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人員插問：你晚上不迴家，也不怕家心裏急？
答：那不怕麽。娃他爹想著我在娘家。我娘家想著我迴去了。
到王墹時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問他衣服呢？他說明天再洗，都這一陣了咋到河裏？過了一會外邊來了三個男人，龍說都是給他幹活的。我想：這人恁有錢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龍說你甭洗了，先做飯。
調查人員問：洗衣服是時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麽東西嗎？
答：燈暗，也看不來啥。他屋裏沒電燈，用的油燈，我還奇怪，這人錢多的三四個人雇呢，咋連電燈也不扯？衣服很髒，稠稠的一盆黑水。
問：後來呢？
答：後來……我睡下了麽。
問：怎麽睡的？
答：那三個男人上了樓，龍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個草鋪……
問：再沒有了？
答：沒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問：衣服洗完了？
大：沒有，我怕家裏操心……
村幹部：麥珍，你要有啥說啥，這可是個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說虛話，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裏……他想欺負我。
村幹部：說嘛，給你保密哩。
答：沒欺負成。半夜他爬過來，說再給我加5個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樓上的人喊：“老龍，你做啥哩？我們下來啦？”結果他沒有欺負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臨走我拈了幾件衣服。我不是圖那幾件衣服，我是想給家裏一個交待，說衣服就是工錢。
對僥幸逃生者的調查和被害者家屬的訪問，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結論：作案者為龍犯一人；殺人動機為獲取無價勞動力和謀財。
在對龍犯的一次審訊中，當審訊者一再追問龍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別處另匿有贓款時，龍犯迴答說：“不用再問了，就那573元。我殺人也不隻是圖錢財，我是為國家除害哩！”
“什麽？”
“我有三不殺，”龍繼續說，“一不殺科技人員，二不殺國家幹部，三不殺職工、工人。我隻殺殘廢人，隻殺愚昧無知憨憨傻傻……”
語驚四座。
不論龍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開脫？戲謔之言？龍犯認為那三種不殺之人之外的人均屬於社會無益的多餘之人？但調查結果證明，被害者和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種殘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並且為鄉村的強壯勞力，是農家頂門立戶的人。
這就引發了一個疑問，也是省城和燕京來的領導幹部及工作人員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龍犯為什麽能輕易誘來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內的如此眾多的人？以龍犯本人的情況--形象猥瑣，衣冠不整；以龍家家境--一貧如洗，汙穢不堪，何以能誘得那麽多強似他的人，甚至＝員、複員軍人、鄉村幹部來給他家幹活呢？
這與商州具體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習性有一定關係。
商州乃貧困山區，交通不便，地力欠豐，古代多作謫官之所便可說明這點。20世紀70年代，“四人幫”沿襲古例，就曾將彭真同誌“謫貶”到了這裏。民國時期，商境的狀況誠如誌書所言：“軍閥混戰，政令不通，社會治安狀況惡化，人民生活尤為清苦，農無存糧，形成農不敢食饅頭，三餐隻喝玉米糊糊，出現麥價廉而玉米貴的怪現象。
