銀子2兩餘。
這或許不包括家眷的生活開支在內。
可見，一個地方官員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是每月2兩餘銀子，一年大概需要24餘兩銀子。
這僅僅是地方官員的生活開支。
若是在京城，號稱桂玉之地，百物皆貴，再加之各種必需的應酬開支，官員的家庭消費，明顯會高出許多。
據王世貞《觚不觚錄》記載，京城官員的消費，即使頗為儉樸，也需要每年將近100兩銀子；
若是不加節儉，更是高達每年600兩—700兩銀子。
又據李延昰《南吳舊話錄》記載，稍為普通的讀書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大致需要花費銀子50兩。
很多人以為一入仕途，即可致富發家。
其實並未盡然。
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同樣開始出現了貧富分化的現象。
明代官員的貧富分化，顯然取決於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與小官之間，生活境遇迥然有別。
由此而來者，則是明代官員家庭生計的兩極分化：一是家計富厚。
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載，在鬆江府的官員群體中，如布政司參政宋愷、禦史蘇恩、主事蔣凱、員外郎陶驥、主事吳哲，家中均積至十餘萬。
家資高達10餘萬兩銀子，顯然已是相當富厚。
即使新中的進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場趨奢之風，紛紛過起了奢華的生活。
這些官員大多已經相信，奢華的生活可以通過日後的官場生涯得以維係。
換言之，官員的身份可以換取富厚的生計。
二是家計清貧。
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確乎有不少人的生計，仍然處於一種清貧的狀態。
明代官員家庭生計，並非一概是朱門酒肉臭的景象。
據談遷《北遊錄》記載，崇禎朝的內閣大學士薛國觀，稱得上是位至人臣之極。
但他被抄家時，所抄沒之財，不過“六百金”，亦即區區600兩銀子。
此外，薛國觀居住的房舍，客廳隻有三間，居室也不過四進而已，而且均是“世產”，即祖上傳下來的房產。
又如，東林黨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戶普遍接受富戶詭計的風氣下。
卻從不接受他人投獻、詭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僅有田25畝。
至於那些身為官員典範的清官，更是無不家計清貧，其例俯拾即是。
明代中期以後，很多初任官員很多都陷於困頓的窘境，甚至導致京債的盛行。
以觀政進士為例，據萬曆三十二年（1604）李廷機的上疏可知。
他們在觀政候選之時，生計已是相當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借貸。
至於那些在京城候選末職的官員，更是窮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縫度日。
為了償還這筆債務，官員上任之後，除了盤剝百姓和收受賄之外，隻能挪用庫銀還債。
明代官員的收入又如何呢？
明代官員俸給，分為本色、折色兩種支取。
本色支取的俸給，又可分為三種：
一是月米，大致為每位官員每月支取1石。
這是官員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
二是折絹米，即以絹折米，官員俸給每年有2個月支取的是折絹米，通常為絹1匹，折銀7錢。
三是折銀米，即以銀折米，每年有10個月支取的是折銀米。
明朝廷為了讓官員維持還算體麵的生活，隻好在常俸之外，給官員一些額外的津貼。
盡管在明代尚無養廉銀之說，但這些津貼目的還是為了讓地方官員養廉。
明代官員津貼，主要有以下三項：
一是差旅津貼，包括官員上任時的道裏費，地方官員朝覲時的盤費。
道裏費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為：
知府50兩銀子，知州35兩銀子，知縣30兩銀子。
地方朝覲官員的盤費，道途遠的多達100兩銀子，近的則為50兩—60兩銀子。
二是柴薪銀。
這項柴薪銀津貼，實際上往往多於官員的月俸。
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八日，馮夢禎正好任職南京國子監，就在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僅為1.78兩。
