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龍越長越大，養母的茅棚都不夠住了，她就告訴獨龍隻有切掉一段小尾巴才不會越來越長，剪了尾巴的獨龍在壯語裏稱為“特吉”。特吉的尾巴不再加長，身體卻仍然越長越大，養母終於養不起要放它自己謀生，特吉唿嘯一聲變成一隻騰空巨龍飛向深潭龍宮。養母死後，特吉將她葬在龍頭山頂的一座高塚，每年都夾帶著一陣風雨前來祭祀龍母。迄今，在大明山地的武鳴、上林、馬山、賓陽等縣，都分布大量的龍母村和龍母廟，其中武鳴縣兩江鎮的舊龍母屯還保留一尊明代以前的石雕蛇頭圖騰石，突顯龍母文化的蛇圖騰性質(圖一三)。
在江南地區，崇蛇文化可以明確地分成兩種不同的形態，第一類是具有底層特征的原初意義上的蛇神崇拜，第二類是漢越文化融合背景下被“文化改造”的蛇神故事。
作為曆史文化底層特征的蛇神崇拜，反映在十分興盛的蛇神崇拜上，迄今江南各地的“蛇王廟”及蛇神偶像崇拜隨處可見，如南京太倉、蘇州婁門內的蛇王廟，宜興城隍廟、太倉土地廟中的蛇神偶像崇拜，這些蛇神塑像或為蟠蛇形態，或為人首蛇身，或為蛇郎君手中握蛇，或蛇娘子佩蛇形發簪。各地把遇到蛇看成是吉利的好事，是祖宗迴家或財神將到，於是舊時太倉、常州、宜興一帶還常見“召蛇”或“請蠻家”的巫術，即在遇到天災人禍和巨大災難時，舉行儀式，請求蛇神“蠻家”保護，祭祀時使用人頭蛇身像和蛇形、蛇蛋形的食物。這些民間崇蛇習俗，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蛇圖騰文化。
江南地區家喻戶曉的“白蛇傳”故事就透露出了蛇被“文化改造”的曆史進程。漢話文本的白蛇故事出現於唐宋小說中，反映了漢民人文視野下“南蠻蛇種”被誣蔑為“妖”的文化境遇，此時的“白蛇”時以白衣女子現身、時又蛇形畢露，是專門掠殺男人的“蛇妖”。
明清小說中的白蛇故事又被發展成為蛇妖的白娘子與徐公子的愛情遭遇，不管是“白娘子永鎮雷鋒塔”還是她最終被“改造”成“蛇麵人心”好女子，進一步折射出漢民人文麵臨“非我族類”的“南蠻蛇種”時民族心理上所暗藏的“文化改造”心態。
從文化史、民族史的角度觀察，唐宋、明清曆代的漢話文本下“蛇妖”白娘子故事的跌宕情節，反映了華南越、漢文化更迭過程中，“南蠻蛇種”麵對“華夏文明”所遭遇的被征服的文化命運，華夏視野中的“南蠻蛇種”是壞的“妖孽”，需要被“改造”成符合華夏文化(倫理)的“好人”。可見，漢民時代“重新表述”的“白蛇傳”故事，折射出的是江南文化史底層的“蛇種”文化內涵。
在傳統史學的論述中，漢晉以後的“大移民”事件是華南民族更迭、華南漢人形成的根本原因。
華南漢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礎，主張長江下遊以南操吳、閩、粵、贛、客家等方言的“漢民”人群的形成，不能簡單地依據漢文史誌的記載而全部歸為漢晉以來“中原板蕩”、“衣冠南渡”，而應該綜合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的新發現，充分認識百越土著文化在華南“漢人”社會文化形成中的作用，甚至要重新研究被認為“最純種”漢人後裔的“客家”文化的真正源頭。