如遇災荒，中人之家落為貧戶，貧困之家淪為乞丐，甚至盜匪……”“……正如本地諺雲：‘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飯碗照影影（飯稀），半年糠菜半年糧，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國成立以後，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經濟發展仍較為緩慢，遠低於全省的平均水平，屬中央扶助救濟的特貧地區。
所以，每逢災年，青黃不接時節和冬閑時節，不少農民出走他鄉，老幼乞討，青壯年賣工，女人投親靠友或給人當臨時媳婦，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縣一縣委書記曾從華山腳下的羅浮車站一次攔迴18車外流人口！然而此數字又能占全縣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幾？新時期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除了一些土地極為貧瘠的偏遠山區，境內的農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僅僅是“食可裹腹”而已。
想到老頭給我說過的這起案件，我不得不感歎一聲，窮真的是一種病，沒法治，如果不是人都窮瘋了，龍治民也不會得手這麽多次。使勁甩了甩頭腦，將腦子裏的想法拋之腦後，重新辨別了方向，走向大豐廠的辦公大樓。
大樓裏麵的走動的行人寥寥無幾，我按著昨天的路線找到了人事部，敲門進入後，發現裏麵僅有一個人在值班，說明來意後，人事部的值班員很爽快的給了我一份廠裏的員工名單，大致的翻看了幾頁，裏麵的人員從廠長到看門保安都有，而且每人所在的崗位都有明確的說明，基本上是齊全的，為了不放心我還特意問了下，值班員迴答說每次廠裏有人員變動，都會立馬登記，不會拖延。
拿著表本迴到大豐廠的員工宿舍，孫建國等人此時正在樓下詢問居民的情況，看樓下排隊的情況似乎是挨個問話，我走過去問了下需不需要幫忙，孫建國很嫌棄的看了我眼：“你趕緊把你的那部分任務弄完就阿彌陀佛了，這邊的事情我們幾人來就夠了。”
“好說，那我就先整理人員名單了。”
走到一旁的樹根處盤坐下，我仔細翻看著手裏的人員名單，因為樓孫村早已經不在，原先村裏的人全都遷徙了戶口，所以此時人員名單上登記的戶籍並沒有樓孫村的地址。
於是我隻好先是從工位開始排查，為了弄清楚各個職位負責的工作以及化肥的生產過程，我喚來一個筒子樓的居民，仔細詢問了廠區的工作分配。從他那裏我得到了廠子的一些基本的工作分配和生產流程。
首先是倉庫，裏麵放著生產花費所需要的各種原料，其次就是一號廠房，裏麵的人負責對原料進行粗加工，比如配料、攪拌等方麵的工作。在經過對原料的粗加工後，半成品會通過管道運送到二號廠房，二號廠房的任務是將半成品進行深度加工，例如加入一些特殊的原料，讓其進行化學反應，轉化變成品，之後的成品會再次運輸到三號廠房，進行定型風幹處理，使其變成顆粒狀的化肥，最後裝袋運走。
因為對現場發現的灰色粉末鑒定結果尚未出來，我也不確定它們究竟是來自一號廠房還是二號廠房，於是抱著瞎貓碰上死耗子的心態，將現場發現的灰色粉末狀物質描述了番，結果被我詢問的居民還真知道，一口咬定說是來自一號廠房，並解釋說，灰色的化肥隻有一號廠房有，化肥在二號廠房已經變成了黑色，三號廠房也是黑色的，隻有一號廠房的半成品才會是灰色的。
根據這一線索，我開始在名單上尋找起來，十多分鍾過去，其中既住在筒子樓的，而且是在一號廠房上工的，同時滿足這倆個條件的一共有三人，分別是四十五歲的蘭凱，五十一歲的庫玉濤，和二十七歲的蘇福海。
如果按照之前推理的話，二十七歲的蘇福海現在基本已經可以排除嫌疑，剩下的隻有四十五歲的蘭凱和五十一歲的庫玉濤，現在沒查戶籍地址，還不確定他們原戶籍地在什麽位置，所以不好進一步作出排除。
將這一情況說給張斌聽，他瞧了倆眼又將目光挪迴到筆錄上，往前翻到一頁停下，指著其中一行對我說道：“諾，這是那倆人做的筆錄，至於蘇福海，還沒輪到他做筆錄，從他們剛剛說的來看，這倆人均有不在場證明，蘭凱昨晚帶孩子去醫院打疫苗，而庫玉濤則在四樓的一戶人家裏打牌。”
“倆個都有完整的不在場證明？那不活啊！”
看完筆錄我忍不住驚訝的失聲道，隨後又問：“帶孩子去醫院的是啥時候迴來的？打牌的是啥時候結束的？”
張斌攤手無奈的接著說道：“帶孩子上醫院的是一夜未歸，都在醫院照看孩子，今天早上才迴來的，而打牌的是十二點才結束的，我詢問過那幾個和他打牌的，中途沒有離場過，一直坐在牌桌上，甚至沒有去過廁所。”
這事孫建國走過來問道情況如何，我隻好將剛剛的發現報告給他，並說道：“副隊長，是不是我們的思路又出問題了？”
“不好說，咱們的思路可能並沒有出錯，而是兇殺隱藏的太深，就像去年公交車墜河一案，我們所看到的所有線索都是兇殺有意暴露給我們的，用來誤導我們的思路和偵案的進度。”