至於柴薪銀，則收到了兩項，其中額定的柴薪銀為3.6兩，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銀加上閏月柴薪銀共計13兩餘。
三是廩給銀。
如李樂任福建按察司僉事，照例每天有廩給銀3錢，每月合計9兩。
可見明朝官員的收入少得可憐。
當然明代官員也有一些額外收入。
一些官員會獲得來自朝廷各種名色的賜賚，尤其是在朝的大臣，所得賞賚則相對更多。
這部分隻有少數人可以獲得。
除此之外就是朝廷是賜給官員節錢，屬於官員過節時的補助性收入。
但仍舊不能讓官員一家老小過上好日子。
朝廷給的錢不足以讓自己過上好日子，官員們隻有另想辦法。
一是官場交際收禮。
如各省進京入賀的官員，全省府、州、縣均需要贈送“贐儀及長夫”，其數有時多達300兩—500兩銀子。
二是貪汙受賄。
按照明代的俗例，每當朝覲之年，地方知府、知縣以上官員，必人須沒人拉一二千兩銀子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用。
根據明末人陳子龍《安雅堂稿》卷十的估算。
一個僅僅管轄百裏的知縣，從布衣身份，直至官拜禦史、給事中，所費最少大約也要數千兩銀子。
這些無端的虧空，府、縣官員不可能自掏荷包，最後還是通過納賄等加以補齊。
二是通過侵克而增加額外收入。
以宜興縣為例，據唐順之的揭示，地方百姓為了供奉縣官的飲食起居，每年將達100兩銀子。
三是通過勒索、科賄而增加額外收入。
根據成化十五年（1479）明憲宗所下聖旨的揭示。
當時管理京城九門和通州各處抽分廠的內外官員，大多不遵法度。
將那些原本不該抽稅的柴米等項物品，“一概擅自抽分，或差人四散當攔，巧取財物”。
京城如此，地方也不例外。
以陝西盩厔縣科派車輛、牛騾為例，每年科派的車輛多達三四百輛，折合成銀價，相當於一縣的均徭銀數。
這些科派的銀兩，最後均落入知縣的私囊。
既然你老朱家不給我草吃，我隻能自己找草吃。
既然我自己找草吃了，你老朱家的江山破不破滅跟我有什麽關係。
你朝廷有沒有錢也跟我沒關係。
所以，朱祁鈺一登基就給各級官員漲俸祿，為的就是讓官員們對大明能夠用點心。
明代官員日常開支到底需要多少錢？
明人李樂《見聞雜記》的記載，李樂在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並出巡地方之時，一個月內，衙內諸如魚、肉、蔬菜的開支，共計銀子2兩餘。
這或許不包括家眷的生活開支在內。
可見，一個地方官員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是每月2兩餘銀子，一年大概需要24餘兩銀子。
這僅僅是地方官員的生活開支。
若是在京城，號稱桂玉之地，百物皆貴，再加之各種必需的應酬開支，官員的家庭消費，明顯會高出許多。
據王世貞《觚不觚錄》記載，京城官員的消費，即使頗為儉樸，也需要每年將近100兩銀子；
若是不加節儉，更是高達每年600兩—700兩銀子。
又據李延昰《南吳舊話錄》記載，稍為普通的讀書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大致需要花費銀子50兩。
很多人以為一入仕途，即可致富發家。
其實並未盡然。
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同樣開始出現了貧富分化的現象。
明代官員的貧富分化，顯然取決於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與小官之間，生活境遇迥然有別。
由此而來者，則是明代官員家庭生計的兩極分化：一是家計富厚。
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載，在鬆江府的官員群體中，如布政司參政宋愷、禦史蘇恩、主事蔣凱、員外郎陶驥、主事吳哲，家中均積至十餘萬。
家資高達10餘萬兩銀子，顯然已是相當富厚。
即使新中的進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場趨奢之風，紛紛過起了奢華的生活。
這些官員大多已經相信，奢華的生活可以通過日後的官場生涯得以維係。
換言之，官員的身份可以換取富厚的生計。
二是家計清貧。
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確乎有不少人的生計，仍然處於一種清貧的狀態。
明代官員家庭生計，並非一概是朱門酒肉臭的景象。
據談遷《北遊錄》記載，崇禎朝的內閣大學士薛國觀，稱得上是位至人臣之極。
但他被抄家時，所抄沒之財，不過“六百金”，亦即區區600兩銀子。