華南“漢人”包括了“漢化”的越人和“越化”的漢人兩類，民族誌上華南各族的崇蛇文化生動地反映了南遷漢民與華南土著民族的文化融合史。
黎族、壯族、侗族、傣族、苗族、佘、排灣、魯凱各少數民族的崇蛇習俗，基本上保留了“南蠻蛇種”蛇圖騰文化的原初形態，是作為史前上古華南土著直係後裔的重要證據。
嶺南漢人的龍母、蛇母信仰雷同於壯族社會，不管他們是越人的漢化還是越化的漢人，亦或就是“民族識別”中“弄錯”了的非漢民族，恐怕還得深入的研究，但濃重的崇蛇文化，表明他們並不是“衣冠南渡”的直接傳承。
東南漢人社會的兩類崇蛇文化形態，是東南地區漢越文化複雜融合進程的反映。具有“南蠻蛇種”圖騰原初形態特點的蛇神、蛇王崇拜，從這一點上說，這些“漢民”要麽是本質上尚未真正漢化的越人，要麽是徹底越化了的“漢人”，否則難於理解蛇圖騰文化在“漢人”社會的如此直接傳承與積澱。
從“白蛇傳”到“李寄斬蛇”、“侍者公”等大量“改造蛇妖”的傳說故事，作為漢文化強勢氛圍下遭遇的“南蠻蛇種”故事的“重新表述”，生動地反映了這部分“漢人”作為“漢化越人”的民族史性質。
哀牢
傣泰民族源於瀾滄江、怒江中上遊地區的古族群,多次在雲貴高原建立政權，後因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的擠壓，逐步向中南半島及南亞次大陸遷徙，分布在泰國、老撾、緬甸、越南、柬埔寨、印度、中國等多個國家，總人口約6800萬左右，中國境內有126萬左右。傣泰民族先後被中國史籍稱為“哀牢”（或“撣”）、“烏蠻”（或“白蠻”）、“僰人”（或“白人”）、“僰夷”（或“白夷”）、“百夷”、“擺夷”等名稱；國際社會把分布於各國的傣泰民族統稱為“泰族（thai）”；
在三千多年前，傣泰先民已經在瀾滄江、怒江中上遊地區形成一些部落小國，其中以“猛掌”（“猛”意為“地方、城邦、國家”，“掌”意為“象、大象”，“猛掌”即“象之邦”、“大象之邦”；“猛掌”包括瀾滄江沿岸的保山盆地與彬陽盆地，即保山市隆陽區東部、大理州永平縣西部）最為出名。
在江南地區，崇蛇文化可以明確地分成兩種不同的形態，第一類是具有底層特征的原初意義上的蛇神崇拜，第二類是漢越文化融合背景下被“文化改造”的蛇神故事。
作為曆史文化底層特征的蛇神崇拜，反映在十分興盛的蛇神崇拜上，迄今江南各地的“蛇王廟”及蛇神偶像崇拜隨處可見，如南京太倉、蘇州婁門內的蛇王廟，宜興城隍廟、太倉土地廟中的蛇神偶像崇拜，這些蛇神塑像或為蟠蛇形態，或為人首蛇身，或為蛇郎君手中握蛇，或蛇娘子佩蛇形發簪。各地把遇到蛇看成是吉利的好事，是祖宗迴家或財神將到，於是舊時太倉、常州、宜興一帶還常見“召蛇”或“請蠻家”的巫術，即在遇到天災人禍和巨大災難時，舉行儀式，請求蛇神“蠻家”保護，祭祀時使用人頭蛇身像和蛇形、蛇蛋形的食物。這些民間崇蛇習俗，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蛇圖騰文化。
江南地區家喻戶曉的“白蛇傳”故事就透露出了蛇被“文化改造”的曆史進程。漢話文本的白蛇故事出現於唐宋小說中，反映了漢民人文視野下“南蠻蛇種”被誣蔑為“妖”的文化境遇，此時的“白蛇”時以白衣女子現身、時又蛇形畢露，是專門掠殺男人的“蛇妖”。