答：那不怕麽。娃他爹想著我在娘家。我娘家想著我迴去了。
到王墹時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問他衣服呢？他說明天再洗，都這一陣了咋到河裏？過了一會外邊來了三個男人，龍說都是給他幹活的。我想：這人恁有錢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龍說你甭洗了，先做飯。
調查人員問：洗衣服是時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麽東西嗎？
答：燈暗，也看不來啥。他屋裏沒電燈，用的油燈，我還奇怪，這人錢多的三四個人雇呢，咋連電燈也不扯？衣服很髒，稠稠的一盆黑水。
問：後來呢？
答：後來……我睡下了麽。
問：怎麽睡的？
答：那三個男人上了樓，龍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個草鋪……
問：再沒有了？
答：沒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問：衣服洗完了？
大：沒有，我怕家裏操心……
村幹部：麥珍，你要有啥說啥，這可是個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說虛話，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裏……他想欺負我。
村幹部：說嘛，給你保密哩。
答：沒欺負成。半夜他爬過來，說再給我加5個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樓上的人喊：“老龍，你做啥哩？我們下來啦？”結果他沒有欺負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臨走我拈了幾件衣服。我不是圖那幾件衣服，我是想給家裏一個交待，說衣服就是工錢。
對僥幸逃生者的調查和被害者家屬的訪問，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結論：作案者為龍犯一人；殺人動機為獲取無價勞動力和謀財。
在對龍犯的一次審訊中，當審訊者一再追問龍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別處另匿有贓款時，龍犯迴答說：“不用再問了，就那573元。我殺人也不隻是圖錢財，我是為國家除害哩！”
“什麽？”
“我有三不殺，”龍繼續說，“一不殺科技人員，二不殺國家幹部，三不殺職工、工人。我隻殺殘廢人，隻殺愚昧無知憨憨傻傻……”
語驚四座。
不論龍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開脫？戲謔之言？龍犯認為那三種不殺之人之外的人均屬於社會無益的多餘之人？但調查結果證明，被害者和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種殘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並且為鄉村的強壯勞力，是農家頂門立戶的人。
這就引發了一個疑問，也是省城和燕京來的領導幹部及工作人員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龍犯為什麽能輕易誘來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內的如此眾多的人？以龍犯本人的情況--形象猥瑣，衣冠不整；以龍家家境--一貧如洗，汙穢不堪，何以能誘得那麽多強似他的人，甚至＝員、複員軍人、鄉村幹部來給他家幹活呢？
這與商州具體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習性有一定關係。
商州乃貧困山區，交通不便，地力欠豐，古代多作謫官之所便可說明這點。20世紀70年代，“四人幫”沿襲古例，就曾將彭真同誌“謫貶”到了這裏。民國時期，商境的狀況誠如誌書所言：“軍閥混戰，政令不通，社會治安狀況惡化，人民生活尤為清苦，農無存糧，形成農不敢食饅頭，三餐隻喝玉米糊糊，出現麥價廉而玉米貴的怪現象。
如遇災荒，中人之家落為貧戶，貧困之家淪為乞丐，甚至盜匪……”“……正如本地諺雲：‘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飯碗照影影（飯稀），半年糠菜半年糧，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國成立以後，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經濟發展仍較為緩慢，遠低於全省的平均水平，屬中央扶助救濟的特貧地區。