此外，薛國觀居住的房舍，客廳隻有三間，居室也不過四進而已，而且均是“世產”，即祖上傳下來的房產。
又如，東林黨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戶普遍接受富戶詭計的風氣下。
卻從不接受他人投獻、詭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僅有田25畝。
至於那些身為官員典範的清官，更是無不家計清貧，其例俯拾即是。
明代中期以後，很多初任官員很多都陷於困頓的窘境，甚至導致京債的盛行。
以觀政進士為例，據萬曆三十二年（1604）李廷機的上疏可知。
他們在觀政候選之時，生計已是相當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借貸。
至於那些在京城候選末職的官員，更是窮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縫度日。
為了償還這筆債務，官員上任之後，除了盤剝百姓和收受賄之外，隻能挪用庫銀還債。
明代官員的收入又如何呢？
明代官員俸給，分為本色、折色兩種支取。
本色支取的俸給，又可分為三種：
一是月米，大致為每位官員每月支取1石。
這是官員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
二是折絹米，即以絹折米，官員俸給每年有2個月支取的是折絹米，通常為絹1匹，折銀7錢。
三是折銀米，即以銀折米，每年有10個月支取的是折銀米。
明朝廷為了讓官員維持還算體麵的生活，隻好在常俸之外，給官員一些額外的津貼。
盡管在明代尚無養廉銀之說，但這些津貼目的還是為了讓地方官員養廉。
明代官員津貼，主要有以下三項：
一是差旅津貼，包括官員上任時的道裏費，地方官員朝覲時的盤費。
道裏費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為：
知府50兩銀子，知州35兩銀子，知縣30兩銀子。
地方朝覲官員的盤費，道途遠的多達100兩銀子，近的則為50兩—60兩銀子。
二是柴薪銀。
這項柴薪銀津貼，實際上往往多於官員的月俸。
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八日，馮夢禎正好任職南京國子監，就在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僅為1.78兩。
至於柴薪銀，則收到了兩項，其中額定的柴薪銀為3.6兩，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銀加上閏月柴薪銀共計13兩餘。
三是廩給銀。
如李樂任福建按察司僉事，照例每天有廩給銀3錢，每月合計9兩。
可見明朝官員的收入少得可憐。
當然明代官員也有一些額外收入。
一些官員會獲得來自朝廷各種名色的賜賚，尤其是在朝的大臣，所得賞賚則相對更多。
這部分隻有少數人可以獲得。
除此之外就是朝廷是賜給官員節錢，屬於官員過節時的補助性收入。
但仍舊不能讓官員一家老小過上好日子。
朝廷給的錢不足以讓自己過上好日子，官員們隻有另想辦法。
一是官場交際收禮。
如各省進京入賀的官員，全省府、州、縣均需要贈送“贐儀及長夫”，其數有時多達300兩—500兩銀子。
二是貪汙受賄。
按照明代的俗例，每當朝覲之年，地方知府、知縣以上官員，必人須沒人拉一二千兩銀子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用。
根據明末人陳子龍《安雅堂稿》卷十的估算。
一個僅僅管轄百裏的知縣，從布衣身份，直至官拜禦史、給事中，所費最少大約也要數千兩銀子。
這些無端的虧空，府、縣官員不可能自掏荷包，最後還是通過納賄等加以補齊。
二是通過侵克而增加額外收入。
以宜興縣為例，據唐順之的揭示，地方百姓為了供奉縣官的飲食起居，每年將達100兩銀子。
三是通過勒索、科賄而增加額外收入。
根據成化十五年（1479）明憲宗所下聖旨的揭示。
當時管理京城九門和通州各處抽分廠的內外官員，大多不遵法度。
將那些原本不該抽稅的柴米等項物品，“一概擅自抽分，或差人四散當攔，巧取財物”。
京城如此，地方也不例外。
以陝西盩厔縣科派車輛、牛騾為例，每年科派的車輛多達三四百輛，折合成銀價，相當於一縣的均徭銀數。
這些科派的銀兩，最後均落入知縣的私囊。
既然你老朱家不給我草吃，我隻能自己找草吃。
既然我自己找草吃了，你老朱家的江山破不破滅跟我有什麽關係。
你朝廷有沒有錢也跟我沒關係。
所以，朱祁鈺一登基就給各級官員漲俸祿，為的就是讓官員們對大明能夠用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