明清小說中的白蛇故事又被發展成為蛇妖的白娘子與徐公子的愛情遭遇，不管是“白娘子永鎮雷鋒塔”還是她最終被“改造”成“蛇麵人心”好女子，進一步折射出漢民人文麵臨“非我族類”的“南蠻蛇種”時民族心理上所暗藏的“文化改造”心態。
從文化史、民族史的角度觀察，唐宋、明清曆代的漢話文本下“蛇妖”白娘子故事的跌宕情節，反映了華南越、漢文化更迭過程中，“南蠻蛇種”麵對“華夏文明”所遭遇的被征服的文化命運，華夏視野中的“南蠻蛇種”是壞的“妖孽”，需要被“改造”成符合華夏文化(倫理)的“好人”。可見，漢民時代“重新表述”的“白蛇傳”故事，折射出的是江南文化史底層的“蛇種”文化內涵。
在傳統史學的論述中，漢晉以後的“大移民”事件是華南民族更迭、華南漢人形成的根本原因。
華南漢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礎，主張長江下遊以南操吳、閩、粵、贛、客家等方言的“漢民”人群的形成，不能簡單地依據漢文史誌的記載而全部歸為漢晉以來“中原板蕩”、“衣冠南渡”，而應該綜合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的新發現，充分認識百越土著文化在華南“漢人”社會文化形成中的作用，甚至要重新研究被認為“最純種”漢人後裔的“客家”文化的真正源頭。
華南“漢人”包括了“漢化”的越人和“越化”的漢人兩類，民族誌上華南各族的崇蛇文化生動地反映了南遷漢民與華南土著民族的文化融合史。
黎族、壯族、侗族、傣族、苗族、佘、排灣、魯凱各少數民族的崇蛇習俗，基本上保留了“南蠻蛇種”蛇圖騰文化的原初形態，是作為史前上古華南土著直係後裔的重要證據。
嶺南漢人的龍母、蛇母信仰雷同於壯族社會，不管他們是越人的漢化還是越化的漢人，亦或就是“民族識別”中“弄錯”了的非漢民族，恐怕還得深入的研究，但濃重的崇蛇文化，表明他們並不是“衣冠南渡”的直接傳承。
東南漢人社會的兩類崇蛇文化形態，是東南地區漢越文化複雜融合進程的反映。具有“南蠻蛇種”圖騰原初形態特點的蛇神、蛇王崇拜，從這一點上說，這些“漢民”要麽是本質上尚未真正漢化的越人，要麽是徹底越化了的“漢人”，否則難於理解蛇圖騰文化在“漢人”社會的如此直接傳承與積澱。
從“白蛇傳”到“李寄斬蛇”、“侍者公”等大量“改造蛇妖”的傳說故事，作為漢文化強勢氛圍下遭遇的“南蠻蛇種”故事的“重新表述”，生動地反映了這部分“漢人”作為“漢化越人”的民族史性質。
哀牢
傣泰民族源於瀾滄江、怒江中上遊地區的古族群,多次在雲貴高原建立政權，後因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的擠壓，逐步向中南半島及南亞次大陸遷徙，分布在泰國、老撾、緬甸、越南、柬埔寨、印度、中國等多個國家，總人口約6800萬左右，中國境內有126萬左右。傣泰民族先後被中國史籍稱為“哀牢”（或“撣”）、“烏蠻”（或“白蠻”）、“僰人”（或“白人”）、“僰夷”（或“白夷”）、“百夷”、“擺夷”等名稱；國際社會把分布於各國的傣泰民族統稱為“泰族（thai）”；
在三千多年前，傣泰先民已經在瀾滄江、怒江中上遊地區形成一些部落小國，其中以“猛掌”（“猛”意為“地方、城邦、國家”，“掌”意為“象、大象”，“猛掌”即“象之邦”、“大象之邦”；“猛掌”包括瀾滄江沿岸的保山盆地與彬陽盆地，即保山市隆陽區東部、大理州永平縣西部）最為出名。