所以，每逢災年，青黃不接時節和冬閑時節，不少農民出走他鄉，老幼乞討，青壯年賣工，女人投親靠友或給人當臨時媳婦，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縣一縣委書記曾從華山腳下的羅浮車站一次攔迴18車外流人口！然而此數字又能占全縣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幾？新時期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除了一些土地極為貧瘠的偏遠山區，境內的農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僅僅是“食可裹腹”而已。
想到老頭給我說過的這起案件，我不得不感歎一聲，窮真的是一種病，沒法治，如果不是人都窮瘋了，龍治民也不會得手這麽多次。使勁甩了甩頭腦，將腦子裏的想法拋之腦後，重新辨別了方向，走向大豐廠的辦公大樓。
大樓裏麵的走動的行人寥寥無幾，我按著昨天的路線找到了人事部，敲門進入後，發現裏麵僅有一個人在值班，說明來意後，人事部的值班員很爽快的給了我一份廠裏的員工名單，大致的翻看了幾頁，裏麵的人員從廠長到看門保安都有，而且每人所在的崗位都有明確的說明，基本上是齊全的，為了不放心我還特意問了下，值班員迴答說每次廠裏有人員變動，都會立馬登記，不會拖延。
拿著表本迴到大豐廠的員工宿舍，孫建國等人此時正在樓下詢問居民的情況，看樓下排隊的情況似乎是挨個問話，我走過去問了下需不需要幫忙，孫建國很嫌棄的看了我眼：“你趕緊把你的那部分任務弄完就阿彌陀佛了，這邊的事情我們幾人來就夠了。”
“好說，那我就先整理人員名單了。”
走到一旁的樹根處盤坐下，我仔細翻看著手裏的人員名單，因為樓孫村早已經不在，原先村裏的人全都遷徙了戶口，所以此時人員名單上登記的戶籍並沒有樓孫村的地址。
於是我隻好先是從工位開始排查，為了弄清楚各個職位負責的工作以及化肥的生產過程，我喚來一個筒子樓的居民，仔細詢問了廠區的工作分配。從他那裏我得到了廠子的一些基本的工作分配和生產流程。
首先是倉庫，裏麵放著生產花費所需要的各種原料，其次就是一號廠房，裏麵的人負責對原料進行粗加工，比如配料、攪拌等方麵的工作。在經過對原料的粗加工後，半成品會通過管道運送到二號廠房，二號廠房的任務是將半成品進行深度加工，例如加入一些特殊的原料，讓其進行化學反應，轉化變成品，之後的成品會再次運輸到三號廠房，進行定型風幹處理，使其變成顆粒狀的化肥，最後裝袋運走。
因為對現場發現的灰色粉末鑒定結果尚未出來，我也不確定它們究竟是來自一號廠房還是二號廠房，於是抱著瞎貓碰上死耗子的心態，將現場發現的灰色粉末狀物質描述了番，結果被我詢問的居民還真知道，一口咬定說是來自一號廠房，並解釋說，灰色的化肥隻有一號廠房有，化肥在二號廠房已經變成了黑色，三號廠房也是黑色的，隻有一號廠房的半成品才會是灰色的。
根據這一線索，我開始在名單上尋找起來，十多分鍾過去，其中既住在筒子樓的，而且是在一號廠房上工的，同時滿足這倆個條件的一共有三人，分別是四十五歲的蘭凱，五十一歲的庫玉濤，和二十七歲的蘇福海。
如果按照之前推理的話，二十七歲的蘇福海現在基本已經可以排除嫌疑，剩下的隻有四十五歲的蘭凱和五十一歲的庫玉濤，現在沒查戶籍地址，還不確定他們原戶籍地在什麽位置，所以不好進一步作出排除。
將這一情況說給張斌聽，他瞧了倆眼又將目光挪迴到筆錄上，往前翻到一頁停下，指著其中一行對我說道：“諾，這是那倆人做的筆錄，至於蘇福海，還沒輪到他做筆錄，從他們剛剛說的來看，這倆人均有不在場證明，蘭凱昨晚帶孩子去醫院打疫苗，而庫玉濤則在四樓的一戶人家裏打牌。”
“倆個都有完整的不在場證明？那不活啊！”
看完筆錄我忍不住驚訝的失聲道，隨後又問：“帶孩子去醫院的是啥時候迴來的？打牌的是啥時候結束的？”
張斌攤手無奈的接著說道：“帶孩子上醫院的是一夜未歸，都在醫院照看孩子，今天早上才迴來的，而打牌的是十二點才結束的，我詢問過那幾個和他打牌的，中途沒有離場過，一直坐在牌桌上，甚至沒有去過廁所。”
這事孫建國走過來問道情況如何，我隻好將剛剛的發現報告給他，並說道：“副隊長，是不是我們的思路又出問題了？”
“不好說，咱們的思路可能並沒有出錯，而是兇殺隱藏的太深，就像去年公交車墜河一案，我們所看到的所有線索都是兇殺有意暴露給我們的，用來誤導我們的思路和偵案的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